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伟大的诗人，那就去成为这个民族的良心。”
　　2021年2月24日，美国著名诗人、画家、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创始人劳伦斯·费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去世，享年101岁。
　　“城市之光”官网首页宣布了这一消息，并对费林盖蒂的贡献致以敬意：“六十多年来，他的智识和对文学的热爱、捍卫言论自由的勇气，以及在美国文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一直激励着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在‘城市之光’共事的同仁。他有着无限的好奇心、感染力丰沛的热情，我们都十分怀念他。”
　　费林盖蒂，一个幼年被“放逐”法国、少时归国、在寄养家庭长大的“小男孩”;一位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和巴黎索邦大学博士学位的诗人和画家;一名走下战场开书店的海军军官……他曾是垮掉派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顶风出版了艾伦·金斯堡的《嚎叫》等“禁书”，缔造并传承了垮掉派文学经典，但又对垮掉派保持清醒的批判立场。
　　鲍勃·迪伦说，费林盖蒂是一个勇敢的男人，也是一位勇敢的诗人。
　　虽然费林盖蒂是十足的学院派出身，但他的诗歌形式极其开放，实验性颇强。 他的诗集《心灵的科尼岛》（A Coney Island of the Mind）自1958年出版以来销量达数百万册，与金斯堡的《嚎叫》、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共同铸就一代经典。美国黑人革命诗人阿米里·巴拉卡说《心灵的科尼岛》是“新一代人想要重塑美国诗歌的旗帜之一”。
　　费林盖蒂不仅是诗人，还是画家、剧作家、艺术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曾被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授予终身成就奖，获颁法兰西文学艺术勋章最高级别荣誉“司令勋章”。
　　在传记电影《劳伦斯：如诗的一生》预告片中，终身酷爱绘画的费林盖蒂正将一幅画布高高举起，再把它钉在墙上。整个过程中，这位百岁老人盯着巨大画布的一角，神情专注得像个孩子。
　　当他转过脸正对镜头时，一面摆弄脑袋上的牛仔帽，一面煞有介事地宣布：“在此，我要逮捕所有整日坐在那里无所事事、又不去拯救世界的人，”停顿片刻，又哈哈大笑补充道：“我是指在精神上拯救世界。”

孤独“小男孩”

　　2019年100岁生日时，费林盖蒂出版了一部融自传、哲学、诗歌和文学批评于一体的实验性作品《小男孩》（Little Boy），他拒绝称之为回忆录：“我反对这种描述，因为回忆录意味着一种非常文雅的写作方式。”
　　在《小男孩》扉页，费林盖蒂引入西班牙剧作家、诗人卡尔德隆的代表作《人生如梦》，剧中主人公波兰王子西吉斯蒙德最初是性情暴烈的反抗者，经历一系列起义和宫廷政变后，最终变成一个温顺的忏悔者。
　　作为见证欧美一系列大事件的“活化石”，费林盖蒂的头脑中清晰留存着20世纪文学、历史、社会群体及个体生命体验的种种映像。在百岁高龄写下这本自传时，他是否也联想起了西吉斯蒙德的如梦人生？
　　“小男孩十分迷惘。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从何而来。”费林盖蒂在《小男孩》开篇写道。书中最先出现的家人既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而是艾米莉姨妈。
　　费林盖蒂1919年3月24日生于纽约州东南部城市扬克斯，父亲是青年时代移民美国的意大利人，母亲是有着法国和葡萄牙血统的犹太人。不幸的是，父亲在他出生前因心脏病去世，母亲在他出生后不久被送入精神病院。襁褓中的费林盖蒂由法国姨妈抚养了一段时间，辗转过孤儿院，后又被人领养。
