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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叔本华的《论读书》有个观点：20年之内的书最好不读，因为大多无非过眼云烟。回想自己20年来过目的书，也许只有小部分能入叔本华心仪的正典，可谓“不读白不读”，其余大部分恐怕真成为过眼云烟了。而后者又分为两类，一是“读了也白读”，一是“白读也要读”。“读了也白读”的代表是五花八门的热销书，今天大多连书名及作者都想不起来了；“白读也要读”则有种种不得不读的书，如实际所需、情势所迫等。另外，还有一时虽然难以归入经典，但又确属精神文化或学术思想的用心力作，如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阿来的《瞻对》、梁衡的《人杰鬼雄》等。现代人的时间既紧张又宝贵，所谓“时间就是金钱”成为当代中国最响亮的口号之一，而一曲《时间都去哪儿了》也让人感慨嘘唏，读书时间更是稀缺。而在寸阴寸金的时间里，除了应对“读了也白读”和“白读也要读”的东西——且不说微博微信什么的，如何尽可能浸淫于古典、陶冶于经典，委实是个十分突出的矛盾。对此，前人已有各自行之有效的方法，如鲁迅先生把他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读书，这里借花献佛再贡献一点——化整为零，蚂蚁搬家。首届范长江新闻奖9位获奖者之一、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2008年为新华社年轻记者作了一场关于读书的报告，题为《把“阅读”培养成为一种爱好》，其中谈到自己通读《列宁选集》的经验即为一例：
《列宁选集》第1卷858页，第2卷1005页，第3卷933页，第4卷765页，4卷合计3561页。由于采访报道任务繁重，要在短期内读完这4大本书，的确有一定困难。为了解决读书同时间的矛盾，1973年元旦我拟定了一个总体学习计划：按照每小时平均10页的阅读速度，将《列宁选集》1-4卷通读一遍需要356个小时。如果每天挤出1小时，不到一年就可以把《列宁选集》1-4卷通读一遍。有了这个总体规划，零碎时间就像珍珠一样被串了起来。实践的结果是只用了6个月，就把《列宁选集》通读了一遍。（《中国记者》，2008年第5期）
他的经验也给了我启发。于是，除了20年目睹之杂碎书，这些年还用此法啃读经典、温习古典，颇见成效，《鲁迅全集》《资治通鉴》等就是这样零打碎敲，用一年时间读完的。拿中华书局的点校本《资治通鉴》来说，共有20本约1万页，平均下来，每天约30页，由于多为有声有色的人物以及一波三折的故事，读来有滋有味，不亚坊间八卦。2013年，经方家数十年辛勤劳作，新版《史记》出版发行，接着《毛泽东年谱（1949-1976）》也在伟人诞辰120周年之际问世。《史记》10本，《毛泽东年谱（1949-1976）》6本，于是决定2014年化整为零的攻坚目标就是这两套大书。结果表明，同南振中读《列宁选集》的情形相似，不到半年就基本完成了。
当然，《史记》的“表”“书”等专精内容匆匆翻过，重点是感兴趣的史记故事，如“本纪”“世家”“列传”等。关于《史记》，鲁迅先生的评语向称不刊之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放在人类文明长河，也许只有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及其《历史》庶几近之。另外，司马迁及其《史记》既是不可超越的史家之绝唱，又是当之无愧的记者之先声。无论司马迁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深入现场，调查研究的良史之才，还是《史记》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记载，都不能不让新闻记者奉之为古往今来第一人。只消读读《太史公自序》，一位风尘仆仆的记者形象不就跃然纸上了吗：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这位行者与记者——记述事实之人，使人不由想起新闻史上的名家名作，如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萨空了的《从香港到新疆》，想起当代中国那些“裤腿上永远沾着泥巴”的人民记者，如《告别饥饿》一书的四位新华社记者之一冯东书：
在从事新闻工作的40余年间，冯东书的足迹踏遍祖国东西南北的山山水水：东到黑龙江省抚远县，南到海南省三亚市，西到新疆帕米尔高原脚下的乌恰县，北到黑龙江省漠河县，并对全国多数贫困地区进行过调查。
冯东书的名字也俨然成为深入调研的代名词……一位老记者在博客中写道：“当年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坐拖拉机下乡，我也在太行山上用脚板‘量’路；那收获，绝对比如今坐小车下去采访大得多，也丰富得多。”这句话并不是虚言。在被誉为“新西行漫记”的《告别饥饿1978》一书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冯东书“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调研所结出的硕果。
冯东书到农村调研的故事流传很广，至今还能从新华人的口中听到一些趣闻轶事。如他出差调研到某分社，分社门卫看他头发凌乱、衣衫褴褛，不像新华社记者，倒像是个叫花子或者上访者。[1]
如今，新闻行当大都意识到讲故事的重要性，懂得新闻固然得讲政治，因为新闻的本质是政治，核心在政治，即使“新闻自由”也属政治话语与范畴，但新闻之为新闻，首先在于故事，没有故事，新闻就成为评论或文章，哪怕是重要的评论，纵然是精彩的文章，也算不上新闻，更够不上好新闻。于是，讲故事成为新闻记者的共识。那么，什么是故事，怎么讲故事，又怎么讲好中国故事呢？这些问题，也可在古今记者第一人即司马迁及其《史记》中得到鲜活的答案，尤其是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答案。有位博士生也是高校青年教师，一次同我探讨学位论文的选题，提到中国的新闻叙事与西方专业主义的“嫁接”问题。我说，与其如此张冠李戴，还不如探讨中国的新闻报道与《史记》一类文本文体的内在关联呢。《人民日报》的一则《编辑札记》，也说明了这一点：
古人写文章，一到描写一个人，常用至妙至简之笔，而令其形神风度皆跃然纸上。
印象最深的，是韩愈写南霁云，前后只用三句话。第一句是求援之时，贺兰赏其酒食，霁云慷慨道：我突围出来的时候，睢阳城里已经一个多月没开锅了，我现在独享美食，实在吃不下去。然后“拔其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第二句是遭拒之后，霁云纵马离去，将出城时，返身一箭，射在佛寺浮图上，立志说：等我破了贼兵，一定回来灭你贺兰，这支箭便是见证。最后一句是被俘之际，面对敌人劝降，霁云默然不语，老首长张巡以为他要降敌，对他说：大丈夫不可为不义屈！霁云听了笑道：我本来是想保存实力，以图再起，既然您这么说了，我哪敢不死！于是与张巡一起就义。 只此三句话，一个忠肝义胆、胸有丘壑的刚烈男儿、赳赳武将，便永远立在了文史之中。此后但说南霁云，永远也绕不开拔刀断指、箭射浮图的那个经典形象。
