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私人银行作为西方近代历史和金融制度的产物,不论对中国的财富阶层还是其他人,都是神秘而陌生的。
私人银行作为一个古老的行业,也是金融业中最神秘的一部分,普通人很难真正接触它的真面目。然而,它却有着几百年的历史。那些隐身于大众视线之后的私人银行家们为欧洲的皇室贵族、新大陆的亿万富豪们悄悄地管理着他们的财富,为他们提供最私密的服务。
可以说,正是他们在长达几个世纪的西方历史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大管家”的角色,使得那些积累了大笔财富的欧洲传统家族和美洲的新贵们得以将自己的成就延续到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是几十代传人的手中。
今天看起来,私人银行总是跟随着这个世界的财富中心四处迁移,但实际上,私人银行更多地是因了某个地方的财富私人化程度的提高而出现的,有时是普遍的财富积累的提高,也有些时候,是贫富差距扩大的结果。
日内瓦—私人银行的诞生地
对私人银行最初出现的原因至少有两种流行的说法,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紧紧围绕着欧洲大陆上的权势和财富。
一种说法是,由于欧洲的富人们为逃避本国政治动乱和战争迫害,纷纷将钱以匿名方式存在瑞士的银行,由于瑞士有专门的保密法,同时强调资本的保存及政治的中立性,所以吸引了大批来自各地的富裕人士。由此在瑞士出现了专为这些富人打理财政事务的银行家。
另一个更为流行的说法则源自欧洲历史上为时最长的战争—十字军东征。自1095 年起,为了掠夺黄金和争夺通向亚洲的陆上贸易通道,西欧封建领主、意大利商人和罗马天主教会以“圣战”的名义发动了一场最终持续了200 年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作为主要战斗力量,大批欧洲贵族离开家园,向中近东地区发起八次远征。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他们私人拥有的巨额财产既无人管理,又不便随身携带出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很多贵族就把财产托管给自己信任的、没有出征的贵族,等战争结束之后,自己再重新接管这些财富。万一在战争中不幸阵亡,托管的这些财产就由自己的子孙后代继承。私人银行的雏形也就由此渐渐形成。
现在私人银行出现的真正起源已无法考证。然而,唯一得到公认的是,私人银行诞生于日内瓦。1387 年,Adhemar Fabri主教承认了日内瓦人一系列公民特权。同时授予日内瓦人可以通过借贷资金来获取利息的商业经营特权,这对当时的基督教世界来讲是一项绝无仅有的特权。
16 世纪,一些精明的瑞士银行家开始专门为身家超过200 万美元的贵族提供全方位的财富管理服务,甚至有的成为国王的私人顾问,现代意义(即专门为富豪服务)的私人银行业由此真正崭露头角。18世纪末、19 世纪初,世界各地战火不断,以瑞士银行家为代表的私人银行业看准了政治动荡所创造的时机,推出了全面的投资服务,将旧贵族们积累了几个世纪的财富投入到欧洲和美洲新兴的市场以获取高额的回报。精明的瑞士人奠定了私人银行业最基本的原则和精神,确立了财富管理、增值、保护、移转的全面服务。
在私人银行业中,瑞士银行是唯一坚持近似于固执的保密原则的私人银行典范。瑞士政府于1934 年制定了西方第一部银行法—“银行保密法”。其中规定,任何外国人和外国政府,甚至包括瑞士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法院等都无权干涉、调查和处理任何个人在瑞士银行的存款,除非有证据证明该存款人有犯罪行为。
在这一时期,私人银行家虽然号称为欧洲贵族们的财政总管,但是他们仍然是依附于权势而生存着。一方面他们的银行业务需要教会、权贵势力的许可才有可能继续下去;另一方面私人银行只是传统权贵大家族的私人金融服务机构,底层、新兴的商人阶层还没有权力享受这样的服务,即使他们同样拥有巨大的财富。到现在为止,私人银行标志性的家族服务主营还保留着这样的风格。