　　费林盖蒂两岁时，先随姨妈去了法国东部斯特拉斯堡，多年后回忆，他不忘强调，那里是法国军官德雷福斯（Dreyfus）的家乡。德雷福斯是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主角。1894年他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由此激发了要求释放他的政治风波，1906年经重审后获平反昭雪。
　　多年后，费林盖蒂因出版“垮掉派”诗人金斯堡的《嚎叫》卷入一场淫秽出版物官司，他和书店经理双双被捕，所幸后来在众多知名学者作家及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CLU）支持下，最终被判无罪释放，这起官司成了终止美国文学审查的重要一役，也让世人将目光聚焦于“垮掉派”作家们。
　　费林盖蒂最先开口说的是法语，最早的记忆源自斯特拉斯堡五层楼的法国老宅，阳台下的大街上常走过举手高呼的行军队列，风中飘来《马赛曲》。随后的记忆便是回到纽约曼哈顿上西区的大公寓中，姨妈回到姨夫身边，但那个抱他时胡子扎人的姨夫没多久就死了。姨妈没钱，将小费林盖蒂送进孤儿院，在那里，从没煮熟的木薯布丁难以下咽，孩子们都管那东西叫“猫眼睛”。
　　一年后，艾米莉姨妈来孤儿院，将费林盖蒂带去纽约郊区布朗克斯维尔一富户人家，主人是年過五十的比斯兰德夫妇，艾米莉是他们女儿的法语家庭教师，小费林盖蒂随之住进这栋大洋房三楼堆满古董小玩意儿的阁楼。他印象最深的是，晚餐时分，艾米莉姨妈和这家人都用法语交谈，她举止优雅，充满魅力，但数月后，女主人发现艾米莉对男主人而言有些迷人过头了。没多久，姨妈就消失了，小费林盖蒂被告知：她再也不回来了……
　　比斯兰德夫妇有过一个早夭的儿子也叫劳伦斯，因此小费林盖蒂被收养下来，但他总觉得，这对才五十多岁的夫妇对他这个“小男孩”而言，已是老人家了。生活在郊区那个爬满常春藤的老宅中，小费林盖蒂感到十分孤独，他只能和年老驼背的意大利园丁、爱尔兰管家、荷兰司机、瑞典厨子做朋友，却没有小伙伴，他喜欢观察窗外风起时的动静，或者就去主人的书房。 　　多年后，费林盖蒂读到马克·吐温的作品，才发现比斯兰德先生的穿着和幽默都酷似这位作家。比斯兰德早年学过拉丁文，书房里摆满了古希腊、古罗马经典。吃晚饭时，他会让小费林盖蒂背诵诗文，以银币作为奖励。
　　小费林盖蒂终于到了上学年龄，但由于学校太远，比斯兰德夫妇把他寄养在一个穷寡妇家里。这个7岁小男孩过上了截然不同的苦日子，凌晨5点起床，跟着寡妇的儿子先去取报纸，7点在火车站支起摊位卖报，9点赶去上学。他身边多了些小混混，渐渐地，他也成了令学校头疼的问题少年，曾因在便利店偷铅笔被抓……直到养父母把他接回，后又送去寄宿学校。
　　回望少时，费林盖蒂表示，只有“孤独”这样的字眼才能描述他的特殊经历。无论是比斯兰德夫妇，还是那个寡妇和她儿子，从没有人给过他一个拥抱或亲吻。居无定所的生活，让他很小就真正体验了“阶级”这样的抽象概念。

最后一個波西米亚人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刚从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费林盖蒂立即进入美国海军军官培训学校，二战期间成了一名潜艇追逐舰指挥官，参加了诺曼底登陆行动。
　　1945年8月9日，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几周后，费林盖蒂被派往长崎考察当地情况，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这座城市的可怕废墟。这一经历为他毕生的反战立场及和平主义精神播下了种子。
　　战后，费林盖蒂回到纽约，1946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当时他跟金斯堡和凯鲁亚克并无交集，他俩不是被开除（金斯堡），就是已退学（凯鲁亚克）。直到8年后，费林盖蒂才在旧金山与他们相识。