这种例子很多。司马迁写项羽，也是寥寥几笔，便见项羽一生。“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他叔父于是教他兵法，项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此后见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项籍又说：“彼可取而代也。”学书学剑半途而废，雄图霸业自然也难有全终。一个性情浮躁、志大才疏的枭雄形象，便在太史公几句话里，展露无遗。
古人写人，运笔精妙，惜字如金，却见神见骨，风姿卓绝，余味难以穷尽；今人写人，洋洋洒洒，长篇高论，却千章一律，写到最后仍让人感觉面目模糊。古今之异，其何大哉。[2]
倘若说世界三大宗教无不关注人与超验世界的问题，那么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则始终操心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所以，人世、人生、人伦、人情构成了中国历史连绵不绝的主线，对现世生活的热望熔铸为千万年中华文明的底色，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如“舌尖上的中国”。无论是先秦诸子深入浅出的寓言哲理，还是《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引人入胜的历史叙事，无不散发着浓郁的、温暖的、可亲可近的人间烟火气。司马迁的《史记》也处于这一脉文化源流之中。于是，读《史记》，仿佛在读人生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一觞一咏无不浸透人世情怀，真切，自然，生动，朴实，犹如俪生对汉王刘邦进言：“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俪生陆贾列传》）遗憾的是，下面不得不用列举法说明一二，而对于如此浑然一体的伟大作品，列举法实属焚琴煮鹤的无奈之举。
凡是故事，自然离不开人，核心都在人的活动、行为、言语、心理等。史记故事特别是最有故事性的列传，都是围绕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展开的。比如，著名的《刺客列传》，就写了春秋战国时期几位义薄云天的侠士、壮士、烈士。这些动人心魄的故事经过司马迁的娓娓讲述，千百年来代代传扬，家喻户晓，已经积淀为集体无意识中的文化原型，从而激励着一代代生为人杰死为鬼雄的中华儿女。鲁迅先生《故事新编》的眉间尺（《铸剑》），以及郭沫若的《聂萦》《高渐离》《棠棣之花》等剧作人物，就继续演绎着这些传奇故事，而《赵氏孤儿》更在民间广为流传。以《刺客列传》中的豫让为例，就是那么有血有肉、有声有色：
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雠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则豫让，内持刀兵，曰：“欲为智伯报仇！”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醳去之。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豫让以一己之生命诠释着这一中华文明的精神，抒写着《兰亭集序》所谓“人之相与，俯仰一世”的情怀。后来，豫让不依不饶，继续行刺赵襄子，结果同样失利。当他又被赵襄子捕获时，赵不解，说你也曾侍奉范氏和中行氏，智伯消灭他们后，你不为他们报仇，反而委身智伯，今天智伯已死，为什么偏偏没完没了地为他复仇呢？豫让回答说：“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这同《大公报》的张季鸾颇为相似，当年蒋介石曾以国士相待，故而他也是国士相报，遂有世人诟病的“小骂大帮忙”。听了豫让的回答，赵襄子喟然叹息，流泪说了一番话，然后配合豫让共同上演了一幕长歌当哭的悲剧：
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雠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豫让故事同荆轲及其刎颈之交高渐离前赴后继刺秦王的壮举一样，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华民族血气方刚的青春伟力，体现了“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高贵精神。今天，知识分子及其话语俨然一枝独秀，有人将其同先秦的“士”联系起来。不过，通观古典时代，无论是司马迁笔下的《刺客列传》，还是礼贤下士的战国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士”与其说是一种社会阶层，不如说是一种生命境界，如士可杀而不可辱，或曾子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从《管晏列传》的一个故事里，也可略见一斑。故事说的是，齐国贤相晏子有一次出门，他的车夫驾着高车大马，意气洋洋，其妻从门缝看到这一幕，觉得不胜羞愧，等车夫回家后，就提出分手。车夫不解，询问原因，于是这位无名无姓的女子说了一通话，既让车夫汗颜，也足令后人自省：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闲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司马迁不仅善于讲故事，而且长于写细节，往往白描式的几笔，就把人物神态与特定场景勾画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下面再看一例。由于秦汉以后的郡县制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社会政治制度，汉代高官也就包括京师的三公九卿和地方的郡守，其标志即为两千石及其以上的俸禄，正如过去十三级是高干门槛。汉文帝时有位朝廷元老，姓万名奋，由于本人以及四个儿子都是省部级以上高官，于是皇帝戏称他为“万石君”，也就是说父子五人的俸禄总计一万石。这位万石君及其儿子都憨厚实诚，下面这段《史记》花絮还被司马光用于《资治通鉴》，看后如在目前，令人忍俊不禁：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
