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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特瑞·乔治执导的电影《承诺》和《卢旺达饭店》分别讲述了20世纪两大种族屠杀——亚美尼亚大屠杀和卢旺达大屠杀。两部电影通过对大屠杀历史的深刻反思，在叙事表现上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权力角逐下的亚非国家民族在身份认同上的撕裂。电影中的西方形象的矛盾体从侧面反映了冷漠虚伪的西方“拯救者”形象以及大国权力角逐下被压迫民族的悲惨命运。
关键词：大屠杀;权力意识;西方形象
《承诺》和《卢旺达饭店》是两部反映20世纪两场骇人听闻的种族屠杀的电影。两部电影从小人物自身的命运映射出社会环境及情景影响下人性的伟大与野蛮.两部电影均出自特瑞·乔治之手。《承诺》是由美国、西班牙联合制作的反映20世纪初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剧情影片，该片于2017年4月在美国上映。电影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土耳其为时代背景。以两位男主人公——美国记者克里斯和医学院学生米克尔同时爱上女主角安娜的故事为主线，以小见大展示动荡年代下亚美尼亚人的悲惨经历和不屈的抗争意志。同样由特瑞·乔治2004年导演的电影《卢旺达饭店》描述的是发生在非洲卢旺达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影片讲述了卢旺达屠杀中酒店经理保罗以一己之力挽救上千名图西族人避难者的故事。两部电影均以小人物的视角，展现了社会普通民众在善良与丑恶之间的去留，讲述了个人在民族冲突中的心理流动和情感意识。这两部影片中均出现了以记者、外交官、军人角色为代表的西方“白人”形象。这些西方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西方国家对大屠杀的态度，同时也含蓄地指出了走向现代化民主社会中权力的黑暗映衬。
1 大屠杀权力意识解构
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土耳其境内的种族清洗运动是以青年土耳其党为代表的奥斯曼土耳其上层精英策划的屠杀事件。电影《承诺》中亚美尼亚青年医学生米克尔背负着家族希望来到伊斯坦布尔皇家医学院求学，并与埃姆雷成为好朋友，而埃姆雷的父亲是土耳其内务部的高官，一位持有极端民族主义的前驻外领事。
《承诺》最开始就已经埋下亚、土两个民族的冲突线索。社会中不平等的经济关系直接造成了土耳其人对国内亚美尼亚人的恐惧与仇恨。米克尔刚刚来到伊斯坦布尔集市拜访叔叔的时候，周围的土耳其商贩称亚美尼亚人为“盗贼”“骗子”。在历史中，亚美尼亚人在工商业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极大地刺激了奥斯曼的穆斯林。一位德国学者说过：“为什么亚美尼亚人这么令人讨厌？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商业天赋。亚美尼亚人是天生的商人，他们拥有做生意的娴熟技术。”影片上半段景物和光线采取一种淡黄的怀旧风格，与后半段的蓝郁阴冷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暗示了过往的美好即将湮灭，疯狂与杀戮随之而来。
同样在《卢旺达饭店》中，殖民时代埋下的矛盾隐患在后殖民时代的卢旺达集中爆发。西方殖民者撤出后造成的权力真空诱发了胡图族对图西族的血腥屠戮。影片伊始的邻里聚餐演变成屠杀中的刀棒相向。作为卢旺达国内的少数族群，在近代，图西族长期占据统治阶层，把持卢国内行政、军事、财政、教育等大权。待卢旺达独立后，胡图族精英阶层上台，奉行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对图西族实施残酷的“清洗”政策。正如影片中胡图激进派所控制的公共广播中大肆渲染胡图人为“民主分子”“大多数人”，而把图西人称为“蟑螂”——试图将封建主义和奴隶制强加于胡图族，因此需要将他们“清洗”“清扫掉”。