巨额的私人财富虽然是家族荣誉的象征和资本,但也难免成为一些不光彩的历史的根源,私人银行作为牧钱人也因此难以摆脱干系。誉满全球的瑞士银行背后就隐藏着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自上世纪90 年代以来,美国陆续解密了千余份二战时期盟军的资料。其中,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它再度引发了公众对纳粹存在瑞士银行的黄金的关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将在战争掠夺来的大量财富运到中立国瑞士,在这里,瑞士银行则帮助德国“洗钱”,把这笔巨额财富兑换成瑞士法郎。据英国1945 年4 月的一份报告估计,纳粹至少掠夺了总额为4.5~5.5 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46 亿美元)的黄金转移到了瑞士。而到1946 年瑞士只向英法美三国归还了6000 万美元。
剩余的黄金去哪里至今仍未交代。
另一个问题是:战前犹太人存在瑞士银行的财富也不知所终了。由于纳粹的无情杀戮,数以百万的犹太人被杀害,那些幸存的继承人根本无从知道自己的亲人将资产存在哪家瑞士银行、什么账号、数量多少。更有甚者,许多犹太人整个家族都被灭绝了,连继承人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和国际犹太人组织纷纷以政府和民间形式出面,要求瑞士银行归还犹太人财产。
瑞士银行恪守着自己的原则,在此事上含混不定,闪烁其词,不免让人反感:一种绝对中立的立场看来未必就是善良的,反而可能是极度冷漠和无情的。
从欧洲到新大陆
英国最初的私人银行可以回溯到17 世纪的伦敦的金匠,当时曾有“金匠运作现金”的描述。事实上,是指金匠常为交易盘子或其他贵重物提供可转让的收据,从而产生了类似于有价券币交换的银行业务。到18 世纪早期,一些银行开始设立未决算分类账业务,一种私人银行性质的业务。其中,Drummond Bankers 于1717 年9 月正式以私人银行的身份开始运营。稍后,私人银行业向伦敦两个完全不同的客户群逐渐发展,以Glyn Mills 为代表,专门向伦敦西区的商人和企业主提供服务;而Child & Co 和Drummonds 专门服务于贵族阶层和乡绅阶层。到19 世纪,在全英国共有超过4000 家私人银行。
至今仍有很少几家知名的、历史悠久的私人银行活跃在英国金融界,包括Child & Co、Coutts、Drummonds 和Messrs Hoare & Co。传统上,他们的客户主要来自传统贵族阶层、拥有土地的乡绅和那些值得尊敬的英国议会成员。其中,拥有300 年历史的Coutts,被称为欧洲最好的私人银行,在英国的私人银行中排名第一。这家曾经只服务于英国王室的私人银行现在为全世界各地9.8 万名富翁管理着超过450 亿美元的资产。它曾经服务过的著名客户包括乔治王三世,威灵顿公爵,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简·奥斯汀,作曲家肖邦,歌手艾尔顿·约翰以及另外数十名重量级的王室成员、政治家和艺术家。目前,它依然全权为英国女王伊丽 莎白二世打理着她的约4.5 亿美元的资产。50 万英镑(约746 万元人民币)是在Coutt s 开户的底线。除了财富的底线外,它对客户的社会地位和家庭背景仍颇为挑剔。著名摇滚乐队Oasis(绿洲)的主唱利亚姆·加拉赫到该行申请开户就遭到了拒绝,据说是因为Coutts 认为他的背景不好。
私人银行虽然起源于欧洲,但是它真正走向繁荣的地方却是在世界新的财富中心—美国的华尔街。
1970 以前的华尔街,实际上并没有专门的私人银行。大部分美国富豪们的资产往往是委托给在华尔街享有盛誉的大型经纪公司、金融顾问或是信托银行。其中,信托银行本质上是欧洲私人银行在美国的翻版。大部分起源于信托和保管服务,但也提供资产管理、保险,以及财务、税务和不动产规划服务。传统上,美国私人银行更多服务于所谓“新贵”富豪,服务对象包括商人、女性富翁(如海蒂﹒ 格林,美国历史上最为富有的女性之一,以对金钱近似病态的酷爱而著称的葛朗台式的富翁)、企业主和传媒大亨,当时的摩根公司是其中最成功的代表。
当铁路大亨范德比尔特在1877 年去世时,把高达1.05 亿美元的巨额财产—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最大的一笔私人财富,留给了他的大儿子威廉﹒ H﹒ 范德比尔特。小范德比尔特因此持有了纽约中央铁路87%以上的股份,他希望能分散他的资产。但是,要在市场上大量抛售这样显赫的大公司的股票,而不对其价格造成太大的冲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摩根接下了这项任务,最终成功地以每股120 美元的高价在伦敦市场上售出了15 万股纽约中央铁路的股票。这一切都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完成的,等到市场有所察觉时,一切都已经完成了。这是财富管理史上最为经典的一个为继承人出色完成财富转移的案例。1879 年,摩根在市场一举成名,并获得了“最具非凡竞争力的银行家”的称誉。
