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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曲艺，很多人马上会想到评书、相声、京韵大鼓、山东快书、凤阳花鼓、四川金钱板等说唱艺术形式，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至今令人耳熟能详。而这些曲艺品种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其所处地域的地域文化。正如宋代学者朱熹在《观书有感》中所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用这句话来阐释地域文化与曲艺创作的关系再贴切不过了。
一、地域文化是曲艺创作的源头活水
文化是实践的产物，文化的产生与存在，与人们所处地域的地理环境及其所形成的独特的生活、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等息息相关，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共同造就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是地域空间环境内人文因素与自然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状态，它的形成是一个辩证的、不断自我否定、不断自我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会形成一些较为稳定的文化形态，产生不同形式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艺表现形式，于是也就有了如苏州评弹、安徽琴书、凤阳花鼓、山东快书、四川金钱板、评书、评话等丰富多彩的曲艺曲种。这些曲种都与其产生的地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苏一带的吴侬软语，造就了曲调温婉的苏州评弹；山东人粗犷、豪放、质朴的性格，催生了说唱融合的山东快书。而四川谐剧的产生，则依托着巴蜀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丰富多彩、独特的本土文化资源。
四川谐剧产生于20世纪 30年代末，公认的谐剧鼻祖王永梭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投入抗日宣传的活动中。他以文艺为武器，创作出许多易学易记的文艺作品。1939年其自创自演的“拉杂剧”《卖膏药》，拉开了谐剧的帷幕。1943 年，王永梭借一个因饥肠辘辘偷了一块烧饼而被吊打的青年之口，发出呐喊：“‘偷得最多，是穿得最好的，’‘我的窝子，在警察局！’”①《扒手》的问世，正式标志谐剧的出现。
看过谐剧表演的人，应该都能感受到谐剧的表演特色：幽默诙谐，蕴藏丰富，主题含蓄，包罗万象。如王永梭先生的《五官科》，张大娘家的墙壁快倒了，已打了三个月的报告，但是办事处的周吴郑王四位领导却互相推诿。虽然其背景并不是当代，但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借鉴意义。如沈伐先生的《王保长》，王保长到李老拴家收债，本想调戏其儿媳三嫂子，不料却被三嫂子狠狠教训了一顿，这反映出人民群众的幽默机智和乐观开朗。在《川剧张三娃》里，张三娃所在的班在台儿庄战役中牺牲殉国，而张三娃整理好一個个战友的尸体后，引爆了手榴弹英勇就义。这表现了川军无畏生死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些剧目无不体现着巴蜀乐观善良又坚韧不拔的地域文化，更具象说明了地域文化在文学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晚清学者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论南北书法特点时说：“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有北之韵，南有南之骨也”。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陕北作家路遥，其作品都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征。莫言因其作品中的“怀乡”“怨乡”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而路遥以带有浓厚陕北乡土气息的《平凡的世界》闻名于世。纵观创作者们的创作之路，无论是艺术还是文学，其作品里无不带有其生长、生活过地方的痕迹。艺术家也是人，人是无法摆脱地域性的，在其地域生长的艺术家，血脉里流淌着的是本地域的本源基因。乡土风情为创作者提供了创作灵感，使作者将现实与想象相勾连。正如茅盾在《文学与人生》里所说的，“不是在某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写出那种环境；在那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了那种环境，去描写出别种来。”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地域文化为创作者提供了一块连接现实与遐想的空间。
