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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洛丽塔》中的亨伯特既有道德欠缺、人格不完善的一面，也有孤独地追寻着内心梦想的理想主义者的一面。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了欧洲保守精神与美国式现实生活两种维度的冲突。通过对亨伯特性格特征与命运的分析，纳博科夫的精神世界也就清楚地展现出来。
关键词：《洛丽塔》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内心世界
作为一名早年就开始流亡生活的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与母语的隔绝。这种隔绝所造成的后果便是作家内在的与民族文化相脱离的无根性。同时，这也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作家的创作失去了来源于母语文化的思想源泉。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选择放弃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原因，就是无法离开为其创作提供思想源泉的祖国。不过，纳博科夫却是一个特例：虽然他离开了祖国，但在文学创作上成绩斐然，他的《洛丽塔》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级的经典名著。成就纳博科夫及其作品的，正是那种无根漂泊的流浪者的独特气质。《洛丽塔》中的亨伯特是纳博科夫成功塑造的人物形象，他能够反向映射出作家自身的生活世界与内心情感。
一 孤独的理想主义者与其失落的女神
《洛丽塔》中的亨伯特令人印象深刻：他是一个幼年遭受创伤、因而成年后浪荡不羁、玩世不恭的人，也是一个恋童癖和杀人犯。然而，亨伯特除了看起来是个无可救药的坏人以外，还有一个十分值得玩味的侧面—— 一名内心情感丰富的知识分子、一名孤独的理想主义者。这是纳博科夫的作品中最能反映出他内心世界的典型的人物形象。
亨伯特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的本质，并且嘲弄这个虚华社会中的一切。对于所谓的道德和情感，他表现得十分淡漠，唯有如洛丽塔一样的少女才能够使他的内心产生波动。回溯亨伯特的人生足迹，他那颗脆弱的心灵就会突破重重社会化表象的包裹，清晰地绽现出来。有关亨伯特精神特质的形成，纳博科夫如此着墨：“我也知道阿娜贝尔的死引起的惊骇更顽固了那个梦魇般夏天的挫折，成为我整个冰冷的青春岁月里任何其他浪漫韵事的永恒障碍。我们的精神和肉体融合在至善至美的境界了，这种境界却非今天那些实际浅薄、头脑简单的年轻人所理喻的。”对于亨伯特来说，自阿娜贝尔病故之后，时间仿佛就停滞了，无法弥补的悲痛与挫折感始终伴随着他。由此可见，阿娜贝尔给他带来的就并非简单的情爱性欲，而是能够激发出他内心艺术生命的灵感源泉。正如贝雅特丽齐对于但丁、阿尔伯蒂对于马塞尔一样，阿娜贝尔的离世成为亨伯特开启自身精神生活的契机。不同的是，在其一种情况下，心中女神失落所带来的残缺之美成为但丁和马塞尔艺术创作的源动力;而在后一种情况下，阿娜贝尔的死则使亨伯特被定格在对性的幻想空间中不能自拔。
需要指出的，但丁、普鲁斯特与《洛丽塔》中亨伯特的艺术之路都是浪漫主义的，但亨伯特却无法展现出美与善的结合。他对洛丽塔的追求明显地带有对情欲的想象，但同时也具有超越简单情欲的执着。亨伯特蔑视一切现实社会中的道德、制度、规范甚至科学，他希望时间会停滞与阿娜贝尔在一起的快乐的日子，但现实中的活生生的一切却成为他无法逾越的返回理想世界的障碍。因此，亨伯特只能通过否定现实、沉溺于对过往的追忆来进入“暂时停顿”的时间。结果，一个否定了一切现实元素的理想主义者就只剩下对情欲的向往，而这并恰恰不是他所真正需要的。
