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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20年代的江西安源工人运动在我党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 、刘少奇、 李立三等人的直接领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中“绝无仅有”的成功范例，长期以来备受工运史学者的重视。但过去的研究多是从中共党史的视角去阐述我党的伟大决策在这次工人运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在革命史的宏大叙事背景下，明显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裴宜李女士的《上海罢工》一书，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即重视分析工人自身及社会关系的特点对工人运动的影响的角度，对上海工运动进行了解读，为我们更好地分析安源工运的胜利原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关键词］ 裴宜理 安源工人运动 上海罢工
安源工人运动无疑是我党工人运动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上世纪20年代的近十年时间内，在中共领导下，安源数以万计的工人阶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斗争的辉煌，他们不但赢得了自身政治与经济地位的提高，还为全国其他地方的工人运动提供了资金与经验支持，为党培养与输送了大量的干部，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1］P1 成为当时当之无愧的中共工人运动重镇之一。1925年安源“九月惨案”发生后，大批安源工人又在党的领导下，潜入湘赣农村，推动了两地农民运动的迅速升温。不久，他们又参加了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为中国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转型做出了重大贡献。
长期以来，安源工运史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重视，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她与我党主要领导人的特殊关系，再者是她是我党早期工会斗争取得胜利的成功范例。也正因为如此，建国以来关于安源工运史的研究多是从党史的角度去诠释我党在这次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一些基本经验，如政策的科学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成功以及党团组织工作的壮大，等等。［2］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丰富了我们对安源工运史的认识，但另一方面，由于一直把“工运史”限定在党史之中，因而使我们思维上形成了一种定式：即在以我党早期知识分子的直接启蒙下，安源工人阶级一下子就有了阶级觉悟与党派思想，然后在中共的正确领导下，安源工人运动就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这种结论当然在过去、在将来都不会错，但关键问题是為何我党在安源地区的工人运动取得了胜利，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则会失败呢？我想这是我们从事工运史研究的学者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笔者以为，形成我党在安源地区取得胜利的原因，除了与我党在该地的英明领导这个显性的原因外，还与当时安源工人的特点及安源地区独特的人文与自然背景等非显性因素有关，而这些又是我们长期所忽略的。而美国学者裴宜理女士的《上海罢工》一书则以一个全新的视角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切入点。
一 、《上海罢工》一书的简单述评
裴宜理女士现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近代中国民众的集体运动研究，所著《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于1993年获国际劳工史协会的“优秀著作奖”。作为西方学者看中国的典型著作，该书以上海近代以来的工人运动为范畴，提出了一系列与国内学者不同的学术观点，读后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她在书中的主要观点有：1、主张跳出“党史”研究“工运史”，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背景文化和工作地位的影响，他们不是党派陶工手里的陶土，可以随意捏弄”［3］P345，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外来指导的结果表示怀疑。