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全球地缘政治、经济与科技发展格局中，以色列是一个具有独特地位的国家。21世纪初以来，中以关系在政治、经贸与投资、教育与科技、旅游等领域迅速发展。双边关系的拓展与深化为两国带来了重要机遇。特别是以色列具有先进的技术实力以及技术创新方面的成功经验，对中国的自主创新进程具有借鉴意义。与此同时，以色列亦积极发展对华政治与经济关系，以拓展其出口市场和投资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在中美关系发生深刻变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横加指责之际，以色列总体仍持相对理性的立场。未来一段时期，进一步深化中以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就此，本刊特约记者就全球大变局下的中以关系等相关议题，专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博导王健研究员。

中以关系的历史基础、特点和外部环境

　　《领导文萃》：作为亚洲大陆东西两端的两个文明古国以及利益互补性很高的两个重要经济体，中国与以色列双边关系的发展经历哪些重要的历史节点？
　　王健：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总体发展良好，但也曾受国际环境的影响而经历波折。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当时，包括中国共产党办的报纸在内的中国舆论界普遍表示欢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受到以色列政府和人民的欢迎。1950年1月9日，以色列政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东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此后几个月，中以两国朝着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方向迈进。但由于朝鲜战争、以色列国内政治等原因，1956年后中以间就建交问题进行的接触均告中断，中以关系进入了长达20年的“冻结”时期，被以色列称为“失去的机遇”。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以关系开始逐渐解冻，1989年1月，中以两国外长在巴黎会晤，商定由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保持经常性接触。此后不久，根据双方协议，中国国际旅行社驻特拉维夫办事处和以色列科学及人文学院驻北京联络处先后建立。1992年1月24日，两国外长正式签署建交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从而揭开了中以两国、中犹两个民族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2017年，中国与以色列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这标志着中以两国关系进入了新阶段。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以色列在创新、研发领域具有全球公认的领先地位。继续深化中以合作潜力巨大，双方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基础上致力于开拓和深化创新合作符合兩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两国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领导文萃》：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中美关系经历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中以关系总体情况又如何？
　　王健：美以之间的特殊联盟关系是中以关系中最大的外部制约和障碍。1999年的费尔康预警机事件就是明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以色列与中国的关系将上升到新的战略高度。内塔尼亚胡执政以来非常重视对华关系，对“一带一路”倡议等回应积极，并将中以贸易视为技术对接市场和资本的天作之合。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以色列不仅没有参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展开的追责闹剧，而且在疫情暴发后，一直对中国的抗疫举措予以肯定。疫情之初，以色列总统里夫林、总理内塔尼亚胡、外交部长卡茨以及驻华大使何泽伟，携手以色列政要和社会各界人士为武汉打气，为中国加油！内塔尼亚胡总理表示：“我代表以色列国对中国为防止疫情蔓延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以色列特拉维夫市政厅大楼亮起中国国旗，以此向感染新冠肺炎的中国人民表示声援。2月16日，以色列宗教和各界人士在耶路撒冷西墙为抗疫中的中国人民举行了千人祷告。当西方掀起所谓“追责”恶浪时，何泽伟大使指出：“欧洲和非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都暴发了疾病。追究中国的责任仅因为是中国先暴发的，而不是先在其他地方暴发，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我认为这是一场需要大家一起来应对的战争。”他强调：“如果中国没有控制住新冠病毒的传染，那么世界形势会更加严重。他们在前线，而他们不只是仅仅为中国而战，他们想减少传播。把这件事的源头怪罪到中国的野生动植物市场上是一种不严肃的说法。”可见，迄今以色列政界与民间对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态势的评价秉持难能可贵的客观理性立场。