即便洛丽塔的确生活在亨伯特所处的现实世界中，但亨伯特却将自己失落的女神的映像自然地投射在洛丽塔身上。可以说，亨伯特对洛丽塔的着迷，实际上是对自己的理想以及早已失落的女神的着迷。比如，除了年龄与身体之外，洛丽塔最吸引亨伯特之处，是她叛逆的个性，而那也是亨伯特性格中十分突出的一面。亨伯特曾经编造气象研究的报告、戏弄精神分析的医生，这都表明他对现实世界的极端不信任与挑战现实的倾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亨伯特对现实世界的反叛区别于洛丽塔的叛逆，他的思想中有清晰的、浪漫主义的影子。他把洛丽塔视作心中的女神，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内心中的渴望和欲念，甚至通过欺骗的手段实现了与洛丽塔的独处。然而，亨伯特最终无法在现实中完成对洛丽塔的最后的行动，反而是洛丽塔更为主动地勾引他。
从本质上讲，亨伯特的叛逆是欧洲式的思想虚无的产物，而洛丽塔的叛逆则纯粹是追求感官刺激的冲动。如果说亨伯特对洛丽塔的爱情还夹杂了对往事的追忆、对心中女神的向往，那么，洛丽塔却仅仅是把亨伯特看作追求个人自由的依靠。两人只是在各自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产生了交集，这种脆弱的交集必然随着两人生活进程的展开而走向终结。
二 欧洲精神与美国现实
亨伯特的情感是基于普鲁斯特式的追忆，同时伴有大量地对现实的嘲讽。亨伯特嘲讽的对象是科学化的世界与科学化的心理学分析。此外，所谓的夏令营、学校教育与汽车旅店被纳博科夫一起展现在读者们的面前。纳博科夫借亨伯特之口、含蓄但犀利地讽刺夏令营和学校教育（典型的美国式教育）培养出了洛丽塔这样爱慕虚荣的孩子，而汽车旅店（美国式的消费方式与文化）为洛丽塔快速地堕落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洛丽塔的悲剧是令人叹息的。洛丽塔、亨伯特、奎尔蒂对悲剧的形成都负有责任：如果说洛丽塔是基于叛逆、有意无意地走向堕落，亨伯特则为了一己私欲把洛丽塔引向地狱的边缘，而奎尔蒂更是亲手毁掉了洛丽塔。比较微妙的是，三者对此的态度却有很大的差异。洛丽塔既不怨恨奎尔蒂，也不怨恨亨伯特，她明白这是自己选择要走的路。亨伯特对自己促成的洛丽塔的悲剧感到痛心疾首，他的生命在这一刻真正地死亡了，剩下的只是选择死亡的方式。奎尔蒂却觉得亨伯特的表现有些莫名其妙，他认为这是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是洛丽塔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更是美国社会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奎尔蒂认为，他与洛丽塔的关系以及洛丽塔并不如意的生活状态与亨伯特没有丝毫关联。
三者态度的差异反映出了欧洲保守的精神维度与美国式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亨伯特通晓欧洲文化的精髓，代表着一种保守的欧洲式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因此，当欧洲文化由于价值缺失而受到质疑的时候，他只能把童年的记忆看作是救命的稻草。随着对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之间冲突日益强烈的体会，以及见证欧洲保守文化的衰落，亨伯特内心的挣扎和痛苦就愈加强烈。亨伯特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流亡的“多余人”，不过，他不同于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如《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或《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后两者生活在俄罗斯的传统文中，却无法融入现实生活，他们所体现的是精神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割裂。亨伯特则是身处不同文化冲突之中的“多余人”，业已失去了在本国生存的现实根基。“多余人”在现实中亦或拯救别人，亦或加害别人，其目的都是拯救自己的灵魂。 亨伯特就是通过在自己的精神世界构造一个“洛丽塔”，来构造自己的现实。这种现实的基础是洛丽塔的童真，亨伯特要借此保持与美国式现实应有的距离。然而，一旦他们与社会现实遭遇，亨伯特所有的梦想就立刻化为乌有，而奎尔蒂就是那个破坏亨伯特梦想的人。从一开始，奎尔蒂就看穿了亨伯特的把戏，两个人的第一次谈话是这样的：
