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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曾经到华师一附中演讲。我上楼梯的时候，看到印有我头像的海报，我的嘴上没有被墨笔画上卷翘的八字胡，脸上也没有被圆规扎出来的麻点子，我顿时对这个学校心生向往，觉得学生素质之高，果然名不虚传。那天，我讲的主题是《事儿》，以幻灯片开头，那是朱德庸的一组漫画《跳楼》。演讲完后，有学生问：“你将来想上哪个高中？”我说：“我想上你们这个高中”。这是恭维话，也是心里话。他说：“为什么？”我说：“听说你们过得很轻松。”他立刻露出“误传误传，非也非也”的神情。
我参加招生考试那天，多亏我英明的老爸提前预定了附近的宾馆，来考的学生太多了。考试内容我忘了，只记得我考完之后头疼得厉害，早早就睡觉了。
我考得不差，不过被录取大约跟我演讲并上了“校园新闻”关系更大。学校的名人很多，比如高二年级有一位围棋国手，还有一位得了物理数学国际奥赛金牌的哲学家兼诗人。我们这一届不仅学生多，名人也多，有区里市里的中考状元、电视台少儿频道主持人、唱美声的、国家一级运动员。当然也不乏高官的公子、财团的继承人。哦，还有一个我，我是写书的。“蒋方舟”算不算名人呢？至少应该肯定算人名吧。
我想自己的第一步是应该做一个普通学生，融入新的环境。
我刚入校时，班主任曾找我谈话，亲切地希望我的学习成绩不要太难看。我老妈则帮我铺好床，拉着我的手热泪盈眶地说：“娃呀，你把生活搞好是主要的，学习随便搞搞就行了。”老妈认为我除了攒钱没有别的本领。自理能力超差，在把学习搞好之前，就先把自己搞死了：吃不上饭被饿死，洗脸被淹死，洗澡被烫死，不洗澡被脏死。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很伟大也很实际——考进年级第1000名，这算中等水平。
我理科弱，数学老师水平超好，对我很好，所以我还能强撑着。我的策略主要是先把文科整成我的强项。我虽然出了几本书，语文成绩却马马虎虎，连作文都不是最好的。我出版过《邪童正史》，自信在历史方面不输别人，还买了两本历史练习册在晚自习时做，立志当班里的“历史一姐”。可是班里的理科一哥，竟然也在做历史题——你说你跟我争啥争呀？！
现在，我能理解当初羡慕这个学校人人过得“轻松”时，别人为什么会露出“误传，非也”的神情。轻松是不假：测验无人监考，周末照样双休，下午四点之后，可以去图书馆上网，也可以去学街舞……不过你无法不比别人更刻苦，因为你看见别人吃完饭往教室赶，就心里没底，总觉得别人比你学的多。
我上高中半年后，不仅没有把自己搞死，而且吃胖了，胖得脸上有富余地方再长一套五官。我的数学进步了30分，在全市的英语竞赛获得二等奖，全市语文竞赛（无作文）获得一等奖。
正当我很享受自己变成一名普通学生的时候，一位第一次谋面的学长对我说：“你不要融入这个环境……”世界上谁这样忠告别人？我正想问为什么，他就匆匆上台拉大提琴去了，再也没有遇见他。
这也是这所高中与众不同之处吧：你不能太得意，太骄狂；但是你也不能无个性，不能太普通。
我的生活看起来很开心，但其实，内伤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脱离家庭远离市中心的情况下，终于成功地变成了一个资讯匮乏、大脑简单的人。偶尔逛一趟学校超市就像刚从深山老林放出来一样，摸着种种新奇花里胡哨的东西老泪纵横。喜怒也变得很简单，我完全不像是写过长篇小说的人了。
学校对我很照顾，给我配了一台电脑，调整了寝室。不过，要恢复写长篇小说，并不很容易。我已经推掉了一天一篇的那种密集专栏，只接了周期长的月刊专栏，主要是担心自己交不上稿。我是住宿生，作息时间由不得我。有一次，我必须在两天之内（其实只有两个中午）交4篇稿，我吃午饭的时候，恨不得跳楼。幸亏别人送给我几张饭票，我才喜笑颜开。
我对自己的交代是完成了第八本书《骑彩虹者》，并签订了出版合同。来串寝室的同学听到我在“谈生意”,都觉得特别惊奇。我发誓这部小说是足以让我自豪的，就算只有六个人看我也是自豪的——这该是我能给予自己的最佳褒奖吧。
周六周日的时候，宿舍楼同学几乎都回家了。这是我的最佳工作和娱乐时间，我会在寝室看影碟至很晚。我看了伊朗女孩汉娜导演的记录片《疯狂的快乐》，简直又羡慕又嫉妒，谁说小孩不能做大师？这个十五岁的少女导演，完全是大师风格。我常常宣扬自己将来要做大师，看来有人证明，完全不必等到很远的将来。
总之，我上高中了——这个事实让一部分知道我名字的读者奇怪，有的人说：“我小时候就听说过你，现在我上大学了，你竟然才上高中！”事实上，我自己也大惑不解，我的生活仿佛已经进行了很多年。
秀兰·邓波儿曾说过：“我匆匆度过了婴儿时期，就开始工作了。”我最早看到这句话时，差点哭了——我觉得这样很幸福，我希望自己从2岁就开始工作，一直工作到200岁。
蒋方舟，1989年10月出生。七岁开始写作，九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被湖南省教委定为素质教育推荐读本，并改编为漫画书。十一岁写成长篇小说《正在发育》，以其迥异于同龄人的成熟与大胆、古怪精灵的文字，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和讨论，并在台湾出版繁体版本。十二岁写成长篇小说《青春前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年在《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开设专栏。
