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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的全部学说构成了一个具有整体性特点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为社会风险治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遵循。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视角下，社会的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下的“渐整体性”，社会在分工的形式下各领域逐渐连为一个整体。社会中的人也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性，人与社会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在人与社会的整体性下表现出了社会风险的连锁性和全面影响性的特征，对于风险的治理要发挥人民的总体性对社会进行全域治理，并要进一步提高国家总体治理能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社会风险;治理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07-0026-03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冠肺炎疫情所引起的社会风险考验着我国的社会风险的治理能力，也引起我们对于社会风险治理的思考。新冠肺炎疫情所引起的社会风险表现出了全域性、整体性的特征，波及社会的众多方面，影响社会中众多的人群;对于其治理也应该运用整体性的思维与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在其学说上表现了整体性，在社会与人的发展的问题上也阐述了整体性，基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视角，对社会风险治理的整体性进行探讨。
一、历史唯物主义下的社会发展的“渐整体性”
社会系统是具有整体性特征的系统，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也必将是社会的整体性发展，这就是说社会的发展不是片面的，不仅仅是某个要素的发展，而是每个要素相互关联基础上的有序发展。作为物质系统一分子的社会也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社会中的重要构成要素是人，人为了生存要进行物质生产，马克思在其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标志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过：“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所以说整个社会有其共同的基础——物质资料。社会中各个方面的发展都以共同的物质资料作为基础，但是这里的物质却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物质资料，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也是社会整体向前发展的前提。
社会发展是趋向于整体性的，但这样的整体性以分工的形式展现出来，分工增加了社会内部的联系性。在进行生产的过程中人与人产生交往和分工，这就形成了生产关系，正是在这种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内在关联性，形成了社会的整体性。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每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整体”[2]，社会是各种要素在自然中发展生成的一个整体，社会内部中的各种要素相互配合并在纵向上不断发展才有了社会整体及其发展。整体性的发展从横向上说，一是各个国家、地区的协同联动发展，若是只谋求少数人幸福的社会，就是碎片化发展的社会。二是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诸要素的发展，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单独的发展都不能够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从纵向上说，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是有序的、可持续的发展，不能为了今天的发展就放弃明天的发展，也不能说今天发展了就能够保证以后的发展，眼光要长远，要放在未来。而人则是贯穿于这横向和纵向发展的始终的重要因素，所有的发展都要以人的发展为旨归。
二、马克思人学视域下人发展的社会性
马克思指出人在不断地生产和发展过程中逐渐摆脱对人的依赖，生发出对物的依赖;我们当前仍然处于马克思所指明的物的依赖阶段，这也是社会整体性的表现。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独立性是附着于物上的，“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在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利益是在社会中实现的，人类这个共同体的利益都是在社会整体性发展中形成并得以实现的。人是组成社会最重要的因子，而每个人也绝对不是原子式的个人，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人的社会性是较于人的类本性的一大发展，但这样的社会性绝不可能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状态，因为人被编织于巨大的社会整体性之中，人更多地被社会所把握而非被个性所把握，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座架”。人在这一阶段的全面发展性取决于社会的全面性，同理，社会的风险性也会全面地影响到个人。在人的自然性和个性要依靠社会来进行展现的情况下，个人的命运就与国家和社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个人作为社会中的组成部分，必然成了社会风险的起源者与承受者，这是由当前人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这就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和风险治理提供了理论遵循，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社会的风险治理与人的风险治理显然成了两个统一。在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方面，发展社会最终的目标是要发展人，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不仅要实现一个区域内的少数人的发展，也要关注弱势群体的发展，更要关注多数人幸福的实现。不仅要实现现在的人的发展，也要关心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社会的发展也要靠人的发展来推动，唯物史观向我们表明的是：只有历史中的人，才是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当社会中的某个因素因为某种风险产生而产生退步时，处于社会系统中的人必将首当其冲受到伤害;而社会风险的生成又与社会中的人密不可分，可以说，社会风险的治理就是对于社会中的人的治理。因此，在当下人发展阶段上，需要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以求得人的全面发展，对社会风险的全面治理就是对人进行风险有效规避的重要途径。
三、社会整体性下的社会风险特征
社会是人组成的社会，人是社会中的人;在人与社会的整体性下，社会风险也具有了整体性的特征。这一特征表现在了社会风险具有连锁性与对社会中的人的影响的全面性。
1.社会风险的连锁性
