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的开始，又是新的一期出版，每当此时，作为一名编辑，总是诚惶诚恐，不知过去的一年呈现给读者的精神食粮是否合格，是否能让读者共情或者有所收获。回顾2020年的《大理文化》，小说仍是重头戏，全年“开篇作品”和“小说平台”共刊发小说19篇，约计26万字。在数不清的来稿中，我能体会到作者想要表达的欲望，也能看到故事背后的那一个个人物，体会到故事里的一段段感情。回顾2020年《大理文化》刊发的小说，我能记起当时编发的情况，每一次阅读，每一次校对，都让我对这些小说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感知，每一次编稿、改稿都希望呈现给读者的是我自认为无论在讲故事的手法还是故事本身都很好的小说。
　　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应该是明确的，小说应该有文学性。文学性是文学最重要的指标，文学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现实生活的原材料经过艺术加工成为既来源于现实生活又区别于现实生活具有超越性的才是文学应达到的目的。因此小说就必然是来源于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的书写。我在编辑的过程中也秉持着这个原则，那些有超越现实生活生发出来的作者的思考和理想我觉得是重要的。纵观2020年《大理文化》编发的小说，题材多样，手法多变，以本地的作者为主，大致可分为三类加以概述。
　　一、具有时代特色的小说创作
　　作为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小说，必然是具有时代特色的。2020年对中国乃至世界来说都是极为艰难的一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全国人民一起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景象让人震撼。而2020年又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肺炎疫情和脱贫攻坚的双重压力呈现出巨大的重量压在我们的身上。在这样的特殊时刻，文学特别是小说就应该走近时代的困境，走进时代困惑者的心中，指引前行的方向。但是，这几年的现实题材写作也确实是越来越难了，素材太多，以及对素材的如何取舍也让作家们越来越迷茫。毕竟，社会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一个天翻地覆的中国几乎在几十年间就完成，面对这样一个快速蜕变的历史进程以及那些悲壮而生动的现实，作家们真的必须走近和呈现，用文学的笔触来记录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风貌。
　　2020年第5期《大理文化》抗疫专号，我们以文学的名义记录了2020年的春天的这场抗疫战役。在这个春天，虽然有着“新冠病毒”的阴影，但呈现出来的却是整个国家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医务人员的奋不顾身，基层工作者的日以继夜，社区志愿者的甘于奉献都是让人温暖和动容的，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也在这个春天里散发着自己的光和热。第5期“抗疫小说”编发了崔立的《明媚的春天》，小说的主人公酒店老板姜伟就是这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一个，在这个春天里他有着自己的情感困境，偏又遇上了这病毒困境，导致生意亏本，几近坚持不下去。但是，人是有力量的，就像在春天里一定会盛开的花朵一样，担当责任，办法总比困难多，不放弃，明媚的春光必然在眼前。小说从平凡的个人入手，主人公是受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普通人，可能不像医务人员那样奔在最前方，但是他们也在后方默默地努力，坚持着自己的事业，温暖着周围同样需要支持的人。他们坚信明媚的春光一定在寒冬之后。
　　2020年第10期“小说平台”编发了马碧静的《柳枝已经很长了》，也是一个从侧面来展现2020年春天发生的故事，小说从一个老人的荒诞行为开始，结束于一盒温暖动人的粽子。小说设置了“悬念”，老人古怪行为背后的原因，“武汉有什么”以及长长的柳条对老人意味着什么，在小说的叙述下慢慢揭开。“小娥”是谁并不重要，是不是奔赴武汉的医务人员也不重要，在家国大义的背景下，千千万万的“小娥”离开了需要关照的亲人，迎难而上，在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小说呈现了这段特殊时期的背后故事，从侧面展现了医务人员背后的辛酸，在他们奔赴武汉抗击疫情的时候，在他们的家里或许也有需要守护的父母、孩子和爱人。
