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出口”到台湾的十部国产片里，有一部大众都不太熟悉的小片《今天明天》，这部片子既没有明星、也没有大腕导演，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宝贵的出口名额会给了这部片子？
　　其实《今天明天》并非籍籍无名的片子，2013年国产电影在国际A类电影节的表现平淡，《今天明天》却获得了东京国际电影节的亚洲未来单元奖，得到了不少国际电影人的赞赏。
　　这是杨惠龙的处女作，去参与东京国际电影节时，他才带了4000块钱的宣传费。去到现场，他发现另一部参选的香港片子《僵尸》声势浩大，海报贴得满城都是，顿时觉得没了希望。不过没想到，他们带的印着“拆”字的背心却很受欢迎，派发完后还有很多人前来索取，这又重新给了杨惠龙信心：虽然宣传费捉襟见肘，但他相信这个题材还是挺能引起共鸣的。
　　杨惠龙说，电影在巴黎放映时把一些法国年轻人看哭了。无论在什么地方、怎样的社会制度或信奉什么主义，在大城市里寻找一席之地的年轻人都面临同样处境。


　　那么多的败家子
　　杨惠龙生于湖北一个小城镇。他从小就喜欢摄影，父亲给他买了一台两百多块钱的照相机，是他记得的最珍贵的礼物。“他们都说我是败家子。”杨惠龙笑着说，因为玩摄影很费钱，在这么一个小地方连洗彩色照片的地方都没有，每次洗彩色照片他都要坐好长时间大巴专门跑一趟城里。
　　当时他就想，能把摄影当成职业就好了。“我父亲是个火车司机，一个月赚2700块钱，我要能赚3000就行。”父亲给他订了《大众摄影》和《中国摄影报》，从杂志上他第一次听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知道摄影竟然是能学的。他的小小世界从此开了条通道，一条漏斗形的路，前方是广阔得不可思议的空间。
　　来到电影学院，他记忆最深刻的是在天桥上看人拍电影。他觉得新奇无比，在小镇里拍照片的人是“败家子”，但在这里竟然有那么多人、那么多的“败家子”在投入地做一件事。北京很大，但他再也不觉得孤独。


　　唐家岭没了
　　毕业后杨惠龙进入央视工作，大部分时间在拍广告。他的工作收入不稳定，钱用光的时候，买一瓶矿泉水都要思前想后。在北四环他租了个一居室的小房子，环境自然是不好的，但他当时并不觉得受罪，每天都很有干劲。
　　他听到了唐家岭这个地方，开始频繁去那边拍照。这个城中村似的区域聚集了很多在中关村上班的年轻人，他们跟农民工不同的是，他们有学历、有文化、会做梦，想的不止是生存，还有在这个大城市怎样活出个立锥之地。杨惠龙觉得自己的处境跟他们一样。
　　2010年，学者廉思写了一本书《蚁族》，讲的就是唐家岭这些辛劳而渺小的人群。这本书引起了许多讨论和关注，著名摄影师周雁鸣看过这本书，觉得是绝好的电影题材。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好友杨惠龙，没拍过电影的杨惠龙，几乎马上就决定接下这个项目。
　　一开始他们的预算是60万，后来开销蹭蹭地往上涨，眼看200万都不够了，杨惠龙毫不犹疑就卖掉了自己的房子。他稍微稳定的北漂生活又回到了原点。杨惠龙并不觉得遗憾，因为这不正是他来北京的初衷吗？如果只为了舒适地过日子，当初就别从家乡出来了。
　　其实钱是一个坎儿，不是难题。他们面对的另一个困境是：唐家岭没了！
　　跟着号码流动


　　现在唐家岭已经被改建成体面的公园，当初的社会热点只剩下个名字。北漂的人却没有减少，他们散布在北京五环外的各个村里，要花更多的时间上下班。
　　杨惠龙带记者参观的佟家坟就是这样的一个聚集地。他在这里完成了《今天明天》的拍摄。一边走他一边跟记者解释说，这个地区跟唐家岭不同，住着相当多的农民工，不完全是年轻北漂的集中地。
　　他从小就爱拍摄生活百态，上学时常常去胡同拍照。他说在胡同拍照不会遇到什么阻拦，现在在这里拍电影，他发现人的戒心越来越重，对陌生的摄制组也有了更多警惕。
　　小小的村子盖满了两到三层的楼，每栋楼又被分割成小小的格子，阳台吊着内衣裤和腊肉，还有布满了灰尘的灶。当天北京有雾霾，而这片地区又比外面的空气更浑浊、呛鼻，因为住户自己烧煤。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里见得最多的就是数字，各种手机号码、价格等大喇喇地印在空墙上，住在这里的人也跟着这些号码一起流动。
　　今天的杂货店，明天就会变成公共厕所。对比《今天明天》的影像，这个日新月异的地方像是条曝光过度的底片，影影绰绰里显出城市的真身。
　　而有了这部作品的杨惠龙，却由此“安定”了下来，奖项、赞誉和认同，让他终于确认了多年北漂的价值。他热爱烹饪，以前网名就叫“厨师”，朋友圈里常常看到他发的色相诱人的食物照片。这也是他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到他日益从容的生活态度。
　　厨房是能让他静下来的地方。而他能有现在的厨艺，也是因为北漂期间被迫自己做饭所致，这大概是留存在他身上的，最后的北漂痕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