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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钱奖金，惊动中南海
重庆钢铁集团两年前已经搬迁到新区，留下这曾经的十里钢城。1890年，怀揣钢铁立国梦想的张之洞，建造了汉阳铁厂，这就是重钢的前身。
50年前，正值壮年的潘青山从鞍钢奔赴重钢的时候，曾为这里百年国企的历史而自豪。潘青山赶上了重钢最好的时候，也经历过最坏的日子。大炼钢铁和文革两轮动荡之后，全国钢铁业都陷入了“钢不成材，材不对路”的最低谷，1977年重钢已经发不出工资。企业想摆脱困境，但发现很多事情厂里都做不了主，就连给一线职工增加点福利都很难。连吃个荤菜也得向上级打报告的企业，当年谈不上任何自主权。
1978年，市场变革的大潮启动了人们头脑里求变的神经。企业要求松绑的呼声越来越高。四川省政府主动向中央提出，给包括重钢在内的六家国有企业放权。
存放在重钢档案室的这份扩大企业权利的通知，标记的，是整个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发端。尽管文件里写明，允许企业自主销售计划外产品，但到底能销哪些品种，能销多少，却没有操作细则。一次次请示，都没有回音，濒临绝境的重钢等不及了。
已经76岁的杨云谦，当年负责销售，他带着十几个小伙子，去全国推销钢材。不到一年时间，重钢积压的十几万吨钢材销售一空，然而，大家等来的不是庆祝，而是一声禁令。
问题，不仅仅发生在重庆。蛇口工地上的一声炮响，被当做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片工地上，改革也步履艰难。
那时候，蛇口码头两千多万港币的建设资金，都是招商局从香港贷的款，如果不能按时完工，每拖一天光利息就要8000块港币。施工进度是业主招商局最担心的问题。
工程队来自交通部四航局，阮祥发是带队的负责人之一。作为部委直属企业，四航局以前一直按指令修码头，对工期并没有太多概念。工人们懒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干好干坏都一样。一等奖七块钱，二等奖六块钱，三等奖五块钱。
时任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委员梁宪回忆：“我们很着急，跟施工队商量，完成55车的定额，每车奖两分钱，超过定额，每车奖四分钱。积极性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
有了激励，工人们一下沸腾了，每人每天都能拉100多车。月底结算，有的人奖金就拿了将近100块钱。可好景不长，不久他们就接到上级指示：奖励必须停下来。上级通知，职工一年的奖金，不能超过平均工资的一个半月。
这样下去，肯定不能按期完工。招商局接连给有关部门打了几份报告，请求继续推行奖励制度，但都没有得到回复。
没想到，一篇报道让事情有了转机。1980年7月，新华社驻广东的记者写了一份内参，把这件事写进去。报告在中南海被胡耀邦总书记看到了。
香港招商局档案馆里，保留着当年的这份批示。
梁宪说：“胡耀邦总书记7月30日批给谷牧同志，讨论奖金时中央并没有哪一位同志同意奖金额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工资定额的规定，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靠作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
几分钱奖金，惊动了中南海。而在重庆，遭遇禁令的重钢，也在四川省委的支持下，拿到了自主销售权。1980年底，全国放权让利的试点企业增加到6600家。
尽管日后邓小平谈到放权让利的时候，称这项改革为“经济民主”。但当年给企业放权，还需要突破相当多的思维定式。
上世纪80年代，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被逼到市场深海里搏击、冒险，然而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存活下来。人们发现，光是凭着放权让利、激励机制和闯市场的勇气，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破产，彷徨