　　无比艰难的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让我们看到了全国人民的众志成城，举国同抗疫的那些画面仍历历在目。而我们只能在勇气和奋斗之下奔赴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时刻，重重压力之下，我们“逾越了冬天，抵达到春天”。时代的浪潮总是裹挟着我们奔赴向前，在战胜贫困，全民奔小康的时代洪流中，小说自然不会缺席，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瞬间值得铭记。
　　“小说平台”2020年第10期编发了闵凡利的《乡村新事》，小说以对话的形式，行云流水的歌颂，刻画了农村老年人现在的幸福生活，展现了脱贫攻坚奋斗中农村新产业的勃勃生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偉大时代的奋进中，一曲曲勤劳、勇敢的欢歌在唱响，一张张满是幸福的笑颜在绽放。第12期编发了唐宝洪的《喊泉》，如大多数脱贫攻坚题材作品，《喊泉》聚焦在驻村干部龙钦汀身上，让他从一个不受单位重视的软弱文人成长为一个做事有想法有方法能在所驻鹏美村干出一番事业的脱贫攻坚干部。这个转变是艰难的，一开始和村里干部群众的融合，其中有被质疑和低估，他跑项目争取资金给贫困户想办法一步一步获得了村民的支持，这些就是龙钦汀在所驻村干的事，也是一个扶贫干部勇于作为的事。龙钦汀因地制宜、因户施策明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从长远的角度为鹏美村寻找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这才是脱贫攻坚的应有之义。小说的笔触是激昂的更是温情的，主人公与村里群众之间的默默支持，见证着鹏美的发展以及这个时代的变革，脱贫之路必将广阔而坚实，我们也必将取得脱贫攻坚的胜利。
　　二、具有现实主义深刻思考的小说
　　中国文学历来和现实紧密相连，有着深远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反映社会现实存在的问题应是小说的题中之义，写乡土与乡村，要直面生活形态的急剧转型，或写生存中的精神坚守，或写乡民意识的自我觉醒。而以当下都市为场景的小说，就要写出都市给人带来的快乐和烦恼。相对于讲个故事，小说的内涵应该更深刻，应该能引发读者更深层次的思考。
　　“开篇作品”2020年第1期编发了曹永的小说《小说二题》其包括《蓝色火焰》和《鹦鹉》两篇。曹永擅长用锋利的刀挑开现实与人性的幽微，特别擅长描写人物的内心。《蓝色火焰》中铁匠徐荣华对于蓝色火焰，以及自己所制作的那些铁器珍视却无力呵护，他不希望上面会染上一些血迹，而偏偏不如人愿，曾经的徒弟王少军先后用徐荣华制作的刀杀人，坐牢出来后又做一些违法之事，并最终殒命，而在王少军死亡的同时，徐荣华差点没忍住去把自己制作的刀捡拾起来，这里面有着对于自己珍视的东西消失后，近乎悲凉的复杂情绪。《鹦鹉》总会让人莫名想到“鹦鹉学舌”那种感觉，两个口吃的人之间的误解，在那种悲凉的幽默与乡镇长近乎固执的坚持中，在对于细小的，甚而是不值一提的面子，近乎荒唐的纠缠中，有好些让人深思的东西。那些变淡的蓝色火焰，那只越飞越远的鹦鹉，那同样也是某种现实的一种隐喻，是一些美的消失的隐喻。 　　“开篇作品”第12期马碧静的《颐老记》关注了当下老年人的情感与生活，这同样也是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也应该是作家在创作中要触及和思考的一个主题。《颐老记》便是对于这个主题的一次触及与思考，马碧静通过看似不可能与看似有悖常理的故事，对老年人的生活与情感，以及在生活中处于弱势的群体进行了深刻洞察。老王的丧妻之痛，儿孙的不在身旁，同时自己出现在省城儿子家时感觉到处境之尴尬，都给他的老年生活带来了那种无尽的孤独与空。而这种孤独与空的填满，却不是源自儿子，而是源自一个智力发育不全的女人，作家通过这样近乎极端，同时在现实中也不是不可能的设计，让两个弱势的人用那种可贵的温暖相互慰藉，找寻到了一种可贵的幸福。作家也通过这样貌似的极端，在追溯那些幸福，那些已经丧失的幸福中，又努力重构一种幸福，至少是一种可能的幸福，也才可能真正“颐养天年”，真正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小说平台”第2期姚静的《阿妈在远方》着眼在几代人的身上，从苦难到幸福其间有太多的故事，特别是里面女人的命运着实凄凉，“月亮婆婆”的坚毅和苦难让人动容，农村女人的艰辛着实令人触目惊心。小说里，作者刻画出不同女人面对苦难的不同选择，不同结局和不同人生，但她们都是具体可感的，是真实存在的，是现实生活中不同人生的选择。读来会有共鸣和酸楚，贴近现实的小说就是呈现给我们生活的原貌，最可贵的是里面温情和善良的力量，吉祥对父亲的心疼，对母亲的思念，吉建林对母亲的爱，对妻子私奔的恨不起来……作者在叙述中，让叙事在具体事件和具体冲突中呈现出人物的“圆形”，让“圆形人物”滚动起来传递出温暖的力量。