2、以地域与技术作为工人自身的两大参照点，将当时的上海工人分为南方的技术工人（工匠）、北方来的非技术工人与半技术工人（无产者），并认为前者思想激进，而后者则较保守。3、工人来源的差异，还产生了政治动员与社会网络的不同：南方工匠以行会为组织，反叛性较强，倾向于激进的中共工会；半技术工人则以帮会为依托，力求自保，保守性较强；而非技术工人则较流动性较强，乡土意识较重，组织性较差。作为域外学者的著作，书中的很多观点笔者是不敢苟同的，如否认中共对工人阶级觉悟启发的成效，否认工人阶级意识的存在，片面夸大工人内部的分裂等，但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是明显的：首先，该书史料丰富，内容翔实，真实再现了旧上海工人运动的复杂性与差异性，同时由于它抛弃我们习惯的先入为主的党史叙事模式，减少了革命史叙事中的“客观性事实”与“表述性现实”差距过大的叙事困境，产生了较好的写作效果，正如有人评价该书是“还原：工人运动与中国政治”。［4］其次，该书注重分析地域来源、技术水准、社会网络、性别年龄等因素对工人运动的突出影响，为我们研究相关的集体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最后，该书将工人运动与党派行动、政府行为、社团组织等紧密联系，将工人运动与国家政策进行互动研究，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
总之，该书开拓了我们研究中国的工人运动的视野。那么，影响上海工人运动的这些因素也适用于分析安源的工人运动吗？毕竟一个是工业大都市，一个只是一个偏居两省交界的弹丸小镇！但我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正如裴宜理在书中以欧洲的工人运动模式来解读上海的工人运动一样，安源工人运动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也应当能从上海工人运动中找到答案。限于主题，本文仅分析一些除中共的杰出领导这个显性原因以外的一些非显性原因，以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安源的工人运动。
二、从《上海罢工》看安源工人运动取得胜利的一些非显性原因
1、地缘政治的原因。罢工的主体是工人，而工人的地域来源是影响其斗争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裴宜理所说：“由地缘政治培育出来的团结容易产生战斗性，尽管不必以阶级觉悟的方式表现出来。”［3］P33安源地区的工人人数在1921—1925年约有12000人（不包括株萍铁路1100多名工人），［1］P114这些工人多来自两湖与江西地区，其中“年岁在十七、八以上者，萍乡人居其五，湖南人居其三，湖北人居其二”［5］，因而来源地区主要集中于湘赣交界处，亲情与乡情较重，工人的地域性情明显，早年的张之洞将其形容为“民情强悍，颇有楚风”［7］P118，刘少奇则称之为“工友性质俱十分激烈，不畏生死，重侠好义，极能团结”［1］P114。如果说上海工人的复杂来源导致了上海工人内部的分裂，影响了其战斗力的话，那么安源的工人由于来源集中，则具备了极强的凝聚力，这在1905年的萍浏醴的起义中已有所体现，那一次起义中，计有约6000名安源矿工参加了起义。而发端于1921年的这次工人运动，由于主要领导人多为湖南及萍乡人（如李立三是醴陵人，刘少奇是宁乡人等），多来自于工人们的老家，因而容易与工人形成一种亲密的同乡关系，而这种关系对安源工人运动中的万众一心的团结局面的形成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可以说是此次罢工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2、产业政治的原因。安源路矿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企业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是中国较大的煤矿企业，号称‘江南煤都’，是20世纪初全国的十大厂矿之一。作为旧中国的一个典型的重工业企业，该企业尽管采用了机器生产，但主要还是靠大量矿工的手工劳动，因而该企业雇用了大量工人从事生产，“全矿雇佣工人凡一万二千余人，窟内矿工六千余人，机械工千余人，余则俱为洗煤炼焦，运输及各项杂工”［1］P116。从性别构成上看，万余名工人中几乎均为男性，女工绝无；从技术构成上看，除少量机械工人为技术工人外（而他们也正是安源最早走上工人斗争得群体），几乎均为非技术工人；从工作场所看，由于产业集中，因而工人多在一起工作。可见，与上海工人内部的技术差异较大、工人分裂严重的情况不同，安源路矿工人内部差异较小，工作环境恶劣而又声息相通，从而为大规模的集体运动提供了一个政治动员的良好场所。因而每当安源工人运动发起时，全体工人均能齐心协力，并以毁矿相威胁，从而取得罢工的主动权。