武帝看来是逗他玩儿的，因为皇家御驾的马匹都有定数，而且一目了然。没想到，这位可爱的万太仆居然举着马鞭，点着御马，一匹一匹数将过来。这样令人过目不忘的细节，《史记》中比比皆是。再如《孔子世家》末尾，写到孔子垂暮时，就有一段情景交融的细节：
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
至于许多常被教科书选录的名篇，如《项羽本纪》《留侯世家》《孟尝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等，更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与细节，就像流播人口的霸王别姬、鸡鸣狗盗、负荆请罪等。下面不妨再看几例《李将军列传》的细节：
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
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
众所周知，司马迁曾因“李陵案”遭受惨毒的腐刑，从他撰写的《李将军列传》中，也能体味一种悲凉慷慨的沉郁之情，宛若李陵《答苏武书》：“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所以，每读《李将军列传》，心头都禁不住阵阵泛起后人那些怅惘低徊的深长歌吟，包括张承志《荒芜英雄路》中的《杭盖怀李陵》：“两唐书中记载了大量黠戛斯（柯尔克孜）人自称李陵苗裔的族源传说；日本突厥学家护雅夫认为，黠戛斯之一部即黑发黑须黑瞳的一部，乃是李陵及降卒后裔这一传说，已经成为正史史源，但尚不是信史。”而诗坛千古流传的名篇佳作，更是后世之人对李广李陵祖孙两代英雄末路的无尽追怀：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卢纶）
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刘克庄）
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良友远离别，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长。嘉会难两遇，欢乐殊未央。愿君崇令德，随时爱景光。
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行人怀往路，何以慰我愁。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苏李诗》
……
作为新闻的先声，司马迁的《史记》既讲故事，状细节，又以“太史公曰”成为新闻评论的典范。这些评论文字，寥寥几笔，画龙点睛，顿使全篇故事形神兼备，顾盼生姿。事实上，“太史公曰”已经成为史记故事不可分割的有机构成。范敬宜在清华大学开设新闻评论课时，常常以此传道授业，《李将军列传》结尾的“太史公曰”，更是他的经典教学案例：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其实，这段文字何尝不是范敬宜的写照呢？“其身正，不令而行”“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也像这位“将军一去，大树飘零”的一代报人吗？再如《孔子世家》的“太史公曰”，同样堪称精辟、深刻而贴切：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拿破仑临终时，回顾自己曾经指挥千军万马而如今沦为孤家寡人，耶稣孑然一身而后世向心归化，于是不由感叹真正强大的不是利剑而是精神，这同司马迁的上述评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除直抒胸臆的评论，司马迁还在看似不经意的叙事中，借故事中的人物之口传达种种就事论事的评说。如《乐毅列传》记述了乐毅一封《报燕惠王书》，其中有一句：“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习近平系列讲话中不时提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即由此点化而来。再如，《商君列传》中商鞅变法的一段陈词，也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发：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
综上所言，除了文化以及文字的血肉关联，司马迁及其《史记》与现代新闻至少有三点可谓一脉相通：一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二是讲故事，重细节；三是字里行间的高远境界与高贵情怀。最后一点尤有现实意义，因为眼下一些新闻故事，絮絮叨叨，鸡零狗碎，仿佛沦为稗官野史，既没有政治意识，也没有什么精神价值。要之，《史记》既当得起鲁迅之定评，也无愧于记者之先声。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对《离骚》的一段经典评论也完全适用于《史记》：“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在千万年中华文明进程中，司马迁与《史记》如一座丰碑为人尊崇，自来著述也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为《百家讲坛》栏目开讲《史记》，就是最新一例。在学术界，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946）广为人知，备受推崇。李长之是“清华四剑客”之一，与吴组缃、林庚、季羡林相提并论。作为第一部全面评议司马迁与《史记》的专著，李长之在这部名山之作的自序中，将其人格与风格归结为一个共同点——“浪漫的自然主义”。所谓自然主义，乃指极端客观写实；而浪漫主义，则又极端主观，注重内心世界，抒发自我情感。两者看似完全对立，却相辅相成地有机统一于司马迁及其《史记》，形成鲁迅先生的定评：史家之绝唱（如实），无韵之离骚（抒情）。实际上，古今中外的一流记者及其作品，也无一不是主客观的完美融合，绝对客观与绝对主观都不可能铸就好新闻，也不可能成就大记者。正如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方面如此真切地记录了事实，达到古今良史与实录的水平；另一方面又浸透着一位有良知记者的深挚情感，特别是对中国的热爱以及对中国人民与中国革命的深切同情。 西谚有云：“一切哲学都是对柏拉图的注释。”化用此语，一切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解读，也不妨视为对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注释。