两部影片中的加害方——青年土耳其党和胡图族激进派的屠戮行为都直接受到国内变化的政治权力关系的影响。如福柯所言，人们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权力关系。人们在等级中建立身份，而等级充满了变化和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反映的加害者对受害者使用的称呼充分反映了意识形态下话语的权力隐喻。福柯曾指出，话语可以是权力的一种手段和效果……话语传递并产生权力;它强化权力，但也损害它并将其公开。[1]因此，无论是土耳其人称亚美尼亚人为“害虫”“盗贼”，还是胡图族称图西族为“叛国者”“老鼠”“蟑螂”，这些单方面自上而下的宣传鼓动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大众的认知，对民众心智和行为造成了的巨大冲击，最终投射到受害者身上。菲利普·津巴多教授认为，这些掌权精英通过渲染制造仇恨，建立一个一个“敌意想象”，凭借自身权力地位，将他者转变成“敌人”。这种由权力激发，唤起公众恐惧的心理让那些原本能独立思考的人开始盲目遵从，善良正直的人变得丧心病狂，逐渐成为去人格化的刽子手。[2]在历史文本的语境中，这种通过采用“敌意想象”、设立“目标敌人”的方式巩固权力的合法性屡见不鲜。希特勒形容犹太人：“把探测刀放在这一类脓包上，在突如其来的光线照射下，人们就会立即发现通常看不见的卑鄙的犹太人，像正在腐朽的尸体上的蛆虫一样……”[3]以修辞手段丑化目标对象，斯大林也曾把“人民敌人”贬为“害蟲”“垃圾”“有害的杂草”，必须“不断进行清洗”。这种把敌人妖魔化、煞有介事地将他们孤立起来的做法正是权力意识贯穿《承诺》《卢旺达饭店》的暗线。
2 西方形象的身份撕裂
这两部电影中均出现了以西方“救世主”身份为化身的“白人”形象。《承诺》中，美国驻巴黎记者克里斯、美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摩根索以及最后出现的法国舰队司令官福内特将军都展现了西方公正、人道、慈悲的身份特点。特别是美国记者克里斯怒怼德国和土耳其的高官，讽刺他们的帝国主义行径。随后他只身前往遭到大屠杀的村庄，拍摄珍贵的照片资料并传回国内。在影片中，面对和男主、女主的感情戏，克里斯一再强调的是自己的“高尚”职业，暗示米克尔假如没有美国的报道，亚美尼亚大屠杀就会无从知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里斯严重酗酒，在宴会及对待女主安娜的态度上蛮横固执。他口口声声称要平等对待安娜，却俨然一副帝国主义强权者的嘴脸，没有带给安娜应有的保护。片中詹姆斯·克伦威尔饰演的美国驻奥斯曼大使面对盛气凌人的内务部长时对其施加威胁，然而这是在美国记者克里斯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条件下——“对克里斯一个人生命的剥夺将会被视为对美国的侵略”。在这一时期，美国虽然对土耳其的种族灭绝政策十分不满，但对大屠杀仅限于舆论的谴责，并没有实质的措施举动来帮助亚美尼亚人。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反对美国卷入亚美尼亚人与土耳其的冲突，以图谋避免美国卷入新的战争。美国一战后的主要目的是保卫美国自身利益、美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不愿在亚美尼亚问题上承担过多的责任。 影片中另外一名扮演西方“救世主”形象的是让·雷诺饰演的法国舰队司令在最后关头前来解救受围困的难民。炮舰一边护送难民，一边炮击山头的奥斯曼军队。展现了西方世界可歌可泣的正义者形象。这恰好与影片中段德国向战时“盟友苏丹”转交的两个“大家伙”相映衬，威风凛凛的战列舰在烈日的映衬下散发着寒光，似乎预示着两大战争集团一触即发的大战。以英、法为代表的所谓“正义国家”在某些方面加速了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发生。英、法向奥斯曼帝国输出西方基督教及思想文化，加剧了奥斯曼土耳其对英、法的不满及对亚美尼亚人的敌视。因此，英国驻奥斯曼大使館的外交官查尔斯·埃雷特曾说：“土耳其境内亚美尼亚人境况的好坏取决于他们是否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如果有，那么他们的处境将会非常悲惨。”[4]英、法凭自身意愿强迫奥斯曼签订一系列条约，要求其遵照亚美尼亚人政治需求实行改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奥斯曼政府更趋向极端民族主义，把对英、法的仇恨转嫁到亚美尼亚人身上。在大屠杀进行的时候，美、英、法等西方国家除了在新闻媒体上大肆渲染奥斯曼的种族屠杀行径外，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介入、阻止暴行的发生，反衬着这些所谓“文明”国家的软弱和虚伪。
