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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诉求：“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儿教育
在现当代我国幼儿教育事业发展与改革的进程中，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宋庆龄、徐特立等，分别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其中尤以陶行知“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儿教育思想，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陶行知早在留学美国期间，就很重视学习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1782～1852)和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1870～1952)等人的幼儿教育思想，而且对国外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予以极大关注。回国后不久，他就接连致函当时的江苏省省长，就开办幼稚园的意义、幼稚园现存弊端、物资来源、办园经费等问题，从宏观和微观上作了具体而独到的论述。
1926年，他就一针见血地抨击和揭露当时国内幼稚园的三种弊病：一是外国病。试参观今日所谓之幼稚园，耳目所接，哪样不是外国货?他们弹的是外国钢琴，唱的是外国歌，讲的是外国故事，玩的是外国玩具，甚至于吃的是外国点心。二是花钱病。国内幼稚园花钱太多，有时超过小学好几倍。费钱既多，自然不易推广。三是富贵病。幼稚园既是多花钱，就得多弄钱。所以幼稚园只是富贵人家的专用品，平民是没有份的。
为此，陶行知再三强调，必须痛下决心将幼儿教育加以改革，要将幼稚园办成为“中国的幼稚园”“省钱的幼稚园”和“平民的幼稚园”。由于他的积极努力，1927年11月8日，我国幼儿教育史上第一所乡村幼儿园——南京燕子矶幼稚园正式诞生。
二、现实抉择：政府办园与社会力量办园孰为主体
八十多年过去了，今非昔比，旧貌换了新颜。2007年，全国幼儿园已有12.91万所，幼儿园教师95.19万人，在园幼儿(包括学前班)2348.83万人，毛入园率达42.5％(高于全球学前教育毛入学率5.5个百分点，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学前教育毛入学率10.5个百分点)。
成绩斐然的同时，幼儿教育事业发展和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普遍性现象和深层次问题，不得不让我们倍感“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儿园之真正普及，实属不易!
普遍性现象主要表现为：入园难问题又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幼儿教育的社会职能和政府责任定位不清，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缺乏制度基础；幼儿教育经费匮乏，投入体制不顺，严重制约幼儿教育事业发展：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建设问题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农村地区幼儿教育举步维艰；民办幼儿园发展迅速，但缺乏有效管理；办园体制、教育体制的调整带来幼儿教师队伍不稳定，部分低素质人员进入幼儿教师队伍。
深层次问题主要根源在：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失衡，使农民，尤其是农村贫困群体难以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并由此导致一部分困难群众生存权和发展权很难得到保障。其实，在城市也是这样，随着失业、待业人群的扩大，身处社会底层的市民其生存权和发展权亦难得到切实保障。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日渐拉大。近据有关国际机构评估，衡量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中国已是0.47，居亚洲的第二位(首位为尼泊尔)，也大大超过了美国以及印度的系数。
城乡差距更是如此。2004年，我国名义城乡收入差距为3.2:1，若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障因素考虑在内，实际收入差距已达5～6倍。有学者估计，在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各种因素中，教育因素约为20％。因此，未来几年要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为重点解决再分配问题，以进一步缓解贫富、城乡和区域间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
从全国的情况看，建立公共服务体制是新阶段解决社会突出矛盾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着日益突出的两大矛盾：一是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二是广大社会成员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面对第一个矛盾，应当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面对第二个矛盾，应当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系。这不仅对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重大作用，还会使改革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其实，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已相当丰硕。2006年我国的GDP已达20.9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全国财政收入已达3.93万亿元，比上年净增加7494亿。综合国力、经济总量、财政支付等能力，远非陶行知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所能比拟。问题的关键在于：财政支出这一“蛋糕”究竟如何切割?政府对于教育尤其是幼儿教育的责任究竟如何划定?
