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在南宁与一个多年未见的好友晤面，他送给我一本《楼廊闲话》，称这是他近来最爱读且反复阅读的一本好书。从艳阳明媚、鲜花盛开的南国回到尚在春寒料峭中的北京，我一路捧读这本书，竟然不觉季节转换。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时候——2012年3月26日，正是这本书的作者、钱穆的夫人钱胡美琦离世之时。
　　钱胡美琦去世后，台湾和大陆的新闻竞相报道，不约而同地把她和钱穆相携与共的人生称为“乱世情缘，一生知己”。钱穆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给钱胡美琦的讣闻写道：
　　钱胡美琦女士（1929—2012），江西南昌人。1949年随家人迁往香港，曾就读新亚书院一年。后至台北，就读于台北师范学院（即国立台湾师范大学）。1954年毕业后又至香港。1956年与钱宾四先生成婚。1958年赴美至加州柏克莱大学教育研究院进修一年。1967年与钱先生迁居台北士林外双溪素书楼，先在文化大学兼任中国教育史课程，后来为照顾钱先生，遂辞去教职，为钱先生于教育及著述上创下不朽的丰功伟业，厥功至伟。1989年与钱先生创办素书楼文教基金会，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钱先生逝世之后，全心投入钱先生全集及小丛书之整理、出版，为完成钱先生遗愿，不辞辛劳奔走两岸三地，推动国学教育、提倡读《论语》学做人，戮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工作。过去十多年以还，钱夫人积极推动两岸四地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新亚书院举行了共十一届的中华传统文化研修班，殚精竭虑，同仁等均深表敬佩！钱夫人著作甚丰，著有《中国教育史》、《楼廊闲话》及《阳明教育思想》等书。
　　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说，钱胡美琦的确是一个值得敬仰的传奇人物。她比钱穆小三十三岁。1956年，二十七岁的她决然嫁给已过花甲之年的钱穆，这份爱里一定怀揣着对学问的求索与对钱穆的敬仰。钱穆去世后，她追忆他们三十多年的共同生活时，这样说过：“我深知他衷心所愿则学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那一种心胸抱负。我逐渐懂得一个学者，不止属于他的家人，也是属于时代，而又不止是现时代，更要属于将来。因此，我从不敢把宾四视为我私有，我想我的使命在如何完成照顾他的责任，使他能有更大的贡献。”这是他们婚姻生活的写照，人们赞叹：钱穆用一生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她则用一生敬爱并守卫着钱穆，她是钱穆真正的知己。
　　从香港到台北，钱穆夫妇三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最长居住的两处寓所分别是香港九龙郊外沙田半山旧居和台北外双溪素书楼。这两处寓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楼前建有长廊，可以望月、望海、望山。在这样幽静又开阔的长廊之内，钱穆夫妇品茗读书，纵论文化，他们的话题绵延不尽。与钱穆相伴的这些岁月，每日的楼廊闲话铸成了钱胡美琦不能忘怀的精神世界，她把与钱穆的每日闲谈用心记忆、体会、理解，并融化成了自己的精神血脉。《楼廊闲话》一书中的系列文章最初写作并发表于1979年台湾的《中华日报·副刊》，但是这些文章在钱胡美琦心中酝酿生长的时间融汇了她与钱穆相伴的整个人生。2012年1月，这本书又在大陆的九州出版社以繁体竖排出版，大陆读者也可以透过文字亲聆这对夫妇在海天之间的“楼廊闲话”。
　　然而，以“闲话”命名，虽是夫妇间的闲谈漫语，表面上他们的生活看似与世隔绝，这本书中所涉及的话题却处处关注现实人生，其立论、其分析、其指涉的问题都是我们这个迅猛发展的社会无时不在面临且会不断面临的困境。钱穆曾经说：“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即被困在此一问题内。”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的变局，弃“旧”迎“新”成为一个基本命题，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将何去何从？当然就成为钱穆与钱胡美琦“楼廊闲话”的重要内容。
　　钱穆毕生都在研习中国传统文化，但是正如他的学生余英时所说“从未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抗衡，以拒斥现代的变革”。他只是相信，“中国文化系统经过现代淘洗之后仍能保持其传统的特色，中国才算是真正获得了新生”。因而钱穆最大的愿望就是旧传统能与新时代相结合，开出新风气。
　　钱胡美琦这本《楼廊闲话》也正是记下了他们夫妇在这个中西文化交汇的时代对“新”、“旧”文化的解说。如何才能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立身之本，建立一个饱满的精神体系？如何才能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回望传统，寻找力量？……这些解说也许是他们个人的，但是书中所选题材，都是针对社会已存在、已发现的问题而提出讨论。正因为如此，这本书起自夫妇间的私语，但是，仍然给这个大时代大社会竖起了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坐标，钱胡美琦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刻出了她的文化“尺度”，这个尺度来自于她的文化立场。
