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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的角度而言，后现代并非太阳底下的新事物。但在当代，作为一种思潮的后现代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营构了一个无法逃逸的思想语境。任何当代主流思想，无论是赞同还是抗拒后现代，都因无法逃离这一思想语境而呈现出后现代色调，或在其发展史中出现后现代转向。作为一种主流理论，女性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这种后现代“遭遇”，并且在这个遭遇中揭示出了一些值得思索的现象，对这些现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反思目前学术界在运用“现代一后现代”话语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一、女性主义遭遇后现代：必然性及表现
从范式的角度看，传统女性主义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范畴理论。女性主义揭露男性的霸权压迫，要求女性的解放和男女的平等，强调女性独特的主体性，在文学上致力于还原女性真实的形象和声音。主体性、解放、平等和真实，都是现代性的核心范畴。但这种标准的现代性范畴理论遭遇后现代似乎不可避免，首先，从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看，女性主义固有的怀疑、消解和反叛同后现代有天然的亲近感，更主要的，这种必然性来自传统女性主义的内在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女性主义本身就是传统的产物，因此，传统文化里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的、非历史的普遍性思维模式作为“前结构”必然进入到女性主义的理论构成中。比如女性主义试图从文化上找出男女性別的绝对差异及其绝对根源，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典型的普遍主义思维。“它们默认了一些有关人类特性和社会生活状况的被公认但未加证明的本质主义假设。此外，它们还假定，方法和概念不会受到暂时性和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因而在研究过程中的功能是永恒而中立的。”这些普遍主义思维主导的假定，显然是绝对的和偏激的。“女性”作为一种身份，并非天然而成，而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建构，也因此无法找到一种终极性的标准“女性”；另外，在“女性”内部，不顾女性个体之间复杂的差异而用一个简单的“女性”标签涵盖一切，在实践上大大削弱了女性主义的说服力和社会影响力，也阻碍了它对一些真正问题和自身重大缺陷的发现和反思。第二，将男女对立模式绝对化。比如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比男性更优越，坚持“女性中心”，主张彻底革命，“同男子划清界限”。更有甚者宣扬摈弃异性性爱，发展“姐妹情谊”、同性性爱，这种忽视现实状况、否定自然规律的激烈并不能真正提高女性地位，无法解决任何真正的现实问题，反而凸显了女性的弱势，使女性处于更加孤立无援的状况。
女性主义的发展要求女性主义者必须克服女性主义内在的思想局限，这就必须要借助新的思想资源。而后现代思潮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极富针对性的思想资源。后现代思潮中的反本质主义不仅成为了克服其内在局限的“批判的武器”，而且强调差异与多元的观念又成为女性主义打破男性霸权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女性主义遭遇后现代势所必然。
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s-centrism)是后现代思想的一个核心领域。女性主义引入这一重要思想，将解构的长矛直指传统形而上学建立起来的男性“中心”，大力揭露和反抗这一男性“中心主义”的虚假性。“虽然这个主体向往一种平等或中立的状态，但在作品中它却总是被表达为男性，因为，至少在法国，‘人类’这个词是阳性的，而不是一个中性词。”同时引入“差异”观念，不仅认识到了先前传统女性主义对终极和绝对“女性”本质和原型的追寻的谬误，而且开始自觉用“差异”来理解和处理男女性别的不同存在，自觉基于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女性存在状况展开对女性自我身份的设定和男性性别身份的客观探讨，并以此作为在实践中重塑合理两性关系的价值基础。总的来说，“逻各斯中心主义”概念的引入既使女性主义者更证明了男性中心地位的天经地义的虚幻性，同时也使得女性主义者自身也摆脱了先前追求打碎男性霸权而取而代之的野心冲动，转而开始追求一种新型的两性和谐关系。