一方面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至今仍没有达到理应在2000年就达到的占GDP4％的目标，另一方面在教育经费支出的结构构成上。财政性幼儿教育经费长期投入不足，多年来始终维持在教育总经费的1.3～1.4％，远未达到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上14个主要国家和地区所作出的调查数据即学前教育经费占总教育经费支出的平均数为3.8％，支出超过3％的国家为：法国(11.1％)、丹麦(10.6％)、德国(5％)、新西兰(3.9％)、美国(3.7％)和日本(3.4％)。2000年，全国在园幼儿有2244万，按照预算内教育经费统计，幼儿生均经费只有128元，与其它非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差距相当巨大，如：中等专业学校学生为2368元，普通高中学生为1412元。
在如此这般的制度安排下，先是江苏的宿迁，全市337所幼儿园全部改制为民办园；再是广东的深圳，市政府将22所市属公办幼儿园改制；近来是云南的昆明，计划“到2010年，全市民办学前教育在园(班)人数所占比重达到90％上”。政府纷纷退出，将发展幼儿教育事业的责任和义务全部转嫁给社会力量和私人，民办园比例急剧攀升。“九五”以来，从总体上说，我国幼儿教育的事业发展与体制改革步履维艰。据冯晓霞、蔡迎旗对某市35所公办示范园和一级园教师薪酬的调查，占教师总数16.5％的合同制或临时代课教师，其年总收入在4000元～8000元之间；而该市规定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是450元，劳动者人均年收入为1.3万元，当地居民人均月消费支出为605元。再看拥有7.8亿人口的农村：“2005年，我国农村专任幼儿园教师有16.95万人，占当年全国幼儿园专任教师的23.5％。这部分教师是我国教师群体中的边缘人群。他们户口在农村，身份是农村。虽然相当一批人已经具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但他们不仅不在国家的教师编制之内，工资极低且没有保障，甚至无法享受国家规定的医疗、养老、工伤等基本的社会保险。在有的地区，农村幼儿园教师的待遇甚至低于当地农村的平均收入。”幼儿教育的社会化、市场化和民营化，其弊端和缺陷日益凸现，已经到了不得不高度重视，设法尽早尽快予以解决的地步。
三、价值追问：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幼儿教育
“重视学前教育”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从“优先发展 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战略目标的高度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任务，是建国以来党和政府重要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及的教育新命题。
理念认识上得到了升华提高，行动政策上必须得到应有的体现与安排。幼儿教育事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关键和根本就在于突破两大“瓶颈”：一是经费、二是师资，而师资的问题本质上也是经费的问题。
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经费问题，究竟能否解决?按照当前我国的财政收支情况，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是因为，2003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单位)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3]13号)明确：今后5年(2003～2007年)幼儿教育改革的总目标是形成以公办园为骨干和示范，以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为主体，公办与民办、正规与非正规教育相结合的发展格局。应该说，这一目标定位与发展路径是符合当时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2003年时，全国的财政总收入只有2.05万亿，用在教育上的财政经费必定有限，只能勉强扶持中西部地区的“两基”攻坚战以及重点资助高等教育数量规模的扩张，无暇顾及弱小的幼儿教育。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财政收入2007年已达到5.18万亿元，竟是2003年的2.5倍。此外，目前中国各级政府每年非税收入总计2万亿元左右……各种罚没收入、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政府主要财力来源。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同样是一笔巨款。为此，有经济学家戏称：政府手中所掌握的公共经费，多到不知如何去花!
