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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宋代诗人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恐怕很多人会立即想起那句“春风又绿江南岸”，对于王安石创作这句诗时发生的故事，大概也是耳熟能详。从小学课本到各种诗歌选本，这首诗的第三句一直被写作“春风又绿江南岸”，但令人惊讶的是，王安石的原诗其实是“春风自绿江南岸”。这一问题已为前辈学者所圆满解决，但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大多数诗选依然写作“春风又绿江南岸”。
一桩公案的重提：“自绿”或“又绿”
北京大学的吴小如先生首先意识到这一错误，他指出：“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王安石全集，无论是宋版还是明版，包括上引的李壁笺注本，這诗第三句都作‘自绿’，根本没有一个版本是作‘又绿’的。”（吴小如《王安石的〈泊船瓜洲〉和〈韩子〉》）吴小如先生还举出另一首王安石的诗歌为证据，其中王安石自注中所引用的这句诗，恰恰就写作“春风自绿江南岸”。赵齐平先生在《宋诗臆说》中重申此说：“然而《王文公文集》《临川集》以及李璧（原文如此）均作‘自绿’，只有洪迈《容斋续笔》卷八引作‘又绿’，钱锺书《宋诗选注》、周振甫《诗词例话》相沿未改。”
北大的张鸣秉承师说，曾在多个场合指出原诗当作“自绿”为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宋诗选》即以“春风自绿江南岸”为正文。三位先生都举出各版本均作“自绿”为据，并以王安石的其他诗歌为旁证，实为不刊之论。
张鸣在《宋诗选》中指出：“今存南宋詹大和刊《临川先生文集》、龙舒刊《王文公文集》、李壁注《王荆文公诗笺注》等三个不同版本系统的王安石诗集，此诗均作‘春风自绿江南岸’。”王安石诗集版本众多，是否确如以上三位先生所说，都写作“春风自绿江南岸”呢？我们暂且存疑。
一条名句的流传：钱锺书先生冤词
然而一个似乎并未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大多数选本中，王安石的诗歌演变为“又绿江南岸”？吴小如等先生均认为这一错误的来源始于《容斋随笔》中那个有关王安石改诗的著名故事，今引录如下：
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容斋续笔》卷八）
《容斋随笔》为南宋洪迈所作，他自称见到王安石的手稿，并明确将此句引录为“春风又绿江南岸”。这确实直接导致了后世写作“春风又绿江南岸”的错误。吴小如、赵齐平先生并未就该诗的以讹传讹给出另外的例证，倒是张鸣在文章中指出，这一错误可能与钱锺书的《宋诗选注》有关。
张鸣老师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首先说说为什么我们目前接触到的各种文学史教材、文学作品选、诗选等各种文本的《泊船瓜洲》都作‘春风又绿江南岸’呢？这跟钱锺书先生有关。上世纪60年代（按，当为1958年），钱锺书先生编著了一本《宋诗选注》。”（张鸣《开掘属于自己的读书天地》）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引用了洪迈关于王安石改字的材料，正文也写作“春风又绿江南岸”。张鸣接下来阐述道，“这条材料在古代关注的人并不多，经过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引用之后，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凡讲到诗歌的修辞炼字，都会举到这条材料。而《泊船瓜洲》诗也因此出了大名，被收了语文教材，‘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也随之成为定本而被广泛接受。”
从张鸣的阐述来看，这一错误似乎是由于钱锺书误据《容斋随笔》中的记载，而未核对王安石原集，误录此诗为“春风又绿江南岸”，由于《宋诗选注》的巨大影响，因而为各种文学史、作品选、中小学课本所采录信从。是否确实如此呢？