当时人们头脑里，即便亏损的窟窿成了无底洞，国有企业也只能生、不能死；只能进、不能退。沈阳第一个抛出企业破产的试行规定，如同在人们心里扔了一颗炸弹。
原沈阳市经贸委副主任韩耀先说，“一场破产，职工们牺牲最多，因为他们早已把一辈子都交给了企业。”
破，还是不破？改，怎么改？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国有企业。
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说，“1978年开始就在抓国有企业，经过了放权让利、承包经营，一直到1997年，没有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
1998年全国国有企业亏损面高达40%，国企脱困成了中国最大的问题。调研、彷徨、争论、思考。摆在当时决策层面前的只有背水一战、破釜沉舟。1998年，国家发出大刀阔斧的改革信号。要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
这场改革，提出的首要任务，就是减员。赵拓山，时任特钢总经理，负责分流重组。那时，特钢已经累计亏损17个亿。
那场改革，留在赵拓山身上的是切肤之痛。当时，一位老职工得了肝癌，为了多报销一点药费，他几次来找赵拓山，但厂里也没钱。借债、重病，接二连三的打击，老职工陷入了绝望，他最后一次来到赵拓山的办公室，点燃身上的汽油，打算同归于尽。老职工去世了。赵拓山治疗了三年才康复，但企业，已经没了。
时隔多年，赵拓山依然对特钢的结局感到痛心。当年他接手特钢的时候发现，先前企业丢掉了特种钢材的市场优势，盲目上规模，导致了企业陷入困境。仅仅把职工分流出去，解决不了企业的根本问题。
赵拓山的苦衷，周放生也深有体会。当年他在国家经贸委任国企脱困办副主任，特钢这样的企业，他见得太多了。他说，“其实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试错，也没有现成模式，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试着试着往回一看，可能前面走的路就错了，再去试。”
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尝试中，揭开了更深层的矛盾。整个国家的产业布局、经济结构都需要调整。而那三年，全国每年下岗的工人都在700万到900万。这些产业工人，曾支撑起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建设；是他们，为中国经济的轻装简行背起了历史的伤痛。
国家怎么走？企业怎么办？人往哪里去？当年，每个人都在寻找的出口。 黎明模式与859号文件
林左鸣，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来到沈阳黎明发动机厂时看到的凄凉。“整个工厂，给人的感觉是千疮百孔、支离破碎。“
干活没手套、洗手没肥皂、发工资没有号，工人们调侃的背后，是25000多名员工发不出工资、把黎明整个卖掉也不够还债的现实。林左鸣说，“他刚到黎明时，职工和附近老百姓，都流传着一句话，就是国务院总理来也没招了，国有企业肯定是不行了。“
已经退休的张德忠，时任黎明副总经理，分管人事。下岗分流的工作，把他卷入了矛盾的漩涡。让谁下岗？让谁留下？这是最艰难的抉择。
第一批下岗的工人中，就有张德忠的亲妹妹，虽然妹妹从没埋怨，但张德忠心里却留下永远的亏欠。
面对职工们的眼泪，林左鸣这个七尺男儿，当年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汹涌。有没有办法既能帮企业卸掉包袱，又能给工人们留下生存的机会，林左鸣苦苦思索。“下岗不是目的，下岗是为了解决企业暂时的困难，但更重要的承担社会责任，必须考虑要把这些下岗人怎么安置掉。”
反复思考，林左鸣想出一个办法：与其给下岗职工一笔补偿款，不如把企业需要剥离的资产，交到他们手中，让他们成为股东去创业。“改革肯定做以前政策规定不允许的事。怎么突破？这个事涉及国有资产流失，是犯罪，而不仅仅是错误的问题。”在林左鸣看来，将本来就应该给职工的补偿款，折算成股份，不应该算是国有资产流失。而且，如果真能解决几千名下岗职工的吃饭问题，这个方案就值得自己去承担风险。但是，当时领导班子没有人同意，认为犯不着冒风险。林左鸣自己承担了风险。
