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装的迅速衰落是中国的财富阶层的一次惨烈的失败，他们企图领导中国时尚话语权的努力再次破产了。
　　
　　中国有句古话，“上有好者，下必甚之”，其实已经一语道破了时尚的所有秘密：时尚是一种示范与跟随的游戏。问题是，如今的中国中产阶级总是死抱着西方的大腿不放，而将中国的上流社会通通贬斥为一群没有品位，不会穿衣服的乡巴佬。与之相映的是中国的上流社会自己也乏善可陈，时不时去巴黎或者香港买点小零碎至今仍是那些阔太太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中国的政府官员自从告别了中山装，情况就更加糟糕。对于上流阶层来说，时尚也许只是些小玩闹，除了纨绔子弟和出入各种宴会的太太们之外，没有人会真的以此为乐。但问题是，当他们这些小玩闹没有得到中产阶级的追捧，而是招来嘲笑的时候，问题就严重了！
　　而事实上，暴发户和贵族的差别也就在这里。更严重的是，当他们与中产阶级比赛谁更接近西方上流社会的时候，不但会经常失败，而且会使整个中国成为一种时尚的跟屁虫，这让他们几乎很难在自己的西方朋友面前抬起头来。于是，就有了唐装。
　　其实很多人愿意将唐装的兴起看作是甚嚣尘上的汉服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种看法没有看到，汉服运动是一种发自民间的文化自觉，而唐装却首先是在国际峰会上高调亮相的。唐装并非国家通过在民间采风而来的再加工，而不过是借鉴了传统符号因素的一种新尝试，严肃地说，唐装是要“开新”，而汉服运动则是带着强烈的本真性追求的“复古”。中国政治和经济的高层正是要通过唐装来争夺被西方文化彻底占领的服饰领域，获得一个和自己的政治或经济身份相适应的时尚领导权。
　　2000 年在上海召开的APEC 会议上，组委会给各国领导人穿上了唐装，来显示主办地是在中国，由此还带起了中国的唐装热 —这种已改良的唐装与传统的中式服装基本一样，只是把原来的岔肩袖的式样改了，多了些时尚感。2001 年, 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中，20 多款精心裁剪的旗袍，裹着张曼玉的妙曼身材，迅速成为中式服装的新宠;2002 年，巩俐以几款改良的旗袍装亮相威尼斯电影节担任国际评委会主席，艳惊四座。从此，旗袍成为中国女性在国际场合展示自身的独门“ 兵器”，屡见奇效。 成龙、李连杰在好莱坞及国际影坛，俨然就是中国 ( 功夫) 的代言人，并且他们以中国人身份出场时，一定身着中式服装。成龙说过，“在国外一些大场合，我从来都是穿唐装、中山装，我就想告诉所有人，我很骄傲，我是中国人。可能也因为这点，所以香港大使、申奥大使都找我做……我很传统，不希望忘记自己的文化。” 而张艺谋、谭盾、陈凯歌等越来越多的人，在国际场合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以唐装示人。这样的展示，与其说是一种个性表达，不如看作是对自己的最起码的文化自信。他们服装的设计不尽相同，却中国味十足。
　　


　　据估计，2002 年，北京单只是唐装，市场就超过4 个亿，一时间，中国各大城市的红男绿女纷纷穿起了花团锦簇的唐装，彼时有些学者实在是闷不住了，跳出来说，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尊心正空前强大……，可这种强大居然仅仅维持了不到 5 年，居然又莫名其妙地消沉下去了。
　　如今的唐装仍旧红光满面地挺立在各大商场，却已经门可罗雀，乏人问津了。原本被寄予重望的一次服装变革最终还是和其他所有短暂易逝的时尚一样，堪堪没落了。关于唐装的没落，众说纷纭，有人说，2000 年以超强的广告阵容出场的唐装其实根本就是满族服饰的变形，根本无法代表中国人的审美，这种浅薄的民族主义实在不值得一提，也有人说，唐装没有穿着适用性，不能当作正装、运动服，也不能当睡衣，只好买来挂在衣柜里。
　　本文不揣浅薄，要说的是，唐装的迅速衰落是中国的财富阶层的一次惨烈的失败，他们企图领导中国时尚话语权的努力再次破产了。
　　早在1929 年，中华民国定都南京之后，是年的4 月16 日曾公布了《服制条例》，对男女礼服、制服做出规定。按照规定，男性礼服有三种，一是蓝色长袍，齐领，前襟右掩，袍长至足踝上2 寸；二是黑褂，对襟长至腹，齐领；三是改良中山装，不翻领，仅有三个暗袋。女性礼服有两种，一是蓝色长袍，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的中点; 二是袄与裙，袄为蓝色，长仅过腰，袖长刚过肘，裙为黑色，长及足踝。男女的鞋子均规定为黑色，质料不限。男子的礼帽，规定冬黑夏白。以上服饰为国家正式礼服标准。我们现在看老照片，民国人物穿的衣服，几乎都是按照这个标准。而从国外的影视作品来看，人们对那个时代中国形象的认同，除了黄皮肤黑头发外，这种服饰也算得上一个标志。而这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国家关于礼服、制服的统一规定。