文章中提到，《容斋随笔》的这条材料在古代关注者并不多，而是由于钱先生的引用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似乎难免武断之嫌。《容斋随笔》本就是常见之书，大概不必因钱先生而著，何况在钱锺书之前，早有许多人引及此条，兹引颇为常见的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八为证：“王荆公诗‘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事见《容斋续笔》。余谓诸字皆不及‘到’字之自然，正不必改也。”还故作狡黠，认为“到”字比“绿”字更好。此事作为诗人精益求精之例证，早已流传甚广，绝非经钱锺书而著。
何况钱锺书所引的这条材料，原就本于清代学者厉鹗所编《宋诗纪事》，《宋诗纪事》卷十五录《容斋随笔》之文，附于此诗之后，正文写作“又绿”；众所周知，钱锺书选注宋诗，以《宋诗纪事》与《宋诗钞》为主要参考。查《宋诗钞·临川集补钞》，同样据《容斋随笔》引录此诗，正作“春风又绿江南岸”。
不仅如此，早在南宋中后期的文献中，这句诗就已经被引作“春风又绿江南岸”（参《舆地纪胜》卷三七、《锦绣万花谷》续集卷五）《舆地纪胜》为南宋中期的著名地理书，《锦绣万花谷》则是著名类书；我们有理由据此推断，早在南宋中期就已广泛流传“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文本，并被地方志、类书等采用。至于是否是因为《容斋随笔》的影响，我们却难以遽下判断。
由上可知，这一错误自南宋中期起由来已久。《宋诗钞》和《宋诗纪事》作为清代重要文献，其影响之大，流传之广亦不待言；“春风又绿江南岸”的错误，追根溯源，绝对怪不到钱先生头上去。但也必须承认的是，《宋诗选注》对于此诗的经典化，无疑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前的陈衍《宋诗精华录》、缪琨《宋诗选》均不收此诗；但此诗之闻名并被写作“春风又绿江南岸”，其实远远早在钱锺书以前。但如上所论，钱先生的责任恐怕可以洗清一大半。
是否存在写作“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版本？
前文已经提及，吴小如先生指出，并不存在写作“又绿”的王安石诗集版本。果真如三位先生所言吗？我们试图寻找更多的线索。朱东润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同样选录了此诗，不出意料，这本作品选的正文同样写作“春风又绿江南岸”。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编者在此诗下明确标注出处，底本为“张氏涉园影元本《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三”。
无独有偶，缪钺主编的《宋诗鉴赏辞典》第209页《泊船瓜洲》收录此诗，同样写作“春风又绿江南岸”，下小注云“《临川先生文集》卷二九作‘自’，据张氏涉园影元本校改。”这两个最为常见的选本，均明确指出张氏涉园影元本此诗正作“春风又绿江南岸”。
这个张氏涉园影元本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王安石诗集的版本系统难以赘述，简而言之，这一版本是著名出版家张元济于1922年所影印，为清初学者季振宜旧藏，后为傅增湘先生购得，赠予张元济。当时定为元代大德年间的版本（后来经学者核定，实为明初刊本）。如果的确如此，那么这一版本的异文，就足以质疑吴小如等三位先生所说，“没有一个版本写作‘又绿’”了。
然而遗憾的是，经查验，这一版本同样也写作“自绿”。以上两种选本恐怕也是因为“春风又绿江南岸”的众所周知而改字，尽管标出底本，似乎并未忠实于原书。这益加证明了吴小如等先生论断之公允可信。
如今，王安石诗集的宋元善本已颇为易得，李壁注本也据王水照先生在日本带回的朝鲜活字本重加点校，已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更多的版本事实益加证明了吴小如先生有关“春风自绿江南岸”论断的正确性。之所以还要特意提出这一版本，是因为朱氏作品选影响颇大，仍有学者在相关文章中受此影响，直言有这一种版本是写作“又绿”，而以讹传讹。
根据现存文献可以推知，“春风又绿江南岸”的错误肇始于南宋时期，由于《容斋随笔》的重大影响，这一错误一再被后人所沿袭。清代的两部重要文献《宋诗钞》《宋诗纪事》，更是广泛传播了这一错误。钱锺书先生选注宋诗的文本便直接来源于此。
