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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西行漫记》为例，从实践操作角度探讨新闻经典的建构问题。具体从两个层面进行思考：第一，它是否成为满足人们需要的新闻作品？这是成为新闻经典的基础层面；第二，它是否形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新闻经典？它构成新闻经典的标杆层面，包括新闻作品要具有紧扣时代的主题、超越时代的前瞻性视角、激发人思考的力量，并蕴涵人类永恒精神价值等四方面，最后对斯诺和《西行漫记》新闻经典建构的意义进行了评价。
关键词：西行漫记 埃德加·斯诺 新闻经典 标杆
新闻传播的重要性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新闻的易碎特性使新闻经典显得弥足珍贵，少之又少。[1]目前相关的研究不多，整体还处于起步阶段，其中蔡尚伟教授在2008年《“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一文中对“新闻经典”概念进行剖析，并对1949年以前到2008年左右中国新闻经典建构的情况进行了梳理，从哲学层面提出建构的可能途径 ，具有启发意义。[2]
除哲学层面的思考，从实践操作角度提出新闻经典建构的可能途径亦显示其迫切性：它可为当下新闻人提供一个为之奋斗努力的目标和榜样，亦可成为当下新闻人判断新闻是否可以成为经典，或是否具有成为新闻经典的潜质依据。虽然新闻经典的构建有时间的要求，但并非不可为。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的当下，对“新闻”概念本身已有了很大的争议，这就需要剖析已有的新闻经典，探讨实践的价值依据，以指导实际的新闻业务实践。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两个层面思考：第一，它是否成为满足人们需要的新闻作品？这是成为新闻经典的基础层面；第二，它是否形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新闻经典？它构成新闻经典的标杆层面。
《西行漫记》被誉为研究中国革命“经典性的百科全书”。美国著名大学麻省学院新闻系甚至一直将其作为学生学习的范本。作为新闻著作，它告示世人昔日之事，且影响人们当下之观念，亦预示人类未来之发展，从这两个层面来看，《西行漫记》是一部新闻经典。因此，可通过探讨《西行漫记》，从实践操作角度探讨新闻经典建构的一种可能途径，这两个层面相辅相成，彼此渗透。
一、基础层面：“双核支撑”的新闻经典
建构新闻经典，首先它是一部新闻作品，具有新闻的核心要素：“新鲜”的“事实”。这是支撑《西行漫记》的“双核”，是其有别于其他艺术作品之处。
新闻事实是基于新闻人对事件客观公正评判后的如实报道，完全脱离人的价值取向或意识形态的报道是不存在的，这已成为共识。实践中，基于虚假事实的新闻总是屡见不鲜，捏造事实或“客里空”现象时有发生，从根本上否定其成为新闻的价值可能。尤其是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运用，缺少实地采访验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以假乱真信息扰乱新闻报道现象的发生。斯诺用《西行漫记》证明，事实是新闻的生命。尹韵公认为，《西行漫记》之所以引起轰动效应，原因有三：“一是忠实而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观念、奋斗目标和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许多生活细节，让人感到可信、可亲；二是客观公正地描写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中共内幕和真相，让人感到新奇、新鲜；三是如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早期活动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奋斗历程，使此书在当时、现在和将来都是研究早期中共历史的不可或缺的首要权威资料，让人感到真实、诚服。”[3]
斯诺从宏观层面把握住《西行漫记》所要报道的事实框架。在《西行漫记》之始，斯诺用了几页不厌其烦地罗列所要采访的问题，这恰恰是当时国内外各界都迫切想要了解的问题，敏锐地把握住了采访的重点；正是以这些问题为脉络，在采访报道中得以尽可能既保持一种“旁观者”视角，客观审视所观察到的事实，同时又以问题积极地“参与”到采访报道之中，如实记录所采访到的内容。围绕恰当的问题——中国之发展前景，选取恰当的切入点——当时中国社会各界关注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共产党及领导人，斯诺能够整合诸多新鲜事实，使人们从《西行漫记》中充分了解真实的情况，在与其他相关报道的对比中，形成自己的理解和印象，这一事实框架是引起人们进一步思考的基础。