“‘妈的，你从哪儿把她弄来的？’
‘对不起，你说什么？’
‘我说：天气见好啊。’
‘像是如此。’
‘那小姑娘是谁？’
‘我女儿。’
‘撒谎——她不是。’”
亨伯特自身的确有着无法回避的瑕疵，比如他过于放纵的情欲和对道德束缚的不想思考的摒弃。不过，在他的内心中，一直存有对丧失根基这一状况的忧虑。可以说，亨伯特一直在苦苦找寻自身的根基，并在现实世界中努力维持一个无法存在的梦。亨伯特的心境正是纳博科夫的心境——失去了根基的无力的漂泊感。反观奎尔蒂，他才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真正的恶棍。虽然他才华横溢，但却恬不知耻。正是因为依附着现实，奎尔蒂才会表现得有恃无恐。他利用自己的才华与地位肆意玩弄着依恋着自己的洛丽塔，并最终无情地抛弃了她。对奎尔蒂的揭露，是纳博科夫对美国式现实的拷问。有趣的是，纳博科夫在这里又表现出他性格中惯于戏谑的一面：奎尔蒂居然被称为“美国的梅特林克”，而剧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则是因为反对物欲、追求内心幸福而著称的，应该说，纳博科夫是通过这种反讽的手法来抨击美国戏剧界的丑恶。
三 对理想的无畏追求
亨伯特这个人物形象倾注了纳博科夫自身细腻的、带有淡淡忧伤的怀乡之感。可以说，亨伯特的悲剧也是纳博科夫的悲剧。在痛快淋漓地批判、揭露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实用主义和物欲主义的同时，纳博科夫也无法回避自己与这个现实世界的隔绝。一个没有现实根基的人，他的归宿将在哪里？俄罗斯历史上的“多余人”已经随着苏联的建立逐步消亡了，探索纳博科夫的精神世界也许可以从他对另一个文学角色——堂吉诃德的态度上着手。
纳博科夫对堂吉诃德的情感十分复杂。他曾公开地把《堂吉诃德》当作垃圾撕掉，然而，他又撰写了《〈堂吉诃德〉讲稿》。纳博科夫对《堂吉诃德》的态度看起来令人难以捉摸。其实，这种矛盾源于纳博科夫对《堂吉诃德》的独特的个人看法：他认为堂吉诃德是文学史上伟大的人物，这个人物甚至可以与作为小说的《堂吉诃德》区别对待。在纳博科夫看来，《堂吉诃德》这部小说也许创作得并不成功，但它所创造出的人物——堂吉诃德——却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
堂吉诃德与亨伯特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都生活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夹缝之中，进而表现出对理想的无畏的追求。这也正是纳博科夫自身性格的鲜明特征，即便远离了自身的传统，仍要为之付出情感。不过，堂吉诃德与亨伯特的区别也是明显的。首先，堂吉诃德的时间是流动着的过去，他生活在鲜活的骑士世界中;亨伯特的时间却是停止的过去，充满肉欲却又极度冰冷。其次，堂吉诃德通过想象模拟出来的骑士世界虽然是与现实生活世界完全隔绝的，但却有着共同的物质根基，这一方面使得他具有双重人格，另一方面也使他得到了内心的幸福——尽管他在“骑士世界”中受尽屈辱，但他的两个世界都有牢固的根基。然而，亨伯特的理想世界是真实的，现实生活世界却是虚假的，他必须要寻找到一个理想与现实的依附点——对洛丽塔的爱情。因此，他的死亡是注定的，因为洛丽塔总有一天要离开他。
如果一定要用堂吉诃德和亨伯特两个人中的某一个来比附纳博科夫的话，纳博科夫的文化底蕴和挑战现实世界的精神也许更加接近于堂吉诃德。但是，纳博科夫最终还是做了亨伯特，他切断了自己与传统文化根基之间的关联，最终建成了停滞在时间河流中的沙堡，通过游戏现实世界来寻找生活中的平衡点。其实，无论是堂吉诃德还是亨伯特都是纳博科夫人格的象征——自身漂泊、四处流浪，用想象来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
独特的经历使纳博科夫成为无根的流浪者，在他的身上既有离开祖国的迷茫，也有与美国现实社会的隔绝的困惑。当他无法追求理想，又无法融入现实的时候，对模仿现实的鄙视与对假象的迷恋就成为其文学作品的主要特征。不过，在假象背后依然跳动着一颗追求理想的火热的心，《洛丽塔》就是这颗伟大的心脏所发出的呐喊。
参考文献：
[1]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于晓丹、廖世奇译：《洛丽塔》，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2] 汪小玲：《论〈洛丽塔〉中亨伯特的矛盾叙事话语及洛丽塔的隐性叙事》，《外语研究》，2011年第6期。