社会的整体性决定了社会风险一旦发生便具有连锁性。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小到日常生活，大到国际社会风云变幻，都充满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风险的发生又具有鲜明的“滚雪球”效应，社会中的某个领域遭受到风险，其他领域也会遭殃。而在物质资料作为社会整体性基础的情况下，经济基础作为社会系统的支柱，对社会的其他领域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经济危机便是社会风险连锁性的最好明证，在资本统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之后，一个环节的崩溃便引起整个社会系统的崩坏。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整体性的深入，社会风险的连锁性又进一步扩展，比如生态风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而且生态风险甚至比经济危机更具有根本性与破坏力，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曾指出生态破坏的连锁性：“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3] 风险的连锁性，也指向了一些发生概率小、难以预测的、会产生巨大后果的风险;人们在其来临时，往往会措手不及，我们将其称为“黑天鹅”事件。近期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就是一只典型的“黑天鹅”，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安全带来巨大挑战。面对来勢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国际社会只有加强合作，才能打赢疫情阻击战。疫情突如其来的到来，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经济到管理等领域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这次疫情风险的处置显示出了在社会风险治理上的连锁性和总体性。为了减小风险的发生带来的次生灾害，比如对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等，对于各种能够产生风险的领域要及早发现问题。另外，及时控制蔓延即加强对风险的预测和预防是十分有必要的。
2.社会风险对人影响的全面性
人的发展的社会性决定了社会风险对人影响的全面性，因为风险对社会的全面影响就意味着风险对人的全面影响。一方面是对人民日常生活影响的多面性，另一方面是对社会中人的群体影响的扩大性。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带来的不仅是生产效率的加快，还带来了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依赖性加大，相比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人的独立性更加缺乏，由此在社会风险发生之际，风险连锁到哪一个社会领域，人的哪一方面就会受到影响。不仅如此，特别是在当下交通和信息的发达的状态下，这种全面性就变得格外凸显。我们当下的社会是一个可以用媒体串联起来的社会，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联系更加紧密，尤其是自媒体的运用和普及，人人都可以当媒体面向大众，更是使人群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广泛，这扩大了影响面，加快了影响速度。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在春运的背景下发生的，交通的发达无疑加剧了传染的程度和速度，虽然采取了措施加以控制，但是在人口流动过程中还是会有一定的风险。这次疫情发生的实时信息都会通过互联网传递到每一个拥有网络的用户手中，这进一步增加了风险对于人的心理的影响性，进而渗透到人的意识和行为之中。正是有了经济发达的社会，我们才得以享受科技发达带给我们的便利，但也正是因为有了经济的发达，我们的社会风险指数也在不断提高，风险发生后其影响的范围和速度也会成倍增加。社会的整体性与人的社会性使得一个社会风险的发生往往成为波及社会更多方面和更多人的整体性风险事件。
四、社会风险的整体性治理
社会风险的整体性特征要求我们在应对风险时，要妥善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思维进行解决。社会发展是为了人民，社会风险治理要依靠人民;运用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进行社会的全域治理，全面推进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
1.发挥人民的总体性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表达了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力量，同样，在应对社会风险时也应该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人民群众如何能获得力量以及这一力量如何才能发挥到最大，关键就在于人民群众是否具有整体性，也就是所说的联合性，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4]在社会分工的背景下，只有发挥人民的总体性才能够发挥社会的整体性，对于整个社会的运转进行把握。社会整体性的发展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社会发展也要依靠人民。“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尊重老百姓的意愿，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景作为党的奋斗目标。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风险来临时，全国上下一盘棋，要充分发挥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下，全国人民“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打响了疫情防控的总体战”[5]，就是风险来临后发动群众力量进行总攻的生动写照。对于这次的公共卫生风险的治理，只有将人民联合为一个整体，动员全体人民的力量，才能够对于此次风险进行有效的防御。
但是，人民的总体性并不是一种盲目的总体性。人民总体并不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战，而是在计划指导下的有序推进。在疫情防控的总体战中，可以看到的是人民的分工是非常明确的，作为抗击疫情的一线人员担负起的是解决社会风险的主要矛盾的任务，普通大众则作为了防止风险蔓延、切断风险传播途径的有效主体，其中，各地党员发挥了重要的带头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对于凝聚人心、发挥人民主动性和创造性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所以说，发挥人民的总体性首先需要的是统一的领导与思想，特别是在社会风险的治理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那里，就特别强调了阶级意识的重要性：无产阶级政党是凝聚社会力量的重要核心。发挥人民的总体性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因此，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也是社会风险治理的重要方面。
2.社会各领域的整体治理