斯诺从内容选取上凸显出所报道事实的“新鲜性”价值。普利策奖金获得者巴巴拉塔奇曼评价《西行漫记》，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首次刻画了共产党著名人物，首次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4]从当时的情况看，斯诺《西行漫记》中许多内容确是第一次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作为一部新闻作品，已具备成为新闻经典的基本条件。这种“新鲜”是一种基于对中国问题宏观层面上的准确判断；当时对红军和共产党的采访本身就是一种罕见行为，须周密策划，需大气魄地实地采访，这一选择本身也就决定了《西行漫记》诸多事实的“新鲜性”。
尊重事实，报道新鲜，从基本层面而言，《西行漫记》是一部满足人们需要的新闻作品。斯诺有了深入采访获得的丰富资料，才使整部作品有血有肉，才使作品更有信服力和感染力。诚如斯诺本人所言：“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居然风行各国，与其说是由于这一本著作的风格和形式，倒不如说由于这一本书的内容罢。”[5]这一基础层面建构起了《西行漫记》成为新闻经典的骨架，若无此，那么下面的探讨就不可能也是无意义的了。简言之，基础层面是新闻经典的根本所在，若无此称其为“新闻”尚不可，更毋庸言之“新闻经典”了。《西行漫记》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升华，形成了不同于一般新闻的标杆层面，使之更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新鲜”的“事实”如何变得经典。
二、标杆层面：“四轮驱动”的新闻经典
1. 具有紧扣时代的主题。一部新闻经典首先要有时代特征鲜明的主题。从新闻实践来看，当新闻报道与社会发展运动的方向一致，符合事实原有面貌时，两者就会形成共振，产生强大的社会影响，这体现新闻人对时代主题的准确把握。就标杆层面而言，这是建构新闻经典的核心所在。
《西行漫记》紧扣时代脉搏，反映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时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饱受屈辱。有识之士都在思考中国如何才能摆脱外侵，并积极寻找富强中国的新生力量。作为多年从事新闻采访，经验丰富而又不失新闻敏感的新闻工作者，斯诺从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现实中逐一剥茧抽丝，将红军作为新生的希望和采访的对象，从而准确地提炼出时代的主题。循着这一时代主题，斯诺开始了他的红色采访。 斯诺的采访报道本身就显示其经典性。这之前“没有谁能够进了红区后活着回来的”的谣言，让当时的中外记者无不对中国红区望而却步，“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这是中国的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然而，我们大家对它却一无所知，实在令人可悲”。[6]斯诺跨越雷池，设法打破对中国红军及红区持续了9年的新闻封锁，成为第一个进入红区亲身接触红军和中共领导人，进行实地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在国内外存在大量的“噪音”影响新闻人对新闻价值判断，极可能降低新闻事件的价值的情况下，这种采访本身具有划时代性，正因斯诺紧扣时代主题，才使其这一冒险的行为具有了现实的价值，而非匹夫之勇，才能将被遮蔽的对中国社会具有更大意义的事实呈现在世人面前，而非走马观花。
从《西行漫记》中，可感受到斯诺对当时中国和世界局势有着较为正确的把握。他罗列的几页问题都是当时人们最为欲知而未知的问题，都是贴近时代需要的问题。因此，他能敏锐地对所见所闻进行判断分析——包括对于毛泽东等中国红军领导人的采访等，捕捉有价值的采访内容——如在设法进入红区时的遭遇变化，将之整合于时代主题之中，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真实的红区和中国红军。《西行漫记》出版后，费正清称其为“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史沫特莱说“就像在国民党统治阶级中插了一根刺”；而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读了《西行漫记》后，曾先后两次与斯诺会面，询问其对中国的情况和亚洲战局的看法，可见其影响力。新媒体时代，面对的是信息的迅疾变化和即时传播，更需新闻人学习斯诺对时代主题的准确把握，唯有此才能在实践中，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始终有着清晰的报道思路。《西行漫记》成为了解那个时代的一部经典作品，“研究现代中国历史的人们，不可不看斯诺写下的篇章，它既是新闻，更是历史”。[7]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所作调查显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主题，是使其成为世界共同认可的一部新闻经典的重要因素之一。
2. 具有超越时代的前瞻性视角。建构新闻经典不仅需要记录时代的声音，亦要通过作品预示未来，这就需要具有超越时代的前瞻性视角。就标杆层面而言，这是建构新闻经典的创新所在。新媒体时代不缺乏观点，但囿于时代视角的局限，缺少基于事实基础上的深入分析，使其缺少前瞻性视角，往往会昙花一现。