对话语权的发现和重视。在福柯的话语理论中，权力性是话语的一个核心性质，话语即权力。在漫长的历史中，女性大都处于一种失声状态，社会主流话语虽然是公共性面目出现。但背后其实都是男性在言说。即使是女性口里发出的声音，但也是男性声音的一个传声筒而已。长期的失声导致女性几乎丧失了言说的能力。露丝，伊丽格瑞便尖锐地指出“所有的科学真理、一切话语逻辑的下面都是对性差异的漠视”。而话语即权力理论让女性主义者眼前一亮，她们不仅从理论上找到了自身长期身处边缘地位的又一个罪魁祸首，而且在实践中开始寻求发出自己的声音，获得应有的话语权力，同时有目的地揭露男性话语背后的权力压迫。
二、女性主义遭遇后现代：紧张与疏离
作为一种与现实政治和妇女生存紧密相关的社会与文化理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的遭遇除了积极的融合与接纳，两者还呈现了明显的紧张和疏离。
首先，这种紧张表现在对整体性的追求与消解上。无论女性主义如何变化，其一个基本的诉求不会也不能改变，这就是使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在男性中心主义世界得以存在并获得应有的地位。同时，为达到这一目标，在理论实践上所有女性主义者的理论话语必须具有整体性的目标和价值基点。然而，后现代一个基本的倾向就是消解整体性。对后现代而言，整体性意味着压迫和对中心的服从。整体性的另一面连接着主体。没有主体便没有了整体性，后现代对整体性的消解的背后其实来自于对主体的消解。而对主体的消解对女性主义者来说是釜底抽薪。如果连主体都不存在了，又何来作为一个整体的“女性”身份，也就更谈不上女性解放了。正因为关系如此重大，有人就提出这是针对妇女和其他刚开始为自己的利益讲话的被剥夺群体的一个阴谋。赛拉，本哈比(seyb Bcnhablb)提出，如果没有现代主体概念所提供的“对行为、自主性和个性的调节原则”，那么，“妇女解放的计划是否可以想象?”本哈比提出问题的潜在前提是：任何解放运动都要有一个预设的主体，需要从一开始就假定这个主体在行为、自主性和个性上的体制和调节原则，没有这样一个基础，解放运动将失去其稳固的立场，它的实现将不可想象。
其次，“解放”的真伪性。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一书中宣称：“大叙事已经失去其可信性，不管它采用什么统一方式：思辩的叙事或解放的叙事。”这无疑是对女性主义长期以来坚持的妇女“解放”叙事的沉重打击。消解了妇女“解放”的叙事，女性主义似乎没有了存在下去的必要，而从社会中妇女的现实境遇出发，“解放”又是必须的。因而正如弗兰西斯·弗·西博格(Prancis F.See-burger)所言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恰恰正在冒着不再成其为女性主义的危险”。
最后。沉入话语还是返身实践?毫无疑问，后现代基本局限在思想和文化领域里，无论是起源还是锋芒指向，并没有直接的现实诉求。或许正如福柯听说的“一切 都是话语”。而女性主义从一开始就为实践而生的，如果没有了现实诉求和实践支撑，不敢想象女性主义何以存在。因此，遭遇后现代后，女性主义该自我追问，是沉入话语还是返身实践?
三、对“现代－后现代”话语的二元对立路径的反思
在当下由“现代－后现代”所编织的流行话语里，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的这场“遭遇”颇有意味。当一切都必须贴上现代或后现代的标签仿佛才有理论的底气和语境的合法性时，这场“遭遇”却向我们显示了事情的另一面，或许首先我们可以这样追问：在与后现代“遭遇”后，就理论范式而言当代女性主义是现代性范畴理论还是后现代范畴理论?显然，这个提问隐藏的前提就注定了这是个虚假的提问。本文前两部分已发现。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当代女性主义一部分停留在现代性之内，而另一部分却融入了后现代，但却无法被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收编。这种归属的困境原因何在?不妨对“理论”的生产模式做一简单分析。当我们谈论理论的“发展”，更准确的说是理论的范式转换时，我们一般都关注和展示前者与后来者的对立与差异，尤其是后来者对前者的“克服”、“发展”、“进步”和取代。而且，理论范式的转换总是表现为一种二元对立模式：后来者总要先树个靶子，在对靶子的批判和否定中隆重登场，宣称自己的真理性。后现代理论显然并未摆脱理论生产的这种模式。后现代理论是在批判和消解现代性理论中发家的。当我们谈论后现代理论时。我们其实是以现代性理论这个“它者”为基础的，离开这个它者，我们其实无法谈论后现代。因此，当下学术界一个有趣的现象表现在话语路径上，一方面现代后现代被作为绝对对立的两极安置，两者差异性、异质性和断裂性被反复强调；但一方面现代后现代却又似一对不可分割的孪生兄弟紧紧缠绕而共同构成一个一切通吃的“现代一后现代”理论武器。不无讽刺的是，后现代主张消解“宏大叙事”，但在大陆学术界，后现代却和现代亲密结盟而形成了一个无坚不摧的宏大叙事。虽然。对人类的认识而言，宏大叙事并非一无是处。至少，作为一个视角。宏大叙事意味着一个不同的角度，因而也意味着不同的图景。但是，当这种视角具有了霸权和压制时，世界和人性自身的复杂和多元就必然会被遮蔽和掩盖。因此面对宏大叙事的诱惑，我们需在反思的基础上兴利除弊。巴赫金在论述文学史研究时的一个观点谈到了宏大和微观的联结问题，让人颇受启发：