　　《领导文萃》：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和以色列双边关系的发展是具有一定特殊性的，您认为这种特殊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健：是的，中以关系的发展在历史基础、合作空间、外部影响因素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以双边关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反犹主义，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还接纳了约2.5万名走投无路的犹太难民，使他们获得了拯救。有一位曾经在上海生活的犹太难民对他们的后代说过这么一段话：我希望你们要多看看历史方面的书，看看书中怎样记载这段历史，了解当时的中国人是如何对待大量涌入的难民的，他们没有赶走或杀害任何难民，他们给这些不同信仰、不同国籍、说不同语言的人们一个安全的天堂。以色列领导人访华时也就这段拯救的历史向中国领导人表示感谢。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特别制作了《谢谢上海》宣传片。在宣传片的最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现身表达感激之情：“我们永远感谢你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谢谢！”据制作该片的时任以色列驻沪总领事柏安伦先生介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到过上海，参观过位于虹口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也看到了犹太难民曾经生活的场所。因此，总理先生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表达对上海最真诚的感谢。总理先生对总领事表示：“这是非常强烈和鼓舞人心的记忆。”内塔尼亚胡认为，中以两国人民的友谊不仅是在和平年代，在犹太人民经历大屠杀的艰难时刻就建立起来，非常深厚、珍贵。 　　其次，中以之间的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以色列的科技创新很发达，但由于市场小，制造能力有限，其科技成果亟须与市场、资本和制造结合起来，才能推广应用，造福人类。例如，曾经的世界最大风投项目，新能源汽车电池的Better Place失败主要就是因为以色列国内市场狭小和汽车制造业规模有限。与此同时，中国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正在进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刻，而且中国具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和最具消费潜力的市场。有关智库预计，在2035年左右，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将超过美国和欧盟之和，成为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顶级市场。此外，中国对科技创新的资本投入也在逐年增长。在此背景下，中国目前已是以色列风投资本的主要来源。仅2016年，中国为以色列科技企业提供的风投资金就高达10亿美元。
　　再次，中以两国的关系受到美国的牵制和制约。恶劣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以色列独特而深重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在对外战略上表现为对美以关系的依赖和对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视，因此美以之间存在“特殊关系”和战略。虽然奥巴马执政时期，美以关系一度跌至低谷，但特朗普上台后，采取了明显亲以政策，提出了所谓的“世纪方案”，重申美以“特殊关系”，承诺加强双方安全合作。来自美国的压力，始终成为中以关系发展中的外源性障碍。事实上，出于美国压力，中以自 2005 年后宣布不再进行任何军事领域的贸易合作。但是，美国对中国与以色列的合作还是不断施压，特别是与“一带一路”相关的中以合作项目。2019年10月，迫于美方压力，以色列成立了外国投资监委会，对中企参与竞标的索立克二期海水淡化工程进行所谓风险评估。2020年4月，美国兰德公司发表了题为《中国在以色列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对美以的安全含义》的研究报告，对中国参与阿什杜德港、海法港、特拉维夫轻轨、海法卡梅尔隧道、连接埃拉特和地中海的铁路以及所谓商业和军事双用途等项目的11家中国公司表示关注，诬称中国交建、中国港湾工程、华为、中兴等公司具有军方背景，中国在以色列的投资和建设将对网络和情报安全造成威胁，要求以色列方面对中国投资加强安全风险评估，并限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而在2020年5月1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匆匆访以，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向以色列新政府进一步施压，要求其在中美之间做选择。在美国的压力下，部分中企在以色列的项目竞标中落选。
　　最后，中以关系的发展，也会不同程度地受到阿以关系和中阿关系的影响。但由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贯主张全面、公正、合理地解决中东问题，赢得了阿以双方的赞赏与肯定，2013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国领导人相继访华，在中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两位领导人来访，既体现了中巴、中以良好的双边关系，又表明他们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中所发挥作用的高度重视。
　　《領导文萃》：历史上，中国与犹太民族有着悠久的交往传统。而近百年来，在二战这样的重大的历史动荡时期，犹太民族与中国人民也有同甘共苦的历史。未来一段时期，如何发挥这些共同的历史记忆在中以关系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王健：中以关系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首先指的是历史上中、犹两个民族之间的传统友谊。早在北宋期间，中国就接纳了一批犹太商人，皇帝诏其“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后来，他们在华夏大地安居乐业，逐渐被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所吸引，大大加速了其同化于中国社会的进程。