而在《西行漫记》中由于把握住了时代主题，斯诺得以从宏观层面，以生命意念和人类关怀作为深入中国社会、思考中国未来以及处理各种中国现实问题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西行漫记》也得以从多个层面、全息性地展示人类学意义上注重报道时间的未来指向和采访空间的全球视野：这既是《西行漫记》固有的文本品格质量，亦是把握斯诺创造的这一新闻经典本质特征的最高依据。新闻实践中不同的视角起点会导致不同的采访结果，这是共识。可以说《西行漫记》是斯诺着眼于世界发展潮流思考的结果，他之所以对中国问题有很多一针见血的见解，正是因为拥有超越时代的前瞻性视角所致。
就内容而言，斯诺的《西行漫记》具有超越时代同仁的深度和广度。斯诺通过纪实性文笔，在对中华民族的苦难现实，以及中共和红军全景式报道后，用事实向世界宣告了“最后的胜利”。他预言，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但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而且这种胜利一旦实现，将是极其有力的，它所释放出来的分解代谢的能量将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深渊”。[8]
斯诺的前瞻性判断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确凿翔实事实基础之上的。《西行漫记》拥有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新鲜”的“事实”即基础层面。《西行漫记》中，斯诺不仅对中国红军领导人的采访中一些细节的描述，且对普通的红军战士（养猴子的红小鬼等）的采访，看似随意，但却让人感受到了不同的氛围：与当时国民党政府官僚腐败、国民党士兵的匪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斯诺认为，由于中共的宣传和具体行动，使穷人和受压迫者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理念，有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的信念；由于有了一种思想武装，有一批坚决的青年，所以能够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群众性的斗争长达十年之久。通过层层深入地描述，把握事件本质，自然而然得出具有前瞻性的判断，并得到读者认可。
因此，当斯诺断言长征是一场战略撤退，称赞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是现代史上的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时，人们并没有将其认为是妄言或说教和宣传。难能可贵的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准确地把握到毛泽东与民众的精神纽带，这一判断体现了他对事实深入而准确的分析能力。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人，亦需要如同斯诺一般，将新闻传统功能中潜在的或不为人察觉的对社会的关键性发展规律发掘出来，并有意识地运用于新闻实践操作过程中，才会采写出具有前瞻性视角、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的新闻报道。
汉密尔顿曾评价说：“大多数美国人难以领悟本世纪世界变革的动力，而斯诺的智力特征使他和他的同胞们产生距离。”[9]这种“距离”使他最大限度地接近未来，其不愧为“本世纪中一名美国记者所写的最伟大的报告文学作品。这本书比后人所写的同类书总是更有价值”。[10]
3. 蕴涵人类永恒的精神价值。新闻经典亦要蕴涵人类永恒的精神价值。就标杆层面而言，这是建构新闻经典的精神所归。
斯诺“从美国的密苏里开始，他就渴望并追求整个人类也包括自身的独立自由”。[11]《西行漫记》中斯诺依然执此不疲，进而具化成为“斯诺精神”，这一精神基于生命的意念，将人类追求自由、真理和平等的精神价值融入新闻实践之中，体现出巨大的人格力量；它既有大气势的报道，亦有小处切入深刻的分析，在前瞻性、分析性以及创新性、时效性上，凸显采访内容的新闻性，并在报道中体现对人类永恒价值的宣扬，这需要强烈的新闻敏感性，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直面现实的探索勇气，博大深邃的理性视野和坦白直率、爱憎分明的情感取向，以及崇高的人类关怀理念，并将之融入到新闻实践之中。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评价说，斯诺的“步伐是跟随着中国人民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了取得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一同前进的”。[12] 正如斯诺自己宣称的那样：“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我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责任联系起来了。”[13]斯诺通过客观报道为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奔走呼号，为新中国的光明前景鼓劲加油，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得到独立的程度，作为自己观察历史发展的评判标准。
