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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的现实背景下，本文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在不同环境规制水平上，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关系。论文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了2000-2015年中國省际绿色经济效率，并基于门槛回归计量模型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存在门槛效应。
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对外开放程度逐步加深，中国实际利用FDI数量不断攀升。在FDI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基础性驱动因素的同时，我国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众多学者甚至将中国视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显然以牺牲资源环境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模式已不再适应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为此中共中央强调开放发展和绿色发展并进，地方政府不同程度地实施环境规制政策。因此，本文将研究在不同环境规制水平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省际绿色经济效率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以期为引导各省市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水平，优化FDI来源结构，为实现经济和环境协调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
经过文献梳理发现，学者们关于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如何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FDI对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支持“污染光环论”。Coe等（1997）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的外资促进了生产率的增长，FDI具有技术和知识溢出效应。杨冕和王银（2016）基于中国2001-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发现FDI促进了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结论。也有学者研究结果表明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效应不明显，甚至为负向，倾向于“污染避难所”效应，Girma（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FDI的正向溢出效应不明显，并未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肖攀等（2013）通过构建空间误差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发现FDI对其产生了负向作用。还有的学者基于权变理论，认为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Blomstrom等（1994）发现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比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存在更显著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刘渝琳和温怀德（2007）利用分组比较发现基于不同的人力资本水平，FDI的环境效应不同。也有文献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但较少文献将其作为门槛变量来研究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以上文献表明，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尚未得到较为一致的结论，这也表明FDI与绿色经济效率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将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关系。
三、理论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多重影响。那么，在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FDI会对中国绿色经济效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内在机理又是什么？本章将从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和环境溢出效应以及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进行剖析。
1、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
作为“资本、知识、技术、管理和营销结合体”（ChengandKwan，2000）的FDI流入有利于东道国国内绿色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进而促进东道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因而存在“污染光环”效应。与此相对立的是“污染避难所”效应，其最早由Walter和Ugelow（1978）提出，并经Baumol和Oates（1998）等学者不断完善。其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为了拉动经济发展，倾向于降低环境规制标准吸引外资，从而导致发达国家将高污染高耗能产业从环境规制较高的国家转移到环境规制较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沦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针对上述分歧，也有研究结果指出FDI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异质性效应，其受到FDI来源结构、东道国吸收能力等异质性因素影响。
2、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
一方面，Porter（1991）提出，从长期来看，冲破新古典的静态，合理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企业进行生产技术创新，升级环保技术，从而将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提升企业的绿色经济效率，产生“创新补偿效应”;另一方面，“遵循成本效应”认为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会产生挤出效应，企业环境性投资的增大会挤占企业生产性投资，从而增加了企业的内部成本不利于企业技术研发投入，进而影响企业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
3、绿色经济效率理论
通常我们在衡量效率信的时候，运用的是产出与投入之比。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投入一定要素，会得到一定产出。但实际上，我们往往只看到了合意产出（“好”产出），忽略了非合意产出（“坏”产出）。国外学者很早就意识到，忽略环境污染等非期望产出可能导致生产效率的评估存在一定偏误。Pittman（1983）改进了Caves等（1982）的超对数生产率指数，这是将环境因素纳入生产效率测算的最早探索。绿色经济效率是一种综合效率测度指标，满足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并且在考虑资源、能源等要素投入和环境污染等非期望产出的基础上，实现期望产出最大化和非期望产出最小化。因此，绿色经济效率越高表明经济发展绿色话程度越高（弓媛媛，2018）。
四、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及分析
