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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永远需要务实的改革，没有这样的改革，保守、落后之物一定会充斥我们的生活，压抑社会活力，我们的世界就会变成动物的丛林。然而，改革又需要在人心上做许多工作，操之过急，很可能事与愿违。原因很简单：任何社会变革本质上都是一种权力与利益的调整，如果被改革波及的人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意义，不愿为改革支付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就会拧成一股反改革的力量，与改革者分庭抗礼。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比如商鞅变法、王安石改革、康有为维新，最后都陷入失败的泥沼，主要原因在于步骤过于急促、改变过于迅猛。
蔡元培先生是杰出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改革家，他最大的功绩是将一所充满封建气息的皇家大学改造成了带有明显民主科学色彩的精神圣地。或许是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吧，蔡元培的改革走的是渐进路线，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1916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一位叫马兆北的学生就跟他“短兵相接”了。马氏是从湖南考入北京大学的，报到那天，晴空万里，清风徐来，此君心情非常愉快。刚踏进大门，就看到一纸公告：凡新生来校报到，一定要交一份由现在北平做官的人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才能予以注册。读完公告，马氏原本小鸟飞天的心情立即盖满了厚厚的冰雪，他怎么也想不到，作为全国精神自由大本营的北大，居然有如此迂腐的规定。年轻人本来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马兆北立即给蔡元培写了一封带有浓郁情绪的信，信中说：“我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不料还未入学，就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未免令我大失所望。我坚决表示，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我就退学。”马兆北对自己此举并没有寄予多少希望，只是为了泄愤。他觉得：校长日理万机，未必会注意到这封信。
然而，奇迹偏偏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地发生了。信发出后，正准备收拾行李打道回府的马兆北突然收到一封来信，打开一看，开头写着“元材先生”（即马兆北先生），浏览下边的署名，居然是蔡元培校长的亲笔：“弟元培谨启”。马兆北压抑着内心的激动通读全文，信中有这样的内容：“查德国各大学，本无保证书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变制度，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在未决定前，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
从蔡元培的回信可以看出，他对北京大学学生注册需要北平官员提供保证书的制度，是不以为然的，但他当时并未强行进行颠覆性的改变，而是采取了由自己给学生作保的方式，为日后说服众人、改革注册制度留出了缓冲时间。
渐进的智慧也体现在蔡元培对北大校风的改造中。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建立于清末，是科举制度的替代物，从那儿毕业了就是进士，许多教师都是官员兼任。当时有所谓“两院一堂”之说，两院就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即指京师大学堂。到了民国，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可大家并没有感觉到它们的区别。当时，一些学生上大学，只是为了结交一批有背景有靠山有金钱的朋友，以利今后的飞黄腾达，学风差得无法想象，打架斗殴、嫖娼赌博是家常便饭。学风不好，教风也未必强到哪儿去。而北大一些老师根本没有以身作则的意识，娶小老婆的、吸鸦片的，去官场钻营的，一个比一个厉害。蔡元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他没有鲁莽从事，比如大规模开除学生、解聘过去的老师等，而是以相对温和的方式对北大进行了再塑。
蔡元培做的第一件事是教育学生改变读书观念。他在北大就职演说中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其二，蔡元培在北大建立了“进德会”，號召教职员工提高道德修养，以作学生楷模。进德会明确规定会员划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对甲种会员要求“不嫖、不赌、不纳妾”；对乙种会员要求在“不嫖、不赌、不纳妾”基础上，再加上“不做官吏、不做议员”；而对丙种会员则要求在“不嫖、不赌、不纳妾”， “不做官吏、不做议员”的前提下，再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会员入会手续极为简单，入会人只须填写一个申请表，写明愿为某种会员后，即在《北大日刊》上公示。
进德会成立后，北大的教职员工踊跃报名，仅半年左右时间，加入北大进德会的会员就达到了398人，其中包括温宗禹、夏元瑮、王建祖、沈尹默、傅斯年、罗家伦、陈宝锷、高日采等大批知名人士。其三，也是最关键的，蔡元培利用校长的权力，聘请陈独秀、胡适等具有新思想的人物来北大执教。蔡元培邀请陈独秀来校做文科学长尤其传为佳话。陈独秀当时正主编《新青年》，不是学者，没有著作，也不是什么家。但蔡元培觉得此人有批判旧世界的激情，观念前卫，思想深刻，正是北大需要的人才。蔡元培到前门小旅馆三顾茅庐，坐在门口等他起床，还为他编造假履历，称他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以便获得教育部的同意。