　　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期间，热爱绘画的费林盖蒂撰写了有关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和风景画家透纳的论文。“拉斯金以多卷本著作《现代画家》成名，其中最重要的论题就是，黑暗时代画布上没有光，只有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布天空才慢慢出现光亮……18、19世纪透纳的作品出现时，画布上的光迸发了。透纳晚年，画面上基本就是纯粹的光亮，几乎没有具体的形象。”
　　从哥大毕业后，费林盖蒂前往法国巴黎——战后波西米亚人的聚集地，在索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在索邦读书时，差不多是1947至1950年间，萨特、波伏娃等存在主义者当时非常热门。圣日耳曼大街‘花神咖啡馆’对面有家‘里普酒吧’（Brasserie Lipp），我曾看见萨特和波伏娃在二楼出没，直到那里挤满了游客，他们另觅根据地。但我是那种学生，从没想过上楼拜访，热切地和萨特先生来场文学对话……我见过他给服务生签名，然后我就走了。”
　　在巴黎读书期间，费林盖蒂开始写诗、翻译诗歌，并提起了画笔，这些创作日后贯穿他一生。“在巴黎我开始写诗，当时那些东西深受艾略特和庞德影响，但我从没发表过，它们留在我的蓝色笔记本上，如今，这些本子都躺在伯克利大学的特藏图书馆里。”
　　在巴黎时，费林盖蒂有天在饭店里偶然发现纸桌布上写着一首诗，署名“Jacques Prévert”（法国诗人雅克·普列维尔），他随手把纸桌布带回了家。多年后回到美国，他将普列维尔的诗作译成英语发表。“普列维尔用词简单，容易翻译。我在城市之光出版了自己翻译的他的诗集《言语》（Paroles），在美国多年间，我们是唯一出版他诗作的出版社。我和普列维尔从没见过面，但这本译诗集出版多年后，我收到他寄来的明信片，看字迹像是喝醉时写的。”

　　上世纪40年代末，费林盖蒂在巴黎还遇到了乔治·惠特曼（George Whitman）。这个自称是美国大诗人惠特曼后人的文艺青年，在巴黎圣母院对面开了家英语书店“密斯特拉”（Le Mistral），后改名为“莎士比亚书店”，如今已成为全球游客慕名前往的左岸胜地。
　　“乔治·惠特曼是我此生见过最奇特的人了，”费林盖蒂2018年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回忆，“他有个姐姐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我硕士毕业打算前往巴黎，她就把他的地址给了我。乔治住在一个约12平方英尺的小房间，三面墙堆满了顶到天花板的书籍，他坐在一张破椅子上，用个小燃气罐烧他的午餐，那还是1947年末，几年后他开了密斯特拉书店。1964年，当他意识到原莎士比亚书店店主西尔维亚·毕奇（Sylvia Beach）已离开人世，便去买了个铜牌，把自己的书店改名为莎士比亚书店。尽管他给女儿取名西尔维亚，但他和原店主毕奇女士并无交往，如今这家书店由他女儿打理。”
　　乔治·惠特曼在巴黎开设“莎士比亚书店”的事，多少影响了费林盖蒂。 回美国后，他与好友在旧金山联手开办“城市之光”书店，经年累月，为整座城市打造了一座闪耀的文化地标。
　　“在某些方面，我真正做的只是专注于书店。”2006年接受《卫报》采访时，费林盖蒂坦言，“1951年来到旧金山时，我还戴着自己那顶法式贝雷帽，当时‘垮掉派’们还没来呢！我比金斯堡和凯鲁亚克大7岁，我比他们几个都大，除了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1914-1997）。我因为出版‘垮掉派’们的作品才和他们熟络起来。如果说当时的我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是最后一个波西米亚人，而不是第一个‘垮掉派’。”

旧金山的“劳伦斯”

　　“旧金山有一种地中海风情。我觉得这里有点像乔伊斯在世时的都柏林。当你走在萨克维尔大街上，一眼就能看到所有重要的人物。”
　　费林盖蒂1951年回到美国，定居旧金山。他当上了法语老师，业余画画和写艺术评论，开书店则是他的意外收获。 　　当时，他的好友彼得·迪恩·马丁（Peter Dean Martin）已出版了一份文学刊物，名字取自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为了让这份刊物维持下去，马丁建议开家书店，对于刚从巴黎回来的费林盖蒂而言，这主意妙不可言——想起在塞纳河边的日子，买书就跟买面包一样！