1、测度模型
基于托恩的研究，将非期望产出纳入模型，构建Super-SBM模型如下：
2、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在投入变量方面，根据CD生产函数，将资本和劳动作为基本的要素投入，考虑到能源消耗作为非合意产出的主要来源之一，将其也纳入投入要素。劳动投入以年末就业人数表示;资本投入用实际资本存量表示，以1997年为基期，按照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期初的物质资本存量和折旧率参考张军等研究;能源消耗用分地区能源消费总量表示。 产出分为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关于期望产出，本文用各省实际GDP表示;非期望产出用各省市“工业三废”（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以及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来度量。上述数据均来源于2000-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西藏地区部分数据缺失，鉴于数据的完整眭，本文选取2000-2015年中国大陆地区除西藏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样本来测度绿色经济效率。
3、测算结果及分析
本文使用Maxdea uhra 7.6软件测算各省市绿色经济效率，本文选取规模报酬不变时的综合技术效率作为评价绿色经济效率的基础。由图1可以发现，我国平均绿色经济效率水平较低，总体差异较大。绿色经济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仅有12个，其中福建、海南、广东、北京、天津、浙江、上海、湖南、辽宁的绿色经济效率大于0.5，山东、重庆、江苏等16个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处于0.3-0.5之间，而新疆、贵州、甘肃、青海、宁夏的绿色经济效率低于0.3。总体而言，各省的绿色经济效率呈逐年上涨趋势，中国的绿色经济效率呈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阶梯递减的特征。
五、五、实证分析
1、面板门槛模型设定
本研究采用Hansen（1999）提出的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考察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各省市绿色经济效率是否存在门槛值并对其显著性进行检验。本文设立了如式（3）、（4）的单一门槛模型和双重门槛模型，并将这种情形推广到三重以上门槛模型，之后将对本研究适合采用何种模型逐一进行检验。
2、变量选取说明及数据来源
核心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额用各地区实际利用FDI额占各地区GDP的比重来表示，门槛变量环境规制指标参考叶琴（2018）的做法，通过计算各省（市、区）各类污染物排放量的综合指数来表征各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
根据已有的研究基础选取的控制变量如下：（1）贸易开放度（oPEN）：参考傅京燕（2018）的做法用各省份所在地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表示;（2）产业结构（IND）：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3）人力资本水平（HR）：用各地区就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来表示，计算方法参考（吴延瑞，2008）：（4）研发水平（RD）：用单位产出对应的国内专利受理数量表示（傅京燕，2018）;（5）经济发展水平（PGDP）：用人均地区产出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上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五、六、实证结果及讨论
1、环境规制门槛值的估计及显著性检验
表1显示了不同门槛检验类型的F统计值和采用“自举法”对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分别反复抽样300次得到的P值及其临界值。由检验结果可知，在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在单一门槛模型和双重门槛模型的存在性检验中，其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都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的假设性检验，在三重门槛情况下，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本文将模型设定为双重门槛面板模型。
其次，确定门槛的估计值以及构造门槛值的置信区间，判定门槛值的真实性。表4报告了门槛变量第一、第二门槛的估计值及置信区间。门槛变量环境规制ER的两个门槛值分别为0.0004和0.0299，这些较小的置信区间说明各个模型的门槛效应的门槛信是真实的。
2、门槛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
基于上述面板门槛显著性检验结果，运用面板门槛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上述不同模型的相关参数估计结果。表3呈现了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时相关参数的估计结果，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对比分析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模型2）与线性回归模型（模型1）的同时，又引入了模型3，考虑了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的回归结果。从表5可以发现：三个模型中各变量的系数值、显著性以及正负号差异不大，因此本文的相关研究结果比较稳健。
就全国而言，从模型一来看，FDI不利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从模型（2）来看，FDI与绿色经济效率呈“N”型曲线关系，中国绿色经济效率随着FDI的增长出现促进一抑制—得到改善的变化。
在样本区间前期阶段（2000-2007年），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第一个门槛值0.004时，FDI的引入显著促进了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这一结论与邓柏盛（2008）得出的结果一致，这一结果可能有以下原因：尽管在这一阶段我国环境规制水平较低，但我国在这一阶段已经步入了由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的阶段，我国利用外资更具目的性（包群，2010），且FDI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我国带来了正向的“示范效应”，倘若以我国现有的资本与技术投入维持样本分析期同样的经济效率，恐怕将付出更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邓柏盛，2008）;在样本区间中期阶段（2008-2011年），当环境规制强度在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之间时，FDI的引入显著抑制了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可能的原因是：“十一五”期间，我国节能减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区域实际节能减排率不平衡的矛盾依然存在，东部地区由于经济、科技发展起步较早，相对西部地区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标准，而西部地区在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上阻力较大，动力较小，不利于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在样本区间后期阶段（2012-2015年），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时，FDI的引入显著再次促进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但相比前期阶段，促进力度有所放缓。这可能是由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开放发展和绿色发展并进的发展理念，我国的环境规制力度得到加强，合理的环境规制在变动约束条件下可以激发已进入的FDI的技术创造性，从而产生“创新补偿效应”，部分甚至全部抵消外企的“遵循成本”（郑强，2017），也会导致FDI高污染行业的退出和新型清洁行业的进入，但FDI的边际规模效益递减，我国自身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虽然FDI在这一期间促进了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但力度减小。
