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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个性化官员可谓少矣!而此类官员的稀缺，实则彰显着官场的日益平庸和体制的老化。然而，2005年，中国大地却倏然出现了几位“勇毅前行、敢发狠话、敢出狠招”的官员，如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于是，人皆耳目一新，争相追捧，成为鸡年一景。
在我看来，所谓个性化官员，就是当怒则怒，当喜则喜；怒则拍案而起，义正词严；喜则“开怀大笑，声震四座”，喜怒哀乐均不藏于心而形之于色的性情中人。然而，在中国，平民里的性情中人或许还能见到，而官场里性情中人则几近绝迹矣!正如冼岱先生所言，“曾几何时，中国的官员们就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标准产品：千人一面，千部一腔，规行矩步，言语乏味……”(见2006．2．《同舟共进》)然而再看发达国家，似乎并不鲜见个性化官员。例如，国人曾一再嘲笑的美国总统布什，虽时时口无遮拦，错话连篇，却确是一个个性十足的全美国的“CEO”。也因此，2003年大选美国人民再次选择的是他，而不是辞令严谨却有些拘泥刻板的前律师克里。而中国的官员，或许很少出现布什那样的口误，但一出口就是满篇乏味“正确的废话”。中国因之而幸乎?不幸乎?有识之士当可自忖。从这个角度而言，李毅中等辈确还算是中国官场中不多见的有点个性的官员。
然再深想，所谓个性化官员，对下级“个性化”尚可，对上级敢尽展其个性者又有几人!当代中国史上，彭德怀可算是真正的个性化官员，可自庐山会议后，已成绝品。而当今的几位“个性化官员”，除李金华对同级官员叫板，确实有一定难度外，其他人，都基本上是对下才“个性化”的，即便如此，张保庆副部长也是在他临退之前才“偶尔露峥嵘”的。对同级或下级批评尚且如此，亦可见中国官场无个性之积弊深矣久矣，精神矮化症固矣烈矣!
事实上，审计、环保、教育等领域，都是问题成堆的地方。而“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又何况这些部门，政令怎能保证畅通?工作实在难以推动，这才有了雷霆震怒、疾言厉色的个性化官员尽展个性的舞台和空间。然而，虽收一时之效，却终究有限。报载，去年年底国家安监局来到湖南省耒阳市检查，一些点名必须关闭的小煤矿佯装“关闭”，但安监局的大员刚一走这些煤矿即马上开工(见2005．2．3《杂文报》)。
一坚持真理，就鲜见个性化官员，一搞起腐败，则“个性化”纷呈，可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花样繁多，品种各异，升级换代，创高刷新，一副十足的誓将腐败进行到底的嘴脸，亦令反腐部门头疼不已，反不胜反。
因此，诚如冼岱先生所言，我们确实需要那种“有个性、有魅力、敢碰硬、敢担当”的个性化官员，且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盖因个性化是创新的基础。然而僵化的体制却难以催生出大量个性化官员，李金华等人只是个异数。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什么时候官员的个性化现象不再稀缺而成为官场常态，中国的政治体制就算改革到位了呢?
民主意识也应从娃娃抓起
闵良臣
我所在的这座城市的一所小学里，班干部的“民主评议”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当地媒体以《娃娃们的民主评议》为题作了报道。不要小看孩子们的这种“民主评议”，说不定若干年后，从他们这一代开始，中国的民主意识将更加深入人心。
孩子们的“民主评议”搞得那么认真，大人们真是应该学一学。如果大人们的“民主评议”也这么认真，我们这个社会的民主进程就会快得多。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民主搞得好不好，只要看参与的人态度积极不积极，热情高不高，就知道了。报道中这个班63位同学，竟然有61名同学报名参选，这在许多大人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孩子们为什么如此积极?这是因为他们都很单纯，只要自认为是“好学生”，就可以报名参选，而又有几个孩子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坏孩子”呢?此外，孩子们“民主评议”的那种认真劲儿，真令我这个大人感动，他们在民主评议中真是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嘴上也就怎么说。“有个班干部打人，我希望这次给他个改正的机会，不改，我们有权‘罢’他的‘官’!”你看这个孩子说得多好!“乐于帮助同学才是好干部，可有个当选的干部很小气，向他借个橡皮都难!”这个评议的孩子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大家选我是信任我，如果有一天大家不信任我了，当然可以‘罢’我的官!”这个班干部说得多坦荡。我们大人中有几个“干部”能做到这么坦荡呢?