3、工人组织的原因。在《上海罢工》一书中，作者不遗余力地说明工人组织，如行会、帮会、工会对工人运动的重要性，并认为尽管工人之间有各种差异，但每个人都处于都市网络之中，从而“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工人的相对集中，为行动主义打下了坚实基础”［3］P51。但这种成分复杂的工人组织在上海的令人眩目的变化也造成了上海工人集体活动的受限，而在安源由于工人内部的团结，因而工人组织的的高度统一也是其斗争胜利的重要原因。安源的工人组织经历了从“全体入帮（会）——全体退帮（会）——全体入（工）会”这样一个戏剧性的惊人变化，在中国其他地方绝无仅有。在罢工开始前帮会在工人中的势力很大，“那个时候无论谁来安源做工，都得向青红帮头送礼，不然站不住脚”［1］P933，而“工人中间加入红帮的很多，红帮头子是矿上的顾问，包工头大多是他的徒弟。矿上资本家利用他们压迫工人，他们又以‘义气’‘保护穷人’‘为穷人谋福利’等欺骗工人。”［1］P902能否把工人从帮会中解放出来，这是摆在工人领袖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李立三在罢工之前采取了统战政策，“不理不行，加入也不行，就采取另外办法，研究帮会中的徒弟是被压迫的，因此联合下层，反对老头子，把阶级斗争在帮会中搞起来”［7］P234这一策略在安源是成功的。得到了帮会对罢工的支持，罢工以后伴随着工人力量的强大与自身地位的提高，工人开始陆续退出了帮会，全部12000多名工人几乎全部成为了工人俱乐部的成员。帮会等旧式组织一直是困扰近代工人运动的一个障碍，而安源工人运动由于成功地排除了这个“隐患”，从而使工人的组织高度集中，工人的组织网络无所不在，从而促进了安源工人运动的胜利。
4、政府——社会层面的原因。在《上海罢工》一书中，作者主张以中国工人运动为切入点，以党派政治为主线，试图表明政府的政策、社会的反应也是影响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政府——社会的互动模式也可作为我们分析工人运动的一个手段。在分析安源工人运动取得成功的原因时，安源地方政府与当地社会因而也是我们不可忽略的一个原因。在安源工人运动中，政府力量主要体现在萍乡县署与赣西镇守使，作为地方行政与军方势力的代表，他们出于自身利益与汉冶萍公司利益的双重考虑下，在1925年“九月惨案”发生前，一直采取一种主张“维和”的政策，因而为安源工人运动提供了一种成功的前提；安源的社会力量主要体现在当地的商会、士绅、学界方面，由于萍矿的兴衰与其利益甚大，因而他们从维护地方安定与商业繁荣的角度，一直力争使劳资矛盾能和平解决，为此而不遗余力地在奔波，并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的积极调停是促使罢工得到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刘少奇说：“两局当局际次危岌之秋，又迫于商會及地方士绅之请求，于是矿长李镜澄君乃出而主张调和，从事磋商条件。”［1］P116矿长李寿铨也在日记中说：“商会谢岚舫、张绍桢、绅士王守愚、贾 谷来劝，事急仍愿极力调停。”［81］P141最终，9月的大罢工得以圆满和平解决，商绅在其间的作用功不可没。 从汉冶萍公司自身的利益考虑，尽管对于工潮恨之入骨，但出于产业安全考虑，在条件不成熟时他们也不敢贸然镇压工人。就是在这种从政府到地方社会的力求“维稳”的宽松大背景下，安源工人运动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5、乡土源流与工人文化原因。工人除了是罢工的工人外，更是生活之中的人。因而在分析工人斗争特性时，其历史传统与现实状况也应是我们关注的对象。正如《上海罢工》作者所说：“工人阶级的文化不是消极被动的产物，也包含了积极主动地因素。然而产生这些新文化的原材料很大部分产自人们原来的文化。”［3］P15从安源工人的具体情况来说，由于其多来自两湖与萍乡地区，因而其地区民情具有一定的地域特点。除了性情强悍以外，由于“五方杂处，人烟稠密”，加之文化与教育的落后，罢工前的安源地区文化教育落后，社会风气恶劣，打架斗殴，赌嫖盛行，工人识字率低，思想愚昧。在罢工取得胜利后，在工人俱乐部的领导下，开始加强对工人文化的改造，除了兴办了大批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外，俱乐部还设立了讲演股与青年部，利用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对工人进行思想启蒙与知识提高，从而使工人的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这一点连很多敌对势力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说：“我们现在每与安源的工人谈话，他所表示的都很明白，不是土头土脑，毫无常识似的，这也是过去受过那些教育的结果。”［9］而文化水平的提高又促进了工人罢工水平的提高。
三、结 论