目前，我国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融资的财政系统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它继续将大量财政资源投入盈利性的企业；与此相对应的是，政府缺乏足够的资源来支持在义务教育、科学研究、公共卫生甚至社会治安维持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做到：(1)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逐步规范公共财政支出范围，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逐步减少对企业的经营性发展项目的直接资助，增加对教育、科学、卫生、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的保障力度；(2)对现有的政府间财政体系进行根本的改革，重新调整税收收入的分配办法，重新划分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把提供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确定为中央政府的责任；(3)将转移支付体制从特定的补贴转向一般性的转移和收入分配制度；(4)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立法机构在政府预算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权力，最终实现政府预算的法治化。
诚然，全国财政用于教育支出近五年累计2.43万亿元，比前五年增长1.26倍；但同比2007年与2003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前者是后者的2.5倍，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率远远低于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长率，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的经费，尚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再以江苏为例，全省财政性教育经费2000年为164.5亿，2007年为525.92亿，2007年是2000年的3.2倍，但幼儿教育的财政性投入远远低于这个倍数。这种不同步、不对称、不均衡，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改革。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应随着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而相应进行调整，与之相适应；否则，政策的形成、决定和实施均会受到致命的影响，造成政策的扭曲和无效。”正因为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偏差，政府未能尽到其应有的责任，结果是幼儿教育的事业发展与体制改革均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政府的主要职责就在于“以均等化为导向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矫正市场失灵，调节由于市场竞争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资源在不同群体和不同区域之间的公平分配”。目前，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整体呈现出“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等基本特征。必须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人人享有公共服务的目标，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为此，在我国现阶段按照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这一目标要求，必须既不断增加公共服务的总量，向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又着力优化公共服务的结构和布局。“基本公共服务是覆盖全体公民、满足公民对公共资源最低需求的公共服务，其属性在于它的公共性、普惠性和社会公平性。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化是指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当前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最为重要最为紧迫的五项工作是：理顺幼教管理体制，强化政府统筹力度；大幅度增加经费投入，全力支持幼教事业发展；明确幼儿教师编制标准，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加强民办幼儿园规范管理，提高办园准入门槛；建立长效机制，切实保障在园幼儿的生命安全和在岗幼儿教师的合法权益。在具体实施路径的政策选择上，应体现“一主多元”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即以政府办园为主体，充分发挥乡镇及街道办等基层政府的力量，并通过有力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放大增量，激活存量，最终实现优质幼教资源在不同群体、不同区域，尤其是在城乡之间的公平合理分配。
在现当代我国幼儿教育事业发展与改革的进程中，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宋庆龄、徐特立等，分别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其中尤以陶行知“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儿教育思想，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陶行知早在留学美国期间，就很重视学习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1782～1852)和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1870～1952)等人的幼儿教育思想，而且对国外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予以极大关注。回国后不久，他就接连致函当时的江苏省省长，就开办幼稚园的意义、幼稚园现存弊端、物资来源、办园经费等问题，从宏观和微观上作了具体而独到的论述。
1926年，他就一针见血地抨击和揭露当时国内幼稚园的三种弊病：一是外国病。试参观今日所谓之幼稚园，耳目所接，哪样不是外国货?他们弹的是外国钢琴，唱的是外国歌，讲的是外国故事，玩的是外国玩具，甚至于吃的是外国点心。二是花钱病。国内幼稚园花钱太多，有时超过小学好几倍。费钱既多，自然不易推广。三是富贵病。幼稚园既是多花钱，就得多弄钱。所以幼稚园只是富贵人家的专用品，平民是没有份的。
为此，陶行知再三强调，必须痛下决心将幼儿教育加以改革，要将幼稚园办成为“中国的幼稚园”“省钱的幼稚园”和“平民的幼稚园”。由于他的积极努力，1927年11月8日，我国幼儿教育史上第一所乡村幼儿园——南京燕子矶幼稚园正式诞生。
二、现实抉择：政府办园与社会力量办园孰为主体
八十多年过去了，今非昔比，旧貌换了新颜。2007年，全国幼儿园已有12.91万所，幼儿园教师95.19万人，在园幼儿(包括学前班)2348.83万人，毛入园率达42.5％(高于全球学前教育毛入学率5.5个百分点，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学前教育毛入学率10.5个百分点)。
成绩斐然的同时，幼儿教育事业发展和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普遍性现象和深层次问题，不得不让我们倍感“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儿园之真正普及，实属不易!