文学史所关心的是根源性的文学环境中的具体生命，以及根源性的意识形态中的文学环境，最后是无处不在的根源性的社会经济背景中的意识形态环境。因此，文学史家的工作应该是考察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史和社会经济史之间连贯的交互关系。
这里“文学(包括作家和文本)－文学环境－意识形态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的四环节显示了宏大和微观之间的多中介的复杂性和仅仅宏大本身的不足。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
一、女性主义遭遇后现代：必然性及表现
从范式的角度看，传统女性主义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范畴理论。女性主义揭露男性的霸权压迫，要求女性的解放和男女的平等，强调女性独特的主体性，在文学上致力于还原女性真实的形象和声音。主体性、解放、平等和真实，都是现代性的核心范畴。但这种标准的现代性范畴理论遭遇后现代似乎不可避免，首先，从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看，女性主义固有的怀疑、消解和反叛同后现代有天然的亲近感，更主要的，这种必然性来自传统女性主义的内在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女性主义本身就是传统的产物，因此，传统文化里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的、非历史的普遍性思维模式作为“前结构”必然进入到女性主义的理论构成中。比如女性主义试图从文化上找出男女性別的绝对差异及其绝对根源，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典型的普遍主义思维。“它们默认了一些有关人类特性和社会生活状况的被公认但未加证明的本质主义假设。此外，它们还假定，方法和概念不会受到暂时性和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因而在研究过程中的功能是永恒而中立的。”这些普遍主义思维主导的假定，显然是绝对的和偏激的。“女性”作为一种身份，并非天然而成，而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建构，也因此无法找到一种终极性的标准“女性”；另外，在“女性”内部，不顾女性个体之间复杂的差异而用一个简单的“女性”标签涵盖一切，在实践上大大削弱了女性主义的说服力和社会影响力，也阻碍了它对一些真正问题和自身重大缺陷的发现和反思。第二，将男女对立模式绝对化。比如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比男性更优越，坚持“女性中心”，主张彻底革命，“同男子划清界限”。更有甚者宣扬摈弃异性性爱，发展“姐妹情谊”、同性性爱，这种忽视现实状况、否定自然规律的激烈并不能真正提高女性地位，无法解决任何真正的现实问题，反而凸显了女性的弱势，使女性处于更加孤立无援的状况。
女性主义的发展要求女性主义者必须克服女性主义内在的思想局限，这就必须要借助新的思想资源。而后现代思潮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极富针对性的思想资源。后现代思潮中的反本质主义不仅成为了克服其内在局限的“批判的武器”，而且强调差异与多元的观念又成为女性主义打破男性霸权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女性主义遭遇后现代势所必然。
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s-centrism)是后现代思想的一个核心领域。女性主义引入这一重要思想，将解构的长矛直指传统形而上学建立起来的男性“中心”，大力揭露和反抗这一男性“中心主义”的虚假性。“虽然这个主体向往一种平等或中立的状态，但在作品中它却总是被表达为男性，因为，至少在法国，‘人类’这个词是阳性的，而不是一个中性词。”同时引入“差异”观念，不仅认识到了先前传统女性主义对终极和绝对“女性”本质和原型的追寻的谬误，而且开始自觉用“差异”来理解和处理男女性别的不同存在，自觉基于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女性存在状况展开对女性自我身份的设定和男性性别身份的客观探讨，并以此作为在实践中重塑合理两性关系的价值基础。总的来说，“逻各斯中心主义”概念的引入既使女性主义者更证明了男性中心地位的天经地义的虚幻性，同时也使得女性主义者自身也摆脱了先前追求打碎男性霸权而取而代之的野心冲动，转而开始追求一种新型的两性和谐关系。
对话语权的发现和重视。在福柯的话语理论中，权力性是话语的一个核心性质，话语即权力。在漫长的历史中，女性大都处于一种失声状态，社会主流话语虽然是公共性面目出现。但背后其实都是男性在言说。即使是女性口里发出的声音，但也是男性声音的一个传声筒而已。长期的失声导致女性几乎丧失了言说的能力。露丝，伊丽格瑞便尖锐地指出“所有的科学真理、一切话语逻辑的下面都是对性差异的漠视”。而话语即权力理论让女性主义者眼前一亮，她们不仅从理论上找到了自身长期身处边缘地位的又一个罪魁祸首，而且在实践中开始寻求发出自己的声音，获得应有的话语权力，同时有目的地揭露男性话语背后的权力压迫。
二、女性主义遭遇后现代：紧张与疏离