《上海罢工》一书通过分析工人阶级自身的特征，阐述了工人的差异性对工人运动模式的影响，为我们研究工人运动提供了新的思路。根据该书的理论，我们发现在近代以来的安源工人运动过程之中，除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这个主线索外，安源工人集中的地域来源，安源工人大众文化的形成、安源工人高度的组织性、安源地方社会宽松的环境、安源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等因素也是形成安源工人运动在全国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而对这些非显性因素的考察，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安源及全国其他地方工人运动的特殊性无疑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安源工运史是我国工运史中的一颗奇葩，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研究中取得很大成就，但也正因为此，使我们的思维得不到解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史学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研究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层出不穷，这些都为我们研究安源工运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新史学和以社会史为代表的中国新史学都主张将研究的视角向下延伸，重视民众对社会事件的反应；目光向四周扩散，重视国家、 地方 、民众的互动关系，力图把握历史的多重的面貌，我想这对我们研究诸如安源工人运动之类的工运史是有极大的帮助的。○
参考文献：
［1］安源工人运动［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2］ 相关研究成果有：邓启沛：《安源工人运动是我党集体智慧奋斗的光辉典范》，《争鸣》1981年第2期；刘善文：《科学社会主义与安源工人运动的初期结合》，《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李江源、费从军：《试论安源在我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任应齐：《党的统战工作在安源工人运动中的正确运用》，《党史文汇》2000年第9期；其他相关成果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以上成果多从党史角度去研究，鲜有从其他视角去研究.
［3］ 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M］.南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4］ 刘平：还原:工人运动与中国政治——裴宜理《上海罢工》述评［J］.近代史研究，2004（3）.
［5］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1895－1914年）（第二辑下册）［M］.北京：三联出版社 ，1957.
［6］张之洞致赖伦训条，萍乡煤炭发展史略［Z］.南昌：江西文史资料（第23辑），1987.
［7］ 周育民，邵雍著：中国帮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8］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
［9］共党在安之教育概况，原载国民政府《湖南清乡公报》第11期.
责任编辑 马永义
［关键词］ 裴宜理 安源工人运动 上海罢工
安源工人运动无疑是我党工人运动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上世纪20年代的近十年时间内，在中共领导下，安源数以万计的工人阶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斗争的辉煌，他们不但赢得了自身政治与经济地位的提高，还为全国其他地方的工人运动提供了资金与经验支持，为党培养与输送了大量的干部，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1］P1 成为当时当之无愧的中共工人运动重镇之一。1925年安源“九月惨案”发生后，大批安源工人又在党的领导下，潜入湘赣农村，推动了两地农民运动的迅速升温。不久，他们又参加了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为中国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转型做出了重大贡献。
长期以来，安源工运史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重视，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她与我党主要领导人的特殊关系，再者是她是我党早期工会斗争取得胜利的成功范例。也正因为如此，建国以来关于安源工运史的研究多是从党史的角度去诠释我党在这次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一些基本经验，如政策的科学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成功以及党团组织工作的壮大，等等。