多年来，我们总爱说“要从娃娃抓起”。这“民主意识”就像“公民教育”一样，更应该从娃娃抓起。因为作为一个现代人，首先就要有“民主意识”，懂得尊重别人，尊重别人发表意见的权利。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就不配称作现代人。而要自己的“血管”里流淌“民主意识”，就要像学艺术学技能一样，需要“训练”。一个不经过某种艺术或技能训练的人就掌握不了那门艺术或技能。同样，如果一个人不经过现代“民主意识”的训练，就很难有现代民主意识。希望把“民主意识要从娃娃抓起”挪到重要位置上，不然，别的抓得再有成效，而唯独没有抓好“民主意识”的培育，我们社会的民主进程还是快不起来。
民工专列咋成“受罪专列”?
黄 波
春运中的临客列车(多为运载民工而开)在春运前就曾引起争论，因为铁路部门声称，为体现对民工的关怀，在春运其他列车票价上浮的情况下，“临客不涨价”。这种“关怀”当时曾引来不少质疑。我想，不管怎么说，“临客不涨价”对民工来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惠政，何必吹毛求疵?然而，读了《中国青年报》上《民工专列上的尴尬与幸福》的报道之后，我终于释然了。
民工专列是一种怎样的状况呢?“本来只有1600个座位的列车，至少载了2000多名旅客”，这意味着许多乘客要站数十个小时，一直站到终点站。“车上几乎没有立锥之地——车厢中大人小孩挤在一块，3个人的座位硬塞进了5个人，两个人的座位也坐了3个人，过道上也是见缝就站人，甚至连洗漱台上也坐满了人”：“厕所没法用”，只好憋着不上厕所，有的甚至用上了“尿不湿”：“锅炉里的水早被喝完了，再没有水供应”；“车厢比工地还冷”，没人打扫，“脏兮兮的”，治安情况差，“坐一次民工专列要掉几斤肉”……说民工专列是“受罪专列”一点儿也不过分。
了解民工专列的实际状况之后，回头再咂摸春运前铁路部门那句“临客不涨价”的宣示，真的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民工专列并不是免费专列，乘客掏钱坐车，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合同关系，可是你却连最基本的服务都不到位，怎么还敢拿涨价不涨价说 事儿?还好意思说这是对民工的“关怀”?
为什么民工专列成了“受罪专列”?客流量过大，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是，客流量再大，付款买票上车的乘客有水喝，有厕所可用等等，这不是最低权利吗?且不说作为提供服务的合同一方本来就有这种义务，也不说铁路部门凭借垄断地位多年来得到了多少利益，单是说春运涨价部分的收入，“铁老大”就完全应该把民工专列办得稍微像样一些，毕竟，那是用来运人的专列。其实，民工专列成“受罪专列”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出于强势部门对公众尤其是民工一种天然的俯视的态度，这从“临客不涨价”的宣扬中已见端倪。在这种俯视的态度下，“春运不涨价”的“关怀”已经够开恩的了，还谈什么服务呢?
不涨价不是“服务差”的理由，民工专列不应是“受罪专列”!但这呼吁之声谁去理会呢?