新叶服装厂，是黎明下岗职工创立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如今的新叶年产值6000万元，员工也增加到400多人。新叶改制迈出第一步后，黎明15家后勤服务公司的改制陆续推行，3000多人得到妥善安置。
2002年，这份以黎明模式为蓝本的859号文件，成为国企改革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在全国推广。文件下发的一刻，林左鸣压抑三年的心情第一次释放了。“859号文件出来之前，我一直觉得总有一天会找我算账的，想当年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民都有勇气签字画押，把后事都交代了。我们搞工业，也要做这种牺牲。”
三年攻坚，全国国有企业利润创纪录地增长了近2倍，除了煤炭和军工，大部分行业实现扭亏。
上市：国企蜕变
而成就也伴随着代价，在这三年当中，全国有2334户大中型企业破产倒闭，2100万人下岗分流。仅仅在沈阳，到2000年下岗职工就累计超过了65万人。
那时候，企业投资归计委管，薪酬归劳动部门管，资本金归财政部门管，经营者的任免归人事、组织部门管，可负责企业整体监管的却是经贸委，“九龙治水”，但真出了问题没人负责。
2003年的春天，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牌子，悄悄替换掉了国家经贸委的牌子。新成立的国资委，集合了大多数对国企的管理职能。而李荣融，也接到了一份独特的任命书——第一责任人主任。“宣布职务时，我压力比较大，意思是以后凡是有事，你是第一责任人，拿你是问。”
然而，就在李荣融上任之前，一把小锤的落下，已经把中国企业推向了另一个关口。
虽然加入世贸有五年的过渡期，但并不等于保护期。很难预料，刚刚完成脱困的国有企业，会不会在即将开始的全球竞争中，又一次陷入生存困境。
“当时的背景，谁也不知道这个国资委怎么搞。当时是，国退民进。是不是国有企业不行了，都要退出？好像成立国资委的目的，就把国有企业送走就完了。说实在，这是我一生中可能比较难过的一段。”对李荣融来说，这样的感受别人无法体会。
企业竞争力到底有多大？国资委的调查结果让人如坐针毡，除了中石油、中石化等少数几家企业能勉强挤进所在行业的全球十强，其他企业全都被国际同行远远甩在身后。
这其中，就有刚刚完成合并重组的中交集团。当时，年营业收入超过830亿元的中交集团，在国内企业界已经堪称庞然大物，但资产核查后他们发现，差距还是太大。
当时，国内正掀起大规模基础建设热潮，中交集团旗下的业务又恰恰分布在路桥设计施工、港口建设、航道疏浚等基建领域，这样的发展机会，让他们产生了把资产打包，到香港联交所整体上市的想法。
然而，正是筹备上市的过程让中交集团董事长周纪昌发现，他们缺的，不仅仅是资金。当时，中交集团旗下500多家子公司散落在各地，这些企业大小不一，赢利水平不同，资产质量参差不齐，而整体上市，却要求每一家子公司都提供完备的财务报表。
从第一张报表编起，一直到最后上交联交所的报表，中交集团总共编制了将近270万张。如果用A4纸打印出来，将近有两卡车。
辛苦大半年整理出来的财务报表提交给香港联交所，反馈回来的却是联交所提出的几百个不同层面的问题。2006年12月，中交集团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在周纪昌看来，上市之路，是一次痛苦的蜕变，但也是成为国际化公司，必须要经历的。
整体上市前，中交集团净资产只有161亿，现在已经超过1000亿元，是七年前的6倍多。在中交集团整体上市之后，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一批国企相继实现主营业务整体上市。
周纪昌说：“世界改变了，中国企业改变了，国有企业的思维方式、思路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国资委第二任主任王勇如此评价国企这些年的改革，“企业转换机制要进一步的证券化、市场化、股份化、公司化，内部的考核、分配、用工更好地向市场化来改革，使企业的经营活力更强、机制更灵活、效率更高。
短短15年，全国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从1998年的213.7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2.58万亿元，增长了近100倍。
改革再次碰到坚冰
成就背后，依然有一些体制障碍难以突破。