（苏秀云，牡丹江师范学院应用英语学院讲师）
关键词：《洛丽塔》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内心世界
作为一名早年就开始流亡生活的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与母语的隔绝。这种隔绝所造成的后果便是作家内在的与民族文化相脱离的无根性。同时，这也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作家的创作失去了来源于母语文化的思想源泉。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选择放弃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原因，就是无法离开为其创作提供思想源泉的祖国。不过，纳博科夫却是一个特例：虽然他离开了祖国，但在文学创作上成绩斐然，他的《洛丽塔》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级的经典名著。成就纳博科夫及其作品的，正是那种无根漂泊的流浪者的独特气质。《洛丽塔》中的亨伯特是纳博科夫成功塑造的人物形象，他能够反向映射出作家自身的生活世界与内心情感。
一 孤独的理想主义者与其失落的女神
《洛丽塔》中的亨伯特令人印象深刻：他是一个幼年遭受创伤、因而成年后浪荡不羁、玩世不恭的人，也是一个恋童癖和杀人犯。然而，亨伯特除了看起来是个无可救药的坏人以外，还有一个十分值得玩味的侧面—— 一名内心情感丰富的知识分子、一名孤独的理想主义者。这是纳博科夫的作品中最能反映出他内心世界的典型的人物形象。
亨伯特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的本质，并且嘲弄这个虚华社会中的一切。对于所谓的道德和情感，他表现得十分淡漠，唯有如洛丽塔一样的少女才能够使他的内心产生波动。回溯亨伯特的人生足迹，他那颗脆弱的心灵就会突破重重社会化表象的包裹，清晰地绽现出来。有关亨伯特精神特质的形成，纳博科夫如此着墨：“我也知道阿娜贝尔的死引起的惊骇更顽固了那个梦魇般夏天的挫折，成为我整个冰冷的青春岁月里任何其他浪漫韵事的永恒障碍。我们的精神和肉体融合在至善至美的境界了，这种境界却非今天那些实际浅薄、头脑简单的年轻人所理喻的。”对于亨伯特来说，自阿娜贝尔病故之后，时间仿佛就停滞了，无法弥补的悲痛与挫折感始终伴随着他。由此可见，阿娜贝尔给他带来的就并非简单的情爱性欲，而是能够激发出他内心艺术生命的灵感源泉。正如贝雅特丽齐对于但丁、阿尔伯蒂对于马塞尔一样，阿娜贝尔的离世成为亨伯特开启自身精神生活的契机。不同的是，在其一种情况下，心中女神失落所带来的残缺之美成为但丁和马塞尔艺术创作的源动力;而在后一种情况下，阿娜贝尔的死则使亨伯特被定格在对性的幻想空间中不能自拔。
需要指出的，但丁、普鲁斯特与《洛丽塔》中亨伯特的艺术之路都是浪漫主义的，但亨伯特却无法展现出美与善的结合。他对洛丽塔的追求明显地带有对情欲的想象，但同时也具有超越简单情欲的执着。亨伯特蔑视一切现实社会中的道德、制度、规范甚至科学，他希望时间会停滞与阿娜贝尔在一起的快乐的日子，但现实中的活生生的一切却成为他无法逾越的返回理想世界的障碍。因此，亨伯特只能通过否定现实、沉溺于对过往的追忆来进入“暂时停顿”的时间。结果，一个否定了一切现实元素的理想主义者就只剩下对情欲的向往，而这并恰恰不是他所真正需要的。
即便洛丽塔的确生活在亨伯特所处的现实世界中，但亨伯特却将自己失落的女神的映像自然地投射在洛丽塔身上。可以说，亨伯特对洛丽塔的着迷，实际上是对自己的理想以及早已失落的女神的着迷。比如，除了年龄与身体之外，洛丽塔最吸引亨伯特之处，是她叛逆的个性，而那也是亨伯特性格中十分突出的一面。亨伯特曾经编造气象研究的报告、戏弄精神分析的医生，这都表明他对现实世界的极端不信任与挑战现实的倾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亨伯特对现实世界的反叛区别于洛丽塔的叛逆，他的思想中有清晰的、浪漫主义的影子。他把洛丽塔视作心中的女神，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内心中的渴望和欲念，甚至通过欺骗的手段实现了与洛丽塔的独处。然而，亨伯特最终无法在现实中完成对洛丽塔的最后的行动，反而是洛丽塔更为主动地勾引他。