随后，陈独秀引来了胡适，加上蔡元培并没有排斥思想守旧，却有真学问的辜鸿铭、刘师培等人，北大的学术风气，一下子变浓了。
“渐进”不是懒惰，它是一种面对复杂事物的策略；“渐进”也不是庸碌，而是一种对事物规律的深刻洞察。“渐”是表象，“进”才是本质。蔡元培博古通今、思想敏銳，他比一般人更懂得这个道理。
蔡元培先生是杰出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改革家，他最大的功绩是将一所充满封建气息的皇家大学改造成了带有明显民主科学色彩的精神圣地。或许是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吧，蔡元培的改革走的是渐进路线，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1916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一位叫马兆北的学生就跟他“短兵相接”了。马氏是从湖南考入北京大学的，报到那天，晴空万里，清风徐来，此君心情非常愉快。刚踏进大门，就看到一纸公告：凡新生来校报到，一定要交一份由现在北平做官的人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才能予以注册。读完公告，马氏原本小鸟飞天的心情立即盖满了厚厚的冰雪，他怎么也想不到，作为全国精神自由大本营的北大，居然有如此迂腐的规定。年轻人本来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马兆北立即给蔡元培写了一封带有浓郁情绪的信，信中说：“我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不料还未入学，就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未免令我大失所望。我坚决表示，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我就退学。”马兆北对自己此举并没有寄予多少希望，只是为了泄愤。他觉得：校长日理万机，未必会注意到这封信。
然而，奇迹偏偏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地发生了。信发出后，正准备收拾行李打道回府的马兆北突然收到一封来信，打开一看，开头写着“元材先生”（即马兆北先生），浏览下边的署名，居然是蔡元培校长的亲笔：“弟元培谨启”。马兆北压抑着内心的激动通读全文，信中有这样的内容：“查德国各大学，本无保证书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变制度，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在未决定前，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
从蔡元培的回信可以看出，他对北京大学学生注册需要北平官员提供保证书的制度，是不以为然的，但他当时并未强行进行颠覆性的改变，而是采取了由自己给学生作保的方式，为日后说服众人、改革注册制度留出了缓冲时间。
渐进的智慧也体现在蔡元培对北大校风的改造中。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建立于清末，是科举制度的替代物，从那儿毕业了就是进士，许多教师都是官员兼任。当时有所谓“两院一堂”之说，两院就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即指京师大学堂。到了民国，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可大家并没有感觉到它们的区别。当时，一些学生上大学，只是为了结交一批有背景有靠山有金钱的朋友，以利今后的飞黄腾达，学风差得无法想象，打架斗殴、嫖娼赌博是家常便饭。学风不好，教风也未必强到哪儿去。而北大一些老师根本没有以身作则的意识，娶小老婆的、吸鸦片的，去官场钻营的，一个比一个厉害。蔡元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他没有鲁莽从事，比如大规模开除学生、解聘过去的老师等，而是以相对温和的方式对北大进行了再塑。
蔡元培做的第一件事是教育学生改变读书观念。他在北大就职演说中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其二，蔡元培在北大建立了“进德会”，號召教职员工提高道德修养，以作学生楷模。进德会明确规定会员划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对甲种会员要求“不嫖、不赌、不纳妾”；对乙种会员要求在“不嫖、不赌、不纳妾”基础上，再加上“不做官吏、不做议员”；而对丙种会员则要求在“不嫖、不赌、不纳妾”， “不做官吏、不做议员”的前提下，再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会员入会手续极为简单，入会人只须填写一个申请表，写明愿为某种会员后，即在《北大日刊》上公示。
进德会成立后，北大的教职员工踊跃报名，仅半年左右时间，加入北大进德会的会员就达到了398人，其中包括温宗禹、夏元瑮、王建祖、沈尹默、傅斯年、罗家伦、陈宝锷、高日采等大批知名人士。其三，也是最关键的，蔡元培利用校长的权力，聘请陈独秀、胡适等具有新思想的人物来北大执教。蔡元培邀请陈独秀来校做文科学长尤其传为佳话。陈独秀当时正主编《新青年》，不是学者，没有著作，也不是什么家。但蔡元培觉得此人有批判旧世界的激情，观念前卫，思想深刻，正是北大需要的人才。蔡元培到前门小旅馆三顾茅庐，坐在门口等他起床，还为他编造假履历，称他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以便获得教育部的同意。
随后，陈独秀引来了胡适，加上蔡元培并没有排斥思想守旧，却有真学问的辜鸿铭、刘师培等人，北大的学术风气，一下子变浓了。
“渐进”不是懒惰，它是一种面对复杂事物的策略；“渐进”也不是庸碌，而是一种对事物规律的深刻洞察。“渐”是表象，“进”才是本质。蔡元培博古通今、思想敏銳，他比一般人更懂得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