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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系列之一
这是一个集体怀旧的时代,这怀旧之念起源于何时,又是因何而起,有太多种解读。我们更愿意相信的是,我们总喜欢把美好的留在脑海里,这种单纯的美好代表着大家对生活的爱与祝福。新中国诞生之初,万象更新,物质条件虽依然匮乏,但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心无比强烈,那种向往是隐藏不住的笑意,是时刻迸发的热情,是无处不在的雀跃。2021年,《山东画报》与云志艺术馆共同推出“你好,新中国”系列影像专题,我们用影像“怀旧”,一同去看看那个已经远去的、陌生却又熟悉的年代,熟悉却又陌生的人与事。
我出生于1939年,过了80多个春节了,但记忆最深的还是儿时过年的景象。那时,每当过了辞灶节,我就在墙上画上七道竖杠,每天晚上抹去一道,七天抹完了,春节也就到了。除夕晚上,大人虽然总是在提醒孩子别乱说话,可还是很热闹,烧香、烧纸、放鞭炮。到了凌晨12点,全家围坐在一起吃饺子,过后就是该小辈给长辈磕头、问好的时间了。问过好,第二天就还能有白面馍馍吃。新中国诞生之初物质匮乏,春节的饮食虽仍以地瓜、地瓜干为主,可还是能吃上顿白面饺子和白面馍馍,也能穿上件新衣服。
记得有一年正月初一,一大早,叔叔带我们去给别家老人拜年,人家给了我一碗白面饺子,我高兴地兜着往家跑,却不小心被石头绊倒,饺子摔出去了,衣服也弄臟了。那时候哪顾得上脏不脏,把摔碎的饺子拾起来,回家用凉水一冲便也一股脑儿吃下去了。
青岛是1949年5月份解放的,到了冬天我就去上学了。解放初期,家里依旧不宽裕,为了挣几个钱过春节,五叔就买了些带壳的花生,让我们全家一块剥花生米,再拿到市场上卖。我们小心翼翼,剥出来的花生米成色好,且没有一个碎的,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终于盼到了腊月二十五,即墨城大集时间,我家离县城还有二十多里路,五叔推车,我在前面拉车,摆好摊一会儿,花生就都卖出去了。赚来了钱,我便对五叔说,我想要一张毛主席像。不知怎的,五叔听错了,给我买来了一顶那时候最流行的八角帽。我虽欣喜不已,但心里仍惦记着那张毛主席像,我便又跟五叔要了一角钱,在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了一张,回家后小心翼翼地贴在了墙上。
七叔是1948年成为解放军的。春节前,村干部领着浩浩荡荡一群人来我家,在门上挂了一个“军属光荣”的红牌子,还送了一盏红灯笼。村里人还把七叔的爸妈,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喊出来,集体给他俩拜年,挂上光荣牌、系上红灯笼,全家人都感觉特别有面子。
那时候的春节,学校或村里都要组织文艺宣传队走街串巷,给各村的人拜年。演出队有踩高跷的,有打腰鼓、打花棍的,也有跑旱船的等等。我老伴儿当时是腰鼓队里的“队花”,我则负责打花棍或是跑旱船。每到一村都是人山人海的场景。演出也都是有头有尾,先出场的高悦客要代表演出单位给全村人拜年,讲一些祈祷来年风调雨顺的客套话,性质跟今天的主持人差不多。演出结束后,本村的村干部还要给高悦客端碗热水喝。演出一直持续四五天,身上很累,但心里很热乎。
解放了,穷人翻了身,当家做主人,生活虽然不很富足,但心里高兴,是发自内心感谢新中国的。
(编辑/王立群 助编/李潇雨)
这是一个集体怀旧的时代,这怀旧之念起源于何时,又是因何而起,有太多种解读。我们更愿意相信的是,我们总喜欢把美好的留在脑海里,这种单纯的美好代表着大家对生活的爱与祝福。新中国诞生之初,万象更新,物质条件虽依然匮乏,但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心无比强烈,那种向往是隐藏不住的笑意,是时刻迸发的热情,是无处不在的雀跃。2021年,《山东画报》与云志艺术馆共同推出“你好,新中国”系列影像专题,我们用影像“怀旧”,一同去看看那个已经远去的、陌生却又熟悉的年代,熟悉却又陌生的人与事。
我出生于1939年,过了80多个春节了,但记忆最深的还是儿时过年的景象。那时,每当过了辞灶节,我就在墙上画上七道竖杠,每天晚上抹去一道,七天抹完了,春节也就到了。除夕晚上,大人虽然总是在提醒孩子别乱说话,可还是很热闹,烧香、烧纸、放鞭炮。到了凌晨12点,全家围坐在一起吃饺子,过后就是该小辈给长辈磕头、问好的时间了。问过好,第二天就还能有白面馍馍吃。新中国诞生之初物质匮乏,春节的饮食虽仍以地瓜、地瓜干为主,可还是能吃上顿白面饺子和白面馍馍,也能穿上件新衣服。
记得有一年正月初一,一大早,叔叔带我们去给别家老人拜年,人家给了我一碗白面饺子,我高兴地兜着往家跑,却不小心被石头绊倒,饺子摔出去了,衣服也弄臟了。那时候哪顾得上脏不脏,把摔碎的饺子拾起来,回家用凉水一冲便也一股脑儿吃下去了。
青岛是1949年5月份解放的,到了冬天我就去上学了。解放初期,家里依旧不宽裕,为了挣几个钱过春节,五叔就买了些带壳的花生,让我们全家一块剥花生米,再拿到市场上卖。我们小心翼翼,剥出来的花生米成色好,且没有一个碎的,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终于盼到了腊月二十五,即墨城大集时间,我家离县城还有二十多里路,五叔推车,我在前面拉车,摆好摊一会儿,花生就都卖出去了。赚来了钱,我便对五叔说,我想要一张毛主席像。不知怎的,五叔听错了,给我买来了一顶那时候最流行的八角帽。我虽欣喜不已,但心里仍惦记着那张毛主席像,我便又跟五叔要了一角钱,在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了一张,回家后小心翼翼地贴在了墙上。
七叔是1948年成为解放军的。春节前,村干部领着浩浩荡荡一群人来我家,在门上挂了一个“军属光荣”的红牌子,还送了一盏红灯笼。村里人还把七叔的爸妈,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喊出来,集体给他俩拜年,挂上光荣牌、系上红灯笼,全家人都感觉特别有面子。
那时候的春节,学校或村里都要组织文艺宣传队走街串巷,给各村的人拜年。演出队有踩高跷的,有打腰鼓、打花棍的,也有跑旱船的等等。我老伴儿当时是腰鼓队里的“队花”,我则负责打花棍或是跑旱船。每到一村都是人山人海的场景。演出也都是有头有尾,先出场的高悦客要代表演出单位给全村人拜年,讲一些祈祷来年风调雨顺的客套话,性质跟今天的主持人差不多。演出结束后,本村的村干部还要给高悦客端碗热水喝。演出一直持续四五天,身上很累,但心里很热乎。
解放了,穷人翻了身,当家做主人,生活虽然不很富足,但心里高兴,是发自内心感谢新中国的。
(编辑/王立群 助编/李潇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