编辑/孟广丽
我参加招生考试那天，多亏我英明的老爸提前预定了附近的宾馆，来考的学生太多了。考试内容我忘了，只记得我考完之后头疼得厉害，早早就睡觉了。
我考得不差，不过被录取大约跟我演讲并上了“校园新闻”关系更大。学校的名人很多，比如高二年级有一位围棋国手，还有一位得了物理数学国际奥赛金牌的哲学家兼诗人。我们这一届不仅学生多，名人也多，有区里市里的中考状元、电视台少儿频道主持人、唱美声的、国家一级运动员。当然也不乏高官的公子、财团的继承人。哦，还有一个我，我是写书的。“蒋方舟”算不算名人呢？至少应该肯定算人名吧。
我想自己的第一步是应该做一个普通学生，融入新的环境。
我刚入校时，班主任曾找我谈话，亲切地希望我的学习成绩不要太难看。我老妈则帮我铺好床，拉着我的手热泪盈眶地说：“娃呀，你把生活搞好是主要的，学习随便搞搞就行了。”老妈认为我除了攒钱没有别的本领。自理能力超差，在把学习搞好之前，就先把自己搞死了：吃不上饭被饿死，洗脸被淹死，洗澡被烫死，不洗澡被脏死。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很伟大也很实际——考进年级第1000名，这算中等水平。
我理科弱，数学老师水平超好，对我很好，所以我还能强撑着。我的策略主要是先把文科整成我的强项。我虽然出了几本书，语文成绩却马马虎虎，连作文都不是最好的。我出版过《邪童正史》，自信在历史方面不输别人，还买了两本历史练习册在晚自习时做，立志当班里的“历史一姐”。可是班里的理科一哥，竟然也在做历史题——你说你跟我争啥争呀？！
现在，我能理解当初羡慕这个学校人人过得“轻松”时，别人为什么会露出“误传，非也”的神情。轻松是不假：测验无人监考，周末照样双休，下午四点之后，可以去图书馆上网，也可以去学街舞……不过你无法不比别人更刻苦，因为你看见别人吃完饭往教室赶，就心里没底，总觉得别人比你学的多。
我上高中半年后，不仅没有把自己搞死，而且吃胖了，胖得脸上有富余地方再长一套五官。我的数学进步了30分，在全市的英语竞赛获得二等奖，全市语文竞赛（无作文）获得一等奖。
正当我很享受自己变成一名普通学生的时候，一位第一次谋面的学长对我说：“你不要融入这个环境……”世界上谁这样忠告别人？我正想问为什么，他就匆匆上台拉大提琴去了，再也没有遇见他。
这也是这所高中与众不同之处吧：你不能太得意，太骄狂；但是你也不能无个性，不能太普通。
我的生活看起来很开心，但其实，内伤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脱离家庭远离市中心的情况下，终于成功地变成了一个资讯匮乏、大脑简单的人。偶尔逛一趟学校超市就像刚从深山老林放出来一样，摸着种种新奇花里胡哨的东西老泪纵横。喜怒也变得很简单，我完全不像是写过长篇小说的人了。
学校对我很照顾，给我配了一台电脑，调整了寝室。不过，要恢复写长篇小说，并不很容易。我已经推掉了一天一篇的那种密集专栏，只接了周期长的月刊专栏，主要是担心自己交不上稿。我是住宿生，作息时间由不得我。有一次，我必须在两天之内（其实只有两个中午）交4篇稿，我吃午饭的时候，恨不得跳楼。幸亏别人送给我几张饭票，我才喜笑颜开。
我对自己的交代是完成了第八本书《骑彩虹者》，并签订了出版合同。来串寝室的同学听到我在“谈生意”,都觉得特别惊奇。我发誓这部小说是足以让我自豪的，就算只有六个人看我也是自豪的——这该是我能给予自己的最佳褒奖吧。
周六周日的时候，宿舍楼同学几乎都回家了。这是我的最佳工作和娱乐时间，我会在寝室看影碟至很晚。我看了伊朗女孩汉娜导演的记录片《疯狂的快乐》，简直又羡慕又嫉妒，谁说小孩不能做大师？这个十五岁的少女导演，完全是大师风格。我常常宣扬自己将来要做大师，看来有人证明，完全不必等到很远的将来。
总之，我上高中了——这个事实让一部分知道我名字的读者奇怪，有的人说：“我小时候就听说过你，现在我上大学了，你竟然才上高中！”事实上，我自己也大惑不解，我的生活仿佛已经进行了很多年。
秀兰·邓波儿曾说过：“我匆匆度过了婴儿时期，就开始工作了。”我最早看到这句话时，差点哭了——我觉得这样很幸福，我希望自己从2岁就开始工作，一直工作到200岁。
蒋方舟，1989年10月出生。七岁开始写作，九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被湖南省教委定为素质教育推荐读本，并改编为漫画书。十一岁写成长篇小说《正在发育》，以其迥异于同龄人的成熟与大胆、古怪精灵的文字，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和讨论，并在台湾出版繁体版本。十二岁写成长篇小说《青春前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年在《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开设专栏。
编辑/孟广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