社会中一个领域风险的发生往往会波及社会的其他领域的正常运行，对于社会风险的防治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单一领域，而是对社会各领域的总体治理，利用全局思维处理好整体和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当然，对于社会各领域的治理也要抓好重点，从物质生产作为社会整体性的架构而言，经济领域的治理是显得尤为重要的，经济领域的治理为其他领域的治理提供物质支持，也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公共卫生风险事件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推动重大项目开工建设”“着力稳定居民消费”[5]，都是从生产、投资和消费，经济的三驾马车来抵御此次社会风险发生后的连锁反应。在整体治理的思维下，对经济领域进行着重治理是对整体治理的重点把握。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疫情风险的防治与经济的发展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统一于社会发展之中，疫情防治的节节胜利能够尽快消除对于经济的影响;而经济的恢复能够为疫情防治提供物质的支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的方法协调处理社会风险治理的各个环节。
同时，社会各领域的治理也包括对于法律、文化等方面的治理，从社会风险治理的层级上来讲，还包含区域风险治理、社区风险治理等等。特别是此次公共卫生风险对于社会舆论的治理，是对于新的社会条件下整体治理的延伸。网络的普及和信息的发达在社会风险到来之际产生出新的社会风险，即舆论风险，舆论风险是心理学的因素所引起的，但对于舆论风险的治理却关系到社会各领域的整体治理。因为舆论风险关系到社会中人这一主体，关系到社会稳定与整体治理的效果。正确的舆论引导能够增强人民的信心，弘扬正能量，增强国际舆论的主导性。在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社会风险的治理中，信息的及时公开透明是应对舆论风险的有效措施，同时，对于优秀事迹的宣传也为凝聚共识、增强社会风险中公众的信心起到了有益效果。 3.社会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明确指出要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6]。社会风险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风险的发生考验着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为进一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契机。一方面，要建立社会风险的预防和预警机制，对于易发生社会风险的领域建立适应的制度和法律，做到政策性的预防;保持信息的畅通，做到预警的及时。另一方面，要提高风险发生后的治理能力，完善治理机制，建立相关的应急预案，实行风险时期的特殊制度和政策。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所引起的社会风险是对于城市公共环境治理的不足和漏洞所导致的，风险发生后的应急治理体制也存在着众多的短板和不足，因此，需要从社会制度、法律各个方面对公共卫生进行治理，以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补充。
五、結语
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不断进步，社会整体性和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地加快，未来社会将充满挑战和机遇，对于社会风险的治理也会成为社会治理的常态。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整体性思想为社会风险治理提供了整体性的治理思维，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方法和路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1.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3，50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0.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
[5]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J].求是，2020（4）.
[6]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6（1）.
收稿日期：2020-03-15
作者简介：刘丽红（1997-），女，山东潍坊人，硕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社会风险;治理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07-0026-03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冠肺炎疫情所引起的社会风险考验着我国的社会风险的治理能力，也引起我们对于社会风险治理的思考。新冠肺炎疫情所引起的社会风险表现出了全域性、整体性的特征，波及社会的众多方面，影响社会中众多的人群;对于其治理也应该运用整体性的思维与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在其学说上表现了整体性，在社会与人的发展的问题上也阐述了整体性，基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视角，对社会风险治理的整体性进行探讨。
一、历史唯物主义下的社会发展的“渐整体性”
社会系统是具有整体性特征的系统，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也必将是社会的整体性发展，这就是说社会的发展不是片面的，不仅仅是某个要素的发展，而是每个要素相互关联基础上的有序发展。作为物质系统一分子的社会也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社会中的重要构成要素是人，人为了生存要进行物质生产，马克思在其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标志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过：“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所以说整个社会有其共同的基础——物质资料。社会中各个方面的发展都以共同的物质资料作为基础，但是这里的物质却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物质资料，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也是社会整体向前发展的前提。
社会发展是趋向于整体性的，但这样的整体性以分工的形式展现出来，分工增加了社会内部的联系性。在进行生产的过程中人与人产生交往和分工，这就形成了生产关系，正是在这种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内在关联性，形成了社会的整体性。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每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整体”[2]，社会是各种要素在自然中发展生成的一个整体，社会内部中的各种要素相互配合并在纵向上不断发展才有了社会整体及其发展。整体性的发展从横向上说，一是各个国家、地区的协同联动发展，若是只谋求少数人幸福的社会，就是碎片化发展的社会。二是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诸要素的发展，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单独的发展都不能够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从纵向上说，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是有序的、可持续的发展，不能为了今天的发展就放弃明天的发展，也不能说今天发展了就能够保证以后的发展，眼光要长远，要放在未来。而人则是贯穿于这横向和纵向发展的始终的重要因素，所有的发展都要以人的发展为旨归。