从本质上讲，亨伯特的叛逆是欧洲式的思想虚无的产物，而洛丽塔的叛逆则纯粹是追求感官刺激的冲动。如果说亨伯特对洛丽塔的爱情还夹杂了对往事的追忆、对心中女神的向往，那么，洛丽塔却仅仅是把亨伯特看作追求个人自由的依靠。两人只是在各自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产生了交集，这种脆弱的交集必然随着两人生活进程的展开而走向终结。
二 欧洲精神与美国现实
亨伯特的情感是基于普鲁斯特式的追忆，同时伴有大量地对现实的嘲讽。亨伯特嘲讽的对象是科学化的世界与科学化的心理学分析。此外，所谓的夏令营、学校教育与汽车旅店被纳博科夫一起展现在读者们的面前。纳博科夫借亨伯特之口、含蓄但犀利地讽刺夏令营和学校教育（典型的美国式教育）培养出了洛丽塔这样爱慕虚荣的孩子，而汽车旅店（美国式的消费方式与文化）为洛丽塔快速地堕落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洛丽塔的悲剧是令人叹息的。洛丽塔、亨伯特、奎尔蒂对悲剧的形成都负有责任：如果说洛丽塔是基于叛逆、有意无意地走向堕落，亨伯特则为了一己私欲把洛丽塔引向地狱的边缘，而奎尔蒂更是亲手毁掉了洛丽塔。比较微妙的是，三者对此的态度却有很大的差异。洛丽塔既不怨恨奎尔蒂，也不怨恨亨伯特，她明白这是自己选择要走的路。亨伯特对自己促成的洛丽塔的悲剧感到痛心疾首，他的生命在这一刻真正地死亡了，剩下的只是选择死亡的方式。奎尔蒂却觉得亨伯特的表现有些莫名其妙，他认为这是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是洛丽塔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更是美国社会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奎尔蒂认为，他与洛丽塔的关系以及洛丽塔并不如意的生活状态与亨伯特没有丝毫关联。
三者态度的差异反映出了欧洲保守的精神维度与美国式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亨伯特通晓欧洲文化的精髓，代表着一种保守的欧洲式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因此，当欧洲文化由于价值缺失而受到质疑的时候，他只能把童年的记忆看作是救命的稻草。随着对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之间冲突日益强烈的体会，以及见证欧洲保守文化的衰落，亨伯特内心的挣扎和痛苦就愈加强烈。亨伯特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流亡的“多余人”，不过，他不同于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如《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或《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后两者生活在俄罗斯的传统文中，却无法融入现实生活，他们所体现的是精神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割裂。亨伯特则是身处不同文化冲突之中的“多余人”，业已失去了在本国生存的现实根基。“多余人”在现实中亦或拯救别人，亦或加害别人，其目的都是拯救自己的灵魂。 亨伯特就是通过在自己的精神世界构造一个“洛丽塔”，来构造自己的现实。这种现实的基础是洛丽塔的童真，亨伯特要借此保持与美国式现实应有的距离。然而，一旦他们与社会现实遭遇，亨伯特所有的梦想就立刻化为乌有，而奎尔蒂就是那个破坏亨伯特梦想的人。从一开始，奎尔蒂就看穿了亨伯特的把戏，两个人的第一次谈话是这样的：
“‘妈的，你从哪儿把她弄来的？’
‘对不起，你说什么？’
‘我说：天气见好啊。’
‘像是如此。’
‘那小姑娘是谁？’
‘我女儿。’
‘撒谎——她不是。’”