二、地域文化给曲艺创作带来的困境
曲艺是土生土长的艺术形式，带有浓厚的民俗印记。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没有地域文化也就没有我国曲艺百花园的五彩缤纷。但事有正反，地域文化在给予曲艺滋养的同时，也给曲艺创演带来了许多限制。首先，曲艺的地域特性决定了其传播推广的不易。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信息流速加快的同时，也压缩了受众接收信息的时间。受众希望能在较短的时间里看到自己所期望的，所以“第一感觉”最强、内容最直接、表现最具冲击力的信息最吸引目光。而多数曲艺形式受限于方言等多种因素，难以在生发地域之外的更大范围中传播推广。因之，与其他“通用性”更高的文艺作品或者表演形式相比，多数曲艺曲种的地位较为尴尬，这不免引起许多曲艺从业者的不安。
以谐剧来说，它“以笑为武器，揭露、嘲笑那些可笑的、有害的社会现象，以笑为手段，赞美、肯定现实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和思想，使人们在愉快的审美享受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作品的思想教益”③。但其以四川方言为表述主体，有些带有浓郁地域气息的方言，不太容易为域外认知。如《求雨》中“‘亮火虫过路，都要把秧苗点燃了’的俗语，形容天旱的严重程度④。”《麻将人生》里，老人感慨“麻将啊，到底是你洗白呢还是我被你洗白呢？”其中“洗白”是四川和西北部分地区的方言，表示“输了”“白费力”等意思。用在此处一语双关，更有几分黑色幽默在里边。这些语句对于巴蜀受众来讲，既通俗易懂，又喜闻乐见。但对其他区域的观众而言，效果则打了折扣。可没有了通俗明快的地方方言，也就没有了谐剧浓烈的地方风味。所以如何处理方言与传播之间的关系，这是每一个曲艺工作者都在考虑的问题。
三、曲艺创演要立足本体，全面发展
一个曲艺创作者不能站在一个独特的审美视角，去看待地域文化，那他就无法全面了解受众的喜好，更无法从姊妹艺术中汲取成长的养分，去创作让更多受众喜爱的作品。但了解受众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迎合受众，要坚持文艺创作的正确导向，选取和时代精神相吻合的主题，不断探索新的表演方式。叮当在谐剧《麻将人生》中，就在传统表演的基础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麻将人生》中的人物生活围绕着一桌麻将展开：公司职员的工作任务没有完成，就已经“战斗”在麻将桌上；母亲为了打麻将，让孩子自己在家干啃方便面；老板在自己的父亲已经不行的情况下，都要再打四圈；丈夫沉迷于麻将，对家庭不闻不问，家中无米时让老婆拿着上个月的五块钱去买。这样的四个人在几十年后又凑在麻将桌上。公司职员希望去世以后，孩子不用买骨灰盒，用个麻将盒将自己装起来埋了；母亲的孩子长大后，让母亲自己回家干啃方便面；老板因为麻将已经闹得妻离子散，死在了麻将桌上；丈夫看着这几人再看看自己，发出了麻将害人的感叹，这时却又有人叫三缺一，丈夫又挪不动窝了。在这个作品中，叮当尝试打破了谐剧“一人独演”的框架，把舞台分割成了四个时空，就像四台谐剧同时在演出，利用舞台的空间划割，使得四个角色都有了自己的特质，更让角色之间因为麻将产生一定潜在的联系。同时又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将发生在四个不同时空里的故事巧妙地串联起来。这样的编排充实了舞台，让每个角色的特点都在其他角色的陪衬下充分发挥，带动了观众的积极性，避免了一个演员长时间表演所带给观众的视觉疲劳。这是一次将电影艺术引入谐剧的跨界尝试，得到了受众的肯定。而在谐剧《步步高》中，叮当大胆借鉴了外国默剧“肢体取代语言”的表演风格，将肢体语言和面部幽默表情融合，让表演产生了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皆文章的效果。
地域文化孕育了曲艺的诞生，维系着它的成长，但也羁绊了它的发展，曲艺人应在继承传统艺术精髓的基础上，借鉴其他艺术的优秀因子，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让曲艺持续发展，曲艺之花常开常青。
注释：
① 《王永梭首创“四川方言诗朗诵”》，凤凰网，2017年12月28日，http：//sc.ifeng.com/ a//6261806_0.shtml