令人遗憾的是，自吴小如先生指出这一错误已有多年，却依然未能得到广泛重视。吴小如先生晚年曾不只一次地对此表示惋惜。这大概并非只是一个字的是非问题，而是几代学者实事求是的精神所系。吴小如先生的惋惜，在今日看来依然十分沉重。这更能证明前辈学者谆谆教诲的“核对原书”是多么重要。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一桩公案的重提：“自绿”或“又绿”
北京大学的吴小如先生首先意识到这一错误，他指出：“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王安石全集，无论是宋版还是明版，包括上引的李壁笺注本，這诗第三句都作‘自绿’，根本没有一个版本是作‘又绿’的。”（吴小如《王安石的〈泊船瓜洲〉和〈韩子〉》）吴小如先生还举出另一首王安石的诗歌为证据，其中王安石自注中所引用的这句诗，恰恰就写作“春风自绿江南岸”。赵齐平先生在《宋诗臆说》中重申此说：“然而《王文公文集》《临川集》以及李璧（原文如此）均作‘自绿’，只有洪迈《容斋续笔》卷八引作‘又绿’，钱锺书《宋诗选注》、周振甫《诗词例话》相沿未改。”
北大的张鸣秉承师说，曾在多个场合指出原诗当作“自绿”为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宋诗选》即以“春风自绿江南岸”为正文。三位先生都举出各版本均作“自绿”为据，并以王安石的其他诗歌为旁证，实为不刊之论。
张鸣在《宋诗选》中指出：“今存南宋詹大和刊《临川先生文集》、龙舒刊《王文公文集》、李壁注《王荆文公诗笺注》等三个不同版本系统的王安石诗集，此诗均作‘春风自绿江南岸’。”王安石诗集版本众多，是否确如以上三位先生所说，都写作“春风自绿江南岸”呢？我们暂且存疑。
一条名句的流传：钱锺书先生冤词
然而一个似乎并未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大多数选本中，王安石的诗歌演变为“又绿江南岸”？吴小如等先生均认为这一错误的来源始于《容斋随笔》中那个有关王安石改诗的著名故事，今引录如下：
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容斋续笔》卷八）
《容斋随笔》为南宋洪迈所作，他自称见到王安石的手稿，并明确将此句引录为“春风又绿江南岸”。这确实直接导致了后世写作“春风又绿江南岸”的错误。吴小如、赵齐平先生并未就该诗的以讹传讹给出另外的例证，倒是张鸣在文章中指出，这一错误可能与钱锺书的《宋诗选注》有关。
张鸣老师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首先说说为什么我们目前接触到的各种文学史教材、文学作品选、诗选等各种文本的《泊船瓜洲》都作‘春风又绿江南岸’呢？这跟钱锺书先生有关。上世纪60年代（按，当为1958年），钱锺书先生编著了一本《宋诗选注》。”（张鸣《开掘属于自己的读书天地》）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引用了洪迈关于王安石改字的材料，正文也写作“春风又绿江南岸”。张鸣接下来阐述道，“这条材料在古代关注的人并不多，经过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引用之后，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凡讲到诗歌的修辞炼字，都会举到这条材料。而《泊船瓜洲》诗也因此出了大名，被收了语文教材，‘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也随之成为定本而被广泛接受。”
从张鸣的阐述来看，这一错误似乎是由于钱锺书误据《容斋随笔》中的记载，而未核对王安石原集，误录此诗为“春风又绿江南岸”，由于《宋诗选注》的巨大影响，因而为各种文学史、作品选、中小学课本所采录信从。是否确实如此呢？
文章中提到，《容斋随笔》的这条材料在古代关注者并不多，而是由于钱先生的引用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似乎难免武断之嫌。《容斋随笔》本就是常见之书，大概不必因钱先生而著，何况在钱锺书之前，早有许多人引及此条，兹引颇为常见的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八为证：“王荆公诗‘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事见《容斋续笔》。余谓诸字皆不及‘到’字之自然，正不必改也。”还故作狡黠，认为“到”字比“绿”字更好。此事作为诗人精益求精之例证，早已流传甚广，绝非经钱锺书而著。