　　到了近代，中国多次成了拯救犹太人的避难所。例如，沙皇疯狂反犹和后来俄罗斯国内革命的动荡，导致大批俄籍犹太人避难中国东北，以哈尔滨为中心，从20世纪初开始逐渐形成了东北地区的犹太社团。二战期间，正当纳粹德国反犹暴行愈演愈烈之时，美、英等西方国家因种种原因拒绝接纳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犹太难民，而中国人民却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他们躲过了灭顶之灾。据统计，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有2.5万名左右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他们的避居地，这个数字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因此在犹太难民史上，上海又被称为“上海方舟”。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一带一路”时，特别提到了民心相通。民心何以能通，关键是要寻找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故事题材来沟通，也就是“将心比心，人同此心”，从而打动人心，引发共鸣。例如，二战期间中国接纳犹太难民这一主题，其内在所具有的友善、宽容、人道等人类共同价值内涵，无疑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中国人民和犹太人民的友好感情，从而夯实中以关系的文化基础，包括加强与世界犹太人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犹太人的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对我友好的国际环境。
　　我讲一个在疫情中发生的小故事。当美国少数政客用“武汉病毒”或“中国病毒”一词来指代新冠病毒时，美国犹太组织反诽谤联盟明确表示，把冠状病毒叫作“武汉病毒”“外国病毒”或“中国病毒”是种族歧视。2月26日，美国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戴维·伯恩斯坦向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递交公开信，声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华人群体，反对排华情绪和辱华言论。这封公开信由美国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等87家犹太人组织共同发表。类似这些事例有助于国际社会听到更多的关于中国的理性声音。

以色列的科技创新及其

经验与启示

　　《领导文萃》：以色列自立国之际，即经受战火的洗礼。以色列能在历次中东战争中生存下来并逐渐发展壮大，与其对教育与科技的重视密不可分。总之，以色列的科技发展水平令人印象深刻。目前，以色列的科技发展水平在国际上居于何种地位？
　　王健：以色列是一个面积和人口上的小国，领土面积只有2.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只有约900万，其中犹太人660万左右。但该国却是一个军事、经济和科技强国。如今以色列是世界上武器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每年的军售额可大概达到65亿美元，由此可见以色列的经济实力以及军事实力是多么的强悍。以色列一直是全球无人机出口量最多的国家，大约占据全球市场的60%。以色列先进的军工产业水平与该国对科技的大规模投入密不可分。以色列GDP的4.5%都用于科技研发，而在这4.5%之中，又有约30%用于军事用途产品的研究发展。当然，与军工科技类似，以色列在诸多科技领域的发展水平都居于国际先进行列，是个货真价实的科技强国。 　　我在以色列期间，每每陪同国内来访的同志去参观访问，他们总会提出这么一个疑问：以色列那么富裕，怎么居然看不见工厂，该国的财富是从哪来的？确实如此，作为一个人均GDP达4万多美元的国家，除了在死海海滨可见化工厂的管道外，很少能见到我们所熟知的工厂景象。整个以色列的经济发展目前已完全依靠犹太人的头脑，科教兴国战略已成功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财富。全球有16000 家初创公司诞生于以色列，凭借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强大的生态支持，其中8000家公司目前仍在各领域保持活跃，其中在纳斯达克上市企业达150多家，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因此被称为“创业的国度”。目前，包括英特尔、IBM、微软、惠普、雅虎、Google等在内的全球科技巨头都在以色列设有研发中心。高科技对GDP的贡献率超过90%。以色列拥有4所世界級大学（世界排名前150），40%以上的人拥有大学学位，工程师比例大约为每万人140名（美国为85名），GDP的4.5%用于科技研发，人均专利申请量位居全球前三位。近20年总计有10名出生于以色列本土的以色列人和以色列裔人获得诺贝尔奖。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 2017—2018》，在全球 137个经济体中，以色列创新指数的排名为第3位，创新竞争力突出。
　　《领导文萃》：作为资源匮乏的小国，以色列能够在诸多领域成为全球创新的引领者，其成功经验值得关注。特别是在中国面临美国不断加码的科技施压的态势下，借鉴以色列的成功经验，促进我国自主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以色列科创立国方面存在哪些具有特色的成功经验？
　　王健：我感到以色列的科技创新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第一，以色列建国之后，始终将教育和知识创新视为保障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教育和科技领域长期投入巨资、积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到20世纪80年代末，以色列已经建立起了高度发达的全民教育体系，形成了一个学习型社会。实施普遍教育和终身教育;教育科研投资多元化;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创设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课程项目;注重教育与产业发展的紧密结合是以色列教育的重要特征。进入90年代以后，面对知识经济浪潮的兴起，以色列进一步实行教育改革，在基础教育领域实行了“明日98”计划，以全面提升科技素质和创新能力;在高等教育领域则加大了对理工类，特别是信息等新科技专业的投入，以培养新经济时代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对产学研一体化进程则加强政策引导和激励，促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
　　第二，以色列高度重视海外人才、特别是离散犹太人的作用，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鼓励海外高科技人才回国效力，或通过他们与海外研发机构建立密切的联系，促进本国的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建国以后半个世纪里，有几百万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有近百万苏联地区的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其中就有不少受过良好教育的科研人员。
