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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人民群众中发展工农通讯员，是中共对马克思“人民报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实现“群众办报”的根本保证。从依靠工农通讯员进行宣传到鼓励工农通讯员参与办报，把人民群众提高到既是“受众”又是“传者”的高度，体现了中共宣传理念的转变。
关键词：工农通讯员 延安时期 革命根据地 传播学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这一新闻思想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新闻传播思想的总结，也是未来新闻传播工作的指针。“群众办报”是“全党办报”的补充，也是实现“全党办报”的途径和方法。对于如何实现“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在毛泽东认为可行的4条途径中就有一条是：建立团结在党报周围的工农通讯员队伍。还曾指示《解放日报》《晋绥日报》等根据地的报刊要把工农通讯员组织好，管理好，从而使这些报刊在陕甘宁边区各县建起了通讯员网，及时有效地反映来自基层第一线的消息。但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群众办报”时，很少谈及“工农通讯员”，对工农通讯员在战争年代所付出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未给予必要的肯定，更没有人从传播学的视角予以观照。
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前，尤其是延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传播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建立了广泛的工农通讯员网络，并逐步制订了严格的工农通讯员制度，这是“群众办报”得以实现的坚实基础和根本保证，这支不在编的新闻队伍在各个历史时期，在配合新闻专业人员完成党的宣传任务、密切党群关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有效的宣传效果。
二、延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工农通讯员制度
“工农通讯员”是党在革命根据地吸收工人、农民用通讯等形式为新闻机构反映情况、采写报道的编外新闻工作人员。工农通讯员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宣传观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在创办其《莱茵报》和《火星报》时就十分重视发展、依靠工人通讯员，以获得工人群众的支持。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1920年创办《劳动界》周刊时已注意在工人中发展通讯员，在第二、第三期刊登有“欢迎工人投稿”的启事。1931年4月21日在《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中指出：“在党的与苏维埃的机关报下面，必须有很多的工农通讯员。”[1]《红色中华》还专门辟有“工农通讯”专栏，1932年8月，李一氓（署名“氓”）在《红色中华》百期纪念特刊上发表题为《论目前“红中”的任务》的文章，指出培养“从工农出身的新闻干部，是红色中华的天然的责任”，要求“每个支部每个乡苏维埃指定通讯员并完成执行通讯员的责任”。[2]《新华日报》在1938年5月向读者及地方组织提出了几点要求，其中第三条就是：为报纸担任经常的地方通讯，成立通讯员小组。[3]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党委、宣传部、各报刊编辑部对培养工农通讯员的工作十分重视，形成了遍布各县、各系统的群众通讯员网。
中共从建党开始就一直强调建立工农通讯员网络，一方面是想通过工农通讯员这支队伍更好地向工农大众进行有效的宣传，另一方面是为弥补报社人员不足、稿件缺乏的现状。但由于战争年代人员流动性大，缺乏统一的组织管理，很多地方组织和新闻宣传部门，只是满足于扩大工农通讯员的人数，以应付上级部门，却疏忽了对通讯员的引导和管理，因此，虽长期要求培养工农通讯员，但并未形成一定的制度。
1942年至1945年，中共加强了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媒体整合。针对以往《解放日报》为代表的解放区各报刊过于重视国际新闻，而不重视国内，尤其是解放区的新闻，存在不重视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等问题，毛泽东指出，新闻工作就是要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要“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4]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明确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5]与此同时，中宣部要求努力开展通讯工作，把一切愿为党报写稿的积极力量动员起来，并加强对工农通讯员队伍的管理，把工农通讯员工作纳入党的完全领导之下，加强对各级相关部门人员的教育，让他们从思想上认识到工农通讯员在革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及重要性。1942年8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展开通讯员工作》的社论指出：我们的报纸如果没有广泛的通讯员，如果没有参加实际工作的、生活在群众中间的党与非党的通讯员，报纸是不可能办好的，因为我们的报纸是党的报纸，同时也是群众的报纸，群众的利益、群众的情绪，是党决定政策的依据；群众的意见、群众的行动，也是考验我们的政策与工作的标尺……我们的报纸不仅要有能干的编辑与优秀的记者，而尤其需要有生活在广大人民中间的、参加在各实际工作里面的群众通讯员。[6]