　　第3期北雁的《遥远的水》，“水”在小说里充满了象征意味，一会是永远回不去的故乡，一会是现下的复杂生活，一會是心中念念不忘的人。作家北雁在小说里用“水”串联了一切，许大明的过去，现在甚至是未来在他与水的关系中慢慢呈现出来。他对水的节约、他蜗居城市不愿回家以及他对“小朋友”的执着都有了能说服人的理由。可是，无论是故乡、城市还是女朋友，都是遥远的，是可观却不可触及的。小说的现实意味就此生发了出来，农村青年进城之后的艰辛故事，农村青年进城之后的状态，农村青年进城之后的困顿都在小说中有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故乡回不去，城市融不进，精神无处安放，这成了农村进城青年这几十年的一个综合表现，作家关注了这个问题，问题的现实和复杂使得在小说里许大明的困局是无解的，而同样的问题在现实生活里也多是无解的。
　　第4期编发了山程的《而立之年》，这是一篇很“真实”很“现实”的小说，“我”作为一个和主人公松果相似的局外人，见证了松果的一段人生，一段爱情。大学毕业到而立之年，这本该是一个人最美好的时光，可以任自己生长，任自己去闯荡，对生活和爱情充满了憧憬和期望，热情、拼搏、执着可以说是这段时间的标志。松果也如此，他为了更好的生活曾经也热烈地拼搏过。不过，现实的残酷磨掉了他的锐气，磨掉了他的理想和爱情。松果的女朋友小疏在经历对松果的失望以及现实生活的压力后，内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曾期待爱情的她在现实生活面前，把一段长达八年的爱情磨灭了。小说从三个不同的叙述视角从宏观到微观将男女主人公内心的真实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给读者一种“真实”的冲击感。在时间的变化下，人的感受和想法在不断改变，松果和小疏的爱情在生活里起了变化，没有对错，只能说人性的复杂和现实的沉重总会让人在不经意间变化。而旁观的“我”也如松果一样，有着任性的生长却也被现实无情地压抑。
　　第6期刘永松的《白月光》，是一篇接地气的小说，白月光象征了老师的坚持和爱可以拯救陷入绝望的孩子，他们就像黑暗里的白月光点亮了学生也照亮着自己。无休止的学习，做不完的作业，提高不了的成绩，这就是小说里初中学生的梦魇。他们在老师和家长的逼迫下为了成绩不得休息不得吃饭不得娱乐，最终产生了上学恐惧症。小说里来自农村学校的龙飞老师，在第一天进入城市重点中学就见识了此病症，由他的视角小说将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做了强烈的对比，同是天真活泼的孩子，在不同的环境下有不同的境遇和不同的结果，龙飞老师后来的经历让我们见识到了城里学生的上学群像。他那意气风发的教学理想和美好向往破灭了，他只能在自己的范围内努力去保护孩子，但是他的“保护”却被否定，被责骂，被孤立，现实生活里高压教学问题被作者以一种极致和爆发式的荒诞冲突展现出来，最后严重抑郁的龙飞的幻觉可能就是高压应试教育的恶果。小说里没有给出怎么解决应试教育问题的答案，但它的结局却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全社会的综合难题，严峻形势值得全社会高度重视。
　　三、具有独特风格和手法的小说
　　有现代意味或者先锋气息的小说一般都是比较有难度的写作，但是这样的写作往往能带给读者一种陌生感，引发阅读的兴趣，而这种小说也往往在结构设置，语言风格、情节推进等方面有着独特性。
　　2020年第4期“开篇作品”吕志军的小说《大雪飞扬》，是一篇在结构上有着精心设计的小说，在里面可以隐隐感受到先锋小说的意味，它提供了一种如何处理现实的方式。小说中，故事中套着故事，同时有着几重现实的相互交织，“我”要写的小说所表达的又何尝不是一种现实。小说中的“我”去乡下写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作为留洋博士的“桀”在回到博物馆上班后，遭遇可谓凄惨，才能得不到真正发挥，在遭受着多重来自现实与精神的摧残后，决定自杀。而现实中的“我”，在山村见到了远在上海不能照顾的小格的双亲，在生活上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小格的父亲病后留下的后遗症，让他们这对老夫老妻之间也有了一些裂痕，还目睹了他们对于城市生活的不适，同时“我”还目睹了张欣在生活中遭受的不公。这篇小说，思考人的价值，人在生活中的各种遭际与无奈，人的真正幸福。诸多人性与现实的东西，交织在一起，引人深思。