控制变量中，贸易开放度（OPEN）的系数值显著为负，即对外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这可能是由于当前我国进出口贸易结构不合理，出口产品附加值低、多为加工贸易，对资源和环境的消耗较大（李宜江，2018）;产业结构（IND）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第二产业比重过高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H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证，这表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增长;研发水平（RD）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我国的研发投入不仅注重提高生产效率，也越来越注重环境保护;经济发展水平（PGD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可能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对FDI的吸引力较大，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环境规制较为严格，因此阻挡了污染性FDI的流入，促进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结论为：一是考察期内中国绿色经济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中国的绿色经济效率呈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阶梯递减的特征。二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环境规制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影响效应呈“N”型曲线关系。三是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促进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贸易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阻碍了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
基于以上結论，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为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有效驱动中国绿色经济效率增长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是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要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问题，尤其是要严防为“筑巢引凤”而在环境规制政策制定上“逐底竞争”，结果成为“污染天堂”，各地区应加强合作与交流，为资源和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创造条件，促进区域协调绿色发展。
二是认清地区发展的异质性，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由于各地区的发展具有异质性，因此各省应有针对性地采取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从当地具体实际出发，及时调整修订至最优环境规制力度。
三是优化对外开放结构，引进优质绿色外资。我国应全方位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优化对外开放结构，地方政府应有选择性地引进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化服务业，实施环保负面清单制度，促进FDI的绿色发展。
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对外开放程度逐步加深，中国实际利用FDI数量不断攀升。在FDI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基础性驱动因素的同时，我国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众多学者甚至将中国视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显然以牺牲资源环境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模式已不再适应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为此中共中央强调开放发展和绿色发展并进，地方政府不同程度地实施环境规制政策。因此，本文将研究在不同环境规制水平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省际绿色经济效率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以期为引导各省市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水平，优化FDI来源结构，为实现经济和环境协调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
经过文献梳理发现，学者们关于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如何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FDI对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支持“污染光环论”。Coe等（1997）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的外资促进了生产率的增长，FDI具有技术和知识溢出效应。杨冕和王银（2016）基于中国2001-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发现FDI促进了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结论。也有学者研究结果表明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效应不明显，甚至为负向，倾向于“污染避难所”效应，Girma（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FDI的正向溢出效应不明显，并未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肖攀等（2013）通过构建空间误差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发现FDI对其产生了负向作用。还有的学者基于权变理论，认为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Blomstrom等（1994）发现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比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存在更显著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刘渝琳和温怀德（2007）利用分组比较发现基于不同的人力资本水平，FDI的环境效应不同。也有文献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但较少文献将其作为门槛变量来研究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以上文献表明，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尚未得到较为一致的结论，这也表明FDI与绿色经济效率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将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关系。