这篇古今名篇，千回百转，心痛神伤，正如信里说的“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其中一些有名的文字，百代以下依然美丽动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70年前，毛泽东在延安的演讲《为人民服务》就用了其中的名言：“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当然，最能无愧司马迁及其《史记》的盖棺论定，还属《报任安书》那段耳熟能详而寄慨良深的文字：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上世纪最后一年，《杭州日报》西湖副刊创办《倾听·人生》版，定位于普通人的口述故事，每周一期，每期六七千字，算来约有六七百个故事了。创刊10年后的2010年，这些新闻故事又以《小人物史记》的书名付梓发行，按照主编赵晴的说法：
他们中有下岗女工当钟点工式的小人物，也有汶川大地震后打开生命通道的尖刀军长徐勇的亲身经历。小人物有时候甚至推动了历史的进程，获得第19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一九八零，四位新华社记者的西行漫记》，讲述的更是大时代中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30年前，四位新华社中青年记者受命调查西北农村现状，探讨治贫致富的良策，为此他们跨越4省（自治区）39县，走村串户，历时半年，行程万里，对党中央全面推行包产到户的重大政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3]
这里提到的4位新华社记者及其西行漫记，就是前述冯东书参与撰写的“尘封十八年的书稿”——《告别饥饿》（人民出版社，1998年）。口述《一九八零，四位新华社记者的西行漫记》的傅上伦，196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翌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宁夏分社，他对《倾听·人生》记者说起此次西行漫记时特别提到：
新华社领导对这次调查极为重视，出发之前，穆青同志亲自找我们谈话……他特别强调，要说实话，写实情。他说，斯诺的《西行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为什么过了几十年，至今读来仍然震撼人心？就是因为他们真实地记录了大量的事实。他们当时发的新闻，今天成了历史。你们这次调查，今天看是新闻，明天也就成了历史。你们一定要有时代的责任感，历史的责任感，不要有单纯的任务观点。要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写一路。[4]
末了说一下《史记》版本。提到版本，不能不涉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这是新中国一项利归当下、功在千秋的文化建设项目，历时半个多世纪，涉及几代文化人，借用中华书局编辑部2013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缘起》的说明：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部署和国家有关部门的直接领导下，由中华书局承担组织落实和编辑出版工作，集中全国学术界、出版界的力量，完成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整理和出版。从一九五八年九月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召开，次年九月点校本《史记》问世，到一九七八年点校本《宋史》完成出版，整理工作历时二十年……点校本出版之后，以其优秀的学术品质和适宜阅读的现代形式，逐渐取代了此前的各种旧本，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普遍采用，成为使用最广泛的权威性通行本。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从开始出版，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上距一九七八年《宋史》出版，点校工作完成，也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为适应新时代学术发展和读者使用的需求，亟需予以全面修订……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新的升级版本。
这段概括的文字，说明了此项工作的缘起、进程、内容、意义等，也提及第一项成果即点校本《史记》1959年问世。而当年主持《史记》点校工作的，均为老一辈著名学者如顾颉刚。他们以精湛的学术水平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为这项文化盛事作出卓越贡献。别的不提，北京大学教授李零谈到的一件事，就足以表明这一点：“我在台北文哲所见到林庆彰先生。他是文哲所的所长。他说，他第一次来大陆，非常惊讶，大陆竟然有那么多精心整理的古籍和工具书。”[5]
我的第一套《史记》，正是与我同庚的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文化大革命”后期上山下乡时购得的。好像当年公社的小书店只进了一套，定价10元。这在那个年代可是一笔不菲的开销，算来足够维持一个人一个月的小康生活，故记忆犹深（之所以不惜血本，也在于对王伯祥选注的《史记选》印象深刻，爱不释手）。这套平生第一部大部头“藏书”，几十年来走南闯北一直带在身边。来清华后，同学知我所好，又送了一套精装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包括《史记》，由于已有平装本，一直不舍得拆封，摆在办公室里装点门面。新购的这套升级版《史记》，原价590元，网上购买还打折，差不多相当于京城小聚一次的餐费，比40年前的价格便宜多了。升级版《史记》第一次印刷时限量发行2万套，我的这套编号为11441。由此说来，即使只有2万人在读《史记》，在忙碌而多元的时代似乎也值得宽慰了。
王伯祥选注：《史记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三联书店，1984年；赵晴主编：《小人物史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参考文献：
[1]万小广.创作者永远是自学者——关于农村记者冯东书[J].新闻业务·新华社建社80周年纪念特刊（下），2011（43）.