②《地域文化与文学书写》，豆丁网，2018年7月21日，http：//www.docin.com/ p-1861434104.html
③黄朝伟：《谐剧艺术特征论述》，载《四川戏剧》2013年第8期，第132-135页。
④叮当（张旭东）：《探源谐剧之美——破解发展瓶颈》，载《四川戏剧》2017年第四期，第99-104页。
一、地域文化是曲艺创作的源头活水
文化是实践的产物，文化的产生与存在，与人们所处地域的地理环境及其所形成的独特的生活、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等息息相关，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共同造就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是地域空间环境内人文因素与自然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状态，它的形成是一个辩证的、不断自我否定、不断自我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会形成一些较为稳定的文化形态，产生不同形式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艺表现形式，于是也就有了如苏州评弹、安徽琴书、凤阳花鼓、山东快书、四川金钱板、评书、评话等丰富多彩的曲艺曲种。这些曲种都与其产生的地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苏一带的吴侬软语，造就了曲调温婉的苏州评弹；山东人粗犷、豪放、质朴的性格，催生了说唱融合的山东快书。而四川谐剧的产生，则依托着巴蜀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丰富多彩、独特的本土文化资源。
四川谐剧产生于20世纪 30年代末，公认的谐剧鼻祖王永梭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投入抗日宣传的活动中。他以文艺为武器，创作出许多易学易记的文艺作品。1939年其自创自演的“拉杂剧”《卖膏药》，拉开了谐剧的帷幕。1943 年，王永梭借一个因饥肠辘辘偷了一块烧饼而被吊打的青年之口，发出呐喊：“‘偷得最多，是穿得最好的，’‘我的窝子，在警察局！’”①《扒手》的问世，正式标志谐剧的出现。
看过谐剧表演的人，应该都能感受到谐剧的表演特色：幽默诙谐，蕴藏丰富，主题含蓄，包罗万象。如王永梭先生的《五官科》，张大娘家的墙壁快倒了，已打了三个月的报告，但是办事处的周吴郑王四位领导却互相推诿。虽然其背景并不是当代，但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借鉴意义。如沈伐先生的《王保长》，王保长到李老拴家收债，本想调戏其儿媳三嫂子，不料却被三嫂子狠狠教训了一顿，这反映出人民群众的幽默机智和乐观开朗。在《川剧张三娃》里，张三娃所在的班在台儿庄战役中牺牲殉国，而张三娃整理好一個个战友的尸体后，引爆了手榴弹英勇就义。这表现了川军无畏生死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些剧目无不体现着巴蜀乐观善良又坚韧不拔的地域文化，更具象说明了地域文化在文学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晚清学者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论南北书法特点时说：“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有北之韵，南有南之骨也”。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陕北作家路遥，其作品都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征。莫言因其作品中的“怀乡”“怨乡”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而路遥以带有浓厚陕北乡土气息的《平凡的世界》闻名于世。纵观创作者们的创作之路，无论是艺术还是文学，其作品里无不带有其生长、生活过地方的痕迹。艺术家也是人，人是无法摆脱地域性的，在其地域生长的艺术家，血脉里流淌着的是本地域的本源基因。乡土风情为创作者提供了创作灵感，使作者将现实与想象相勾连。正如茅盾在《文学与人生》里所说的，“不是在某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写出那种环境；在那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了那种环境，去描写出别种来。”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地域文化为创作者提供了一块连接现实与遐想的空间。