普遍性现象主要表现为：入园难问题又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幼儿教育的社会职能和政府责任定位不清，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缺乏制度基础；幼儿教育经费匮乏，投入体制不顺，严重制约幼儿教育事业发展：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建设问题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农村地区幼儿教育举步维艰；民办幼儿园发展迅速，但缺乏有效管理；办园体制、教育体制的调整带来幼儿教师队伍不稳定，部分低素质人员进入幼儿教师队伍。
深层次问题主要根源在：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失衡，使农民，尤其是农村贫困群体难以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并由此导致一部分困难群众生存权和发展权很难得到保障。其实，在城市也是这样，随着失业、待业人群的扩大，身处社会底层的市民其生存权和发展权亦难得到切实保障。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日渐拉大。近据有关国际机构评估，衡量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中国已是0.47，居亚洲的第二位(首位为尼泊尔)，也大大超过了美国以及印度的系数。
城乡差距更是如此。2004年，我国名义城乡收入差距为3.2:1，若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障因素考虑在内，实际收入差距已达5～6倍。有学者估计，在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各种因素中，教育因素约为20％。因此，未来几年要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为重点解决再分配问题，以进一步缓解贫富、城乡和区域间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
从全国的情况看，建立公共服务体制是新阶段解决社会突出矛盾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着日益突出的两大矛盾：一是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二是广大社会成员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面对第一个矛盾，应当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面对第二个矛盾，应当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系。这不仅对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重大作用，还会使改革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其实，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已相当丰硕。2006年我国的GDP已达20.9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全国财政收入已达3.93万亿元，比上年净增加7494亿。综合国力、经济总量、财政支付等能力，远非陶行知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所能比拟。问题的关键在于：财政支出这一“蛋糕”究竟如何切割?政府对于教育尤其是幼儿教育的责任究竟如何划定?
一方面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至今仍没有达到理应在2000年就达到的占GDP4％的目标，另一方面在教育经费支出的结构构成上。财政性幼儿教育经费长期投入不足，多年来始终维持在教育总经费的1.3～1.4％，远未达到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上14个主要国家和地区所作出的调查数据即学前教育经费占总教育经费支出的平均数为3.8％，支出超过3％的国家为：法国(11.1％)、丹麦(10.6％)、德国(5％)、新西兰(3.9％)、美国(3.7％)和日本(3.4％)。2000年，全国在园幼儿有2244万，按照预算内教育经费统计，幼儿生均经费只有128元，与其它非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差距相当巨大，如：中等专业学校学生为2368元，普通高中学生为1412元。
在如此这般的制度安排下，先是江苏的宿迁，全市337所幼儿园全部改制为民办园；再是广东的深圳，市政府将22所市属公办幼儿园改制；近来是云南的昆明，计划“到2010年，全市民办学前教育在园(班)人数所占比重达到90％上”。政府纷纷退出，将发展幼儿教育事业的责任和义务全部转嫁给社会力量和私人，民办园比例急剧攀升。“九五”以来，从总体上说，我国幼儿教育的事业发展与体制改革步履维艰。据冯晓霞、蔡迎旗对某市35所公办示范园和一级园教师薪酬的调查，占教师总数16.5％的合同制或临时代课教师，其年总收入在4000元～8000元之间；而该市规定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是450元，劳动者人均年收入为1.3万元，当地居民人均月消费支出为605元。再看拥有7.8亿人口的农村：“2005年，我国农村专任幼儿园教师有16.95万人，占当年全国幼儿园专任教师的23.5％。这部分教师是我国教师群体中的边缘人群。他们户口在农村，身份是农村。虽然相当一批人已经具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但他们不仅不在国家的教师编制之内，工资极低且没有保障，甚至无法享受国家规定的医疗、养老、工伤等基本的社会保险。在有的地区，农村幼儿园教师的待遇甚至低于当地农村的平均收入。”幼儿教育的社会化、市场化和民营化，其弊端和缺陷日益凸现，已经到了不得不高度重视，设法尽早尽快予以解决的地步。
三、价值追问：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幼儿教育
“重视学前教育”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从“优先发展 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战略目标的高度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任务，是建国以来党和政府重要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及的教育新命题。
理念认识上得到了升华提高，行动政策上必须得到应有的体现与安排。幼儿教育事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关键和根本就在于突破两大“瓶颈”：一是经费、二是师资，而师资的问题本质上也是经费的问题。
