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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新世纪初从事文学理论的人们来说,面对现成种种诗学或文论模式可能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一是幸运感,似乎正遇上文论走向多元繁荣的新盛世,俯拾即是崭新的理想的文论模式;二是不幸感,仿佛坠入文学理论模式的多元碎片之中,无所适从。也许,比较起来,后一种感受可能会更具有代表性。尤其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后”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全球旅行,文论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学习”和“掌握”了:来自大众文化、边缘文化、媒体、跨学科等领域的如此繁多的生疏术语已经形成“信息爆炸”之势,整日忙于应对各式各样信息或知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