平价病房只能算个小进步
孙振军
“作为上海首家实行民营企业托管的公立医院，闸北区北站医院开设了上海市首间‘平价病房’”。“平价病房”主要以特困病人为服务对象，“一共有三类人，上海本市的低保户、特困户以及经济困难的外来务工人员”。北站医院院长杨乃明告诉记者，“参加医保的特困病人第一次住院时，首付可优惠20％，个人自负医疗费用减免一半，而同一病人第二次及以后住院，个人自己承担部分的医疗费用全部予以减免。而作为自费病人，床位费只需支付14．5元，这相当于正常收费标准的一半”。这是《东方早报》报道的消息。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在当年的延安解放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句多么具有说服力也多么振奋、鼓舞人心的话啊。可是，在去年10月27日，在公众对高价医疗消费忍无可忍的怨声中，在众多媒体对平民百姓看不起病现象的穷追猛打中，浙江台州还是爆出将活人、将60多岁的公民尤国英直接送进了火葬场的惊天新闻。
因此，上海市开设首家平价病房，为入院治疗的低保户、特困户、经济困难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包括减免部分医疗费在内的“平价”服务，就显得可圈可点了。
但是，也不能太乐观或高兴得太早。跟过去铁板一块、雷打不动实际存在的高价医疗机构收费联盟相比较，上海首家平价病房只可算个微不足道的进步。为什么呢?第一，上海，一个偌大的国际大都会，富人多，穷人肯定更多，仅仅是闸北区北站一家医院开设且是由民企托管的首家“平价病房”，究竟有多少人可以享受到它的恩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肯定是寥若晨星，凤毛麟角。其次，既然有“平价病房”，显然还有“高价病房”；既然个体的“平价病房”出现成为新闻，显然就有众多的“高价病房”被社会与舆论无奈地承认。而且，还有虽然十分隐性但是最不能忽视的另一面：对患者与家属的心理伤害。面对“高价”与“平价”，无论是患者本人，还是作为患者父母、子女、丈夫、妻子、兄弟姐妹者，一旦选择了“平价”，就必然会产生精神上的屈辱感，人格上的挫败感，经济上的贫困感；陪护的亲人还多一份道德的自责感。
有朋友说过这样的经历：他陪老父去医院看病，医生诊断后，平易近人、彬彬有礼地似乎也是设身处地地向他建议：有三套治疗方案可供选择，第一套用的是进口药，但价格很昂贵；第二套用的是新特药，价格适中；第三套用的是常规药，价格较低。朋友一咬牙选择了进口药。出院时一结算，每天的花费竟要一千多元。“没办法，不用最好的药过意不去啊。”因此，让患者尤其是患者家属步入稀有的“平价”病房，实在是无奈而心酸的举动。
谁的素质差
陈君佑
《团结报》报道，中原有个“蕃茄市”，蕃茄多得卖不掉。有天，该市市长从外国举办蕃茄节的媒体信息中得到启发，遂心血来潮，脑袋一拍，决定依葫芦画瓢，也办个“蕃茄节”，以吸引外地游客前往观光，打开蕃茄市场，提高城市名声。岂料此招事与愿违。“蕃茄节”开幕那天，早有准备的数千市民蜂拥而至，却没一个像“老外”那样举着蕃茄互相打闹，而是将几百吨蕃茄全哄抢装进口袋背回了家。面对如此尴尬场景，毫无防备的主办者连连感叹市民素质甚差。
外国人办蕃茄节，是因为蕃茄多得自己吃不了，拿到市场没人要，不扔又烂了，于是便想出了一个废物利用、互扔蕃茄打闹仗的“恶招”，一来吸引眼球，促进旅游经济；二来为老百姓喜闻乐见，互相调侃一下心情，可谓两全其美。中原这个城市呢，固然也是蕃茄太多，市场饱和，但尚未多到吃不完要扔掉的程度，于是便出现了老百姓宁愿放弃娱乐也要背着“素质差”的黑锅上演哄抢蕃茄的闹剧。领导是屁股(交椅、政绩)指挥脑袋，老百姓是肚皮(温饱、生存)调配大脑，反差就这样形成了。这么一比，到底谁的素质差也就凸现了。老百姓不扔、不嬉、不闹而哄抢蕃茄，愚倒以为不仅不是素质差的反映，反而是值得称道的素质高的表现。市长不种蕃茄，自然没有“欲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体会，难以理解老百姓“日当午，肌肠响如鼓”的滋味。当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生存还存威胁时，人如何斯文、潇洒、幽默得起来?!
披阅人间春秋，诸如此类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市民素质差”的高调屡见不鲜。员工向上反映单位私设小金库，立马有人出来数落：“这小子吃里爬外，素质差”；拆迁户为强行拆迁、补偿又不到位而越级上访，当地官员指责：“没有发展观念，不体谅政府困难，素质差”；职工向老板讨要加班费，老板说：“斤斤计较，缺乏奉献精神，素质差”……自身素质不高的人，才爱用人家“素质不高”做挡箭牌掩饰自己。
春秋末年，浙江诸暨有西施、东施两女。西施长得美若天仙，沉鱼落雁；东施则腰粗臀肥，丑陋不堪。东施先天不足，又无自知之明，偏要效仿西施的步履、笑靥，结果弄巧成拙，丑态百出，留下千古笑谈。我们的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否则，想当然，不顾实情，不察民心，主观臆断，就难免做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蠢举来。
三代大学生读书费用涨了100倍?