　　第7期徐东的《喋喋不休》，通篇都是主人公李修竹的喋喋不休，小说形式设置有新鲜感。李修竹是位小有成就的青年诗人，他的特点是爱说话，说起来喋喋不休。他执著于文学，曾是不管不顾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朋友周而复从外地来深圳发展，见证了他的种种变化，也不断地在帮助他，但却无法真正把他拉到现实中来。最终在结婚有了孩子的生活压力面前，不得不从理想主义的泥潭中努力走出来。他最终放下写作，利用自己出色的口才成了一名出色的销售员，后来又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小说视角独特，以一个喋喋不休者的喋喋不休推动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同时作家想呈现的是用语言来思考现实，李修竹的喋喋不休中触碰了很多人现实与精神之间的那种矛盾与冲突。李修竹是回到了现实，而现实中，太多如李修竹一样的人，却自始至终都无法回到现实。 　　“小说平台”第8期编发了山虫的《第四人称》，这篇小说采用独特的叙事视角和形式，使整个故事形成一个叙事的解析，一个事件经由老师和学生不同人格以及老师的不同人称的叙述，一件事便有了多重的含义。打了学生的老师，被打的学生，以及事件外的作者，他们都有不同的想法，对于这件事他们也有不同的理由和不同的心理。正如小说中所说“文学所描述的世界是我们俗眼所看不到的世界。但无论看得到或看不到，里面必定有‘我’。”主观的第四人称的“我”才是关键。一个普通的事件在作者精心的构筑下，解析成了人物不同人格的表达，也就解析了事件的多个方面，反思了社会事件的片面解读。
　　碍于篇幅的限制，概述里只是选择了部分刊发的小说，但是总体来说，2020年《大理文化》在小说的编发上还是注重了题材的多样性，比较关注现实生活，时代浪潮，老中青的作者都有，也努力推出了新面孔和年轻的新生代。但是，从整体来看，小说创作的手法还是过于传统，作家们没有进行一些比较有难度的写作，在创新意识上还是比较缺乏。年轻作者的小说创作也还在摸索阶段，呈现出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不足。但是，也正是年轻的作者对文学的创新性追求更多样，在文本意识上也会强一些。但他们也有极大的不足那就是转换度大，有些中篇完全可以延伸为长篇的写作。
　　在未来的时间里，我期望能遇到不同风格和具有异质性的小说，特别期待作家们能在文本上进行有益的探索。优秀的小说都是具有不同调性的，表现为不同的特质，小说具有了独特的风格，必然带给读者一种“陌生化”，它取决于语言、形式、结构、技巧甚至是故事，可以将读者从日常的认知、思维和阅读习惯中解放出来。
　　时代科技的发展导致了资讯迅速爆炸的今天，很多现实事件本身的曲折和离奇往往超过了小说故事。所以，小说的寫作便越来越难，讲好一个故事成为小说的关键。小说写作在实验性、前沿性、思想性上的探索，就变得尤为迫切。
　　小说应在叙事中秉持显豁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立场，通过文体观念，将现实历史、文化政治以至哲学思索化入文本之中，使其深具批判性和内省性，并通过明确的理论主张，在文本中根植知识与精神强度，凝聚成特定的话语形态，以此回应复杂多元的历史、现实与人性。思想、理性、知识等充满智性向度的叙事形态能重新凝聚起叙事的思想性与精神的总体性，一种真正的介入式的写作应是小说创作的维度。从小说的内部而言，充满创新性的叙事有助于矫正当下叙事的琐屑与表述的随性，在文体、语言、意象、章法等方面加以深耕与经营，从而为修辞与形式的变革不断提供新的创造性元素。
　　在世界文学史中，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苦心经营的复调叙事，卡夫卡悲凉的荒诞，还是博尔赫斯在小说世界中的哲理探射，不乏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理性观念及哲理观照切入小说叙事的尝试。从这个角度而言，小说甚至可以不必过多考虑情感与思想的占比，关键在于如何在叙事的框架内展露 “问题”与“思想”。因为问题的背后，是文化的追问，是思想的投射。小说总是蕴含着作者的问题与困惑，进而去探寻叙事的方式与方法。这就不得不要求理与情之间完成充分的语言转化、形象转化以及结构转化。所以，现在的小说创作不能一味追求情节的曲折，人物的塑造，而是要在情节与人物之上完成问题、思想和意义的表达，观照人性的幽微，事件的背后，时代的浪潮。
　　作为一名编辑，对每一份稿件都是珍视的，在长年的编辑工作中，极为期待大理本土的写作者们从《大理文化》起步走向全省、全国，也真心为他们在写作上的进步欣喜。感谢每一位作者和读者能够保有文学的初心，怀揣文学的梦想，关注《大理文化》，伴随《大理文化》进步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