4. 具有激发人们思考的力量。斯诺对现实的思考融入个体的命运关注。在《西行漫记》中明显感受到这一点。无论是中共领导人，还是普通的士兵，抑或在途中偶然相遇的边区老百姓，斯诺在看似随意的采访中，凸显对于以人为本的个体生命形式的密切关注和热情肯定。新闻经典关注“人”的问题，才能激发人们的长久思考。其实，在斯诺新闻实践中，把为谋求达到人类和谐的方法与路径提供有益的启示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或灵魂皈依，这已成为他的一种新闻职业素养和追求。同时，这也构成了《西行漫记》的生命质态。在《西行漫记》中斯诺“通过生命哲学的导入，可以扫除暴力的意图，同时我们周围的形势也会发生彻底的变化，我们应严肃地接受我们所承担的恢复各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平衡与和谐的义务”。[14]
事实的价值和意义基于具体环境得以显示，斯诺深谙这一重要性，并在对比中激发人们对现实的思考。中国的希望何在？人类的希望何在？这一思考一直贯穿《西行漫记》始终。斯诺通过对事实的叙述，竭力反映事物本质，洞察事态发展趋势，引起人们思考，力求从现在的关联中，显示过去和未来的意义。在对吴起镇兵工厂、被服厂等的采访中，斯诺详细描述了红区的工作条件、饮食等条件，笔锋一转回忆起他在上海的工厂里所看到的情景，“还记得1935年在上海的街头和河浜里收殓的2.9万具尸体，这都是赤贫的穷人的尸体，他们无力喂养的孩子饿死的尸体和溺婴的尸体”。[15]斯诺将事实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后，勾画出了两种不同的环境。斯诺具有典型的优秀新闻人的品质，他基于事实的客观描述，而不是想象写作，没有哗众取宠或耸人听闻的观点，只有丝丝入理、令人信服的事实。看似随意比对，激发起的思考却是深刻的，它反映了新闻资料在广泛社会背景下的特殊价值。
这种激发人们思考的高起点切入，使斯诺的《西行漫记》不仅记录了历史，而且从某种程度上创造了历史，体现出一种激发人们思考的不竭力量。正因如此，1937年10 月《西行漫记》首先在英国出版，尔后再版7次，销售10万册以上。世界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部杰作，当它被翻译成各国语言出版后，正如路易·艾黎所说，“它通过各种语言，震撼了全世界”，标志着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进入一个新时代。
斯诺和《西行漫记》在基础层面和标杆层面上的启示是深远的。从实践操作角度讲，新闻经典的建构虽表现或侧重点不同，但必然包含这两个层面。新闻人需建构《西行漫记》般的新闻经典，这就需要重读经典，掘取斯诺和《西行漫记》成为坐标和经典的核心价值。尹韵公指出：“新闻记者的敏锐和历史学家的深邃，在斯诺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统一、最充分的诠释和最成熟的结合。斯诺将这些可贵的品质，作用和再现于他所热爱的中国大地上，写出了一篇篇震撼中国与世界的新闻作品，而这些新闻作品并没有因时死亡，反而又精练成可信度深、权威度高的历史档案。”[16]这恰恰是在新媒体技术至上的当下，对新闻人的当头棒喝：决定新闻经典的绝非层出不穷的新技术，而是操作技术工具的“人”。新闻人唯有从实践出发，紧扣时代的主题，深入社会，才能以超越时代的前瞻性视角，发掘出蕴涵人类永恒精神价值的新闻，形成具有激发人们思考力量的新闻经典。
参考文献：
[1] 白庆祥.中外新闻名著鉴赏大辞典[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2] 蔡尚伟，刘锐.“新闻经典”在中国的构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1）.
[3] [7] [16] 尹韵公.斯诺：伟大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忠实记录者[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4] [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和美国在华经历：1911-1945[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56.
[5] [美]斯诺.西行漫记·1938年中译本作者序[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6] [15] [美]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8，414-416.
[8] [美]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424.
[9] [10] [11] [美]约翰·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M].沈蓁，沈永华，译.北京：学苑出版社，1991：1，91.
