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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曾说过：“人民是一切的母亲，是对敌一切力量的源泉。”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他的一生，是以身作则、克勤克俭、廉洁奉公、为人民谋幸福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生。他曾经三起三落，历经坎坷磨难，但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一切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情，他都毫不留情地给予批评和纠正。同时，作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和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却从不居功自傲，淡泊名利，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实现了修齐治平的内外统一。下面，让我们采撷他浩瀚一生的几朵小小浪花，从中管窥这位伟人不平凡的业绩与贡献。
进京赶考，“过好胜利关”
1949年10月，伴随新中国的诞生，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第二野战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大西南，不到两个月就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西南反共基地，为新中国献上了一份厚礼。
在胜利面前，有些同志认为我党经过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斗，终于执政掌权，理所应当享受一下了。当时，西南局、西南军区和重庆市的党政机关大都选在了重庆市区的一些原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官邸、私人“豪宅”和政府办公楼。如重庆市委机关进驻了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建造的私人公馆——“王园”，市政府则选在占地达两万多平方米的原国民党重庆市政府驻地“渝舍”。一些党员干部忙着到处找好房子住，有的干部公开表示不愿意到小城市，更不愿意到乡村工作，不愿意住没有电灯、马桶的房子。甚至还出现有的干部公然违反群众纪律，随意跑到地主家里搬走家具，占为己有；有的则强行向当地铁路局租借小汽车供自己享用。凡此种种，极大地损坏了党和干部的形象，在当地群众中造成了十分不良的影响。
面对这种新情况，邓小平清醒地指出，党的地位改变了，但党艰苦奋斗、廉洁从政的本色不能改变。为此，他多次在党政军各级会议上反复强调要大家抛弃一切个人利益、名誉和地位，将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要以进京赶考的心理“过好胜利关。”他语重心长地严肃批评道：“听说你们来了以后闹房子不够住？大家来西南是为人民办事的，不是来享受的！人民期望我们要做的事很多，我们刚来，还没做多少事，就闹房子。你们想一想，原来住这些房子的人都到哪里去了？”许多人听后，联想到抗战后国民党“劫收大员”们大搞“五子登科”，最后民心丧尽、政权垮台的前车之鉴，羞愧地低下了头。
邓小平还从“节约经费开支”的制度建设角度，要求干部住房力求简朴，窗子破了的可用纸糊，顶棚漏雨的可修，一般的不修；家具可以适当调整，但不必要买的一律不买。
不仅如此，除了“房子关”，邓小平还要求党员干部们必须过好“吃饭关”和“吹拍关”。他指出：“吃饭也是一个关，地主不但请你去吃饭，而且要给你炒两个鸡子，搞二两白干，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做一个好的工作人员，我们也应该不动摇。”为此，西南局专门发出通知，明令不得设立私人公馆，房子要挤着住，集体办伙食，严防铺张浪费，并具体规定“公家会议一律不招待茶烟，只招待白开水”，“机关使用房屋，水电要交费”等等。
邓小平不仅要求党员干部过好“胜利关”，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带头刹住大搞特殊化的歪风邪气。他不顾自己家里人口多、住房紧张的实际状况，坚持与另外两位主持西南工作的首长刘伯承、贺龙同志三家人一起，合住在一幢两楼一底的楼房里（现重庆市委大院2号楼），以实际行动为西南党政军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邓小平同志带头廉洁奉公的言行举止，使那些闹房子、吵“待遇”的干部们感到再也无颜说项了。他们回去后就迅速行动起来，该搬的搬，该让的让，该退的退，很快就将“闹房”风波平息了。重庆市委和市政府也从王园和渝舍搬出去，将这两个地方分别改建为枇杷山公园和重庆市少年宫，成为广大市民群众和青少年休闲观光与学习实践的公共空间。人民政府也因此赢得了民心，顺利地度过了执政后的第一关——“胜利关”。
“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
邓小平的一生，为共和国的成立、新中国的建设，和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立下了丰功伟绩，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也从不粉饰诿过，而是心胸坦荡，淡泊名利。他不仅不揽功，还经常主动将自己摆在次要的位置，同时他又勇于承担责任，敢于否定自己，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风貌。
大西南解放后，邓小平担任了西南局第一书记，是主政西南的一号首长。但他却在1950年6月27日的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上主动提议道：以后凡是报纸公布首长次序，一律排为刘伯承、贺龙、邓小平、张际春。就这样，他把自己排在了第三位。
改革开放后，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国际国内的声望达到了顶峰，被誉为“世纪伟人”。但他仍旧处之淡然，一再强调自己只是出了一点主意，主要工作和繁重的事情都是别的同志做的。“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
1986年9月，美国著名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邓小平时提到一个问题：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在中国任何公共场合挂您的照片，这是为什么？”邓小平十分平静地回答道：“我们不提倡这个。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
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再次谈到类似话题时，他仍旧这样说道：“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来方针政策。”
一方面，在功绩面前谦逊自让；另一方面，邓小平面对失误和存在的问题却从不回避和掩盖，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和否定自己。