［2］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丰富了我们对安源工运史的认识，但另一方面，由于一直把“工运史”限定在党史之中，因而使我们思维上形成了一种定式：即在以我党早期知识分子的直接启蒙下，安源工人阶级一下子就有了阶级觉悟与党派思想，然后在中共的正确领导下，安源工人运动就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这种结论当然在过去、在将来都不会错，但关键问题是為何我党在安源地区的工人运动取得了胜利，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则会失败呢？我想这是我们从事工运史研究的学者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笔者以为，形成我党在安源地区取得胜利的原因，除了与我党在该地的英明领导这个显性的原因外，还与当时安源工人的特点及安源地区独特的人文与自然背景等非显性因素有关，而这些又是我们长期所忽略的。而美国学者裴宜理女士的《上海罢工》一书则以一个全新的视角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切入点。
一 、《上海罢工》一书的简单述评
裴宜理女士现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近代中国民众的集体运动研究，所著《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于1993年获国际劳工史协会的“优秀著作奖”。作为西方学者看中国的典型著作，该书以上海近代以来的工人运动为范畴，提出了一系列与国内学者不同的学术观点，读后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她在书中的主要观点有：1、主张跳出“党史”研究“工运史”，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背景文化和工作地位的影响，他们不是党派陶工手里的陶土，可以随意捏弄”［3］P345，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外来指导的结果表示怀疑。2、以地域与技术作为工人自身的两大参照点，将当时的上海工人分为南方的技术工人（工匠）、北方来的非技术工人与半技术工人（无产者），并认为前者思想激进，而后者则较保守。3、工人来源的差异，还产生了政治动员与社会网络的不同：南方工匠以行会为组织，反叛性较强，倾向于激进的中共工会；半技术工人则以帮会为依托，力求自保，保守性较强；而非技术工人则较流动性较强，乡土意识较重，组织性较差。作为域外学者的著作，书中的很多观点笔者是不敢苟同的，如否认中共对工人阶级觉悟启发的成效，否认工人阶级意识的存在，片面夸大工人内部的分裂等，但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是明显的：首先，该书史料丰富，内容翔实，真实再现了旧上海工人运动的复杂性与差异性，同时由于它抛弃我们习惯的先入为主的党史叙事模式，减少了革命史叙事中的“客观性事实”与“表述性现实”差距过大的叙事困境，产生了较好的写作效果，正如有人评价该书是“还原：工人运动与中国政治”。［4］其次，该书注重分析地域来源、技术水准、社会网络、性别年龄等因素对工人运动的突出影响，为我们研究相关的集体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最后，该书将工人运动与党派行动、政府行为、社团组织等紧密联系，将工人运动与国家政策进行互动研究，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
总之，该书开拓了我们研究中国的工人运动的视野。那么，影响上海工人运动的这些因素也适用于分析安源的工人运动吗？毕竟一个是工业大都市，一个只是一个偏居两省交界的弹丸小镇！但我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正如裴宜理在书中以欧洲的工人运动模式来解读上海的工人运动一样，安源工人运动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也应当能从上海工人运动中找到答案。限于主题，本文仅分析一些除中共的杰出领导这个显性原因以外的一些非显性原因，以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安源的工人运动。
二、从《上海罢工》看安源工人运动取得胜利的一些非显性原因
1、地缘政治的原因。罢工的主体是工人，而工人的地域来源是影响其斗争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裴宜理所说：“由地缘政治培育出来的团结容易产生战斗性，尽管不必以阶级觉悟的方式表现出来。”［3］P33安源地区的工人人数在1921—1925年约有12000人（不包括株萍铁路1100多名工人），［1］P114这些工人多来自两湖与江西地区，其中“年岁在十七、八以上者，萍乡人居其五，湖南人居其三，湖北人居其二”［5］，因而来源地区主要集中于湘赣交界处，亲情与乡情较重，工人的地域性情明显，早年的张之洞将其形容为“民情强悍，颇有楚风”［7］P118，刘少奇则称之为“工友性质俱十分激烈，不畏生死，重侠好义，极能团结”［1］P114。如果说上海工人的复杂来源导致了上海工人内部的分裂，影响了其战斗力的话，那么安源的工人由于来源集中，则具备了极强的凝聚力，这在1905年的萍浏醴的起义中已有所体现，那一次起义中，计有约6000名安源矿工参加了起义。