曾经让黎明发动机厂走出困境的林左鸣，今天带领中航工业集团研发出了歼-15舰载战斗机，然而，他们却没办法飞跃现实中的障碍。林左鸣说，“我们现在体制机制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生产单位和制造企业，都没有研发能力。研发由事业单位承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花了很多功夫来协调这种关系。”
中航工业有三十多家科研院所，中航无线电研究所就是其中之一，这里可进行飞行电子系统模拟实验。建造这个实验室，中航无线电研究所民机项目部部长施劲松盼了好几年。航空电子系统是飞机的大脑和神经，也是这个行业最赚钱的部分，但投资这样一个尖端的模拟环境，所有的资金都是研究所东拼西凑的。另一个刚刚建好的实验室，也已经投入了1亿5千万，后续资金目前还没有着落。
市场需要研发投入的快速反应，但这些研究所属于事业单位，不能像企业一样到市场上募集资金。如果等项目报批，很可能会错过最好的市场机会。
林左鸣说，“我记得按照国家规定，事业单位只要投资超过八百万元，好像就必须财务部批，那显然就没法弄了。美国很多大的军工企业，国防部会给很多科研费用。军工企业还要发展很多非军工的民用产品，通过资本市场可以得到很多投入，但是我们没有能力面向资本市场和社会来筹集我们需要的资金。”
为了突破这些障碍，早在2008年中航工业就在五家研究所尝试事业单位改制。然而，因为税收、社保等一系列环节，缺乏可操作的办法，历时四年后，试点还是停了下来。
2011年4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文件。林左鸣把文件看了无数遍，但还是找不到突破口。在他看来，这是一场触及部门利益的改革，难度，绝不亚于之前的三年脱困。“首先是主管部门轻易不肯撒手，因为撒手可能我就没根了，没根了可能将来大部制改革是不是我就是首当其冲了。部门利益的掣肘，使得改革没有积极推动。”
今天，改革再次触碰到了坚冰。林左鸣说，“谁都明白，谁都不愿意捅破。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振奋人心的中国梦，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步棋再不走，不堪设想。”
重庆钢铁集团两年前已经搬迁到新区，留下这曾经的十里钢城。1890年，怀揣钢铁立国梦想的张之洞，建造了汉阳铁厂，这就是重钢的前身。
50年前，正值壮年的潘青山从鞍钢奔赴重钢的时候，曾为这里百年国企的历史而自豪。潘青山赶上了重钢最好的时候，也经历过最坏的日子。大炼钢铁和文革两轮动荡之后，全国钢铁业都陷入了“钢不成材，材不对路”的最低谷，1977年重钢已经发不出工资。企业想摆脱困境，但发现很多事情厂里都做不了主，就连给一线职工增加点福利都很难。连吃个荤菜也得向上级打报告的企业，当年谈不上任何自主权。
1978年，市场变革的大潮启动了人们头脑里求变的神经。企业要求松绑的呼声越来越高。四川省政府主动向中央提出，给包括重钢在内的六家国有企业放权。
存放在重钢档案室的这份扩大企业权利的通知，标记的，是整个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发端。尽管文件里写明，允许企业自主销售计划外产品，但到底能销哪些品种，能销多少，却没有操作细则。一次次请示，都没有回音，濒临绝境的重钢等不及了。
已经76岁的杨云谦，当年负责销售，他带着十几个小伙子，去全国推销钢材。不到一年时间，重钢积压的十几万吨钢材销售一空，然而，大家等来的不是庆祝，而是一声禁令。
问题，不仅仅发生在重庆。蛇口工地上的一声炮响，被当做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片工地上，改革也步履艰难。
那时候，蛇口码头两千多万港币的建设资金，都是招商局从香港贷的款，如果不能按时完工，每拖一天光利息就要8000块港币。施工进度是业主招商局最担心的问题。
工程队来自交通部四航局，阮祥发是带队的负责人之一。作为部委直属企业，四航局以前一直按指令修码头，对工期并没有太多概念。工人们懒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干好干坏都一样。一等奖七块钱，二等奖六块钱，三等奖五块钱。