1944年2月5日，胡锡奎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宣传部召开的通讯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进一步加强党报通讯工作》的总结，指出各级领导须加强对通讯工作的重视；并就“认真地有重点地培养工农通讯员”提出了具体措施。[7]1945年7月10日、14日、15日，《晋察冀日报》连续发表了三篇社论，指出：“只有努力写群众，学群众，又使群众写，群众办，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与群众密切的联系，我们才能提高一步。”[8]这样紧锣密鼓地发表社论、文章，一再强调发展工农通讯员工作的重要性，在以往党的宣传史上从未有过。
抗战时期，党中央在通讯员的发展、组织、培养上也有一定的要求：“今后要把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通讯员统统组织起来，党的各级宣传部，不但分区与县委要学会具体指导自己的通讯员，而且通讯员较多的区和支部也要学会这种具体的指导。这种精密的组织和具体指导，会大大提高通讯的质量。”[9]除各级党报有责任培养通讯员，各级宣传部也有责任，一般先是个别发展通讯员，一个地方有了几个通讯员就成立通讯小组。小组建立多了，按区建立中心组，在县则设通讯总组。总组组长由县委宣传部长兼任，另有一宣传干事专任副总组长。区的中心组和通讯小组，大都由积极通讯员兼任组长。[10]同时要求各级党报和宣传部建立请示与汇报制度，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各机构还需通过办通讯刊物、一对一培养、有一定的物质奖励等办法对工农通讯员进行培养。[11]对工农通讯员的稿件如实登载，实在表述不通的，要经过修改之后发表，但仍署通讯员的名字，以鼓励他们写作的热情。这一切措施的实施，标志着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形成。 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方面通讯员的稿件补充了党报稿源的不足，据统计，1946年《晋绥日报》的通讯员人数就由最初创刊（1940年创刊）时的50多人发展到1210人。每天大约收稿件30～40篇，编辑部每个月收到的稿件多达千件。[12]盐阜地区已建立比较健全的通讯网，拥有3000多名通讯员，形成了一支有呼有应、能够配合专业办报人员完成宣传报道任务的队伍。当时，采用通讯员写的稿件，经常占地方新闻的70%左右。[13]同时又使得报纸内容更生活化，更贴近于受众的接受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又培养了人才，许多工农通讯员在报社、通讯社的培养下走上新闻工作岗位，成为优秀的编辑和记者。
三、从传播学视角看工农通讯员制度
从传播学视角来看，抗战时期的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建立及其实践，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传播观念的转变。从1942年的《解放日报》改版之后形成的工农通讯员制度，到1948年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正式提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口号，其目的是希望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毛泽东曾指示：《解放日报》要把工农通讯员组织好，管理好，从而使该报在陕甘宁边区各县建起了通讯员网，及时地、有效地反映来自基层第一线的消息。使之“成为抗日人民大众的报纸，成为鼓吹抗战，鼓吹民主，鼓吹进步的号角。我们要把人民大众的生活，人民大众的抗战活动，人民大众的意见，在报纸上反映出来”。[14]刘少奇也指出：党与群众的联系就靠报纸，报纸是“桥梁”。他认为报纸这座桥梁是双向的，一方面中央依靠报纸“联系群众，指导人民指导各地党委和政府的工作”；另一方面人民群众依靠报纸向中央“有所反映，有所要求，有所呼吁”。[15]这清楚地表明，中共的宣传理念正在逐渐地转变，将过去由上至下的单向传播，变成了既要由上至下，又可以由下至上的双向传播。“群众”不再只是政党宣传的“靶子”，而是有血肉、有情感，因不同的自然环境、心理环境、社会环境影响其接受信息程度的受众。
受众是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传播活动中的听众、观众和读者的总称。受众是信息的接受者、传播所指向的客体，又是传播反馈的中心环节。传播效果是否好，要从受众的反应来衡量，因此，受众是决定传播活动成败的关键。但在回顾1942年之前的中共传播实践时发现，从本质上讲，中共传播与其受众的关系是以“传播者本位”为主要特征的。其主要体现在：在传播目的上，早期加强建立工农通讯员网络，多采用他们的稿件，但目的只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他们使受众改变观念。在传播对象上，受众依然被作为被组织、被教育和被改造的对象，没有把他们作为传播活动的服务对象来对待。在传播形式上，仍以单向灌输方式为主。但到了1942年之后，随着党对传播认识的加深（也是由于施行民主政治的需要），开始逐步重视受众（即人民群众）的反应，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就像刘少奇说的：报纸工作办不好，就是最厉害的脱离群众，那是要出危险的。[16]他认识到了一个毫无效用、失去受众信任的媒介，是达不到宣传的目的的。在1943年，毛泽东提出：“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方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际行动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17]