[2]张健.编辑札记[N].人民日报，2014-05-27，第24版.
[3]赵晴.小人物史记（1、2）[M].“序言：以小人物的命运反映时代变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4]赵晴.小人物史记（1）[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06.
[5]李零.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92.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赵 亮
《列宁选集》第1卷858页，第2卷1005页，第3卷933页，第4卷765页，4卷合计3561页。由于采访报道任务繁重，要在短期内读完这4大本书，的确有一定困难。为了解决读书同时间的矛盾，1973年元旦我拟定了一个总体学习计划：按照每小时平均10页的阅读速度，将《列宁选集》1-4卷通读一遍需要356个小时。如果每天挤出1小时，不到一年就可以把《列宁选集》1-4卷通读一遍。有了这个总体规划，零碎时间就像珍珠一样被串了起来。实践的结果是只用了6个月，就把《列宁选集》通读了一遍。（《中国记者》，2008年第5期）
他的经验也给了我启发。于是，除了20年目睹之杂碎书，这些年还用此法啃读经典、温习古典，颇见成效，《鲁迅全集》《资治通鉴》等就是这样零打碎敲，用一年时间读完的。拿中华书局的点校本《资治通鉴》来说，共有20本约1万页，平均下来，每天约30页，由于多为有声有色的人物以及一波三折的故事，读来有滋有味，不亚坊间八卦。2013年，经方家数十年辛勤劳作，新版《史记》出版发行，接着《毛泽东年谱（1949-1976）》也在伟人诞辰120周年之际问世。《史记》10本，《毛泽东年谱（1949-1976）》6本，于是决定2014年化整为零的攻坚目标就是这两套大书。结果表明，同南振中读《列宁选集》的情形相似，不到半年就基本完成了。
当然，《史记》的“表”“书”等专精内容匆匆翻过，重点是感兴趣的史记故事，如“本纪”“世家”“列传”等。关于《史记》，鲁迅先生的评语向称不刊之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放在人类文明长河，也许只有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及其《历史》庶几近之。另外，司马迁及其《史记》既是不可超越的史家之绝唱，又是当之无愧的记者之先声。无论司马迁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深入现场，调查研究的良史之才，还是《史记》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记载，都不能不让新闻记者奉之为古往今来第一人。只消读读《太史公自序》，一位风尘仆仆的记者形象不就跃然纸上了吗：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这位行者与记者——记述事实之人，使人不由想起新闻史上的名家名作，如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萨空了的《从香港到新疆》，想起当代中国那些“裤腿上永远沾着泥巴”的人民记者，如《告别饥饿》一书的四位新华社记者之一冯东书：
在从事新闻工作的40余年间，冯东书的足迹踏遍祖国东西南北的山山水水：东到黑龙江省抚远县，南到海南省三亚市，西到新疆帕米尔高原脚下的乌恰县，北到黑龙江省漠河县，并对全国多数贫困地区进行过调查。
冯东书的名字也俨然成为深入调研的代名词……一位老记者在博客中写道：“当年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坐拖拉机下乡，我也在太行山上用脚板‘量’路；那收获，绝对比如今坐小车下去采访大得多，也丰富得多。”这句话并不是虚言。在被誉为“新西行漫记”的《告别饥饿1978》一书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冯东书“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调研所结出的硕果。
冯东书到农村调研的故事流传很广，至今还能从新华人的口中听到一些趣闻轶事。如他出差调研到某分社，分社门卫看他头发凌乱、衣衫褴褛，不像新华社记者，倒像是个叫花子或者上访者。[1]
如今，新闻行当大都意识到讲故事的重要性，懂得新闻固然得讲政治，因为新闻的本质是政治，核心在政治，即使“新闻自由”也属政治话语与范畴，但新闻之为新闻，首先在于故事，没有故事，新闻就成为评论或文章，哪怕是重要的评论，纵然是精彩的文章，也算不上新闻，更够不上好新闻。于是，讲故事成为新闻记者的共识。那么，什么是故事，怎么讲故事，又怎么讲好中国故事呢？这些问题，也可在古今记者第一人即司马迁及其《史记》中得到鲜活的答案，尤其是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答案。有位博士生也是高校青年教师，一次同我探讨学位论文的选题，提到中国的新闻叙事与西方专业主义的“嫁接”问题。我说，与其如此张冠李戴，还不如探讨中国的新闻报道与《史记》一类文本文体的内在关联呢。《人民日报》的一则《编辑札记》，也说明了这一点：
古人写文章，一到描写一个人，常用至妙至简之笔，而令其形神风度皆跃然纸上。
印象最深的，是韩愈写南霁云，前后只用三句话。第一句是求援之时，贺兰赏其酒食，霁云慷慨道：我突围出来的时候，睢阳城里已经一个多月没开锅了，我现在独享美食，实在吃不下去。然后“拔其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第二句是遭拒之后，霁云纵马离去，将出城时，返身一箭，射在佛寺浮图上，立志说：等我破了贼兵，一定回来灭你贺兰，这支箭便是见证。最后一句是被俘之际，面对敌人劝降，霁云默然不语，老首长张巡以为他要降敌，对他说：大丈夫不可为不义屈！霁云听了笑道：我本来是想保存实力，以图再起，既然您这么说了，我哪敢不死！于是与张巡一起就义。 只此三句话，一个忠肝义胆、胸有丘壑的刚烈男儿、赳赳武将，便永远立在了文史之中。此后但说南霁云，永远也绕不开拔刀断指、箭射浮图的那个经典形象。
这种例子很多。司马迁写项羽，也是寥寥几笔，便见项羽一生。“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他叔父于是教他兵法，项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此后见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项籍又说：“彼可取而代也。”学书学剑半途而废，雄图霸业自然也难有全终。一个性情浮躁、志大才疏的枭雄形象，便在太史公几句话里，展露无遗。