而发端于1921年的这次工人运动，由于主要领导人多为湖南及萍乡人（如李立三是醴陵人，刘少奇是宁乡人等），多来自于工人们的老家，因而容易与工人形成一种亲密的同乡关系，而这种关系对安源工人运动中的万众一心的团结局面的形成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可以说是此次罢工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2、产业政治的原因。安源路矿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企业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是中国较大的煤矿企业，号称‘江南煤都’，是20世纪初全国的十大厂矿之一。作为旧中国的一个典型的重工业企业，该企业尽管采用了机器生产，但主要还是靠大量矿工的手工劳动，因而该企业雇用了大量工人从事生产，“全矿雇佣工人凡一万二千余人，窟内矿工六千余人，机械工千余人，余则俱为洗煤炼焦，运输及各项杂工”［1］P116。从性别构成上看，万余名工人中几乎均为男性，女工绝无；从技术构成上看，除少量机械工人为技术工人外（而他们也正是安源最早走上工人斗争得群体），几乎均为非技术工人；从工作场所看，由于产业集中，因而工人多在一起工作。可见，与上海工人内部的技术差异较大、工人分裂严重的情况不同，安源路矿工人内部差异较小，工作环境恶劣而又声息相通，从而为大规模的集体运动提供了一个政治动员的良好场所。因而每当安源工人运动发起时，全体工人均能齐心协力，并以毁矿相威胁，从而取得罢工的主动权。
3、工人组织的原因。在《上海罢工》一书中，作者不遗余力地说明工人组织，如行会、帮会、工会对工人运动的重要性，并认为尽管工人之间有各种差异，但每个人都处于都市网络之中，从而“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工人的相对集中，为行动主义打下了坚实基础”［3］P51。但这种成分复杂的工人组织在上海的令人眩目的变化也造成了上海工人集体活动的受限，而在安源由于工人内部的团结，因而工人组织的的高度统一也是其斗争胜利的重要原因。安源的工人组织经历了从“全体入帮（会）——全体退帮（会）——全体入（工）会”这样一个戏剧性的惊人变化，在中国其他地方绝无仅有。在罢工开始前帮会在工人中的势力很大，“那个时候无论谁来安源做工，都得向青红帮头送礼，不然站不住脚”［1］P933，而“工人中间加入红帮的很多，红帮头子是矿上的顾问，包工头大多是他的徒弟。矿上资本家利用他们压迫工人，他们又以‘义气’‘保护穷人’‘为穷人谋福利’等欺骗工人。”［1］P902能否把工人从帮会中解放出来，这是摆在工人领袖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李立三在罢工之前采取了统战政策，“不理不行，加入也不行，就采取另外办法，研究帮会中的徒弟是被压迫的，因此联合下层，反对老头子，把阶级斗争在帮会中搞起来”［7］P234这一策略在安源是成功的。得到了帮会对罢工的支持，罢工以后伴随着工人力量的强大与自身地位的提高，工人开始陆续退出了帮会，全部12000多名工人几乎全部成为了工人俱乐部的成员。帮会等旧式组织一直是困扰近代工人运动的一个障碍，而安源工人运动由于成功地排除了这个“隐患”，从而使工人的组织高度集中，工人的组织网络无所不在，从而促进了安源工人运动的胜利。
4、政府——社会层面的原因。在《上海罢工》一书中，作者主张以中国工人运动为切入点，以党派政治为主线，试图表明政府的政策、社会的反应也是影响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政府——社会的互动模式也可作为我们分析工人运动的一个手段。在分析安源工人运动取得成功的原因时，安源地方政府与当地社会因而也是我们不可忽略的一个原因。在安源工人运动中，政府力量主要体现在萍乡县署与赣西镇守使，作为地方行政与军方势力的代表，他们出于自身利益与汉冶萍公司利益的双重考虑下，在1925年“九月惨案”发生前，一直采取一种主张“维和”的政策，因而为安源工人运动提供了一种成功的前提；安源的社会力量主要体现在当地的商会、士绅、学界方面，由于萍矿的兴衰与其利益甚大，因而他们从维护地方安定与商业繁荣的角度，一直力争使劳资矛盾能和平解决，为此而不遗余力地在奔波，并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的积极调停是促使罢工得到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刘少奇说：“两局当局际次危岌之秋，又迫于商會及地方士绅之请求，于是矿长李镜澄君乃出而主张调和，从事磋商条件。”［1］P116矿长李寿铨也在日记中说：“商会谢岚舫、张绍桢、绅士王守愚、贾 谷来劝，事急仍愿极力调停。”［81］P141最终，9月的大罢工得以圆满和平解决，商绅在其间的作用功不可没。 从汉冶萍公司自身的利益考虑，尽管对于工潮恨之入骨，但出于产业安全考虑，在条件不成熟时他们也不敢贸然镇压工人。就是在这种从政府到地方社会的力求“维稳”的宽松大背景下，安源工人运动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5、乡土源流与工人文化原因。工人除了是罢工的工人外，更是生活之中的人。因而在分析工人斗争特性时，其历史传统与现实状况也应是我们关注的对象。