　　这个文化立场最基本的准则是“守先待后”。她说：“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守先待后’。我们要懂得自己以往的，并要守住这些以往的文化思想，以等待后来再有新的人物出来，领导我们走向一新方向，创立一新时代。我们自己不能如范（仲淹）、顾（亭林），却该守范、顾以待后生中有新范、顾之出现。若无先可守，又何后可待？我们今天则只喜创新，看不起守旧，只知变，而不知常，漫不记以前悠久的中国，亦不顾虑到以后永远的中国，只在眼前跟着别人背后走，这绝不是中国今天所该走的一条路。”
　　《楼廊闲话》中的二十三篇文章都是本着这样一个文化立场。在她看来，中国文化特别看重“变中之常”，西方文化更看重“常中之变”，这是中西双方文化的大异同处。“守先待后”就是看重“变中之常”，并在“常中求变”。
　　有了这种文化立场，就可以在今天的教育中传承儒家以人性教育为基点的、“一体会通”的教育精神。《守旧开新》、《从教育立场看儒墨道法四家思想之异同》等多篇文章都是这一观点的发挥。“一体会通”是把人生看作一个整体，承认生命是发展的，尊重生命的发展轨迹：从婴孩到幼年、青年、中年、老年，生命发展，人性也随之发展。所以西方人从开始就看重法律，东方人从开始就看重教育，可以说法律是保障生命的，教育是培植人性的。如《论语》所言：“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是教人先行为，后知识；书本文字知识的教育，并不是人生教育的唯一的或最高的理想与目标；“一体会通”才是教育的根本，才能弥补现代社会法律无法触及之处——人格的约束与人性的完善，才能培养出谦谦君子，才能让人保有人的尊严，才能锤炼出高洁的心性，生长出抵御喧嚣的世界、独享寂寞的能力。 　　有了这种文化立场，就能从容对待生命，争取健康与幸福的人生。钱穆晚年时常缠绵病榻，一次大病初愈之后，终能走出卧室，又和妻子楼廊对坐闲话。《健康与幸福》就是钱胡美琦所记下的钱穆病中感言。他说：“一切人生工作，应从天理出，不从人欲来。这才是中国儒家传统所认为健康和幸福的人生。这才是我病中所悟的一番道理。”他非常感慨今天这个时代，人们常常用工作来换取幸福，争实利谈功名，以为工作可以超越生命之上，于是“人生”与“工作”与“幸福”乃变成三件事，工作成了一种手段，一番不得已，如此，幸福几乎在人生之外了。因而现代人要时时警惕以逐利为目的的工作，回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境界中，健，就是健康；健，就是工作，人从天而来，所以要从天而健，遵天命之“性”，展生命之健，把娱乐、闲暇、工作、辛劳，打成一片，一以贯之，融汇成健康幸福的人生。
　　有了这种文化立场，真善美就是一种永恒的价值标准，使整个社会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中，每一个人都能保有温婉和谐、气定神闲的从容心性。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女性，钱胡美琦特别关注女性这一社会角色。《楼廊闲话》中，她专写一篇《中国的女性美》，从东西方不同的女性观出发，谈到中国文化中的女性美的特质应该是“少女美”、“贤妻美”与“良母美”三阶段并行，她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对女性婉约柔美的向往，恰恰是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这种精神的体现，因而中国的女性美是“以柔克刚”，少女的婉顺、妻性的忠贞、母性的慈怀恰是女性美德的最高理想。中国文化的理想看重整个人生的过程，因此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女性应表现其不同的美德，而都求其尽性。西方观念，则似乎偏重在少女阶段，尽求少女阶段的恋爱，那就违反了天地自然之道，陡然增加人生的苦痛。所以，她认为中国文化的“尽性主义”，把整个人生的特有之美来逐步发展，很值得现代女性深思。
　　钱胡美琦记住了钱穆对她的鼓励：“宾四常对我说：‘自古以来的学人很少有及身而见开花结果的。在今天讲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学家的发明，不论别人懂与不懂，即可获得举世崇拜，因为科学有一个公认的外在价值，而讲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来支持自己向前，静待时间的考验，来给予公平的裁判，而且他会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意义，具有了价值。’我常听他如此讲，所以我也反躬自问我这一生的意义与价值所在。”钱胡美琦记下他们的《楼廊闲话》，也静待时间的检验。她希望由大家共同努力，来找出一条我们国家民族今天所应走的自己的现代化的道路来，使我们的社会能渐趋“安和”，使我们的人生能真享“乐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