三、理论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多重影响。那么，在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FDI会对中国绿色经济效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内在机理又是什么？本章将从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和环境溢出效应以及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进行剖析。
1、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
作为“资本、知识、技术、管理和营销结合体”（ChengandKwan，2000）的FDI流入有利于东道国国内绿色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进而促进东道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因而存在“污染光环”效应。与此相对立的是“污染避难所”效应，其最早由Walter和Ugelow（1978）提出，并经Baumol和Oates（1998）等学者不断完善。其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为了拉动经济发展，倾向于降低环境规制标准吸引外资，从而导致发达国家将高污染高耗能产业从环境规制较高的国家转移到环境规制较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沦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针对上述分歧，也有研究结果指出FDI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异质性效应，其受到FDI来源结构、东道国吸收能力等异质性因素影响。
2、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
一方面，Porter（1991）提出，从长期来看，冲破新古典的静态，合理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企业进行生产技术创新，升级环保技术，从而将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提升企业的绿色经济效率，产生“创新补偿效应”;另一方面，“遵循成本效应”认为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会产生挤出效应，企业环境性投资的增大会挤占企业生产性投资，从而增加了企业的内部成本不利于企业技术研发投入，进而影响企业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
3、绿色经济效率理论
通常我们在衡量效率信的时候，运用的是产出与投入之比。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投入一定要素，会得到一定产出。但实际上，我们往往只看到了合意产出（“好”产出），忽略了非合意产出（“坏”产出）。国外学者很早就意识到，忽略环境污染等非期望产出可能导致生产效率的评估存在一定偏误。Pittman（1983）改进了Caves等（1982）的超对数生产率指数，这是将环境因素纳入生产效率测算的最早探索。绿色经济效率是一种综合效率测度指标，满足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并且在考虑资源、能源等要素投入和环境污染等非期望产出的基础上，实现期望产出最大化和非期望产出最小化。因此，绿色经济效率越高表明经济发展绿色话程度越高（弓媛媛，2018）。
四、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及分析
1、测度模型
基于托恩的研究，将非期望产出纳入模型，构建Super-SBM模型如下：
2、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在投入变量方面，根据CD生产函数，将资本和劳动作为基本的要素投入，考虑到能源消耗作为非合意产出的主要来源之一，将其也纳入投入要素。劳动投入以年末就业人数表示;资本投入用实际资本存量表示，以1997年为基期，按照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期初的物质资本存量和折旧率参考张军等研究;能源消耗用分地区能源消费总量表示。 产出分为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关于期望产出，本文用各省实际GDP表示;非期望产出用各省市“工业三废”（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以及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来度量。上述数据均来源于2000-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西藏地区部分数据缺失，鉴于数据的完整眭，本文选取2000-2015年中国大陆地区除西藏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样本来测度绿色经济效率。
3、测算结果及分析
本文使用Maxdea uhra 7.6软件测算各省市绿色经济效率，本文选取规模报酬不变时的综合技术效率作为评价绿色经济效率的基础。由图1可以发现，我国平均绿色经济效率水平较低，总体差异较大。绿色经济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仅有12个，其中福建、海南、广东、北京、天津、浙江、上海、湖南、辽宁的绿色经济效率大于0.5，山东、重庆、江苏等16个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处于0.3-0.5之间，而新疆、贵州、甘肃、青海、宁夏的绿色经济效率低于0.3。总体而言，各省的绿色经济效率呈逐年上涨趋势，中国的绿色经济效率呈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阶梯递减的特征。
五、五、实证分析
1、面板门槛模型设定
本研究采用Hansen（1999）提出的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考察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各省市绿色经济效率是否存在门槛值并对其显著性进行检验。本文设立了如式（3）、（4）的单一门槛模型和双重门槛模型，并将这种情形推广到三重以上门槛模型，之后将对本研究适合采用何种模型逐一进行检验。
2、变量选取说明及数据来源
核心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额用各地区实际利用FDI额占各地区GDP的比重来表示，门槛变量环境规制指标参考叶琴（2018）的做法，通过计算各省（市、区）各类污染物排放量的综合指数来表征各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
根据已有的研究基础选取的控制变量如下：（1）贸易开放度（oPEN）：参考傅京燕（2018）的做法用各省份所在地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表示;（2）产业结构（IND）：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3）人力资本水平（HR）：用各地区就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来表示，计算方法参考（吴延瑞，2008）：（4）研发水平（RD）：用单位产出对应的国内专利受理数量表示（傅京燕，2018）;（5）经济发展水平（PGDP）：用人均地区产出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上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五、六、实证结果及讨论
1、环境规制门槛值的估计及显著性检验
表1显示了不同门槛检验类型的F统计值和采用“自举法”对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分别反复抽样300次得到的P值及其临界值。由检验结果可知，在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在单一门槛模型和双重门槛模型的存在性检验中，其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都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的假设性检验，在三重门槛情况下，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本文将模型设定为双重门槛面板模型。