影片《卢旺达饭店》中西方“救世主”形象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我们看到的是白人女大夫竭尽全力救孩子，勇敢尽职的白人维和军官，护送难民的西方传教士等拯救者形象，而影片中被设定的黑人形象多为好战、野蛮、贪婪自私、麻木呆滞。爱德华·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指出，在殖民帝国主义的影子结构话语中怠惰的土著被描述为天生的堕落与放荡，他们的性格需要一个欧洲主人来控制。欧洲的历史话语结构把全世界都置于跨国界的非个人的普遍性检验之下。所以，当西方记者问到图西族人与胡图族人的区别时，当地人答到图西族人更高，举止更为优雅，而这恰恰是西方殖民者为了便于殖民统治，武断地把两族人区分开的。他们将鼻子较窄的、皮肤较白的人挑出来，通过测量所有人鼻子的宽度辨识不同种族。西方殖民者按自己的意愿强加在被殖民者身上的身份烙印深深影响了当地民族的身份焦虑，也成为独立后卢旺达国内种族冲突的根源。影片中西方人士对卢旺达受难民众虽然充满同情，但最后无论是媒体记者、红十字会、维和部队都离开这片流血冲突地，这个非洲大陆国家严重的种族屠杀并没有引起西方大国的足够重视，人们对于离自己千里之外的“落后”国家显得漫不经心、事不关己。影片中维和军官上校对保罗说：“他们不会待在这的，你所信仰的西方国家都会认为你卑鄙、丑陋、无用……因为你是一个非洲人。”比利时航空公司经理对保罗讲，“无论是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卢旺达不会为他们赢一张选票”。
3 结语
无论是奥斯曼帝国还是卢旺达，在西方视域下仍是苦难之境，有待于被更先进的文明所拯救，这些落后地区正是西方启蒙的他者之境。后殖民批评理论认为，殖民者自居为世界中心，被殖民者被边缘化。殖民者自认为他们是人类未来理想状态的体现，是正确的“自我”。将所有异己者判定为“不健全的”的“他者”。[5]两部影片结尾处都预示了主人公对未来的期许。《承诺》的结尾，定居美国的米克尔饱含深情地展现了对故土和爱人的思念，尽管身在异乡，但对自己民族身份认同和骄傲依旧难以磨灭，这也是主人公对自己的“承诺”。《卢旺达饭店》的结尾则稍显迷茫，九死一生的保罗带着难民驶往安全区，身后战火肆虐，和平或许尚需时日，但只要希望不灭，人性的美好自然会回归。《承诺》和《卢旺达饭店》以西方人的视角追溯那段被遗忘的历史，电影歌颂了坚贞的爱情、光辉的人性，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穿了种族屠杀背后的权力逻辑。片中出现的一系列西方形象从侧面让我们认识到始作俑者虚伪残酷的一面，让崇高的“拯救者”形象充满神话意味。
参考文献：
[1] Foucault .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I：An Introduction[M]. Harmondsworth：Penguin，1976：100-101.
[2] 菲利普·津巴多（美）.路西法效应[M].孙佩妏，陈雅馨，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6：10.
[3] Alan Bullock . Hitler and Stalin： Parallel Lives[M]. London：Fontana Press，1998：24.
[4] Williamu Miller . 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successors[M]. Cambridge：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1936：430.
[5] 洛伊斯·泰森（美）.当代批评理论实用指南[M].赵国新，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468.
[6] 爱德华·萨义德（美）.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238-240.
[7] 包丽丽.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分析[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
[8] M.A.R .哈比布（美）.文学批评史：从柏拉图到现在[M].阎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691.