1980年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公开说道：“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拿我个人来说，能够四六开，60%做的是好事，40%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
同年8月，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提出的“您对自己如何评价”的问题时，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
这就是邓小平，一个襟怀坦荡，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共产党人！
进京赶考，“过好胜利关”
1949年10月，伴随新中国的诞生，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第二野战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大西南，不到两个月就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西南反共基地，为新中国献上了一份厚礼。
在胜利面前，有些同志认为我党经过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斗，终于执政掌权，理所应当享受一下了。当时，西南局、西南军区和重庆市的党政机关大都选在了重庆市区的一些原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官邸、私人“豪宅”和政府办公楼。如重庆市委机关进驻了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建造的私人公馆——“王园”，市政府则选在占地达两万多平方米的原国民党重庆市政府驻地“渝舍”。一些党员干部忙着到处找好房子住，有的干部公开表示不愿意到小城市，更不愿意到乡村工作，不愿意住没有电灯、马桶的房子。甚至还出现有的干部公然违反群众纪律，随意跑到地主家里搬走家具，占为己有；有的则强行向当地铁路局租借小汽车供自己享用。凡此种种，极大地损坏了党和干部的形象，在当地群众中造成了十分不良的影响。
面对这种新情况，邓小平清醒地指出，党的地位改变了，但党艰苦奋斗、廉洁从政的本色不能改变。为此，他多次在党政军各级会议上反复强调要大家抛弃一切个人利益、名誉和地位，将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要以进京赶考的心理“过好胜利关。”他语重心长地严肃批评道：“听说你们来了以后闹房子不够住？大家来西南是为人民办事的，不是来享受的！人民期望我们要做的事很多，我们刚来，还没做多少事，就闹房子。你们想一想，原来住这些房子的人都到哪里去了？”许多人听后，联想到抗战后国民党“劫收大员”们大搞“五子登科”，最后民心丧尽、政权垮台的前车之鉴，羞愧地低下了头。
邓小平还从“节约经费开支”的制度建设角度，要求干部住房力求简朴，窗子破了的可用纸糊，顶棚漏雨的可修，一般的不修；家具可以适当调整，但不必要买的一律不买。
不仅如此，除了“房子关”，邓小平还要求党员干部们必须过好“吃饭关”和“吹拍关”。他指出：“吃饭也是一个关，地主不但请你去吃饭，而且要给你炒两个鸡子，搞二两白干，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做一个好的工作人员，我们也应该不动摇。”为此，西南局专门发出通知，明令不得设立私人公馆，房子要挤着住，集体办伙食，严防铺张浪费，并具体规定“公家会议一律不招待茶烟，只招待白开水”，“机关使用房屋，水电要交费”等等。
邓小平不仅要求党员干部过好“胜利关”，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带头刹住大搞特殊化的歪风邪气。他不顾自己家里人口多、住房紧张的实际状况，坚持与另外两位主持西南工作的首长刘伯承、贺龙同志三家人一起，合住在一幢两楼一底的楼房里（现重庆市委大院2号楼），以实际行动为西南党政军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邓小平同志带头廉洁奉公的言行举止，使那些闹房子、吵“待遇”的干部们感到再也无颜说项了。他们回去后就迅速行动起来，该搬的搬，该让的让，该退的退，很快就将“闹房”风波平息了。重庆市委和市政府也从王园和渝舍搬出去，将这两个地方分别改建为枇杷山公园和重庆市少年宫，成为广大市民群众和青少年休闲观光与学习实践的公共空间。人民政府也因此赢得了民心，顺利地度过了执政后的第一关——“胜利关”。
“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
邓小平的一生，为共和国的成立、新中国的建设，和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立下了丰功伟绩，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也从不粉饰诿过，而是心胸坦荡，淡泊名利。他不仅不揽功，还经常主动将自己摆在次要的位置，同时他又勇于承担责任，敢于否定自己，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风貌。
大西南解放后，邓小平担任了西南局第一书记，是主政西南的一号首长。但他却在1950年6月27日的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上主动提议道：以后凡是报纸公布首长次序，一律排为刘伯承、贺龙、邓小平、张际春。就这样，他把自己排在了第三位。
改革开放后，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国际国内的声望达到了顶峰，被誉为“世纪伟人”。但他仍旧处之淡然，一再强调自己只是出了一点主意，主要工作和繁重的事情都是别的同志做的。“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
1986年9月，美国著名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邓小平时提到一个问题：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在中国任何公共场合挂您的照片，这是为什么？”邓小平十分平静地回答道：“我们不提倡这个。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
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再次谈到类似话题时，他仍旧这样说道：“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来方针政策。”
一方面，在功绩面前谦逊自让；另一方面，邓小平面对失误和存在的问题却从不回避和掩盖，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和否定自己。
1980年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公开说道：“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拿我个人来说，能够四六开，60%做的是好事，40%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
同年8月，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提出的“您对自己如何评价”的问题时，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
这就是邓小平，一个襟怀坦荡，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