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会感觉我们这一行当里的聪明人聚集的程度要超过人类平均水平，一个标志是经常能发现本质的问题，比如传统媒体不好过，那是因为效率太低，所以落后挨打。效率的确不高，一篇好作品耗时一两个月，但最后也就是化身一篇文章，然后在杂志报纸上出现那么一次，然后就没了……好文章的确是这么产生的，也是这么消耗掉的。不过，我不是很赞同聪明人的看法，我觉得我们这一行还有一个问题是好作品太少。因为好作品少，所以愈加脆弱，愈加弱不禁风。
　　《第一财经周刊》某种意义上算是一本成功的杂志，人均利润去年差不多有将近40万，这在杂志业算是不错的，虽然赚钱是一件脸面有光的事情，但我觉得利润有点太高了，我们本来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吸引更多的人才，做更多的好文章—说起来很丢人，《纽约时报》在它顶峰阶段的1963年，其全部收入可以达到1.36亿美元，但利润只有260万美元—我说的是我们自己丢人，以我们的盈利水平本来应该出产更多的好文章、更稳定地提供好文章给读者才对，但我们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只用来赚钱的那种机构。
　　聪明人密度高的另一个标志是，在发现问题之后能迅速找到解决方案。我这些年看过不少致力于“提升效率”的媒体，有的是在记者身上下工夫，最好采了内容能先用在网络上，然后用在报纸上，如果再深度报道一次就更完美了；有的用在记者身份的转换上，“好”一点的把资源当成建立圈子、作培训作咨询之类的手段，更直接一点的就是拿来做销售，还美滋滋地认为自己已经成为报道行业的产业链中的一部分。
　　我们知道互联网对经济影响的第一步就是对产业链的改造，减少层次、消弥不对称性，它最直接表现在渠道作用凸显，所以受影响行业都有“渠道为王”和“内容为王”的争议出现，但鲜少有我们这一行业里，在发现渠道日益重要之后，首先想怎么在内容上摊薄成本—或者叫偷工减料。渠道或者内容本来不是互相对立非此即彼的东西。我们偶尔会想起那些成功设置了“付费墙”的媒体，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有能力在互联网上实现收费，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好内容支撑。
　　想到这个问题的原因，并非是我悲观地想到这一行当陷入末日而惶惶然，而是看我们这期的封面故事的采访资料。有研究者说，在1997年回归之前香港电影有那么一股末日情绪，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谁也不会为未来的香港电影负责，所以就是捞钱，所以粗制滥造，所以寅吃卯粮，最后移民算了。结果呢，当好莱坞的《侏罗纪公园》、《生死时速》和《泰坦尼克号》这样的大片时代到来，一下子就把香港电影多年的积累冲垮了。香港电影可能死于政策变化，可能死于管制严厉，但究其内里，还是死于放弃了内容。
　　这末日论调现在同样出现在媒体业当中。末日论者还未曾努力—既没打算在优势内容上建立壁垒，也没打算好好在渠道上建立通道，总之什么也没做，就已经很聪明很犬儒地宣告传统媒体失败，然后很聪明很随波逐流地将自己的失败归于大势所趋。我们在这期封面故事中将会看到笨一点的刘德华、江志强们在用笨方法，一点一点地恢复香港电影的尊严—把政策因素放一边，先认认真真地做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