祖丁远
“三代大学生读书费用涨了100倍”，这并非耸人听闻，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江苏省政协委员、民革无锡市委副主委、高级经济师宋颂康在省两会上有根有据的话。宋委员说，“用我家三代大学生来做比较，就可以知道教育改革是进步了还是不太成功”(据1月18日《现代快报》)。
宋委员说：“我弟弟插队后，恢复高考第一年考上南大天文系，入学后一分钱也没花，倒是学校给他每月14元的助学金。当时家里很困难，他除了吃饭，每月还给家里省下两块钱。到我儿子上大学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他也是考上南大，一个月我给他80块，最多也不超过100块。到了我姐姐的孙子上南大，从学费到生活费，一年没一万块下不来……”他又说，“我弟弟是‘百’，14块一个月，一年不到两百块；我儿子是‘千’，一年的费用包括吃住在内；外甥孙是‘万’。我一直在思考：从百到万是100倍，但人们的收入并没有同步提高啊!”笔者在宋先生的启发下，也算了算，我国工薪阶层，从1977年至2005年28年间，工资满打满算只涨了50倍。怎么能说教育改革是成功的呢?!现在不仅读大学费用涨了100倍，读小学和中学的高额费用老百姓也怨声载道，难道教育部门就不知道?
在江苏省人大、政协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直言：“教育产业化”就是把学生当作商品盈利。“教育绝对不能作为一个商品来经营”，宋颂康委员还说，市场化也有误区，如教育产业化便是“泛市场化”的一个例子。政府的教育投入首先应该保证义务教育的普及，而既然是义务教育，就应该由国家财政出钱，否则就是失信。当然在确保义务教育的同时，要兼顾高校的投入与发展。然而，九年义务教育、三年高中、四年大学，这三个阶段的投入比例究竟应该怎么确定，从国家教育部到省市教育部门都没有明确规定。
宋委员认为，恢复高考二三十年，读大学的费用从每年几百元涨到了万元是极不正常的!他建议，政府除了加大教育投入外，还一定要健全助学机制，让穷苦人家的孩子不至于因贫困而失学。
在我看来，所谓个性化官员，就是当怒则怒，当喜则喜；怒则拍案而起，义正词严；喜则“开怀大笑，声震四座”，喜怒哀乐均不藏于心而形之于色的性情中人。然而，在中国，平民里的性情中人或许还能见到，而官场里性情中人则几近绝迹矣!正如冼岱先生所言，“曾几何时，中国的官员们就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标准产品：千人一面，千部一腔，规行矩步，言语乏味……”(见2006．2．《同舟共进》)然而再看发达国家，似乎并不鲜见个性化官员。例如，国人曾一再嘲笑的美国总统布什，虽时时口无遮拦，错话连篇，却确是一个个性十足的全美国的“CEO”。也因此，2003年大选美国人民再次选择的是他，而不是辞令严谨却有些拘泥刻板的前律师克里。而中国的官员，或许很少出现布什那样的口误，但一出口就是满篇乏味“正确的废话”。中国因之而幸乎?不幸乎?有识之士当可自忖。从这个角度而言，李毅中等辈确还算是中国官场中不多见的有点个性的官员。
然再深想，所谓个性化官员，对下级“个性化”尚可，对上级敢尽展其个性者又有几人!当代中国史上，彭德怀可算是真正的个性化官员，可自庐山会议后，已成绝品。而当今的几位“个性化官员”，除李金华对同级官员叫板，确实有一定难度外，其他人，都基本上是对下才“个性化”的，即便如此，张保庆副部长也是在他临退之前才“偶尔露峥嵘”的。对同级或下级批评尚且如此，亦可见中国官场无个性之积弊深矣久矣，精神矮化症固矣烈矣!