其次，确定门槛的估计值以及构造门槛值的置信区间，判定门槛值的真实性。表4报告了门槛变量第一、第二门槛的估计值及置信区间。门槛变量环境规制ER的两个门槛值分别为0.0004和0.0299，这些较小的置信区间说明各个模型的门槛效应的门槛信是真实的。
2、门槛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
基于上述面板门槛显著性检验结果，运用面板门槛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上述不同模型的相关参数估计结果。表3呈现了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时相关参数的估计结果，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对比分析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模型2）与线性回归模型（模型1）的同时，又引入了模型3，考虑了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的回归结果。从表5可以发现：三个模型中各变量的系数值、显著性以及正负号差异不大，因此本文的相关研究结果比较稳健。
就全国而言，从模型一来看，FDI不利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从模型（2）来看，FDI与绿色经济效率呈“N”型曲线关系，中国绿色经济效率随着FDI的增长出现促进一抑制—得到改善的变化。
在样本区间前期阶段（2000-2007年），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第一个门槛值0.004时，FDI的引入显著促进了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这一结论与邓柏盛（2008）得出的结果一致，这一结果可能有以下原因：尽管在这一阶段我国环境规制水平较低，但我国在这一阶段已经步入了由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的阶段，我国利用外资更具目的性（包群，2010），且FDI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我国带来了正向的“示范效应”，倘若以我国现有的资本与技术投入维持样本分析期同样的经济效率，恐怕将付出更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邓柏盛，2008）;在样本区间中期阶段（2008-2011年），当环境规制强度在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之间时，FDI的引入显著抑制了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可能的原因是：“十一五”期间，我国节能减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区域实际节能减排率不平衡的矛盾依然存在，东部地区由于经济、科技发展起步较早，相对西部地区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标准，而西部地区在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上阻力较大，动力较小，不利于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在样本区间后期阶段（2012-2015年），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时，FDI的引入显著再次促进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但相比前期阶段，促进力度有所放缓。这可能是由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开放发展和绿色发展并进的发展理念，我国的环境规制力度得到加强，合理的环境规制在变动约束条件下可以激发已进入的FDI的技术创造性，从而产生“创新补偿效应”，部分甚至全部抵消外企的“遵循成本”（郑强，2017），也会导致FDI高污染行业的退出和新型清洁行业的进入，但FDI的边际规模效益递减，我国自身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虽然FDI在这一期间促进了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但力度减小。
控制变量中，贸易开放度（OPEN）的系数值显著为负，即对外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这可能是由于当前我国进出口贸易结构不合理，出口产品附加值低、多为加工贸易，对资源和环境的消耗较大（李宜江，2018）;产业结构（IND）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第二产业比重过高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H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证，这表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增长;研发水平（RD）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我国的研发投入不仅注重提高生产效率，也越来越注重环境保护;经济发展水平（PGD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可能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对FDI的吸引力较大，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环境规制较为严格，因此阻挡了污染性FDI的流入，促进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结论为：一是考察期内中国绿色经济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中国的绿色经济效率呈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阶梯递减的特征。二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环境规制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影响效应呈“N”型曲线关系。三是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促进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贸易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阻碍了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
基于以上結论，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为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有效驱动中国绿色经济效率增长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是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要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问题，尤其是要严防为“筑巢引凤”而在环境规制政策制定上“逐底竞争”，结果成为“污染天堂”，各地区应加强合作与交流，为资源和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创造条件，促进区域协调绿色发展。
二是认清地区发展的异质性，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由于各地区的发展具有异质性，因此各省应有针对性地采取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从当地具体实际出发，及时调整修订至最优环境规制力度。
三是优化对外开放结构，引进优质绿色外资。我国应全方位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优化对外开放结构，地方政府应有选择性地引进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化服务业，实施环保负面清单制度，促进FDI的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