二、马克思人学视域下人发展的社会性
马克思指出人在不断地生产和发展过程中逐渐摆脱对人的依赖，生发出对物的依赖;我们当前仍然处于马克思所指明的物的依赖阶段，这也是社会整体性的表现。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独立性是附着于物上的，“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在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利益是在社会中实现的，人类这个共同体的利益都是在社会整体性发展中形成并得以实现的。人是组成社会最重要的因子，而每个人也绝对不是原子式的个人，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人的社会性是较于人的类本性的一大发展，但这样的社会性绝不可能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状态，因为人被编织于巨大的社会整体性之中，人更多地被社会所把握而非被个性所把握，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座架”。人在这一阶段的全面发展性取决于社会的全面性，同理，社会的风险性也会全面地影响到个人。在人的自然性和个性要依靠社会来进行展现的情况下，个人的命运就与国家和社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个人作为社会中的组成部分，必然成了社会风险的起源者与承受者，这是由当前人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这就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和风险治理提供了理论遵循，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社会的风险治理与人的风险治理显然成了两个统一。在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方面，发展社会最终的目标是要发展人，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不仅要实现一个区域内的少数人的发展，也要关注弱势群体的发展，更要关注多数人幸福的实现。不仅要实现现在的人的发展，也要关心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社会的发展也要靠人的发展来推动，唯物史观向我们表明的是：只有历史中的人，才是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当社会中的某个因素因为某种风险产生而产生退步时，处于社会系统中的人必将首当其冲受到伤害;而社会风险的生成又与社会中的人密不可分，可以说，社会风险的治理就是对于社会中的人的治理。因此，在当下人发展阶段上，需要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以求得人的全面发展，对社会风险的全面治理就是对人进行风险有效规避的重要途径。
三、社会整体性下的社会风险特征
社会是人组成的社会，人是社会中的人;在人与社会的整体性下，社会风险也具有了整体性的特征。这一特征表现在了社会风险具有连锁性与对社会中的人的影响的全面性。
1.社会风险的连锁性
社会的整体性决定了社会风险一旦发生便具有连锁性。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小到日常生活，大到国际社会风云变幻，都充满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风险的发生又具有鲜明的“滚雪球”效应，社会中的某个领域遭受到风险，其他领域也会遭殃。而在物质资料作为社会整体性基础的情况下，经济基础作为社会系统的支柱，对社会的其他领域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经济危机便是社会风险连锁性的最好明证，在资本统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之后，一个环节的崩溃便引起整个社会系统的崩坏。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整体性的深入，社会风险的连锁性又进一步扩展，比如生态风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而且生态风险甚至比经济危机更具有根本性与破坏力，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曾指出生态破坏的连锁性：“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3] 风险的连锁性，也指向了一些发生概率小、难以预测的、会产生巨大后果的风险;人们在其来临时，往往会措手不及，我们将其称为“黑天鹅”事件。近期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就是一只典型的“黑天鹅”，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安全带来巨大挑战。面对来勢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国际社会只有加强合作，才能打赢疫情阻击战。疫情突如其来的到来，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经济到管理等领域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这次疫情风险的处置显示出了在社会风险治理上的连锁性和总体性。为了减小风险的发生带来的次生灾害，比如对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等，对于各种能够产生风险的领域要及早发现问题。另外，及时控制蔓延即加强对风险的预测和预防是十分有必要的。
2.社会风险对人影响的全面性
人的发展的社会性决定了社会风险对人影响的全面性，因为风险对社会的全面影响就意味着风险对人的全面影响。一方面是对人民日常生活影响的多面性，另一方面是对社会中人的群体影响的扩大性。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带来的不仅是生产效率的加快，还带来了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依赖性加大，相比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人的独立性更加缺乏，由此在社会风险发生之际，风险连锁到哪一个社会领域，人的哪一方面就会受到影响。不仅如此，特别是在当下交通和信息的发达的状态下，这种全面性就变得格外凸显。我们当下的社会是一个可以用媒体串联起来的社会，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联系更加紧密，尤其是自媒体的运用和普及，人人都可以当媒体面向大众，更是使人群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广泛，这扩大了影响面，加快了影响速度。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在春运的背景下发生的，交通的发达无疑加剧了传染的程度和速度，虽然采取了措施加以控制，但是在人口流动过程中还是会有一定的风险。这次疫情发生的实时信息都会通过互联网传递到每一个拥有网络的用户手中，这进一步增加了风险对于人的心理的影响性，进而渗透到人的意识和行为之中。正是有了经济发达的社会，我们才得以享受科技发达带给我们的便利，但也正是因为有了经济的发达，我们的社会风险指数也在不断提高，风险发生后其影响的范围和速度也会成倍增加。社会的整体性与人的社会性使得一个社会风险的发生往往成为波及社会更多方面和更多人的整体性风险事件。
四、社会风险的整体性治理
社会风险的整体性特征要求我们在应对风险时，要妥善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思维进行解决。社会发展是为了人民，社会风险治理要依靠人民;运用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进行社会的全域治理，全面推进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