事实上，审计、环保、教育等领域，都是问题成堆的地方。而“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又何况这些部门，政令怎能保证畅通?工作实在难以推动，这才有了雷霆震怒、疾言厉色的个性化官员尽展个性的舞台和空间。然而，虽收一时之效，却终究有限。报载，去年年底国家安监局来到湖南省耒阳市检查，一些点名必须关闭的小煤矿佯装“关闭”，但安监局的大员刚一走这些煤矿即马上开工(见2005．2．3《杂文报》)。
一坚持真理，就鲜见个性化官员，一搞起腐败，则“个性化”纷呈，可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花样繁多，品种各异，升级换代，创高刷新，一副十足的誓将腐败进行到底的嘴脸，亦令反腐部门头疼不已，反不胜反。
因此，诚如冼岱先生所言，我们确实需要那种“有个性、有魅力、敢碰硬、敢担当”的个性化官员，且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盖因个性化是创新的基础。然而僵化的体制却难以催生出大量个性化官员，李金华等人只是个异数。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什么时候官员的个性化现象不再稀缺而成为官场常态，中国的政治体制就算改革到位了呢?
民主意识也应从娃娃抓起
闵良臣
我所在的这座城市的一所小学里，班干部的“民主评议”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当地媒体以《娃娃们的民主评议》为题作了报道。不要小看孩子们的这种“民主评议”，说不定若干年后，从他们这一代开始，中国的民主意识将更加深入人心。
孩子们的“民主评议”搞得那么认真，大人们真是应该学一学。如果大人们的“民主评议”也这么认真，我们这个社会的民主进程就会快得多。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民主搞得好不好，只要看参与的人态度积极不积极，热情高不高，就知道了。报道中这个班63位同学，竟然有61名同学报名参选，这在许多大人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孩子们为什么如此积极?这是因为他们都很单纯，只要自认为是“好学生”，就可以报名参选，而又有几个孩子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坏孩子”呢?此外，孩子们“民主评议”的那种认真劲儿，真令我这个大人感动，他们在民主评议中真是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嘴上也就怎么说。“有个班干部打人，我希望这次给他个改正的机会，不改，我们有权‘罢’他的‘官’!”你看这个孩子说得多好!“乐于帮助同学才是好干部，可有个当选的干部很小气，向他借个橡皮都难!”这个评议的孩子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大家选我是信任我，如果有一天大家不信任我了，当然可以‘罢’我的官!”这个班干部说得多坦荡。我们大人中有几个“干部”能做到这么坦荡呢?
多年来，我们总爱说“要从娃娃抓起”。这“民主意识”就像“公民教育”一样，更应该从娃娃抓起。因为作为一个现代人，首先就要有“民主意识”，懂得尊重别人，尊重别人发表意见的权利。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就不配称作现代人。而要自己的“血管”里流淌“民主意识”，就要像学艺术学技能一样，需要“训练”。一个不经过某种艺术或技能训练的人就掌握不了那门艺术或技能。同样，如果一个人不经过现代“民主意识”的训练，就很难有现代民主意识。希望把“民主意识要从娃娃抓起”挪到重要位置上，不然，别的抓得再有成效，而唯独没有抓好“民主意识”的培育，我们社会的民主进程还是快不起来。
民工专列咋成“受罪专列”?
黄 波
春运中的临客列车(多为运载民工而开)在春运前就曾引起争论，因为铁路部门声称，为体现对民工的关怀，在春运其他列车票价上浮的情况下，“临客不涨价”。这种“关怀”当时曾引来不少质疑。我想，不管怎么说，“临客不涨价”对民工来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惠政，何必吹毛求疵?然而，读了《中国青年报》上《民工专列上的尴尬与幸福》的报道之后，我终于释然了。
民工专列是一种怎样的状况呢?“本来只有1600个座位的列车，至少载了2000多名旅客”，这意味着许多乘客要站数十个小时，一直站到终点站。“车上几乎没有立锥之地——车厢中大人小孩挤在一块，3个人的座位硬塞进了5个人，两个人的座位也坐了3个人，过道上也是见缝就站人，甚至连洗漱台上也坐满了人”：“厕所没法用”，只好憋着不上厕所，有的甚至用上了“尿不湿”：“锅炉里的水早被喝完了，再没有水供应”；“车厢比工地还冷”，没人打扫，“脏兮兮的”，治安情况差，“坐一次民工专列要掉几斤肉”……说民工专列是“受罪专列”一点儿也不过分。
了解民工专列的实际状况之后，回头再咂摸春运前铁路部门那句“临客不涨价”的宣示，真的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民工专列并不是免费专列，乘客掏钱坐车，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合同关系，可是你却连最基本的服务都不到位，怎么还敢拿涨价不涨价说 事儿?还好意思说这是对民工的“关怀”?