[12]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回忆斯诺[N].光明日报，1982-02-14.
[13] [美]斯诺.斯诺文集：第一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217.
[14] 贝恰.争取和平的道路[M]//二十一世纪的警钟.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231.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西行漫记 埃德加·斯诺 新闻经典 标杆
新闻传播的重要性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新闻的易碎特性使新闻经典显得弥足珍贵，少之又少。[1]目前相关的研究不多，整体还处于起步阶段，其中蔡尚伟教授在2008年《“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一文中对“新闻经典”概念进行剖析，并对1949年以前到2008年左右中国新闻经典建构的情况进行了梳理，从哲学层面提出建构的可能途径 ，具有启发意义。[2]
除哲学层面的思考，从实践操作角度提出新闻经典建构的可能途径亦显示其迫切性：它可为当下新闻人提供一个为之奋斗努力的目标和榜样，亦可成为当下新闻人判断新闻是否可以成为经典，或是否具有成为新闻经典的潜质依据。虽然新闻经典的构建有时间的要求，但并非不可为。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的当下，对“新闻”概念本身已有了很大的争议，这就需要剖析已有的新闻经典，探讨实践的价值依据，以指导实际的新闻业务实践。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两个层面思考：第一，它是否成为满足人们需要的新闻作品？这是成为新闻经典的基础层面；第二，它是否形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新闻经典？它构成新闻经典的标杆层面。
《西行漫记》被誉为研究中国革命“经典性的百科全书”。美国著名大学麻省学院新闻系甚至一直将其作为学生学习的范本。作为新闻著作，它告示世人昔日之事，且影响人们当下之观念，亦预示人类未来之发展，从这两个层面来看，《西行漫记》是一部新闻经典。因此，可通过探讨《西行漫记》，从实践操作角度探讨新闻经典建构的一种可能途径，这两个层面相辅相成，彼此渗透。
一、基础层面：“双核支撑”的新闻经典
建构新闻经典，首先它是一部新闻作品，具有新闻的核心要素：“新鲜”的“事实”。这是支撑《西行漫记》的“双核”，是其有别于其他艺术作品之处。
新闻事实是基于新闻人对事件客观公正评判后的如实报道，完全脱离人的价值取向或意识形态的报道是不存在的，这已成为共识。实践中，基于虚假事实的新闻总是屡见不鲜，捏造事实或“客里空”现象时有发生，从根本上否定其成为新闻的价值可能。尤其是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运用，缺少实地采访验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以假乱真信息扰乱新闻报道现象的发生。斯诺用《西行漫记》证明，事实是新闻的生命。尹韵公认为，《西行漫记》之所以引起轰动效应，原因有三：“一是忠实而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观念、奋斗目标和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许多生活细节，让人感到可信、可亲；二是客观公正地描写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中共内幕和真相，让人感到新奇、新鲜；三是如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早期活动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奋斗历程，使此书在当时、现在和将来都是研究早期中共历史的不可或缺的首要权威资料，让人感到真实、诚服。”[3]
斯诺从宏观层面把握住《西行漫记》所要报道的事实框架。在《西行漫记》之始，斯诺用了几页不厌其烦地罗列所要采访的问题，这恰恰是当时国内外各界都迫切想要了解的问题，敏锐地把握住了采访的重点；正是以这些问题为脉络，在采访报道中得以尽可能既保持一种“旁观者”视角，客观审视所观察到的事实，同时又以问题积极地“参与”到采访报道之中，如实记录所采访到的内容。围绕恰当的问题——中国之发展前景，选取恰当的切入点——当时中国社会各界关注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共产党及领导人，斯诺能够整合诸多新鲜事实，使人们从《西行漫记》中充分了解真实的情况，在与其他相关报道的对比中，形成自己的理解和印象，这一事实框架是引起人们进一步思考的基础。
斯诺从内容选取上凸显出所报道事实的“新鲜性”价值。普利策奖金获得者巴巴拉塔奇曼评价《西行漫记》，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首次刻画了共产党著名人物，首次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4]从当时的情况看，斯诺《西行漫记》中许多内容确是第一次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作为一部新闻作品，已具备成为新闻经典的基本条件。这种“新鲜”是一种基于对中国问题宏观层面上的准确判断；当时对红军和共产党的采访本身就是一种罕见行为，须周密策划，需大气魄地实地采访，这一选择本身也就决定了《西行漫记》诸多事实的“新鲜性”。