亨伯特自身的确有着无法回避的瑕疵，比如他过于放纵的情欲和对道德束缚的不想思考的摒弃。不过，在他的内心中，一直存有对丧失根基这一状况的忧虑。可以说，亨伯特一直在苦苦找寻自身的根基，并在现实世界中努力维持一个无法存在的梦。亨伯特的心境正是纳博科夫的心境——失去了根基的无力的漂泊感。反观奎尔蒂，他才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真正的恶棍。虽然他才华横溢，但却恬不知耻。正是因为依附着现实，奎尔蒂才会表现得有恃无恐。他利用自己的才华与地位肆意玩弄着依恋着自己的洛丽塔，并最终无情地抛弃了她。对奎尔蒂的揭露，是纳博科夫对美国式现实的拷问。有趣的是，纳博科夫在这里又表现出他性格中惯于戏谑的一面：奎尔蒂居然被称为“美国的梅特林克”，而剧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则是因为反对物欲、追求内心幸福而著称的，应该说，纳博科夫是通过这种反讽的手法来抨击美国戏剧界的丑恶。
三 对理想的无畏追求
亨伯特这个人物形象倾注了纳博科夫自身细腻的、带有淡淡忧伤的怀乡之感。可以说，亨伯特的悲剧也是纳博科夫的悲剧。在痛快淋漓地批判、揭露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实用主义和物欲主义的同时，纳博科夫也无法回避自己与这个现实世界的隔绝。一个没有现实根基的人，他的归宿将在哪里？俄罗斯历史上的“多余人”已经随着苏联的建立逐步消亡了，探索纳博科夫的精神世界也许可以从他对另一个文学角色——堂吉诃德的态度上着手。
纳博科夫对堂吉诃德的情感十分复杂。他曾公开地把《堂吉诃德》当作垃圾撕掉，然而，他又撰写了《〈堂吉诃德〉讲稿》。纳博科夫对《堂吉诃德》的态度看起来令人难以捉摸。其实，这种矛盾源于纳博科夫对《堂吉诃德》的独特的个人看法：他认为堂吉诃德是文学史上伟大的人物，这个人物甚至可以与作为小说的《堂吉诃德》区别对待。在纳博科夫看来，《堂吉诃德》这部小说也许创作得并不成功，但它所创造出的人物——堂吉诃德——却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
堂吉诃德与亨伯特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都生活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夹缝之中，进而表现出对理想的无畏的追求。这也正是纳博科夫自身性格的鲜明特征，即便远离了自身的传统，仍要为之付出情感。不过，堂吉诃德与亨伯特的区别也是明显的。首先，堂吉诃德的时间是流动着的过去，他生活在鲜活的骑士世界中;亨伯特的时间却是停止的过去，充满肉欲却又极度冰冷。其次，堂吉诃德通过想象模拟出来的骑士世界虽然是与现实生活世界完全隔绝的，但却有着共同的物质根基，这一方面使得他具有双重人格，另一方面也使他得到了内心的幸福——尽管他在“骑士世界”中受尽屈辱，但他的两个世界都有牢固的根基。然而，亨伯特的理想世界是真实的，现实生活世界却是虚假的，他必须要寻找到一个理想与现实的依附点——对洛丽塔的爱情。因此，他的死亡是注定的，因为洛丽塔总有一天要离开他。
如果一定要用堂吉诃德和亨伯特两个人中的某一个来比附纳博科夫的话，纳博科夫的文化底蕴和挑战现实世界的精神也许更加接近于堂吉诃德。但是，纳博科夫最终还是做了亨伯特，他切断了自己与传统文化根基之间的关联，最终建成了停滞在时间河流中的沙堡，通过游戏现实世界来寻找生活中的平衡点。其实，无论是堂吉诃德还是亨伯特都是纳博科夫人格的象征——自身漂泊、四处流浪，用想象来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
独特的经历使纳博科夫成为无根的流浪者，在他的身上既有离开祖国的迷茫，也有与美国现实社会的隔绝的困惑。当他无法追求理想，又无法融入现实的时候，对模仿现实的鄙视与对假象的迷恋就成为其文学作品的主要特征。不过，在假象背后依然跳动着一颗追求理想的火热的心，《洛丽塔》就是这颗伟大的心脏所发出的呐喊。
参考文献：
[1]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于晓丹、廖世奇译：《洛丽塔》，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2] 汪小玲：《论〈洛丽塔〉中亨伯特的矛盾叙事话语及洛丽塔的隐性叙事》，《外语研究》，2011年第6期。
（苏秀云，牡丹江师范学院应用英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