为什么民工专列成了“受罪专列”?客流量过大，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是，客流量再大，付款买票上车的乘客有水喝，有厕所可用等等，这不是最低权利吗?且不说作为提供服务的合同一方本来就有这种义务，也不说铁路部门凭借垄断地位多年来得到了多少利益，单是说春运涨价部分的收入，“铁老大”就完全应该把民工专列办得稍微像样一些，毕竟，那是用来运人的专列。其实，民工专列成“受罪专列”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出于强势部门对公众尤其是民工一种天然的俯视的态度，这从“临客不涨价”的宣扬中已见端倪。在这种俯视的态度下，“春运不涨价”的“关怀”已经够开恩的了，还谈什么服务呢?
不涨价不是“服务差”的理由，民工专列不应是“受罪专列”!但这呼吁之声谁去理会呢?
平价病房只能算个小进步
孙振军
“作为上海首家实行民营企业托管的公立医院，闸北区北站医院开设了上海市首间‘平价病房’”。“平价病房”主要以特困病人为服务对象，“一共有三类人，上海本市的低保户、特困户以及经济困难的外来务工人员”。北站医院院长杨乃明告诉记者，“参加医保的特困病人第一次住院时，首付可优惠20％，个人自负医疗费用减免一半，而同一病人第二次及以后住院，个人自己承担部分的医疗费用全部予以减免。而作为自费病人，床位费只需支付14．5元，这相当于正常收费标准的一半”。这是《东方早报》报道的消息。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在当年的延安解放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句多么具有说服力也多么振奋、鼓舞人心的话啊。可是，在去年10月27日，在公众对高价医疗消费忍无可忍的怨声中，在众多媒体对平民百姓看不起病现象的穷追猛打中，浙江台州还是爆出将活人、将60多岁的公民尤国英直接送进了火葬场的惊天新闻。
因此，上海市开设首家平价病房，为入院治疗的低保户、特困户、经济困难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包括减免部分医疗费在内的“平价”服务，就显得可圈可点了。
但是，也不能太乐观或高兴得太早。跟过去铁板一块、雷打不动实际存在的高价医疗机构收费联盟相比较，上海首家平价病房只可算个微不足道的进步。为什么呢?第一，上海，一个偌大的国际大都会，富人多，穷人肯定更多，仅仅是闸北区北站一家医院开设且是由民企托管的首家“平价病房”，究竟有多少人可以享受到它的恩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肯定是寥若晨星，凤毛麟角。其次，既然有“平价病房”，显然还有“高价病房”；既然个体的“平价病房”出现成为新闻，显然就有众多的“高价病房”被社会与舆论无奈地承认。而且，还有虽然十分隐性但是最不能忽视的另一面：对患者与家属的心理伤害。面对“高价”与“平价”，无论是患者本人，还是作为患者父母、子女、丈夫、妻子、兄弟姐妹者，一旦选择了“平价”，就必然会产生精神上的屈辱感，人格上的挫败感，经济上的贫困感；陪护的亲人还多一份道德的自责感。
有朋友说过这样的经历：他陪老父去医院看病，医生诊断后，平易近人、彬彬有礼地似乎也是设身处地地向他建议：有三套治疗方案可供选择，第一套用的是进口药，但价格很昂贵；第二套用的是新特药，价格适中；第三套用的是常规药，价格较低。朋友一咬牙选择了进口药。出院时一结算，每天的花费竟要一千多元。“没办法，不用最好的药过意不去啊。”因此，让患者尤其是患者家属步入稀有的“平价”病房，实在是无奈而心酸的举动。
谁的素质差
陈君佑
《团结报》报道，中原有个“蕃茄市”，蕃茄多得卖不掉。有天，该市市长从外国举办蕃茄节的媒体信息中得到启发，遂心血来潮，脑袋一拍，决定依葫芦画瓢，也办个“蕃茄节”，以吸引外地游客前往观光，打开蕃茄市场，提高城市名声。岂料此招事与愿违。“蕃茄节”开幕那天，早有准备的数千市民蜂拥而至，却没一个像“老外”那样举着蕃茄互相打闹，而是将几百吨蕃茄全哄抢装进口袋背回了家。面对如此尴尬场景，毫无防备的主办者连连感叹市民素质甚差。
外国人办蕃茄节，是因为蕃茄多得自己吃不了，拿到市场没人要，不扔又烂了，于是便想出了一个废物利用、互扔蕃茄打闹仗的“恶招”，一来吸引眼球，促进旅游经济；二来为老百姓喜闻乐见，互相调侃一下心情，可谓两全其美。中原这个城市呢，固然也是蕃茄太多，市场饱和，但尚未多到吃不完要扔掉的程度，于是便出现了老百姓宁愿放弃娱乐也要背着“素质差”的黑锅上演哄抢蕃茄的闹剧。领导是屁股(交椅、政绩)指挥脑袋，老百姓是肚皮(温饱、生存)调配大脑，反差就这样形成了。这么一比，到底谁的素质差也就凸现了。老百姓不扔、不嬉、不闹而哄抢蕃茄，愚倒以为不仅不是素质差的反映，反而是值得称道的素质高的表现。市长不种蕃茄，自然没有“欲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体会，难以理解老百姓“日当午，肌肠响如鼓”的滋味。当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生存还存威胁时，人如何斯文、潇洒、幽默得起来?!