　　“我们当时年轻无知。我们没钱。”1953年，费林盖蒂与马丁每人各出500美元，联手开办了美国首家以出售平装书为主的“城市之光”书店。“我们一把门打开，它就关不上了。”
　　“我们填补了读者的巨大需求，当时，‘城市之光’是唯一可以自由阅览的书店：你可以进来、坐下、阅读，而不必担忧是否一定要消費。”费林盖蒂认为，书籍和知识不应只属于少数精英，一家理想的书店不只出售书籍，也当成为知识分子和读者可以在此畅聊诗歌、小说、政治、艺术的“文学聚集地”。
　　两年后，他又创立了“城市之光”出版社，旨在助推“国际性的、持异见者的发声”。费林盖蒂策划了“口袋诗人系列”，力图呈现来自世界各地新鲜通俗的诗歌，该系列第一部出版物便是他自己的诗集处女作《消逝的世界的图像》（Pictures of the Gone World）。
　　“我看到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饿着肚子歇斯底里赤身裸体，黎明时分拖着脚步走过黑人街巷寻找一针来劲的麻醉剂……”1955年10月13日，旧金山六画廊（Six Gallery）。黑发蜷曲、戴角质框架镜的金斯堡，正热情洋溢地朗诵自己的新作。
　　坐在底下的费林盖蒂被深深打动，朗诵会结束，他久久不能平复心绪，立即给年轻的金斯堡去了封电报，上面只有两行字，上一行援引爱默生读到《草叶集》后写给惠特曼的信中那句名言：“我在一个伟大的文学生涯开端迎接你。”下一行：“几时将手稿给我？”
　　金斯堡朗诵的手稿，后来发展成为“垮掉派”开山之作的《嚎叫及其他》，金斯堡最终选择由“城市之光”出版，是因为他读了费林盖蒂的《消逝的世界的图像》。金斯堡很喜欢这本“有温度、幽默、明晰，体积小又便宜的”诗集，欣然将自己的心血交付费林盖蒂。
　　《嚎叫及其他》出版后很快在旧金山的文学小圈子内被讨论和传诵，最终因为1957年那场关于淫秽出版物的著名官司名留史册。当法院最终判决《嚎叫及其他》“淫秽作品”罪名不成立，金斯堡一跃成为那个时代最流行的诗人，费林盖蒂和他的“城市之光”书店也一战成名。
　　在“垮掉的一代”中，费林盖蒂可能是最不“垮”的那位。他被充满政治和艺术气息的圈子包围，但他并不认同“垮掉派”的生活方式。“我从没和他们一起公路旅行。”他说，自从1951年与塞尔登·柯比-史密斯（Selden Kirby-Smith）结婚，他就过上了“体面的婚姻生活”（1976年离婚）。
　　费林盖蒂不喜欢人们将他与“垮掉派”相提并论，尽管他曾从中获益，也很爱金斯堡，但他对“垮掉的一代”的商业化表示哀叹。他说金斯堡“用他的想象力造出了这一切”，继而又乐呵呵自我反驳补充道，直到1996年，“那仍是放眼望去唯一的叛乱。”
　　对其他“垮掉派”作家，费林盖蒂深表失望，认为他们对政治没有全局意识。他自己曾前往古巴，决定亲自看看卡斯特罗政权，后来还为其写下“千字文”，以“菲德尔……向你献上我的桂冠”结尾。2012年，费林盖蒂拒绝了匈牙利笔会颁发的奖项，以此抗议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的政策。“年纪越大，应该越保守。而我似乎恰恰相反。”
　　每周七天营业至午夜的“城市之光”书店，是费林盖蒂将反抗精神平和地注入旧金山街头的方式。他参与撰写《旧金山文学指南》（1980年），1988年负责以作家名字对旧金山10条街道重命名，其中包括“城市之光”后墙的那条“杰克·凯鲁亚克巷”。1994年，旧金山出现了一条以费林盖蒂命名的街道，这是该市首次以一位在世作家的名字为街道命名。
　　晚年的费林盖蒂几近失明，无法阅读。昔日他积极参与户外运动，如今不得不放弃徒步和骑行。但他精神矍铄，绝无老态，站姿笔挺，拳头紧握，亲友都劝他拄拐杖，被他断然拒绝。在助手陪伴下，他依然坚持写作，保持着活跃的社交。见过他的记者都表示，尽管他大名鼎鼎，但谦卑至极。被问及是否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时，费林盖蒂回答道：“我不知道，‘骄傲’这个词太自我了，‘快乐’更好。当你开始尝试定义‘快乐’这个词，那就意味着你遇到麻烦了。”
　　（实习记者施可儿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