2. 工农通讯员成为联系党与群众的“桥梁”。如果说报纸是实现党与人民群众相联系的桥梁，那么，工农通讯员就是实现报纸与人民群众相联系的桥梁。工农通讯员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源于中共的传播宗旨及传播理念；另一方面源于陕北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以及所面对的陕北特殊“受众”（群众）。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工农通讯员成为实现党的先进传播理念—“党→报纸→人民群众”这一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抗战时期，大众传播对根据地的受众而言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受众无法与媒介实现双向互动的交流，受众的传播潜能受到了很大抑制。但有了既是“受众”，又是“传者”身份的工农通讯员的存在，这个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工农通讯员把信息传递给受众，同时又把受众的诉求、建议和意见通过媒介传递给党的政策的制定者。这可以说是中共在传播史上的首创，正是有了工农通讯员的存在，才使“群众办报”真正成为可能、落到实处。正如刘少奇所说的“中央就是依靠你们这个工具，联系群众，指导人民，指导各地党和政府的工作的”。[18]“人民依靠你们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反映上来，变成新闻、通讯，反映给各级党委，反映给中央，这就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了。”[19]实现创新扩散的过程包括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创新事物通过大众媒介引起受众的兴趣并得到认同。这一阶段，大众媒介通过工农通讯员起着主导作用。第二个步骤是受众在参与大众传播的基础上进行再传播，是信息的扩展和受众规模扩大的过程。在这一阶段，工农通讯员的人际传播起着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
[1]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173.
[2] 氓.论目前“红中”的任务[N].红色中华，1933-08-10.
[3] 武汉《新华日报》[N].1938-05-11.
[4] 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5]解放日报.为改造党报的通知[N].解放日报，1942-03-16.
[6]解放日报[N].1942-08-25.
[7] [8] [12] 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察冀日报大事记（1937年12月-1948年6月）[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135，169.
[9] 解放日报.本报创刊一千期[N].解放日报，1944-02-16.
[10] [13] 王维.革命战争年代江苏盐阜地区的通讯工作[M].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界.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24.
[11] 刘云莱.新华社史话[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19.
[12] 新闻工作文献选编[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75-76.
[14] [15] [16] [18] [19]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99，399.
[1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关键词：工农通讯员 延安时期 革命根据地 传播学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这一新闻思想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新闻传播思想的总结，也是未来新闻传播工作的指针。“群众办报”是“全党办报”的补充，也是实现“全党办报”的途径和方法。对于如何实现“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在毛泽东认为可行的4条途径中就有一条是：建立团结在党报周围的工农通讯员队伍。还曾指示《解放日报》《晋绥日报》等根据地的报刊要把工农通讯员组织好，管理好，从而使这些报刊在陕甘宁边区各县建起了通讯员网，及时有效地反映来自基层第一线的消息。但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群众办报”时，很少谈及“工农通讯员”，对工农通讯员在战争年代所付出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未给予必要的肯定，更没有人从传播学的视角予以观照。
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前，尤其是延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传播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建立了广泛的工农通讯员网络，并逐步制订了严格的工农通讯员制度，这是“群众办报”得以实现的坚实基础和根本保证，这支不在编的新闻队伍在各个历史时期，在配合新闻专业人员完成党的宣传任务、密切党群关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有效的宣传效果。
二、延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工农通讯员制度
“工农通讯员”是党在革命根据地吸收工人、农民用通讯等形式为新闻机构反映情况、采写报道的编外新闻工作人员。工农通讯员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宣传观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在创办其《莱茵报》和《火星报》时就十分重视发展、依靠工人通讯员，以获得工人群众的支持。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1920年创办《劳动界》周刊时已注意在工人中发展通讯员，在第二、第三期刊登有“欢迎工人投稿”的启事。1931年4月21日在《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中指出：“在党的与苏维埃的机关报下面，必须有很多的工农通讯员。”[1]《红色中华》还专门辟有“工农通讯”专栏，1932年8月，李一氓（署名“氓”）在《红色中华》百期纪念特刊上发表题为《论目前“红中”的任务》的文章，指出培养“从工农出身的新闻干部，是红色中华的天然的责任”，要求“每个支部每个乡苏维埃指定通讯员并完成执行通讯员的责任”。[2]《新华日报》在1938年5月向读者及地方组织提出了几点要求，其中第三条就是：为报纸担任经常的地方通讯，成立通讯员小组。[3]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党委、宣传部、各报刊编辑部对培养工农通讯员的工作十分重视，形成了遍布各县、各系统的群众通讯员网。