何况钱锺书所引的这条材料，原就本于清代学者厉鹗所编《宋诗纪事》，《宋诗纪事》卷十五录《容斋随笔》之文，附于此诗之后，正文写作“又绿”；众所周知，钱锺书选注宋诗，以《宋诗纪事》与《宋诗钞》为主要参考。查《宋诗钞·临川集补钞》，同样据《容斋随笔》引录此诗，正作“春风又绿江南岸”。
不仅如此，早在南宋中后期的文献中，这句诗就已经被引作“春风又绿江南岸”（参《舆地纪胜》卷三七、《锦绣万花谷》续集卷五）《舆地纪胜》为南宋中期的著名地理书，《锦绣万花谷》则是著名类书；我们有理由据此推断，早在南宋中期就已广泛流传“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文本，并被地方志、类书等采用。至于是否是因为《容斋随笔》的影响，我们却难以遽下判断。
由上可知，这一错误自南宋中期起由来已久。《宋诗钞》和《宋诗纪事》作为清代重要文献，其影响之大，流传之广亦不待言；“春风又绿江南岸”的错误，追根溯源，绝对怪不到钱先生头上去。但也必须承认的是，《宋诗选注》对于此诗的经典化，无疑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前的陈衍《宋诗精华录》、缪琨《宋诗选》均不收此诗；但此诗之闻名并被写作“春风又绿江南岸”，其实远远早在钱锺书以前。但如上所论，钱先生的责任恐怕可以洗清一大半。
是否存在写作“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版本？
前文已经提及，吴小如先生指出，并不存在写作“又绿”的王安石诗集版本。果真如三位先生所言吗？我们试图寻找更多的线索。朱东润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同样选录了此诗，不出意料，这本作品选的正文同样写作“春风又绿江南岸”。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编者在此诗下明确标注出处，底本为“张氏涉园影元本《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三”。
无独有偶，缪钺主编的《宋诗鉴赏辞典》第209页《泊船瓜洲》收录此诗，同样写作“春风又绿江南岸”，下小注云“《临川先生文集》卷二九作‘自’，据张氏涉园影元本校改。”这两个最为常见的选本，均明确指出张氏涉园影元本此诗正作“春风又绿江南岸”。
这个张氏涉园影元本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王安石诗集的版本系统难以赘述，简而言之，这一版本是著名出版家张元济于1922年所影印，为清初学者季振宜旧藏，后为傅增湘先生购得，赠予张元济。当时定为元代大德年间的版本（后来经学者核定，实为明初刊本）。如果的确如此，那么这一版本的异文，就足以质疑吴小如等三位先生所说，“没有一个版本写作‘又绿’”了。
然而遗憾的是，经查验，这一版本同样也写作“自绿”。以上两种选本恐怕也是因为“春风又绿江南岸”的众所周知而改字，尽管标出底本，似乎并未忠实于原书。这益加证明了吴小如等先生论断之公允可信。
如今，王安石诗集的宋元善本已颇为易得，李壁注本也据王水照先生在日本带回的朝鲜活字本重加点校，已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更多的版本事实益加证明了吴小如先生有关“春风自绿江南岸”论断的正确性。之所以还要特意提出这一版本，是因为朱氏作品选影响颇大，仍有学者在相关文章中受此影响，直言有这一种版本是写作“又绿”，而以讹传讹。
根据现存文献可以推知，“春风又绿江南岸”的错误肇始于南宋时期，由于《容斋随笔》的重大影响，这一错误一再被后人所沿袭。清代的两部重要文献《宋诗钞》《宋诗纪事》，更是广泛传播了这一错误。钱锺书先生选注宋诗的文本便直接来源于此。
令人遗憾的是，自吴小如先生指出这一错误已有多年，却依然未能得到广泛重视。吴小如先生晚年曾不只一次地对此表示惋惜。这大概并非只是一个字的是非问题，而是几代学者实事求是的精神所系。吴小如先生的惋惜，在今日看来依然十分沉重。这更能证明前辈学者谆谆教诲的“核对原书”是多么重要。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