正如《上海罢工》作者所说：“工人阶级的文化不是消极被动的产物，也包含了积极主动地因素。然而产生这些新文化的原材料很大部分产自人们原来的文化。”［3］P15从安源工人的具体情况来说，由于其多来自两湖与萍乡地区，因而其地区民情具有一定的地域特点。除了性情强悍以外，由于“五方杂处，人烟稠密”，加之文化与教育的落后，罢工前的安源地区文化教育落后，社会风气恶劣，打架斗殴，赌嫖盛行，工人识字率低，思想愚昧。在罢工取得胜利后，在工人俱乐部的领导下，开始加强对工人文化的改造，除了兴办了大批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外，俱乐部还设立了讲演股与青年部，利用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对工人进行思想启蒙与知识提高，从而使工人的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这一点连很多敌对势力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说：“我们现在每与安源的工人谈话，他所表示的都很明白，不是土头土脑，毫无常识似的，这也是过去受过那些教育的结果。”［9］而文化水平的提高又促进了工人罢工水平的提高。
三、结 论
《上海罢工》一书通过分析工人阶级自身的特征，阐述了工人的差异性对工人运动模式的影响，为我们研究工人运动提供了新的思路。根据该书的理论，我们发现在近代以来的安源工人运动过程之中，除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这个主线索外，安源工人集中的地域来源，安源工人大众文化的形成、安源工人高度的组织性、安源地方社会宽松的环境、安源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等因素也是形成安源工人运动在全国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而对这些非显性因素的考察，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安源及全国其他地方工人运动的特殊性无疑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安源工运史是我国工运史中的一颗奇葩，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研究中取得很大成就，但也正因为此，使我们的思维得不到解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史学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研究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层出不穷，这些都为我们研究安源工运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新史学和以社会史为代表的中国新史学都主张将研究的视角向下延伸，重视民众对社会事件的反应；目光向四周扩散，重视国家、 地方 、民众的互动关系，力图把握历史的多重的面貌，我想这对我们研究诸如安源工人运动之类的工运史是有极大的帮助的。○
参考文献：
［1］安源工人运动［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2］ 相关研究成果有：邓启沛：《安源工人运动是我党集体智慧奋斗的光辉典范》，《争鸣》1981年第2期；刘善文：《科学社会主义与安源工人运动的初期结合》，《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李江源、费从军：《试论安源在我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任应齐：《党的统战工作在安源工人运动中的正确运用》，《党史文汇》2000年第9期；其他相关成果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以上成果多从党史角度去研究，鲜有从其他视角去研究.
［3］ 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M］.南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4］ 刘平：还原:工人运动与中国政治——裴宜理《上海罢工》述评［J］.近代史研究，2004（3）.
［5］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1895－1914年）（第二辑下册）［M］.北京：三联出版社 ，1957.
［6］张之洞致赖伦训条，萍乡煤炭发展史略［Z］.南昌：江西文史资料（第23辑），1987.
［7］ 周育民，邵雍著：中国帮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8］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
［9］共党在安之教育概况，原载国民政府《湖南清乡公报》第11期.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