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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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引擎，而中国近现代乡村地权分配问题，特别是在土地分配集中和土地分散等重大问题上，近年来学界论争不断。胡英泽运用吉尼系数的研究方法，分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西、河北、山东三省的地权分配情况，论定三省农户土地占有虽然相对分散，但地权分配吉尼系数大致在0.5以上，很不平均。这一结论，与李景汉、梁漱溟等对土地分配不均的研究体认是一致的。其重要原因是，无地、少地农户占有较大比例，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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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引擎，而中国近现代乡村地权分配问题，特别是在土地分配集中和土地分散等重大问题上，近年来学界论争不断。胡英泽运用吉尼系数的研究方法，分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西、河北、山东三省的地权分配情况，论定三省农户土地占有虽然相对分散，但地权分配吉尼系数大致在0.5以上，很不平均。这一结论，与李景汉、梁漱溟等对土地分配不均的研究体认是一致的。其重要原因是，无地、少地农户占有较大比例，占地规模低于所在村庄的平均水平。这一地权结构，当中国共产党推行耕者有其田、平分土地的土地政策时，就会因村庄地权分配的差异性而面临不同遭遇，具体而言，就是“有地主的土改”和“没有地主的土改”两种情形。了解晋察鲁三省地权分配的结构性特征，是认识近代华北乡村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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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中国？从周代开始，这就不再成其为一个问题。无论是“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还是“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几千年来，中国都是文明的中心，被四夷和化外之民所围绕簇拥。中国人于兹土安身立命、歌哭生聚，虽有朝代的兴废，但却没有文明的断绝。 直到四夷和化外之民，不但动刀动枪，还携其文明鼓荡而来时，中国人对自身的理解才被彻底敲碎，惊叹眼前的世界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期间，从不分你我，到迟疑犹豫，再
沉香，是沉香树在受到外部伤害，或遭遇本身病变等情况下分泌出的树脂和木纤维的混合物。这个看上去“其貌不扬”的“伤病后遗症”产物，却被誉为“香中阁老”和 “植物钻石”。苏东坡在他的《沉香山子子赋》中咏道：“既金坚而玉润，亦鹤骨而龙筋。”由于历史政治因素，沉香在近代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沉寂，而近十年由于日本香道文化的回流和市场经济的推动，国内又开始形成一个火热的沉香市场，其价格翻了几十倍，极品沉香一克万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成为执政党的一项基本国策。从学理上讲，民主与法制包含着内在的冲突，因为民主强调人民群众的积极主动性，甚至鼓励超越法律、创设法律的举动，而法制恰恰强调对人民群众行为的强制约束。将民主与法制放在一起讲，虽然在理论上充满了辩证，但在实践中无疑有所偏重。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使用“民主”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包含了对“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大民主
至晚从2005年始，美国和平基金会与《外交政策》每年联袂发布“失败国家指数”，预警国家失控的危险。据说失败国家至少具备四个特点：失去或不能维持领土控制；集体决定权受到侵蚀；不能提供公共服务；不能以全权身份参与国际事务。这个套套逻辑聚讼纷纭。事实上，正如乔姆斯基《失败的国家》所言，这项政治修辞“通常都是用来指那些对美国存在威胁的国家”，而若抓住概念的基本表象，美国或许比任何国家都更适合这个头衔。
“加强中韩人文纽带”背后的时势难局 去年6月韩国总统朴槿惠对中国进行了定位为“心信之旅”的国事访问。所谓“心信之旅”被海外媒体解读为“真诚沟通和增进互信的旅程”，认为朴总统此行的根本意义在于“巩固和加深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信任，同时要赢得中国人的心，为今后的坦诚对话奠定基础。”同时媒体也指出，“这种互信的提升，也将成为韩中深入合作建立地区新秩序的基础，足以影响未来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形势。”（参见
“流动人口”是指迁入非户籍所在地的暂住或常住人口。像世界上很多地区一样，外来人口在中国成为社会冲突的重要诱因之一。据中国法制网发布的《2012年群体性事件研究报告》，流动人口参与了当年17.8%的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不仅发生在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之间，也发生在不同群体的流动人口之间。有论者担心，随着农村人口继续涌入中国城市，并从流动转向移居状态，这一群体将构成潜在的政治不稳定因素，甚至导致大规模的社
黄老学派与时势顺逆 人们喜欢说，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期，不过得承认，韩非的思想出来后就成了“我花开过百花杀”。倒不是说韩非可以终结各家思想，而是用韩非的思想来统治国家，就再无各家谈论的余地。 《史记》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老子韩非列传》）并且把韩非和《老子》放在一起。我们读研究生时，先秦思想讲完《老子》，接着就跳到儒、法，想破脑袋也想不透，从《老子》的
政治权力结构的延续与社会经济体制的巨变是转型中国的最大特征。因此，国家的合法性论述不仅建立在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共同富裕之上，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建立在似乎与此相对的社会主义遗产之上。这一矛盾状态，成为了中国社会建构新主流意识形态的最大问题与困境之一。政党逐步丧失了其阶级代表性，国家与市场之间也不再拥有一条清晰的界限。 在这样的前提性讨论下进入对于中国互联网的认识，我们不难发现，网络在中国与其说是如里根
受到国内充斥着国家主义倾向的思想界和见风使舵的传媒的误导，日本在我们眼里总是西方资本主义在东半球最顽固的堡垒，所以自然而然的也就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而事实上，坚守着年功序列、终身雇佣和企业内工会制三大法宝的日本经济，不仅与新自由主义相去甚远，甚至跟资本主义都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日本战后经济发展过程，更是充满了社会主义派经济学家与凯恩斯学派的斗争，而新自由主义则相对局限在学院内部。但是经历了上世
由于内部爆料人、维基解密，尤其是斯诺登，我们最近得知九·一一以后美国安保监控体系的触角是多么深远。它显然拥有世界上所有政府中最大规模的间谍系统。 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在其双周评论中描述了这一监控体系的发展：9·11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局要求电话服务和网络服务部门把它们的所有记录转交美国国家安全局，以便对据说能暴露实际或潜在“恐怖主义”活动的“模式”进行分析。据说，引致怀疑的最初因素是美国国内某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