古人写人，运笔精妙，惜字如金，却见神见骨，风姿卓绝，余味难以穷尽；今人写人，洋洋洒洒，长篇高论，却千章一律，写到最后仍让人感觉面目模糊。古今之异，其何大哉。[2]
倘若说世界三大宗教无不关注人与超验世界的问题，那么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则始终操心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所以，人世、人生、人伦、人情构成了中国历史连绵不绝的主线，对现世生活的热望熔铸为千万年中华文明的底色，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如“舌尖上的中国”。无论是先秦诸子深入浅出的寓言哲理，还是《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引人入胜的历史叙事，无不散发着浓郁的、温暖的、可亲可近的人间烟火气。司马迁的《史记》也处于这一脉文化源流之中。于是，读《史记》，仿佛在读人生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一觞一咏无不浸透人世情怀，真切，自然，生动，朴实，犹如俪生对汉王刘邦进言：“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俪生陆贾列传》）遗憾的是，下面不得不用列举法说明一二，而对于如此浑然一体的伟大作品，列举法实属焚琴煮鹤的无奈之举。
凡是故事，自然离不开人，核心都在人的活动、行为、言语、心理等。史记故事特别是最有故事性的列传，都是围绕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展开的。比如，著名的《刺客列传》，就写了春秋战国时期几位义薄云天的侠士、壮士、烈士。这些动人心魄的故事经过司马迁的娓娓讲述，千百年来代代传扬，家喻户晓，已经积淀为集体无意识中的文化原型，从而激励着一代代生为人杰死为鬼雄的中华儿女。鲁迅先生《故事新编》的眉间尺（《铸剑》），以及郭沫若的《聂萦》《高渐离》《棠棣之花》等剧作人物，就继续演绎着这些传奇故事，而《赵氏孤儿》更在民间广为流传。以《刺客列传》中的豫让为例，就是那么有血有肉、有声有色：
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雠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则豫让，内持刀兵，曰：“欲为智伯报仇！”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醳去之。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豫让以一己之生命诠释着这一中华文明的精神，抒写着《兰亭集序》所谓“人之相与，俯仰一世”的情怀。后来，豫让不依不饶，继续行刺赵襄子，结果同样失利。当他又被赵襄子捕获时，赵不解，说你也曾侍奉范氏和中行氏，智伯消灭他们后，你不为他们报仇，反而委身智伯，今天智伯已死，为什么偏偏没完没了地为他复仇呢？豫让回答说：“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这同《大公报》的张季鸾颇为相似，当年蒋介石曾以国士相待，故而他也是国士相报，遂有世人诟病的“小骂大帮忙”。听了豫让的回答，赵襄子喟然叹息，流泪说了一番话，然后配合豫让共同上演了一幕长歌当哭的悲剧：
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雠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豫让故事同荆轲及其刎颈之交高渐离前赴后继刺秦王的壮举一样，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华民族血气方刚的青春伟力，体现了“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高贵精神。今天，知识分子及其话语俨然一枝独秀，有人将其同先秦的“士”联系起来。不过，通观古典时代，无论是司马迁笔下的《刺客列传》，还是礼贤下士的战国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士”与其说是一种社会阶层，不如说是一种生命境界，如士可杀而不可辱，或曾子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从《管晏列传》的一个故事里，也可略见一斑。故事说的是，齐国贤相晏子有一次出门，他的车夫驾着高车大马，意气洋洋，其妻从门缝看到这一幕，觉得不胜羞愧，等车夫回家后，就提出分手。车夫不解，询问原因，于是这位无名无姓的女子说了一通话，既让车夫汗颜，也足令后人自省：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闲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司马迁不仅善于讲故事，而且长于写细节，往往白描式的几笔，就把人物神态与特定场景勾画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下面再看一例。由于秦汉以后的郡县制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社会政治制度，汉代高官也就包括京师的三公九卿和地方的郡守，其标志即为两千石及其以上的俸禄，正如过去十三级是高干门槛。汉文帝时有位朝廷元老，姓万名奋，由于本人以及四个儿子都是省部级以上高官，于是皇帝戏称他为“万石君”，也就是说父子五人的俸禄总计一万石。这位万石君及其儿子都憨厚实诚，下面这段《史记》花絮还被司马光用于《资治通鉴》，看后如在目前，令人忍俊不禁：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
武帝看来是逗他玩儿的，因为皇家御驾的马匹都有定数，而且一目了然。没想到，这位可爱的万太仆居然举着马鞭，点着御马，一匹一匹数将过来。这样令人过目不忘的细节，《史记》中比比皆是。再如《孔子世家》末尾，写到孔子垂暮时，就有一段情景交融的细节：
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
至于许多常被教科书选录的名篇，如《项羽本纪》《留侯世家》《孟尝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等，更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与细节，就像流播人口的霸王别姬、鸡鸣狗盗、负荆请罪等。下面不妨再看几例《李将军列传》的细节：