[9] 马雪峰.大屠杀、含米特理论、族群身份以及其他——由《卢旺达饭店》所想到的[J].西北民族研究，2006（3）.
作者简介：孙定宇，男，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陆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外语教研室助教，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西方文艺学与文学批评。
关键词：大屠杀;权力意识;西方形象
《承诺》和《卢旺达饭店》是两部反映20世纪两场骇人听闻的种族屠杀的电影。两部电影从小人物自身的命运映射出社会环境及情景影响下人性的伟大与野蛮.两部电影均出自特瑞·乔治之手。《承诺》是由美国、西班牙联合制作的反映20世纪初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剧情影片，该片于2017年4月在美国上映。电影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土耳其为时代背景。以两位男主人公——美国记者克里斯和医学院学生米克尔同时爱上女主角安娜的故事为主线，以小见大展示动荡年代下亚美尼亚人的悲惨经历和不屈的抗争意志。同样由特瑞·乔治2004年导演的电影《卢旺达饭店》描述的是发生在非洲卢旺达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影片讲述了卢旺达屠杀中酒店经理保罗以一己之力挽救上千名图西族人避难者的故事。两部电影均以小人物的视角，展现了社会普通民众在善良与丑恶之间的去留，讲述了个人在民族冲突中的心理流动和情感意识。这两部影片中均出现了以记者、外交官、军人角色为代表的西方“白人”形象。这些西方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西方国家对大屠杀的态度，同时也含蓄地指出了走向现代化民主社会中权力的黑暗映衬。
1 大屠杀权力意识解构
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土耳其境内的种族清洗运动是以青年土耳其党为代表的奥斯曼土耳其上层精英策划的屠杀事件。电影《承诺》中亚美尼亚青年医学生米克尔背负着家族希望来到伊斯坦布尔皇家医学院求学，并与埃姆雷成为好朋友，而埃姆雷的父亲是土耳其内务部的高官，一位持有极端民族主义的前驻外领事。
《承诺》最开始就已经埋下亚、土两个民族的冲突线索。社会中不平等的经济关系直接造成了土耳其人对国内亚美尼亚人的恐惧与仇恨。米克尔刚刚来到伊斯坦布尔集市拜访叔叔的时候，周围的土耳其商贩称亚美尼亚人为“盗贼”“骗子”。在历史中，亚美尼亚人在工商业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极大地刺激了奥斯曼的穆斯林。一位德国学者说过：“为什么亚美尼亚人这么令人讨厌？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商业天赋。亚美尼亚人是天生的商人，他们拥有做生意的娴熟技术。”影片上半段景物和光线采取一种淡黄的怀旧风格，与后半段的蓝郁阴冷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暗示了过往的美好即将湮灭，疯狂与杀戮随之而来。
同样在《卢旺达饭店》中，殖民时代埋下的矛盾隐患在后殖民时代的卢旺达集中爆发。西方殖民者撤出后造成的权力真空诱发了胡图族对图西族的血腥屠戮。影片伊始的邻里聚餐演变成屠杀中的刀棒相向。作为卢旺达国内的少数族群，在近代，图西族长期占据统治阶层，把持卢国内行政、军事、财政、教育等大权。待卢旺达独立后，胡图族精英阶层上台，奉行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对图西族实施残酷的“清洗”政策。正如影片中胡图激进派所控制的公共广播中大肆渲染胡图人为“民主分子”“大多数人”，而把图西人称为“蟑螂”——试图将封建主义和奴隶制强加于胡图族，因此需要将他们“清洗”“清扫掉”。