　　新中国成立后，再没有规定过制服。由于毛泽东一生坚持只穿中山装，于是不经意间，中山装、列宁装几乎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的国服。 北京服装学院研究服装史的教授袁仄还记得，列宁装通常是灰颜色的，双排扣，有一个腰带，男女都穿。干部进城之后把它带到城里，这也成为新中国成立早期的一个人们表示进步的穿戴，后来成为女性专用服装。“我那时三岁左右，和两个哥哥全部穿着列宁装，特别好玩。”“服装代表了社会的导向。虽然这种服装并不时尚也不华丽，却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当时很多要求进步、要求改造的人们都穿上这样的服装。” 正是从解放后开始，这种服装政治化、随大流的趋势，在大家经济能力和思维眼界都极其困窘的情形下，已逐渐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并愈演愈烈，直至文革期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
　　事实上，在历史上由于历朝都讲究“改正朔，易服色”，因此从秦汉开始到满清结束，在三千年的王朝更替过程中，作为政治地位和社会等级的象征，统治者都会对各阶层的标准服饰做出自己的规定。这也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汉族，始终没有一套严格意义上流传下来的民族服饰的原因。新中国没有给自己规定某种标志性的服色，因此也就没有了值得坚持的风格和标准，这造成了人们穿衣戴帽都彻底被潮流所裹挟，后浪推前浪，历史的积淀都成了落伍的标志。改革开放后，中山装成了左派、保守的标志，西装则成了开放的标志。其实西服、皮鞋的流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在中国风靡过一阵子，推动这场对长袍马褂变革的，是被清政府派到海外学习科学技术的留学生与一批留日回国的革命党人。他们还发起“ 剪发易服”运动，以此表明与过去的“腐朽 ”决裂的决心，和积极与西方先进文明接轨的态度。有意思的是，时隔半个世纪，中国历史上真正个性释放、解放思想时代的表征，还是以穿西服为标志开始的。袁仄回忆说，70 年代末期，中央非常重视民众的思想解放，当时的服装归轻工业部管，部长就倡导大家穿得新潮一点。 “他自己率先穿上了西装。当最高领导人穿了西装以后，很快成为神州大地的一个热点。当时铺天盖地的人都穿上了西装。报纸上也介绍很多怎么样穿西装怎么样打领带的常识。”“ 西装热的程度就是大家纷纷地买西装，甚至农民工上工地都穿着西装。”
　　西装如今几乎是男性“正装”的唯一选择，购买一套像样的西装简直就是一个男人的成年礼。而且，是不是会穿西装甚至成为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够文明，够职业的重要标准。某学者甚至常年在电视上将穿西装当作是一门学问来讲。西装袖口的商标也成了大家经常取笑的话题。唐装即使被国家最高领导示范过，恐怕也没有谁敢穿着它走进写字楼—因为它不够“正式”，或者说穿了，不符合西方意义上的职业男性的标准，反而更像是某个旅游目的地土著们滑稽做作的表演。相比于和服、韩服、非洲领导人浓烈的色彩和阿拉伯人 唆的头巾，这实在令人汗颜，如果你自己不能严肃对待唐装，就别指望别人会拿正眼看你了。
　　


　　其实，这次唐装运动差一点就成功了，看看每年春节时满大街的花团锦簇，看看被旗袍紧裹着的曼妙身姿摇曳生风，“唐装”还真有些要“易服色”的意思。其实，唐装从来都没有指望要成为工作服，西服的普及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胡服骑射”的一种延续，问题是，在工作时间之外的闲散时间当中，中国的上流社会再次暴露出自己在时尚领域的贫乏，唐装已经大面积普及的时候，他们没有了后招。没有任何一种时尚能够禁得起这么长时间的咀嚼，唐装的大的设计理念下面所包含的广阔的变化可能没有被继续挖掘，于是唐装的新鲜劲儿一过，衰落就在所难免了。
　　当然，唐装也还有机会，2004 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作为下一届举办国，中国要表演一个节目以示接替，14 名中国女孩，身穿改良的超短旗袍，用琵琶、二胡等民族乐器共同演奏了《茉莉花》—中国的政府和文艺界正尝试以这样的“中国味道” 向全世界展示这个变化中的古老国家。 如今，奥运会真的要来了，唐装还是有可能再度风光的，前提是，这一次出场的唐装不能再是8年前的那个陈旧样式了。
　　台湾的风骚女人陈文茜曾经说，这个世界最有力量的东西已经不是政治，而是时尚。对于中国的财富阶层来说，掌握时尚的话语权其实和掌握全世界的石油资源是同等重要的，否则，你所掌握的力量纵使强大，恐怕也会显得缺少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