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经费问题，究竟能否解决?按照当前我国的财政收支情况，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是因为，2003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单位)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3]13号)明确：今后5年(2003～2007年)幼儿教育改革的总目标是形成以公办园为骨干和示范，以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为主体，公办与民办、正规与非正规教育相结合的发展格局。应该说，这一目标定位与发展路径是符合当时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2003年时，全国的财政总收入只有2.05万亿，用在教育上的财政经费必定有限，只能勉强扶持中西部地区的“两基”攻坚战以及重点资助高等教育数量规模的扩张，无暇顾及弱小的幼儿教育。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财政收入2007年已达到5.18万亿元，竟是2003年的2.5倍。此外，目前中国各级政府每年非税收入总计2万亿元左右……各种罚没收入、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政府主要财力来源。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同样是一笔巨款。为此，有经济学家戏称：政府手中所掌握的公共经费，多到不知如何去花!
目前，我国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融资的财政系统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它继续将大量财政资源投入盈利性的企业；与此相对应的是，政府缺乏足够的资源来支持在义务教育、科学研究、公共卫生甚至社会治安维持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做到：(1)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逐步规范公共财政支出范围，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逐步减少对企业的经营性发展项目的直接资助，增加对教育、科学、卫生、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的保障力度；(2)对现有的政府间财政体系进行根本的改革，重新调整税收收入的分配办法，重新划分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把提供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确定为中央政府的责任；(3)将转移支付体制从特定的补贴转向一般性的转移和收入分配制度；(4)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立法机构在政府预算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权力，最终实现政府预算的法治化。
诚然，全国财政用于教育支出近五年累计2.43万亿元，比前五年增长1.26倍；但同比2007年与2003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前者是后者的2.5倍，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率远远低于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长率，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的经费，尚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再以江苏为例，全省财政性教育经费2000年为164.5亿，2007年为525.92亿，2007年是2000年的3.2倍，但幼儿教育的财政性投入远远低于这个倍数。这种不同步、不对称、不均衡，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改革。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应随着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而相应进行调整，与之相适应；否则，政策的形成、决定和实施均会受到致命的影响，造成政策的扭曲和无效。”正因为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偏差，政府未能尽到其应有的责任，结果是幼儿教育的事业发展与体制改革均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政府的主要职责就在于“以均等化为导向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矫正市场失灵，调节由于市场竞争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资源在不同群体和不同区域之间的公平分配”。目前，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整体呈现出“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等基本特征。必须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人人享有公共服务的目标，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为此，在我国现阶段按照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这一目标要求，必须既不断增加公共服务的总量，向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又着力优化公共服务的结构和布局。“基本公共服务是覆盖全体公民、满足公民对公共资源最低需求的公共服务，其属性在于它的公共性、普惠性和社会公平性。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化是指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当前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最为重要最为紧迫的五项工作是：理顺幼教管理体制，强化政府统筹力度；大幅度增加经费投入，全力支持幼教事业发展；明确幼儿教师编制标准，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加强民办幼儿园规范管理，提高办园准入门槛；建立长效机制，切实保障在园幼儿的生命安全和在岗幼儿教师的合法权益。在具体实施路径的政策选择上，应体现“一主多元”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即以政府办园为主体，充分发挥乡镇及街道办等基层政府的力量，并通过有力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放大增量，激活存量，最终实现优质幼教资源在不同群体、不同区域，尤其是在城乡之间的公平合理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