时任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委员梁宪回忆：“我们很着急，跟施工队商量，完成55车的定额，每车奖两分钱，超过定额，每车奖四分钱。积极性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
有了激励，工人们一下沸腾了，每人每天都能拉100多车。月底结算，有的人奖金就拿了将近100块钱。可好景不长，不久他们就接到上级指示：奖励必须停下来。上级通知，职工一年的奖金，不能超过平均工资的一个半月。
这样下去，肯定不能按期完工。招商局接连给有关部门打了几份报告，请求继续推行奖励制度，但都没有得到回复。
没想到，一篇报道让事情有了转机。1980年7月，新华社驻广东的记者写了一份内参，把这件事写进去。报告在中南海被胡耀邦总书记看到了。
香港招商局档案馆里，保留着当年的这份批示。
梁宪说：“胡耀邦总书记7月30日批给谷牧同志，讨论奖金时中央并没有哪一位同志同意奖金额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工资定额的规定，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靠作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
几分钱奖金，惊动了中南海。而在重庆，遭遇禁令的重钢，也在四川省委的支持下，拿到了自主销售权。1980年底，全国放权让利的试点企业增加到6600家。
尽管日后邓小平谈到放权让利的时候，称这项改革为“经济民主”。但当年给企业放权，还需要突破相当多的思维定式。
上世纪80年代，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被逼到市场深海里搏击、冒险，然而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存活下来。人们发现，光是凭着放权让利、激励机制和闯市场的勇气，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破产，彷徨
当时人们头脑里，即便亏损的窟窿成了无底洞，国有企业也只能生、不能死；只能进、不能退。沈阳第一个抛出企业破产的试行规定，如同在人们心里扔了一颗炸弹。
原沈阳市经贸委副主任韩耀先说，“一场破产，职工们牺牲最多，因为他们早已把一辈子都交给了企业。”
破，还是不破？改，怎么改？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国有企业。
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说，“1978年开始就在抓国有企业，经过了放权让利、承包经营，一直到1997年，没有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
1998年全国国有企业亏损面高达40%，国企脱困成了中国最大的问题。调研、彷徨、争论、思考。摆在当时决策层面前的只有背水一战、破釜沉舟。1998年，国家发出大刀阔斧的改革信号。要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
这场改革，提出的首要任务，就是减员。赵拓山，时任特钢总经理，负责分流重组。那时，特钢已经累计亏损17个亿。
那场改革，留在赵拓山身上的是切肤之痛。当时，一位老职工得了肝癌，为了多报销一点药费，他几次来找赵拓山，但厂里也没钱。借债、重病，接二连三的打击，老职工陷入了绝望，他最后一次来到赵拓山的办公室，点燃身上的汽油，打算同归于尽。老职工去世了。赵拓山治疗了三年才康复，但企业，已经没了。
时隔多年，赵拓山依然对特钢的结局感到痛心。当年他接手特钢的时候发现，先前企业丢掉了特种钢材的市场优势，盲目上规模，导致了企业陷入困境。仅仅把职工分流出去，解决不了企业的根本问题。
赵拓山的苦衷，周放生也深有体会。当年他在国家经贸委任国企脱困办副主任，特钢这样的企业，他见得太多了。他说，“其实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试错，也没有现成模式，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试着试着往回一看，可能前面走的路就错了，再去试。”
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尝试中，揭开了更深层的矛盾。整个国家的产业布局、经济结构都需要调整。而那三年，全国每年下岗的工人都在700万到900万。这些产业工人，曾支撑起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建设；是他们，为中国经济的轻装简行背起了历史的伤痛。