作为一种与现实政治和妇女生存紧密相关的社会与文化理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的遭遇除了积极的融合与接纳，两者还呈现了明显的紧张和疏离。
首先，这种紧张表现在对整体性的追求与消解上。无论女性主义如何变化，其一个基本的诉求不会也不能改变，这就是使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在男性中心主义世界得以存在并获得应有的地位。同时，为达到这一目标，在理论实践上所有女性主义者的理论话语必须具有整体性的目标和价值基点。然而，后现代一个基本的倾向就是消解整体性。对后现代而言，整体性意味着压迫和对中心的服从。整体性的另一面连接着主体。没有主体便没有了整体性，后现代对整体性的消解的背后其实来自于对主体的消解。而对主体的消解对女性主义者来说是釜底抽薪。如果连主体都不存在了，又何来作为一个整体的“女性”身份，也就更谈不上女性解放了。正因为关系如此重大，有人就提出这是针对妇女和其他刚开始为自己的利益讲话的被剥夺群体的一个阴谋。赛拉，本哈比(seyb Bcnhablb)提出，如果没有现代主体概念所提供的“对行为、自主性和个性的调节原则”，那么，“妇女解放的计划是否可以想象?”本哈比提出问题的潜在前提是：任何解放运动都要有一个预设的主体，需要从一开始就假定这个主体在行为、自主性和个性上的体制和调节原则，没有这样一个基础，解放运动将失去其稳固的立场，它的实现将不可想象。
其次，“解放”的真伪性。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一书中宣称：“大叙事已经失去其可信性，不管它采用什么统一方式：思辩的叙事或解放的叙事。”这无疑是对女性主义长期以来坚持的妇女“解放”叙事的沉重打击。消解了妇女“解放”的叙事，女性主义似乎没有了存在下去的必要，而从社会中妇女的现实境遇出发，“解放”又是必须的。因而正如弗兰西斯·弗·西博格(Prancis F.See-burger)所言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恰恰正在冒着不再成其为女性主义的危险”。
最后。沉入话语还是返身实践?毫无疑问，后现代基本局限在思想和文化领域里，无论是起源还是锋芒指向，并没有直接的现实诉求。或许正如福柯听说的“一切 都是话语”。而女性主义从一开始就为实践而生的，如果没有了现实诉求和实践支撑，不敢想象女性主义何以存在。因此，遭遇后现代后，女性主义该自我追问，是沉入话语还是返身实践?
三、对“现代－后现代”话语的二元对立路径的反思
在当下由“现代－后现代”所编织的流行话语里，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的这场“遭遇”颇有意味。当一切都必须贴上现代或后现代的标签仿佛才有理论的底气和语境的合法性时，这场“遭遇”却向我们显示了事情的另一面，或许首先我们可以这样追问：在与后现代“遭遇”后，就理论范式而言当代女性主义是现代性范畴理论还是后现代范畴理论?显然，这个提问隐藏的前提就注定了这是个虚假的提问。本文前两部分已发现。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当代女性主义一部分停留在现代性之内，而另一部分却融入了后现代，但却无法被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收编。这种归属的困境原因何在?不妨对“理论”的生产模式做一简单分析。当我们谈论理论的“发展”，更准确的说是理论的范式转换时，我们一般都关注和展示前者与后来者的对立与差异，尤其是后来者对前者的“克服”、“发展”、“进步”和取代。而且，理论范式的转换总是表现为一种二元对立模式：后来者总要先树个靶子，在对靶子的批判和否定中隆重登场，宣称自己的真理性。后现代理论显然并未摆脱理论生产的这种模式。后现代理论是在批判和消解现代性理论中发家的。当我们谈论后现代理论时。我们其实是以现代性理论这个“它者”为基础的，离开这个它者，我们其实无法谈论后现代。因此，当下学术界一个有趣的现象表现在话语路径上，一方面现代后现代被作为绝对对立的两极安置，两者差异性、异质性和断裂性被反复强调；但一方面现代后现代却又似一对不可分割的孪生兄弟紧紧缠绕而共同构成一个一切通吃的“现代一后现代”理论武器。不无讽刺的是，后现代主张消解“宏大叙事”，但在大陆学术界，后现代却和现代亲密结盟而形成了一个无坚不摧的宏大叙事。虽然。对人类的认识而言，宏大叙事并非一无是处。至少，作为一个视角。宏大叙事意味着一个不同的角度，因而也意味着不同的图景。但是，当这种视角具有了霸权和压制时，世界和人性自身的复杂和多元就必然会被遮蔽和掩盖。因此面对宏大叙事的诱惑，我们需在反思的基础上兴利除弊。巴赫金在论述文学史研究时的一个观点谈到了宏大和微观的联结问题，让人颇受启发：
文学史所关心的是根源性的文学环境中的具体生命，以及根源性的意识形态中的文学环境，最后是无处不在的根源性的社会经济背景中的意识形态环境。因此，文学史家的工作应该是考察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史和社会经济史之间连贯的交互关系。
这里“文学(包括作家和文本)－文学环境－意识形态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的四环节显示了宏大和微观之间的多中介的复杂性和仅仅宏大本身的不足。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