披阅人间春秋，诸如此类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市民素质差”的高调屡见不鲜。员工向上反映单位私设小金库，立马有人出来数落：“这小子吃里爬外，素质差”；拆迁户为强行拆迁、补偿又不到位而越级上访，当地官员指责：“没有发展观念，不体谅政府困难，素质差”；职工向老板讨要加班费，老板说：“斤斤计较，缺乏奉献精神，素质差”……自身素质不高的人，才爱用人家“素质不高”做挡箭牌掩饰自己。
春秋末年，浙江诸暨有西施、东施两女。西施长得美若天仙，沉鱼落雁；东施则腰粗臀肥，丑陋不堪。东施先天不足，又无自知之明，偏要效仿西施的步履、笑靥，结果弄巧成拙，丑态百出，留下千古笑谈。我们的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否则，想当然，不顾实情，不察民心，主观臆断，就难免做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蠢举来。
三代大学生读书费用涨了100倍?
祖丁远
“三代大学生读书费用涨了100倍”，这并非耸人听闻，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江苏省政协委员、民革无锡市委副主委、高级经济师宋颂康在省两会上有根有据的话。宋委员说，“用我家三代大学生来做比较，就可以知道教育改革是进步了还是不太成功”(据1月18日《现代快报》)。
宋委员说：“我弟弟插队后，恢复高考第一年考上南大天文系，入学后一分钱也没花，倒是学校给他每月14元的助学金。当时家里很困难，他除了吃饭，每月还给家里省下两块钱。到我儿子上大学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他也是考上南大，一个月我给他80块，最多也不超过100块。到了我姐姐的孙子上南大，从学费到生活费，一年没一万块下不来……”他又说，“我弟弟是‘百’，14块一个月，一年不到两百块；我儿子是‘千’，一年的费用包括吃住在内；外甥孙是‘万’。我一直在思考：从百到万是100倍，但人们的收入并没有同步提高啊!”笔者在宋先生的启发下，也算了算，我国工薪阶层，从1977年至2005年28年间，工资满打满算只涨了50倍。怎么能说教育改革是成功的呢?!现在不仅读大学费用涨了100倍，读小学和中学的高额费用老百姓也怨声载道，难道教育部门就不知道?
在江苏省人大、政协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直言：“教育产业化”就是把学生当作商品盈利。“教育绝对不能作为一个商品来经营”，宋颂康委员还说，市场化也有误区，如教育产业化便是“泛市场化”的一个例子。政府的教育投入首先应该保证义务教育的普及，而既然是义务教育，就应该由国家财政出钱，否则就是失信。当然在确保义务教育的同时，要兼顾高校的投入与发展。然而，九年义务教育、三年高中、四年大学，这三个阶段的投入比例究竟应该怎么确定，从国家教育部到省市教育部门都没有明确规定。
宋委员认为，恢复高考二三十年，读大学的费用从每年几百元涨到了万元是极不正常的!他建议，政府除了加大教育投入外，还一定要健全助学机制，让穷苦人家的孩子不至于因贫困而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