　　第三，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特别是研发全球化的趋势，重视国际创新要素、国际资本要素与科教兴国战略的结合。一方面，以色列对在以开办高科技企业或研发机构的外资给予优惠政策，并鼓励国外人才参与以色列的学术与研发。另一方面，创造条件支持鼓励以色列高科技企业赴国外寻求战略伙伴、创办企业、获取风险投资和寻求上市，以筹措资本、开拓市场、推动国内学术、科研机构和人员与国外同行构建广泛的合作与交流网络。总之，在全球范围内，以色列的科教体系极为开放，对外科技合作尤为活跃。
　　第四，以改革促进竞争和创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色列进行了三轮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在80年代，以色列的第一轮制度创新以市场化为核心，改革调整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在90年代初，该国又实施了第二轮制度创新，以吸引海外专才、推进产学研一体化与发展高科技产业，并相应推出了教育革新、高科技工业园区和孵化器计划、启动风险投资业、实行股票期权、扶植中小企业创业等一系列新制度。从2003年开始，通过实施有利于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税制改革，成为第三轮制度创新的新起点。由此，以色列通过一系列制度革新，为高科技研发与产业的发展创造了稳固的基础。
　　第五，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创新体系的构成，须与社会文化环境紧密结合。犹太民族为世界文化和科教所做出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其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
　　《领导文萃》：通过您的介绍，可见以色列在科技发展方面具有全方位的支持体系。具体而言，以色列的科教兴国对我国的创新发展战略有何启示？
　　王健：一国虽有本国的国情，但以色列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比我们早，而且从经济体制上讲，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以色列也是一种计划体制，与我国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所以以色列科教兴国方面的一些努力和存在的问题，对我们如何进一步推进创新，加快高科技产业发展有许多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首先，国家经济制度是一个国家实现创新发展的基础。以色列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是计划合作制经济制度，大量国企满足了政府订单（电子信息技术企业主要是军事工业订单），因此缺少进一步创新的内在动力。20世纪80年代逐渐开始转向市场竞争经济以后，以色列才及时抓住了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一跃成为全球创新强国。这充分表明，一国的宏观经济制度对企业内在的创新驱动至关重要。只有优化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特别是为企业提供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才能推动企业不断创新与发展。因此，我们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进程中，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政府要做好服务的同时，尊重市场，尊重创新主体。特别要进一步推动国企深化改革，加快其培养新生高科技企业的速度。
　　其次，创新发展和其他经济发展模式一样，一定要注重发挥自身禀赋，并形成竞争优势。以色列的创新最大的特点就是“买点子”，注重创新产业的前端，打破常规，敢于提出新想法。我前面提到，以色列除了军工产业外，几乎没有配套的制造业，以色列国内市场狭小，缺乏规模效益。但以色列科技人员早在20多年前就想到手机不仅具有通话功能，而且是一个重要平台。以色列人最早发明了U盘。以色列没有矿产资源和多种工业产品，但其产品就是新点子产生的新技术，他们往往将这些技术转让给跨国公司，将获得的资金再次投入创新，由此激发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因此，创新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禀赋优势，不必强求面面俱到，而是要形成自身的特色。相比之下，中国制造业基础雄厚，创新发展就应有意识地注重集成创新，大力将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高新技术与先进制造业发展结合起来。同时，宜充分发挥高校、科研与医疗单位优势，在推动原始创新等领域取得突破。
　　再次，必须强化教育科技制度改革，培育创新主体，推动科研成果转化。目前，国内积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也应该明确，这里的创业应是指创新创业，因此，如何加强对创新创业主体的培育就非常重要。以色列创新创业主体是军队、高校、医院和一批30岁左右的青年人。而且以色列的教育制度有其独特性，一般而言，其8—13岁的学生，注重参加课外活动，主要是童子军等体育活动。14—17岁的学生可指导8到13岁孩子的课外活动。18到23岁的青年人需当兵。其服役一年期满后，往往就可带兵，一般要领导100人左右，可掌握上千万资金。服役至22—23岁时退役后，先赚点收入出国游历，然后在24—28岁时进入大学学习，29—32岁左右结婚生子，并开始第一份工作，33—40岁之间开始创业。还有一些理科优秀学生，中学毕业后往往会招到军队开始所谓的学术预备役，在军队信息部门工作，同时由部队出资在高校学习。其往往从事最尖端前沿的技术研发，要独立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挑战，敢于面对失败，并独立做出决断。因此，他们中许多人退役后就会马上组织创新团队。而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培育的毕业生，很多人不仅不知道自己的真正爱好，而且社会阅历和资源不足，特别是缺乏在部队可锻造的纪律性、责任性和团队合作精神，其创业成功率极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缺少创新辅导类课程，而在以色列，大学和中学在课程中都加设了创新辅导。此外，以色列科教医疗机构均设立了技术转让办公室，按照公司化方式运作。科研人员的发明创造明确为机构所有，要首先向办公室报告，如果公司评估下来觉得有商业价值，其会帮助申请专利，形成商业收益后，大学和发明人六四分成，而如果公司评估下来不接受，科研人员可以公开发表或处置自己的发明专利。由此，大学成为了创新型项目投资的推进与实施机构，而大学也利用转让专利所得的收益继续投入学校发展，从而形成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