中共从建党开始就一直强调建立工农通讯员网络，一方面是想通过工农通讯员这支队伍更好地向工农大众进行有效的宣传，另一方面是为弥补报社人员不足、稿件缺乏的现状。但由于战争年代人员流动性大，缺乏统一的组织管理，很多地方组织和新闻宣传部门，只是满足于扩大工农通讯员的人数，以应付上级部门，却疏忽了对通讯员的引导和管理，因此，虽长期要求培养工农通讯员，但并未形成一定的制度。
1942年至1945年，中共加强了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媒体整合。针对以往《解放日报》为代表的解放区各报刊过于重视国际新闻，而不重视国内，尤其是解放区的新闻，存在不重视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等问题，毛泽东指出，新闻工作就是要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要“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4]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明确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5]与此同时，中宣部要求努力开展通讯工作，把一切愿为党报写稿的积极力量动员起来，并加强对工农通讯员队伍的管理，把工农通讯员工作纳入党的完全领导之下，加强对各级相关部门人员的教育，让他们从思想上认识到工农通讯员在革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及重要性。1942年8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展开通讯员工作》的社论指出：我们的报纸如果没有广泛的通讯员，如果没有参加实际工作的、生活在群众中间的党与非党的通讯员，报纸是不可能办好的，因为我们的报纸是党的报纸，同时也是群众的报纸，群众的利益、群众的情绪，是党决定政策的依据；群众的意见、群众的行动，也是考验我们的政策与工作的标尺……我们的报纸不仅要有能干的编辑与优秀的记者，而尤其需要有生活在广大人民中间的、参加在各实际工作里面的群众通讯员。[6]
1944年2月5日，胡锡奎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宣传部召开的通讯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进一步加强党报通讯工作》的总结，指出各级领导须加强对通讯工作的重视；并就“认真地有重点地培养工农通讯员”提出了具体措施。[7]1945年7月10日、14日、15日，《晋察冀日报》连续发表了三篇社论，指出：“只有努力写群众，学群众，又使群众写，群众办，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与群众密切的联系，我们才能提高一步。”[8]这样紧锣密鼓地发表社论、文章，一再强调发展工农通讯员工作的重要性，在以往党的宣传史上从未有过。
抗战时期，党中央在通讯员的发展、组织、培养上也有一定的要求：“今后要把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通讯员统统组织起来，党的各级宣传部，不但分区与县委要学会具体指导自己的通讯员，而且通讯员较多的区和支部也要学会这种具体的指导。这种精密的组织和具体指导，会大大提高通讯的质量。”[9]除各级党报有责任培养通讯员，各级宣传部也有责任，一般先是个别发展通讯员，一个地方有了几个通讯员就成立通讯小组。小组建立多了，按区建立中心组，在县则设通讯总组。总组组长由县委宣传部长兼任，另有一宣传干事专任副总组长。区的中心组和通讯小组，大都由积极通讯员兼任组长。[10]同时要求各级党报和宣传部建立请示与汇报制度，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各机构还需通过办通讯刊物、一对一培养、有一定的物质奖励等办法对工农通讯员进行培养。[11]对工农通讯员的稿件如实登载，实在表述不通的，要经过修改之后发表，但仍署通讯员的名字，以鼓励他们写作的热情。这一切措施的实施，标志着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形成。 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方面通讯员的稿件补充了党报稿源的不足，据统计，1946年《晋绥日报》的通讯员人数就由最初创刊（1940年创刊）时的50多人发展到1210人。每天大约收稿件30～40篇，编辑部每个月收到的稿件多达千件。[12]盐阜地区已建立比较健全的通讯网，拥有3000多名通讯员，形成了一支有呼有应、能够配合专业办报人员完成宣传报道任务的队伍。当时，采用通讯员写的稿件，经常占地方新闻的70%左右。[13]同时又使得报纸内容更生活化，更贴近于受众的接受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又培养了人才，许多工农通讯员在报社、通讯社的培养下走上新闻工作岗位，成为优秀的编辑和记者。
三、从传播学视角看工农通讯员制度
从传播学视角来看，抗战时期的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建立及其实践，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传播观念的转变。从1942年的《解放日报》改版之后形成的工农通讯员制度，到1948年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正式提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口号，其目的是希望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毛泽东曾指示：《解放日报》要把工农通讯员组织好，管理好，从而使该报在陕甘宁边区各县建起了通讯员网，及时地、有效地反映来自基层第一线的消息。使之“成为抗日人民大众的报纸，成为鼓吹抗战，鼓吹民主，鼓吹进步的号角。我们要把人民大众的生活，人民大众的抗战活动，人民大众的意见，在报纸上反映出来”。[14]刘少奇也指出：党与群众的联系就靠报纸，报纸是“桥梁”。他认为报纸这座桥梁是双向的，一方面中央依靠报纸“联系群众，指导人民指导各地党委和政府的工作”；另一方面人民群众依靠报纸向中央“有所反映，有所要求，有所呼吁”。[15]这清楚地表明，中共的宣传理念正在逐渐地转变，将过去由上至下的单向传播，变成了既要由上至下，又可以由下至上的双向传播。“群众”不再只是政党宣传的“靶子”，而是有血肉、有情感，因不同的自然环境、心理环境、社会环境影响其接受信息程度的受众。