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
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
众所周知，司马迁曾因“李陵案”遭受惨毒的腐刑，从他撰写的《李将军列传》中，也能体味一种悲凉慷慨的沉郁之情，宛若李陵《答苏武书》：“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所以，每读《李将军列传》，心头都禁不住阵阵泛起后人那些怅惘低徊的深长歌吟，包括张承志《荒芜英雄路》中的《杭盖怀李陵》：“两唐书中记载了大量黠戛斯（柯尔克孜）人自称李陵苗裔的族源传说；日本突厥学家护雅夫认为，黠戛斯之一部即黑发黑须黑瞳的一部，乃是李陵及降卒后裔这一传说，已经成为正史史源，但尚不是信史。”而诗坛千古流传的名篇佳作，更是后世之人对李广李陵祖孙两代英雄末路的无尽追怀：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卢纶）
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刘克庄）
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良友远离别，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长。嘉会难两遇，欢乐殊未央。愿君崇令德，随时爱景光。
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行人怀往路，何以慰我愁。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苏李诗》
……
作为新闻的先声，司马迁的《史记》既讲故事，状细节，又以“太史公曰”成为新闻评论的典范。这些评论文字，寥寥几笔，画龙点睛，顿使全篇故事形神兼备，顾盼生姿。事实上，“太史公曰”已经成为史记故事不可分割的有机构成。范敬宜在清华大学开设新闻评论课时，常常以此传道授业，《李将军列传》结尾的“太史公曰”，更是他的经典教学案例：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其实，这段文字何尝不是范敬宜的写照呢？“其身正，不令而行”“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也像这位“将军一去，大树飘零”的一代报人吗？再如《孔子世家》的“太史公曰”，同样堪称精辟、深刻而贴切：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拿破仑临终时，回顾自己曾经指挥千军万马而如今沦为孤家寡人，耶稣孑然一身而后世向心归化，于是不由感叹真正强大的不是利剑而是精神，这同司马迁的上述评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除直抒胸臆的评论，司马迁还在看似不经意的叙事中，借故事中的人物之口传达种种就事论事的评说。如《乐毅列传》记述了乐毅一封《报燕惠王书》，其中有一句：“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习近平系列讲话中不时提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即由此点化而来。再如，《商君列传》中商鞅变法的一段陈词，也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发：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
综上所言，除了文化以及文字的血肉关联，司马迁及其《史记》与现代新闻至少有三点可谓一脉相通：一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二是讲故事，重细节；三是字里行间的高远境界与高贵情怀。最后一点尤有现实意义，因为眼下一些新闻故事，絮絮叨叨，鸡零狗碎，仿佛沦为稗官野史，既没有政治意识，也没有什么精神价值。要之，《史记》既当得起鲁迅之定评，也无愧于记者之先声。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对《离骚》的一段经典评论也完全适用于《史记》：“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在千万年中华文明进程中，司马迁与《史记》如一座丰碑为人尊崇，自来著述也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为《百家讲坛》栏目开讲《史记》，就是最新一例。在学术界，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946）广为人知，备受推崇。李长之是“清华四剑客”之一，与吴组缃、林庚、季羡林相提并论。作为第一部全面评议司马迁与《史记》的专著，李长之在这部名山之作的自序中，将其人格与风格归结为一个共同点——“浪漫的自然主义”。所谓自然主义，乃指极端客观写实；而浪漫主义，则又极端主观，注重内心世界，抒发自我情感。两者看似完全对立，却相辅相成地有机统一于司马迁及其《史记》，形成鲁迅先生的定评：史家之绝唱（如实），无韵之离骚（抒情）。实际上，古今中外的一流记者及其作品，也无一不是主客观的完美融合，绝对客观与绝对主观都不可能铸就好新闻，也不可能成就大记者。正如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方面如此真切地记录了事实，达到古今良史与实录的水平；另一方面又浸透着一位有良知记者的深挚情感，特别是对中国的热爱以及对中国人民与中国革命的深切同情。 西谚有云：“一切哲学都是对柏拉图的注释。”化用此语，一切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解读，也不妨视为对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注释。这篇古今名篇，千回百转，心痛神伤，正如信里说的“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其中一些有名的文字，百代以下依然美丽动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70年前，毛泽东在延安的演讲《为人民服务》就用了其中的名言：“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当然，最能无愧司马迁及其《史记》的盖棺论定，还属《报任安书》那段耳熟能详而寄慨良深的文字：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上世纪最后一年，《杭州日报》西湖副刊创办《倾听·人生》版，定位于普通人的口述故事，每周一期，每期六七千字，算来约有六七百个故事了。创刊10年后的2010年，这些新闻故事又以《小人物史记》的书名付梓发行，按照主编赵晴的说法：
