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月间，《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的书目。鲁迅先生应约对后一项作了答复，于同年2月21日在该报发表。全文如下：
　　
　　青年
　　必读书
　　从来没有留心过，
　　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
　　注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 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 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鲁迅此言一出，旋即引起轩然大波。“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许多攻击文章也纷纷见诸报端。有人说鲁迅这是“偏见的经验”、“是不懂中国书，不了解中国书”、“冤枉了中国书”，质问道：“假使中国书是僵死的，为什么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辈，尚有他的著作遗传到现在呢？”有人说鲁迅的话“浅薄无知识”、“大胆武断”，认为“鲁先生只管自己不读中国书，不应教青年都不读；只能说自己不懂中国书，不能说中国书都不好”。甚至幼稚地反诘：“中国的书，是死人的书吗？死人能著书吗？鲁先生，说得通吗？”并攻击说，鲁迅的话“贻误青年”。有位“学者”还说：鲁迅先生“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让人家读，……这是什么意思呢？”
　　撇开当时的非难不说，在时过八十余年的今天，当我们看到鲁迅的这段文字，也一时弄不明白。因为我们知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文化遗产是十分丰富的，应该批判地继承，而鲁迅先生却主张“不看中国书”，他为什么要说出这么绝对的话来呢？是他过于偏激了，还是别有一层深意？
　　要了解这个问题，得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对这个问题的论战、鲁迅先生的解释及他的一贯思想来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当时的历史：五四运动之后，国粹主义思潮再度泛滥，文化界出现的“整理国故”运动，实际上是借提倡整理国故，大读特读古书，散布封建主义思想，宣传保守、倒退、复古，妄图把青年引导到脱离实际斗争的书斋和研究室里。当时，旧的国粹派和新的国学家纷纷给青年开列长长的书目，梁启超还要办什么文化学院，甚至一些新人物也附和他们的论调，带上了复古倾向，有些青年也糊里糊涂地钻进了故纸堆里。面对这种复古倒退的逆流，鲁迅先生像中流砥柱，奋起斗争，发表了上述惊世骇俗之论，引起复古家的攻击当然在所难免。
　　后来，鲁迅先生曾在论战中和别的文章中对他的这一思想作过不同程度的阐释。
　　鲁讯先生认为：“我们……的国度里，古书实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是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他还说：“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使人感到一种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正由于此，他才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鲁迅先生还认为，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如要说明鸦片的弊害，大概唯吸过鸦片者最为深知、最为痛切一般。但既使‘束发小生’，也何至于说，要做戒绝鸦片的文章，也得先吸尽几百鸦片才好呢”。这种意思，他还这样说过：“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正如还要翻翻中国书一样。但是和青年谈起饮食来，我总说：你不要喝酒。听的人虽然知道我曾经纵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他说，“我即使自己出的是天然痘，决不因此反对牛痘；即使开了棺材铺，也不来讴歌瘟疫的”。
　　由此，我们已经看到，鲁迅先生的答复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也不是一时的偏激之见。除了斗争的需要外，还自有他的道理在。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两个方面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个方面，就是鲁迅先生在中国问题上一贯的矫枉过正的思想。鲁迅认为：“中国人的性情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主张也不肯行。”可见，他的这个主张，一定也已是取了一个修正值的。深刻的片面较之肤浅的全面于读者收益更大。
　　另一个方面，我们从鲁迅的学术活动中也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并不反对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和研究古代文化遗产。他曾肯定汪原放的标点和校正小说；对胡适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绩，也有公允的评价。1927年7月，他应广州知用中学的师生之邀前往演讲时，在回答“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的问题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1930年，他给友人许寿裳的长子开出一个研究古文的书单。他自己不仅撰著了《中国小说史略》这样系统研究古代小说的专史性著作，还从事过辑佚、校勘等整理古籍的工作，并且成绩斐然。他还曾经呼吁：“中国学问，待重新整理者甚多。”除历史外，他举出“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著手”等等。可见，鲁迅先生并不是历史虚无主义，他对“青年必读书”答复的激烈的语言和态度，正是在当时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彻底反封建的战斗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