尊重事实，报道新鲜，从基本层面而言，《西行漫记》是一部满足人们需要的新闻作品。斯诺有了深入采访获得的丰富资料，才使整部作品有血有肉，才使作品更有信服力和感染力。诚如斯诺本人所言：“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居然风行各国，与其说是由于这一本著作的风格和形式，倒不如说由于这一本书的内容罢。”[5]这一基础层面建构起了《西行漫记》成为新闻经典的骨架，若无此，那么下面的探讨就不可能也是无意义的了。简言之，基础层面是新闻经典的根本所在，若无此称其为“新闻”尚不可，更毋庸言之“新闻经典”了。《西行漫记》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升华，形成了不同于一般新闻的标杆层面，使之更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新鲜”的“事实”如何变得经典。
二、标杆层面：“四轮驱动”的新闻经典
1. 具有紧扣时代的主题。一部新闻经典首先要有时代特征鲜明的主题。从新闻实践来看，当新闻报道与社会发展运动的方向一致，符合事实原有面貌时，两者就会形成共振，产生强大的社会影响，这体现新闻人对时代主题的准确把握。就标杆层面而言，这是建构新闻经典的核心所在。
《西行漫记》紧扣时代脉搏，反映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时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饱受屈辱。有识之士都在思考中国如何才能摆脱外侵，并积极寻找富强中国的新生力量。作为多年从事新闻采访，经验丰富而又不失新闻敏感的新闻工作者，斯诺从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现实中逐一剥茧抽丝，将红军作为新生的希望和采访的对象，从而准确地提炼出时代的主题。循着这一时代主题，斯诺开始了他的红色采访。 斯诺的采访报道本身就显示其经典性。这之前“没有谁能够进了红区后活着回来的”的谣言，让当时的中外记者无不对中国红区望而却步，“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这是中国的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然而，我们大家对它却一无所知，实在令人可悲”。[6]斯诺跨越雷池，设法打破对中国红军及红区持续了9年的新闻封锁，成为第一个进入红区亲身接触红军和中共领导人，进行实地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在国内外存在大量的“噪音”影响新闻人对新闻价值判断，极可能降低新闻事件的价值的情况下，这种采访本身具有划时代性，正因斯诺紧扣时代主题，才使其这一冒险的行为具有了现实的价值，而非匹夫之勇，才能将被遮蔽的对中国社会具有更大意义的事实呈现在世人面前，而非走马观花。
从《西行漫记》中，可感受到斯诺对当时中国和世界局势有着较为正确的把握。他罗列的几页问题都是当时人们最为欲知而未知的问题，都是贴近时代需要的问题。因此，他能敏锐地对所见所闻进行判断分析——包括对于毛泽东等中国红军领导人的采访等，捕捉有价值的采访内容——如在设法进入红区时的遭遇变化，将之整合于时代主题之中，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真实的红区和中国红军。《西行漫记》出版后，费正清称其为“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史沫特莱说“就像在国民党统治阶级中插了一根刺”；而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读了《西行漫记》后，曾先后两次与斯诺会面，询问其对中国的情况和亚洲战局的看法，可见其影响力。新媒体时代，面对的是信息的迅疾变化和即时传播，更需新闻人学习斯诺对时代主题的准确把握，唯有此才能在实践中，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始终有着清晰的报道思路。《西行漫记》成为了解那个时代的一部经典作品，“研究现代中国历史的人们，不可不看斯诺写下的篇章，它既是新闻，更是历史”。[7]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所作调查显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主题，是使其成为世界共同认可的一部新闻经典的重要因素之一。
2. 具有超越时代的前瞻性视角。建构新闻经典不仅需要记录时代的声音，亦要通过作品预示未来，这就需要具有超越时代的前瞻性视角。就标杆层面而言，这是建构新闻经典的创新所在。新媒体时代不缺乏观点，但囿于时代视角的局限，缺少基于事实基础上的深入分析，使其缺少前瞻性视角，往往会昙花一现。
而在《西行漫记》中由于把握住了时代主题，斯诺得以从宏观层面，以生命意念和人类关怀作为深入中国社会、思考中国未来以及处理各种中国现实问题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西行漫记》也得以从多个层面、全息性地展示人类学意义上注重报道时间的未来指向和采访空间的全球视野：这既是《西行漫记》固有的文本品格质量，亦是把握斯诺创造的这一新闻经典本质特征的最高依据。新闻实践中不同的视角起点会导致不同的采访结果，这是共识。可以说《西行漫记》是斯诺着眼于世界发展潮流思考的结果，他之所以对中国问题有很多一针见血的见解，正是因为拥有超越时代的前瞻性视角所致。