他们中有下岗女工当钟点工式的小人物，也有汶川大地震后打开生命通道的尖刀军长徐勇的亲身经历。小人物有时候甚至推动了历史的进程，获得第19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一九八零，四位新华社记者的西行漫记》，讲述的更是大时代中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30年前，四位新华社中青年记者受命调查西北农村现状，探讨治贫致富的良策，为此他们跨越4省（自治区）39县，走村串户，历时半年，行程万里，对党中央全面推行包产到户的重大政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3]
这里提到的4位新华社记者及其西行漫记，就是前述冯东书参与撰写的“尘封十八年的书稿”——《告别饥饿》（人民出版社，1998年）。口述《一九八零，四位新华社记者的西行漫记》的傅上伦，196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翌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宁夏分社，他对《倾听·人生》记者说起此次西行漫记时特别提到：
新华社领导对这次调查极为重视，出发之前，穆青同志亲自找我们谈话……他特别强调，要说实话，写实情。他说，斯诺的《西行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为什么过了几十年，至今读来仍然震撼人心？就是因为他们真实地记录了大量的事实。他们当时发的新闻，今天成了历史。你们这次调查，今天看是新闻，明天也就成了历史。你们一定要有时代的责任感，历史的责任感，不要有单纯的任务观点。要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写一路。[4]
末了说一下《史记》版本。提到版本，不能不涉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这是新中国一项利归当下、功在千秋的文化建设项目，历时半个多世纪，涉及几代文化人，借用中华书局编辑部2013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缘起》的说明：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部署和国家有关部门的直接领导下，由中华书局承担组织落实和编辑出版工作，集中全国学术界、出版界的力量，完成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整理和出版。从一九五八年九月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召开，次年九月点校本《史记》问世，到一九七八年点校本《宋史》完成出版，整理工作历时二十年……点校本出版之后，以其优秀的学术品质和适宜阅读的现代形式，逐渐取代了此前的各种旧本，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普遍采用，成为使用最广泛的权威性通行本。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从开始出版，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上距一九七八年《宋史》出版，点校工作完成，也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为适应新时代学术发展和读者使用的需求，亟需予以全面修订……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新的升级版本。
这段概括的文字，说明了此项工作的缘起、进程、内容、意义等，也提及第一项成果即点校本《史记》1959年问世。而当年主持《史记》点校工作的，均为老一辈著名学者如顾颉刚。他们以精湛的学术水平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为这项文化盛事作出卓越贡献。别的不提，北京大学教授李零谈到的一件事，就足以表明这一点：“我在台北文哲所见到林庆彰先生。他是文哲所的所长。他说，他第一次来大陆，非常惊讶，大陆竟然有那么多精心整理的古籍和工具书。”[5]
我的第一套《史记》，正是与我同庚的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文化大革命”后期上山下乡时购得的。好像当年公社的小书店只进了一套，定价10元。这在那个年代可是一笔不菲的开销，算来足够维持一个人一个月的小康生活，故记忆犹深（之所以不惜血本，也在于对王伯祥选注的《史记选》印象深刻，爱不释手）。这套平生第一部大部头“藏书”，几十年来走南闯北一直带在身边。来清华后，同学知我所好，又送了一套精装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包括《史记》，由于已有平装本，一直不舍得拆封，摆在办公室里装点门面。新购的这套升级版《史记》，原价590元，网上购买还打折，差不多相当于京城小聚一次的餐费，比40年前的价格便宜多了。升级版《史记》第一次印刷时限量发行2万套，我的这套编号为11441。由此说来，即使只有2万人在读《史记》，在忙碌而多元的时代似乎也值得宽慰了。
王伯祥选注：《史记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三联书店，1984年；赵晴主编：《小人物史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参考文献：
[1]万小广.创作者永远是自学者——关于农村记者冯东书[J].新闻业务·新华社建社80周年纪念特刊（下），2011（43）.
[2]张健.编辑札记[N].人民日报，2014-05-27，第24版.
[3]赵晴.小人物史记（1、2）[M].“序言：以小人物的命运反映时代变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4]赵晴.小人物史记（1）[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06.
[5]李零.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92.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