上个世纪70 年代末期,私人银行业务正式在美国建立起来,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龙头,全球资本汇聚的中心,国内客户对存款、贷款与投资的便利性有强烈需求,要求在同一个地方得到所有想要的服务,亦即一次购足(one-stop shopping)的便利。此外,美国私人银行业务经营的重点强调的是私人贷款,这点充分地反映出美国的财富文化。因为美国主要客户大多白手起家,他们利用扩充信用以创造财富,在累积财富之后,仍然告贷以追求更多的财富。
亚洲—财富的未来中心
过去的25年里,亚洲经济的强劲增长与发展,导致了十分可观的财富积累。随着亚洲新富豪的出现以及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私人银行也纷纷进入亚洲市场,抢占滩头阵地。据麦肯锡的统计资料,目前已经有80多个机构在亚洲本土市场上进行着激烈的竞争。而在亚洲之外的地方,如瑞士、纽约和伦敦,客户经理们所管理的亚洲客户资金总额已经高达3000 亿美元,而这些全部是亚洲客户直接与他们联系并要求管理的。如今,私人银行在亚洲地区所设立的分公司大多集中在香港和新加坡。香港作为目前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私人银行及资产管理一直是金融业一项重要的内容。国际最大的10~15家经营私人银行业务的银行机构在香港均设有营运基地。包括﹕花旗、JP 摩根大通、高盛、UBS 、Credit Suisse 等。香港一直是亚洲最多富人, 尤其是华裔富商选择居住的主要地方,是目前亚洲及亚太地区仅次于日本的最大的私人银行在地市场,同时也因免资产增值税、利息税及低遗产税等原因吸引了不少周边的财富流入,因此也是亚洲地区最大的私人银行离岸市场。
新加坡,与中国香港一样,是亚洲最主要的离岸金融中心之一,传统上主要为东南亚客户服务;同时在“欧洲储蓄指引”的影响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欧洲资金。新加坡的私人银行具有监管非常良好的美誉,其信托法律已经可以与国际上最出色的国家相媲美,比如英国的海峡群岛。强大的法律体系、政治上的稳定和较高的生活水准,使新加坡能够继续在亚洲的私人银行业保持强劲的竞争优势。在新加坡,私人银行资产管理规模估计在1500 亿美元至1700 亿美元之间,并以每年15% 的速度增长。人们认为,其扩展前景相当广阔,因为与欧洲和美国相比,亚洲私人银行业务还不够发达。
新加坡本土的私人银行业也在积极地开拓亚洲新兴财富市场的发展空间,比如经济高速增长和开发程度日益加深的中国大陆富人市场。虽然相比香港的私人银行,新加坡并不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政治优势和人脉优势,但是个别银行已经开始通过合并等方式尝试渗入中国大陆市场,比如新加坡最大的私人银行—星展银行(DBS),通过在2001 年并购道亨,以原有的香港业务为跳板,进入了中国大陆的财富理财市场。目前虽然DBS 仍然会受到中国大陆严格的外汇管制、不健全的税制以及离岸业务限制的困扰,但是他们的那种从创业、立业到财富继承、移转的全面财富管理业务正在中国的富人圈子里,以口碑相传的方式慢慢展开着。由于国家观念和财富观念的差异,以及一些历史的原因,私人银行要在这里放开手脚并不容易。一方面亚洲国家为了保证金融、货币稳定,仍然采取外汇管制和金融市场低度开放的政策,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私人银行开展离岸业务,来分散客户财产相对政治因素和地缘因素引发的风险;另一方面,针对洗钱行为的打击和监管,亚洲很多国家都采取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例如,2004 年,日本的金融监管当局就以“不适当交易”的理由,也就是有帮助客户进行非法活动的嫌疑,责令美国花旗集团在日本的私人银行终止所有私人银行业务,并迫使其最终在第二年完全退出了日本市场。花旗集团因此丧失了17%(约4000 名)的私人银行客户。
私人银行作为西方近代历史和金融制度的产物,不论对中国的财富阶层还是其他人,都是神秘而陌生的。晋商即使在富可敌国的时候,还是把银子用来买房置地,或者干脆挖个银窖埋起来—这并不可笑,问题是,今日中国的财富圈除了仍旧信任土地之外,或许还需要学会信任私人银行。当然,前提是先搞清除那些衣冠楚楚的银行家和国家的关系,毕竟,是这个国家在保证你手里的那些花花纸是钱,而不是废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