国家怎么走？企业怎么办？人往哪里去？当年，每个人都在寻找的出口。 黎明模式与859号文件
林左鸣，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来到沈阳黎明发动机厂时看到的凄凉。“整个工厂，给人的感觉是千疮百孔、支离破碎。“
干活没手套、洗手没肥皂、发工资没有号，工人们调侃的背后，是25000多名员工发不出工资、把黎明整个卖掉也不够还债的现实。林左鸣说，“他刚到黎明时，职工和附近老百姓，都流传着一句话，就是国务院总理来也没招了，国有企业肯定是不行了。“
已经退休的张德忠，时任黎明副总经理，分管人事。下岗分流的工作，把他卷入了矛盾的漩涡。让谁下岗？让谁留下？这是最艰难的抉择。
第一批下岗的工人中，就有张德忠的亲妹妹，虽然妹妹从没埋怨，但张德忠心里却留下永远的亏欠。
面对职工们的眼泪，林左鸣这个七尺男儿，当年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汹涌。有没有办法既能帮企业卸掉包袱，又能给工人们留下生存的机会，林左鸣苦苦思索。“下岗不是目的，下岗是为了解决企业暂时的困难，但更重要的承担社会责任，必须考虑要把这些下岗人怎么安置掉。”
反复思考，林左鸣想出一个办法：与其给下岗职工一笔补偿款，不如把企业需要剥离的资产，交到他们手中，让他们成为股东去创业。“改革肯定做以前政策规定不允许的事。怎么突破？这个事涉及国有资产流失，是犯罪，而不仅仅是错误的问题。”在林左鸣看来，将本来就应该给职工的补偿款，折算成股份，不应该算是国有资产流失。而且，如果真能解决几千名下岗职工的吃饭问题，这个方案就值得自己去承担风险。但是，当时领导班子没有人同意，认为犯不着冒风险。林左鸣自己承担了风险。
新叶服装厂，是黎明下岗职工创立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如今的新叶年产值6000万元，员工也增加到400多人。新叶改制迈出第一步后，黎明15家后勤服务公司的改制陆续推行，3000多人得到妥善安置。
2002年，这份以黎明模式为蓝本的859号文件，成为国企改革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在全国推广。文件下发的一刻，林左鸣压抑三年的心情第一次释放了。“859号文件出来之前，我一直觉得总有一天会找我算账的，想当年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民都有勇气签字画押，把后事都交代了。我们搞工业，也要做这种牺牲。”
三年攻坚，全国国有企业利润创纪录地增长了近2倍，除了煤炭和军工，大部分行业实现扭亏。
上市：国企蜕变
而成就也伴随着代价，在这三年当中，全国有2334户大中型企业破产倒闭，2100万人下岗分流。仅仅在沈阳，到2000年下岗职工就累计超过了65万人。
那时候，企业投资归计委管，薪酬归劳动部门管，资本金归财政部门管，经营者的任免归人事、组织部门管，可负责企业整体监管的却是经贸委，“九龙治水”，但真出了问题没人负责。
2003年的春天，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牌子，悄悄替换掉了国家经贸委的牌子。新成立的国资委，集合了大多数对国企的管理职能。而李荣融，也接到了一份独特的任命书——第一责任人主任。“宣布职务时，我压力比较大，意思是以后凡是有事，你是第一责任人，拿你是问。”
然而，就在李荣融上任之前，一把小锤的落下，已经把中国企业推向了另一个关口。
虽然加入世贸有五年的过渡期，但并不等于保护期。很难预料，刚刚完成脱困的国有企业，会不会在即将开始的全球竞争中，又一次陷入生存困境。
“当时的背景，谁也不知道这个国资委怎么搞。当时是，国退民进。是不是国有企业不行了，都要退出？好像成立国资委的目的，就把国有企业送走就完了。说实在，这是我一生中可能比较难过的一段。”对李荣融来说，这样的感受别人无法体会。
企业竞争力到底有多大？国资委的调查结果让人如坐针毡，除了中石油、中石化等少数几家企业能勉强挤进所在行业的全球十强，其他企业全都被国际同行远远甩在身后。
这其中，就有刚刚完成合并重组的中交集团。当时，年营业收入超过830亿元的中交集团，在国内企业界已经堪称庞然大物，但资产核查后他们发现，差距还是太大。