两部影片中的加害方——青年土耳其党和胡图族激进派的屠戮行为都直接受到国内变化的政治权力关系的影响。如福柯所言，人们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权力关系。人们在等级中建立身份，而等级充满了变化和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反映的加害者对受害者使用的称呼充分反映了意识形态下话语的权力隐喻。福柯曾指出，话语可以是权力的一种手段和效果……话语传递并产生权力;它强化权力，但也损害它并将其公开。[1]因此，无论是土耳其人称亚美尼亚人为“害虫”“盗贼”，还是胡图族称图西族为“叛国者”“老鼠”“蟑螂”，这些单方面自上而下的宣传鼓动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大众的认知，对民众心智和行为造成了的巨大冲击，最终投射到受害者身上。菲利普·津巴多教授认为，这些掌权精英通过渲染制造仇恨，建立一个一个“敌意想象”，凭借自身权力地位，将他者转变成“敌人”。这种由权力激发，唤起公众恐惧的心理让那些原本能独立思考的人开始盲目遵从，善良正直的人变得丧心病狂，逐渐成为去人格化的刽子手。[2]在历史文本的语境中，这种通过采用“敌意想象”、设立“目标敌人”的方式巩固权力的合法性屡见不鲜。希特勒形容犹太人：“把探测刀放在这一类脓包上，在突如其来的光线照射下，人们就会立即发现通常看不见的卑鄙的犹太人，像正在腐朽的尸体上的蛆虫一样……”[3]以修辞手段丑化目标对象，斯大林也曾把“人民敌人”贬为“害蟲”“垃圾”“有害的杂草”，必须“不断进行清洗”。这种把敌人妖魔化、煞有介事地将他们孤立起来的做法正是权力意识贯穿《承诺》《卢旺达饭店》的暗线。
2 西方形象的身份撕裂
这两部电影中均出现了以西方“救世主”身份为化身的“白人”形象。《承诺》中，美国驻巴黎记者克里斯、美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摩根索以及最后出现的法国舰队司令官福内特将军都展现了西方公正、人道、慈悲的身份特点。特别是美国记者克里斯怒怼德国和土耳其的高官，讽刺他们的帝国主义行径。随后他只身前往遭到大屠杀的村庄，拍摄珍贵的照片资料并传回国内。在影片中，面对和男主、女主的感情戏，克里斯一再强调的是自己的“高尚”职业，暗示米克尔假如没有美国的报道，亚美尼亚大屠杀就会无从知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里斯严重酗酒，在宴会及对待女主安娜的态度上蛮横固执。他口口声声称要平等对待安娜，却俨然一副帝国主义强权者的嘴脸，没有带给安娜应有的保护。片中詹姆斯·克伦威尔饰演的美国驻奥斯曼大使面对盛气凌人的内务部长时对其施加威胁，然而这是在美国记者克里斯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条件下——“对克里斯一个人生命的剥夺将会被视为对美国的侵略”。在这一时期，美国虽然对土耳其的种族灭绝政策十分不满，但对大屠杀仅限于舆论的谴责，并没有实质的措施举动来帮助亚美尼亚人。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反对美国卷入亚美尼亚人与土耳其的冲突，以图谋避免美国卷入新的战争。美国一战后的主要目的是保卫美国自身利益、美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不愿在亚美尼亚问题上承担过多的责任。 影片中另外一名扮演西方“救世主”形象的是让·雷诺饰演的法国舰队司令在最后关头前来解救受围困的难民。炮舰一边护送难民，一边炮击山头的奥斯曼军队。展现了西方世界可歌可泣的正义者形象。这恰好与影片中段德国向战时“盟友苏丹”转交的两个“大家伙”相映衬，威风凛凛的战列舰在烈日的映衬下散发着寒光，似乎预示着两大战争集团一触即发的大战。以英、法为代表的所谓“正义国家”在某些方面加速了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发生。英、法向奥斯曼帝国输出西方基督教及思想文化，加剧了奥斯曼土耳其对英、法的不满及对亚美尼亚人的敌视。因此，英国驻奥斯曼大使館的外交官查尔斯·埃雷特曾说：“土耳其境内亚美尼亚人境况的好坏取决于他们是否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如果有，那么他们的处境将会非常悲惨。”[4]英、法凭自身意愿强迫奥斯曼签订一系列条约，要求其遵照亚美尼亚人政治需求实行改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奥斯曼政府更趋向极端民族主义，把对英、法的仇恨转嫁到亚美尼亚人身上。在大屠杀进行的时候，美、英、法等西方国家除了在新闻媒体上大肆渲染奥斯曼的种族屠杀行径外，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介入、阻止暴行的发生，反衬着这些所谓“文明”国家的软弱和虚伪。