就内容而言，斯诺的《西行漫记》具有超越时代同仁的深度和广度。斯诺通过纪实性文笔，在对中华民族的苦难现实，以及中共和红军全景式报道后，用事实向世界宣告了“最后的胜利”。他预言，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但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而且这种胜利一旦实现，将是极其有力的，它所释放出来的分解代谢的能量将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深渊”。[8]
斯诺的前瞻性判断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确凿翔实事实基础之上的。《西行漫记》拥有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新鲜”的“事实”即基础层面。《西行漫记》中，斯诺不仅对中国红军领导人的采访中一些细节的描述，且对普通的红军战士（养猴子的红小鬼等）的采访，看似随意，但却让人感受到了不同的氛围：与当时国民党政府官僚腐败、国民党士兵的匪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斯诺认为，由于中共的宣传和具体行动，使穷人和受压迫者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理念，有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的信念；由于有了一种思想武装，有一批坚决的青年，所以能够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群众性的斗争长达十年之久。通过层层深入地描述，把握事件本质，自然而然得出具有前瞻性的判断，并得到读者认可。
因此，当斯诺断言长征是一场战略撤退，称赞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是现代史上的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时，人们并没有将其认为是妄言或说教和宣传。难能可贵的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准确地把握到毛泽东与民众的精神纽带，这一判断体现了他对事实深入而准确的分析能力。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人，亦需要如同斯诺一般，将新闻传统功能中潜在的或不为人察觉的对社会的关键性发展规律发掘出来，并有意识地运用于新闻实践操作过程中，才会采写出具有前瞻性视角、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的新闻报道。
汉密尔顿曾评价说：“大多数美国人难以领悟本世纪世界变革的动力，而斯诺的智力特征使他和他的同胞们产生距离。”[9]这种“距离”使他最大限度地接近未来，其不愧为“本世纪中一名美国记者所写的最伟大的报告文学作品。这本书比后人所写的同类书总是更有价值”。[10]
3. 蕴涵人类永恒的精神价值。新闻经典亦要蕴涵人类永恒的精神价值。就标杆层面而言，这是建构新闻经典的精神所归。
斯诺“从美国的密苏里开始，他就渴望并追求整个人类也包括自身的独立自由”。[11]《西行漫记》中斯诺依然执此不疲，进而具化成为“斯诺精神”，这一精神基于生命的意念，将人类追求自由、真理和平等的精神价值融入新闻实践之中，体现出巨大的人格力量；它既有大气势的报道，亦有小处切入深刻的分析，在前瞻性、分析性以及创新性、时效性上，凸显采访内容的新闻性，并在报道中体现对人类永恒价值的宣扬，这需要强烈的新闻敏感性，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直面现实的探索勇气，博大深邃的理性视野和坦白直率、爱憎分明的情感取向，以及崇高的人类关怀理念，并将之融入到新闻实践之中。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评价说，斯诺的“步伐是跟随着中国人民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了取得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一同前进的”。[12] 正如斯诺自己宣称的那样：“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我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责任联系起来了。”[13]斯诺通过客观报道为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奔走呼号，为新中国的光明前景鼓劲加油，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得到独立的程度，作为自己观察历史发展的评判标准。