1.发挥人民的总体性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表达了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力量，同样，在应对社会风险时也应该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人民群众如何能获得力量以及这一力量如何才能发挥到最大，关键就在于人民群众是否具有整体性，也就是所说的联合性，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4]在社会分工的背景下，只有发挥人民的总体性才能够发挥社会的整体性，对于整个社会的运转进行把握。社会整体性的发展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社会发展也要依靠人民。“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尊重老百姓的意愿，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景作为党的奋斗目标。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风险来临时，全国上下一盘棋，要充分发挥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下，全国人民“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打响了疫情防控的总体战”[5]，就是风险来临后发动群众力量进行总攻的生动写照。对于这次的公共卫生风险的治理，只有将人民联合为一个整体，动员全体人民的力量，才能够对于此次风险进行有效的防御。
但是，人民的总体性并不是一种盲目的总体性。人民总体并不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战，而是在计划指导下的有序推进。在疫情防控的总体战中，可以看到的是人民的分工是非常明确的，作为抗击疫情的一线人员担负起的是解决社会风险的主要矛盾的任务，普通大众则作为了防止风险蔓延、切断风险传播途径的有效主体，其中，各地党员发挥了重要的带头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对于凝聚人心、发挥人民主动性和创造性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所以说，发挥人民的总体性首先需要的是统一的领导与思想，特别是在社会风险的治理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那里，就特别强调了阶级意识的重要性：无产阶级政党是凝聚社会力量的重要核心。发挥人民的总体性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因此，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也是社会风险治理的重要方面。
2.社会各领域的整体治理
社会中一个领域风险的发生往往会波及社会的其他领域的正常运行，对于社会风险的防治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单一领域，而是对社会各领域的总体治理，利用全局思维处理好整体和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当然，对于社会各领域的治理也要抓好重点，从物质生产作为社会整体性的架构而言，经济领域的治理是显得尤为重要的，经济领域的治理为其他领域的治理提供物质支持，也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公共卫生风险事件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推动重大项目开工建设”“着力稳定居民消费”[5]，都是从生产、投资和消费，经济的三驾马车来抵御此次社会风险发生后的连锁反应。在整体治理的思维下，对经济领域进行着重治理是对整体治理的重点把握。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疫情风险的防治与经济的发展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统一于社会发展之中，疫情防治的节节胜利能够尽快消除对于经济的影响;而经济的恢复能够为疫情防治提供物质的支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的方法协调处理社会风险治理的各个环节。
同时，社会各领域的治理也包括对于法律、文化等方面的治理，从社会风险治理的层级上来讲，还包含区域风险治理、社区风险治理等等。特别是此次公共卫生风险对于社会舆论的治理，是对于新的社会条件下整体治理的延伸。网络的普及和信息的发达在社会风险到来之际产生出新的社会风险，即舆论风险，舆论风险是心理学的因素所引起的，但对于舆论风险的治理却关系到社会各领域的整体治理。因为舆论风险关系到社会中人这一主体，关系到社会稳定与整体治理的效果。正确的舆论引导能够增强人民的信心，弘扬正能量，增强国际舆论的主导性。在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社会风险的治理中，信息的及时公开透明是应对舆论风险的有效措施，同时，对于优秀事迹的宣传也为凝聚共识、增强社会风险中公众的信心起到了有益效果。 3.社会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明确指出要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6]。社会风险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风险的发生考验着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为进一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契机。一方面，要建立社会风险的预防和预警机制，对于易发生社会风险的领域建立适应的制度和法律，做到政策性的预防;保持信息的畅通，做到预警的及时。另一方面，要提高风险发生后的治理能力，完善治理机制，建立相关的应急预案，实行风险时期的特殊制度和政策。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所引起的社会风险是对于城市公共环境治理的不足和漏洞所导致的，风险发生后的应急治理体制也存在着众多的短板和不足，因此，需要从社会制度、法律各个方面对公共卫生进行治理，以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补充。
五、結语
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不断进步，社会整体性和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地加快，未来社会将充满挑战和机遇，对于社会风险的治理也会成为社会治理的常态。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整体性思想为社会风险治理提供了整体性的治理思维，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方法和路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1.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3，50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0.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
[5]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J].求是，2020（4）.
[6]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6（1）.
收稿日期：2020-03-15
作者简介：刘丽红（1997-），女，山东潍坊人，硕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