二、地域文化给曲艺创作带来的困境
曲艺是土生土长的艺术形式，带有浓厚的民俗印记。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没有地域文化也就没有我国曲艺百花园的五彩缤纷。但事有正反，地域文化在给予曲艺滋养的同时，也给曲艺创演带来了许多限制。首先，曲艺的地域特性决定了其传播推广的不易。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信息流速加快的同时，也压缩了受众接收信息的时间。受众希望能在较短的时间里看到自己所期望的，所以“第一感觉”最强、内容最直接、表现最具冲击力的信息最吸引目光。而多数曲艺形式受限于方言等多种因素，难以在生发地域之外的更大范围中传播推广。因之，与其他“通用性”更高的文艺作品或者表演形式相比，多数曲艺曲种的地位较为尴尬，这不免引起许多曲艺从业者的不安。
以谐剧来说，它“以笑为武器，揭露、嘲笑那些可笑的、有害的社会现象，以笑为手段，赞美、肯定现实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和思想，使人们在愉快的审美享受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作品的思想教益”③。但其以四川方言为表述主体，有些带有浓郁地域气息的方言，不太容易为域外认知。如《求雨》中“‘亮火虫过路，都要把秧苗点燃了’的俗语，形容天旱的严重程度④。”《麻将人生》里，老人感慨“麻将啊，到底是你洗白呢还是我被你洗白呢？”其中“洗白”是四川和西北部分地区的方言，表示“输了”“白费力”等意思。用在此处一语双关，更有几分黑色幽默在里边。这些语句对于巴蜀受众来讲，既通俗易懂，又喜闻乐见。但对其他区域的观众而言，效果则打了折扣。可没有了通俗明快的地方方言，也就没有了谐剧浓烈的地方风味。所以如何处理方言与传播之间的关系，这是每一个曲艺工作者都在考虑的问题。
三、曲艺创演要立足本体，全面发展
一个曲艺创作者不能站在一个独特的审美视角，去看待地域文化，那他就无法全面了解受众的喜好，更无法从姊妹艺术中汲取成长的养分，去创作让更多受众喜爱的作品。但了解受众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迎合受众，要坚持文艺创作的正确导向，选取和时代精神相吻合的主题，不断探索新的表演方式。叮当在谐剧《麻将人生》中，就在传统表演的基础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麻将人生》中的人物生活围绕着一桌麻将展开：公司职员的工作任务没有完成，就已经“战斗”在麻将桌上；母亲为了打麻将，让孩子自己在家干啃方便面；老板在自己的父亲已经不行的情况下，都要再打四圈；丈夫沉迷于麻将，对家庭不闻不问，家中无米时让老婆拿着上个月的五块钱去买。这样的四个人在几十年后又凑在麻将桌上。公司职员希望去世以后，孩子不用买骨灰盒，用个麻将盒将自己装起来埋了；母亲的孩子长大后，让母亲自己回家干啃方便面；老板因为麻将已经闹得妻离子散，死在了麻将桌上；丈夫看着这几人再看看自己，发出了麻将害人的感叹，这时却又有人叫三缺一，丈夫又挪不动窝了。在这个作品中，叮当尝试打破了谐剧“一人独演”的框架，把舞台分割成了四个时空，就像四台谐剧同时在演出，利用舞台的空间划割，使得四个角色都有了自己的特质，更让角色之间因为麻将产生一定潜在的联系。同时又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将发生在四个不同时空里的故事巧妙地串联起来。这样的编排充实了舞台，让每个角色的特点都在其他角色的陪衬下充分发挥，带动了观众的积极性，避免了一个演员长时间表演所带给观众的视觉疲劳。这是一次将电影艺术引入谐剧的跨界尝试，得到了受众的肯定。而在谐剧《步步高》中，叮当大胆借鉴了外国默剧“肢体取代语言”的表演风格，将肢体语言和面部幽默表情融合，让表演产生了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皆文章的效果。
地域文化孕育了曲艺的诞生，维系着它的成长，但也羁绊了它的发展，曲艺人应在继承传统艺术精髓的基础上，借鉴其他艺术的优秀因子，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让曲艺持续发展，曲艺之花常开常青。
注释：
① 《王永梭首创“四川方言诗朗诵”》，凤凰网，2017年12月28日，http：//sc.ifeng.com/ a//6261806_0.shtml
②《地域文化与文学书写》，豆丁网，2018年7月21日，http：//www.docin.com/ p-1861434104.html
③黄朝伟：《谐剧艺术特征论述》，载《四川戏剧》2013年第8期，第132-135页。
④叮当（张旭东）：《探源谐剧之美——破解发展瓶颈》，载《四川戏剧》2017年第四期，第99-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