4. 具有激发人们思考的力量。斯诺对现实的思考融入个体的命运关注。在《西行漫记》中明显感受到这一点。无论是中共领导人，还是普通的士兵，抑或在途中偶然相遇的边区老百姓，斯诺在看似随意的采访中，凸显对于以人为本的个体生命形式的密切关注和热情肯定。新闻经典关注“人”的问题，才能激发人们的长久思考。其实，在斯诺新闻实践中，把为谋求达到人类和谐的方法与路径提供有益的启示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或灵魂皈依，这已成为他的一种新闻职业素养和追求。同时，这也构成了《西行漫记》的生命质态。在《西行漫记》中斯诺“通过生命哲学的导入，可以扫除暴力的意图，同时我们周围的形势也会发生彻底的变化，我们应严肃地接受我们所承担的恢复各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平衡与和谐的义务”。[14]
事实的价值和意义基于具体环境得以显示，斯诺深谙这一重要性，并在对比中激发人们对现实的思考。中国的希望何在？人类的希望何在？这一思考一直贯穿《西行漫记》始终。斯诺通过对事实的叙述，竭力反映事物本质，洞察事态发展趋势，引起人们思考，力求从现在的关联中，显示过去和未来的意义。在对吴起镇兵工厂、被服厂等的采访中，斯诺详细描述了红区的工作条件、饮食等条件，笔锋一转回忆起他在上海的工厂里所看到的情景，“还记得1935年在上海的街头和河浜里收殓的2.9万具尸体，这都是赤贫的穷人的尸体，他们无力喂养的孩子饿死的尸体和溺婴的尸体”。[15]斯诺将事实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后，勾画出了两种不同的环境。斯诺具有典型的优秀新闻人的品质，他基于事实的客观描述，而不是想象写作，没有哗众取宠或耸人听闻的观点，只有丝丝入理、令人信服的事实。看似随意比对，激发起的思考却是深刻的，它反映了新闻资料在广泛社会背景下的特殊价值。
这种激发人们思考的高起点切入，使斯诺的《西行漫记》不仅记录了历史，而且从某种程度上创造了历史，体现出一种激发人们思考的不竭力量。正因如此，1937年10 月《西行漫记》首先在英国出版，尔后再版7次，销售10万册以上。世界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部杰作，当它被翻译成各国语言出版后，正如路易·艾黎所说，“它通过各种语言，震撼了全世界”，标志着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进入一个新时代。
斯诺和《西行漫记》在基础层面和标杆层面上的启示是深远的。从实践操作角度讲，新闻经典的建构虽表现或侧重点不同，但必然包含这两个层面。新闻人需建构《西行漫记》般的新闻经典，这就需要重读经典，掘取斯诺和《西行漫记》成为坐标和经典的核心价值。尹韵公指出：“新闻记者的敏锐和历史学家的深邃，在斯诺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统一、最充分的诠释和最成熟的结合。斯诺将这些可贵的品质，作用和再现于他所热爱的中国大地上，写出了一篇篇震撼中国与世界的新闻作品，而这些新闻作品并没有因时死亡，反而又精练成可信度深、权威度高的历史档案。”[16]这恰恰是在新媒体技术至上的当下，对新闻人的当头棒喝：决定新闻经典的绝非层出不穷的新技术，而是操作技术工具的“人”。新闻人唯有从实践出发，紧扣时代的主题，深入社会，才能以超越时代的前瞻性视角，发掘出蕴涵人类永恒精神价值的新闻，形成具有激发人们思考力量的新闻经典。
参考文献：
[1] 白庆祥.中外新闻名著鉴赏大辞典[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2] 蔡尚伟，刘锐.“新闻经典”在中国的构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1）.
[3] [7] [16] 尹韵公.斯诺：伟大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忠实记录者[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4] [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和美国在华经历：1911-1945[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56.
[5] [美]斯诺.西行漫记·1938年中译本作者序[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6] [15] [美]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8，414-416.
[8] [美]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424.
[9] [10] [11] [美]约翰·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M].沈蓁，沈永华，译.北京：学苑出版社，1991：1，91.
[12]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回忆斯诺[N].光明日报，1982-02-14.
[13] [美]斯诺.斯诺文集：第一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217.
[14] 贝恰.争取和平的道路[M]//二十一世纪的警钟.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231.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