受众是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传播活动中的听众、观众和读者的总称。受众是信息的接受者、传播所指向的客体，又是传播反馈的中心环节。传播效果是否好，要从受众的反应来衡量，因此，受众是决定传播活动成败的关键。但在回顾1942年之前的中共传播实践时发现，从本质上讲，中共传播与其受众的关系是以“传播者本位”为主要特征的。其主要体现在：在传播目的上，早期加强建立工农通讯员网络，多采用他们的稿件，但目的只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他们使受众改变观念。在传播对象上，受众依然被作为被组织、被教育和被改造的对象，没有把他们作为传播活动的服务对象来对待。在传播形式上，仍以单向灌输方式为主。但到了1942年之后，随着党对传播认识的加深（也是由于施行民主政治的需要），开始逐步重视受众（即人民群众）的反应，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就像刘少奇说的：报纸工作办不好，就是最厉害的脱离群众，那是要出危险的。[16]他认识到了一个毫无效用、失去受众信任的媒介，是达不到宣传的目的的。在1943年，毛泽东提出：“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方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际行动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17]
2. 工农通讯员成为联系党与群众的“桥梁”。如果说报纸是实现党与人民群众相联系的桥梁，那么，工农通讯员就是实现报纸与人民群众相联系的桥梁。工农通讯员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源于中共的传播宗旨及传播理念；另一方面源于陕北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以及所面对的陕北特殊“受众”（群众）。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工农通讯员成为实现党的先进传播理念—“党→报纸→人民群众”这一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抗战时期，大众传播对根据地的受众而言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受众无法与媒介实现双向互动的交流，受众的传播潜能受到了很大抑制。但有了既是“受众”，又是“传者”身份的工农通讯员的存在，这个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工农通讯员把信息传递给受众，同时又把受众的诉求、建议和意见通过媒介传递给党的政策的制定者。这可以说是中共在传播史上的首创，正是有了工农通讯员的存在，才使“群众办报”真正成为可能、落到实处。正如刘少奇所说的“中央就是依靠你们这个工具，联系群众，指导人民，指导各地党和政府的工作的”。[18]“人民依靠你们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反映上来，变成新闻、通讯，反映给各级党委，反映给中央，这就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了。”[19]实现创新扩散的过程包括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创新事物通过大众媒介引起受众的兴趣并得到认同。这一阶段，大众媒介通过工农通讯员起着主导作用。第二个步骤是受众在参与大众传播的基础上进行再传播，是信息的扩展和受众规模扩大的过程。在这一阶段，工农通讯员的人际传播起着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
[1]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173.
[2] 氓.论目前“红中”的任务[N].红色中华，1933-08-10.
[3] 武汉《新华日报》[N].1938-05-11.
[4] 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5]解放日报.为改造党报的通知[N].解放日报，1942-03-16.
[6]解放日报[N].1942-08-25.
[7] [8] [12] 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察冀日报大事记（1937年12月-1948年6月）[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135，169.
[9] 解放日报.本报创刊一千期[N].解放日报，1944-02-16.
[10] [13] 王维.革命战争年代江苏盐阜地区的通讯工作[M].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界.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24.
[11] 刘云莱.新华社史话[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19.
[12] 新闻工作文献选编[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75-76.
[14] [15] [16] [18] [19]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99，399.
[1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