当时，国内正掀起大规模基础建设热潮，中交集团旗下的业务又恰恰分布在路桥设计施工、港口建设、航道疏浚等基建领域，这样的发展机会，让他们产生了把资产打包，到香港联交所整体上市的想法。
然而，正是筹备上市的过程让中交集团董事长周纪昌发现，他们缺的，不仅仅是资金。当时，中交集团旗下500多家子公司散落在各地，这些企业大小不一，赢利水平不同，资产质量参差不齐，而整体上市，却要求每一家子公司都提供完备的财务报表。
从第一张报表编起，一直到最后上交联交所的报表，中交集团总共编制了将近270万张。如果用A4纸打印出来，将近有两卡车。
辛苦大半年整理出来的财务报表提交给香港联交所，反馈回来的却是联交所提出的几百个不同层面的问题。2006年12月，中交集团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在周纪昌看来，上市之路，是一次痛苦的蜕变，但也是成为国际化公司，必须要经历的。
整体上市前，中交集团净资产只有161亿，现在已经超过1000亿元，是七年前的6倍多。在中交集团整体上市之后，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一批国企相继实现主营业务整体上市。
周纪昌说：“世界改变了，中国企业改变了，国有企业的思维方式、思路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国资委第二任主任王勇如此评价国企这些年的改革，“企业转换机制要进一步的证券化、市场化、股份化、公司化，内部的考核、分配、用工更好地向市场化来改革，使企业的经营活力更强、机制更灵活、效率更高。
短短15年，全国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从1998年的213.7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2.58万亿元，增长了近100倍。
改革再次碰到坚冰
成就背后，依然有一些体制障碍难以突破。
曾经让黎明发动机厂走出困境的林左鸣，今天带领中航工业集团研发出了歼-15舰载战斗机，然而，他们却没办法飞跃现实中的障碍。林左鸣说，“我们现在体制机制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生产单位和制造企业，都没有研发能力。研发由事业单位承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花了很多功夫来协调这种关系。”
中航工业有三十多家科研院所，中航无线电研究所就是其中之一，这里可进行飞行电子系统模拟实验。建造这个实验室，中航无线电研究所民机项目部部长施劲松盼了好几年。航空电子系统是飞机的大脑和神经，也是这个行业最赚钱的部分，但投资这样一个尖端的模拟环境，所有的资金都是研究所东拼西凑的。另一个刚刚建好的实验室，也已经投入了1亿5千万，后续资金目前还没有着落。
市场需要研发投入的快速反应，但这些研究所属于事业单位，不能像企业一样到市场上募集资金。如果等项目报批，很可能会错过最好的市场机会。
林左鸣说，“我记得按照国家规定，事业单位只要投资超过八百万元，好像就必须财务部批，那显然就没法弄了。美国很多大的军工企业，国防部会给很多科研费用。军工企业还要发展很多非军工的民用产品，通过资本市场可以得到很多投入，但是我们没有能力面向资本市场和社会来筹集我们需要的资金。”
为了突破这些障碍，早在2008年中航工业就在五家研究所尝试事业单位改制。然而，因为税收、社保等一系列环节，缺乏可操作的办法，历时四年后，试点还是停了下来。
2011年4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文件。林左鸣把文件看了无数遍，但还是找不到突破口。在他看来，这是一场触及部门利益的改革，难度，绝不亚于之前的三年脱困。“首先是主管部门轻易不肯撒手，因为撒手可能我就没根了，没根了可能将来大部制改革是不是我就是首当其冲了。部门利益的掣肘，使得改革没有积极推动。”
今天，改革再次触碰到了坚冰。林左鸣说，“谁都明白，谁都不愿意捅破。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振奋人心的中国梦，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步棋再不走，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