影片《卢旺达饭店》中西方“救世主”形象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我们看到的是白人女大夫竭尽全力救孩子，勇敢尽职的白人维和军官，护送难民的西方传教士等拯救者形象，而影片中被设定的黑人形象多为好战、野蛮、贪婪自私、麻木呆滞。爱德华·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指出，在殖民帝国主义的影子结构话语中怠惰的土著被描述为天生的堕落与放荡，他们的性格需要一个欧洲主人来控制。欧洲的历史话语结构把全世界都置于跨国界的非个人的普遍性检验之下。所以，当西方记者问到图西族人与胡图族人的区别时，当地人答到图西族人更高，举止更为优雅，而这恰恰是西方殖民者为了便于殖民统治，武断地把两族人区分开的。他们将鼻子较窄的、皮肤较白的人挑出来，通过测量所有人鼻子的宽度辨识不同种族。西方殖民者按自己的意愿强加在被殖民者身上的身份烙印深深影响了当地民族的身份焦虑，也成为独立后卢旺达国内种族冲突的根源。影片中西方人士对卢旺达受难民众虽然充满同情，但最后无论是媒体记者、红十字会、维和部队都离开这片流血冲突地，这个非洲大陆国家严重的种族屠杀并没有引起西方大国的足够重视，人们对于离自己千里之外的“落后”国家显得漫不经心、事不关己。影片中维和军官上校对保罗说：“他们不会待在这的，你所信仰的西方国家都会认为你卑鄙、丑陋、无用……因为你是一个非洲人。”比利时航空公司经理对保罗讲，“无论是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卢旺达不会为他们赢一张选票”。
3 结语
无论是奥斯曼帝国还是卢旺达，在西方视域下仍是苦难之境，有待于被更先进的文明所拯救，这些落后地区正是西方启蒙的他者之境。后殖民批评理论认为，殖民者自居为世界中心，被殖民者被边缘化。殖民者自认为他们是人类未来理想状态的体现，是正确的“自我”。将所有异己者判定为“不健全的”的“他者”。[5]两部影片结尾处都预示了主人公对未来的期许。《承诺》的结尾，定居美国的米克尔饱含深情地展现了对故土和爱人的思念，尽管身在异乡，但对自己民族身份认同和骄傲依旧难以磨灭，这也是主人公对自己的“承诺”。《卢旺达饭店》的结尾则稍显迷茫，九死一生的保罗带着难民驶往安全区，身后战火肆虐，和平或许尚需时日，但只要希望不灭，人性的美好自然会回归。《承诺》和《卢旺达饭店》以西方人的视角追溯那段被遗忘的历史，电影歌颂了坚贞的爱情、光辉的人性，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穿了种族屠杀背后的权力逻辑。片中出现的一系列西方形象从侧面让我们认识到始作俑者虚伪残酷的一面，让崇高的“拯救者”形象充满神话意味。
参考文献：
[1] Foucault .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I：An Introduction[M]. Harmondsworth：Penguin，1976：100-101.
[2] 菲利普·津巴多（美）.路西法效应[M].孙佩妏，陈雅馨，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6：10.
[3] Alan Bullock . Hitler and Stalin： Parallel Lives[M]. London：Fontana Press，1998：24.
[4] Williamu Miller . 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successors[M]. Cambridge：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1936：430.
[5] 洛伊斯·泰森（美）.当代批评理论实用指南[M].赵国新，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468.
[6] 爱德华·萨义德（美）.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238-240.
[7] 包丽丽.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分析[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
[8] M.A.R .哈比布（美）.文学批评史：从柏拉图到现在[M].阎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691.
[9] 马雪峰.大屠杀、含米特理论、族群身份以及其他——由《卢旺达饭店》所想到的[J].西北民族研究，2006（3）.
作者简介：孙定宇，男，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陆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外语教研室助教，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西方文艺学与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