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右家,文坛“交际花”

来源 :环球人物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meirumen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王右家,是著名报人、民盟创始人罗隆基(1896—1965)沸沸扬扬的婚外情人,20世纪30年代,两人高调同居;王右家同时也是曹禺戏剧《日出》中陈白露和《桥》中梁爱米的原型。但是,她留给后人的只是口口相传的美丽传说,从她存世的照片中,实在看不出风华绝代的神采韵味。而见过她本人的同时代人则纷纷证明,王右家“不太上相,照片中她的美丽,不及她本人1/10”。
情敌眼中的美女
  王右家是湖北人,出生于1908年,比罗隆基小12岁。1974年,王右家的闺中密友、同时也曾是罗隆基婚外情人的吕孝信,在台湾《传记文学》上发表长篇回忆《忆一对欢喜冤家——王右家与罗隆基》。其中介绍说,她与王右家从小学一年级就是同学,至中学、大学都同校,还曾约定要一起去美国读书。关于王右家的风采,作为情敌的吕孝信写道:“我认为她最美的地方不是面孔体型,而是她的动作和气质。她动作时的美,我以为纵集天下美女于一堂也无法与之相比。她的一举手一投足,都给人一种如音乐旋律的美感。”
  吕孝信用“欢喜冤家”一词形容王右家与罗隆基,非常贴切。1931年,在美国留学的王右家突然回国,在上海逗留期间,与罗隆基相识,两人一见钟情。同年5月,罗隆基给远在北京的胡适写信说:“舜琴(罗隆基的原配)已于昨日离沪返新加坡,彼此同意暂分6个月。国家的个人自由没有争到,家庭的自由争来6个月,未始非易事!”
  张舜琴的父亲张永福是新加坡的华侨富商,辛亥革命前是孙中山、黄兴等人从事革命的赞助人之一。张舜琴在伦敦留学期间,与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罗隆基结婚。1928年两人回国,租住在上海霞飞路1014弄15号的花园洋房,与罗隆基在清华时的同学梁实秋比邻而居。
  而王右家出国之前,已与干妈家的儿子订下婚约,当时,未婚夫恰好不在国内。罗隆基鼓励她说:“你这么青春美丽,如能给这古老封建的社会来颗炸弹,使得万万千千的人为你的勇敢喝彩、赞美,一定会给这死气沉沉的社会,平添生气。”1932年,罗隆基离开上海到天津任《益世报》社论总撰兼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生来就具有叛逆性格的王右家,在36岁的情场老手罗隆基的诱惑鼓舞之下,不顾一切地随他而去,与他同居,并四处招摇。
合则留,不合则去
  罗隆基与王右家的婚外同居,一直维持到1938年前后。由于张舜琴要与自己的一个学生结婚,终于同意与罗隆基办理离婚手续。王罗二人得以迈进婚姻的殿堂。抗战期间,作为民盟的主要领导人,罗隆基与国共两党的头面人物都有往来,此间王右家随他辗转各地,称得上是夫唱妇随。
  罗隆基对感情是多元论者,王右家对自己的女性魅力也充满自信,因此罗隆基虽然情人不断,王右家倒从来不放在心上。不承想,与罗隆基有婚外情的杨度的女儿杨云慧,与罗隆基闹翻了,找到王右家,想要回当初写给罗隆基的情书。王右家出于好奇,随便在其中抽了一封,竟然看到罗隆基准备与自己离婚去与杨云慧结婚。素来自信、高傲的王右家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毫不犹豫地离家出走。
  王右家与罗隆基离家分居的时间是1943年6月28日。一个月后,她离开重庆前往成都,罗隆基追到成都;她逃往昆明,罗隆基又追到昆明;她干脆经印度前往英国。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王右家曾说:“我一向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主张,既然骡子(王对罗的昵称)与她相爱,我就成全他们也无所谓。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离开了骡子的家,永远也没有回去过。”
曹禺忘不了的“王小姐”
  王右家的风流艳事盛传于文化界。关于她的一切,都被年轻的曹禺看在眼里,记在心头。
  1936年,由靳以、巴金主编的《文季月刊》在南京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日出》第一幕,至第四期连载完毕。《日出》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剧中的女主人公陈白露是一位聪明美丽的女学生,父亲去世之后没有了经济保障,只好依附于大丰银行经理潘月亭,在大都市里过着见不得阳光的“放荡,堕落”的生活。她的初恋情人方达生,从乡下老家前来英雄救美,却在与她相处的几天里,逐渐认识到整个社会的不公与黑暗,最后一个人昂首离开。不愿跟着方达生走的陈白露在旅馆中喝药自尽。
  当代学者田本相在《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中,记录了曹禺晚年的一段自述:“点燃陈白露形象的王小姐(王右家),她的父亲和我的父亲要好,是朋友,我就是这样同她认识的。她不是陈白露,也不是交际花,但她长得确实非常漂亮,也非常聪明。真正的交际花我也见过,但王小姐不是。我同她家不十分熟,但王小姐这个影子,和我心中的人物形象,这么一碰,陈白露就出来了……靳以曾经和这位王小姐好过,当然这不要提了。”
  戏剧艺术家黄佐临在接受田本相采访时,却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谈到了曹禺对王右家一往情深的往事:“陈白露的模特儿我见过,此人姓王,叫什么我忘了。她是罗隆基的情人,人们叫她王小姐,长得很漂亮。曹禺跟这个王小姐是有交往的,相当熟悉;他自己就是那个方达生了……在重庆时,曹禺常提起这个王小姐,他还陶醉于那段生活。”
  曹禺1945年前后写《桥》时,已经见证了罗隆基与王右家的婚变。《桥》中的女主角梁爱米是个交际花,对有钱有势的何湘如一再拒绝,并苦苦单恋着“青梅竹马的玩伴”沈承灿。但是,当沈承灿的未婚妻归容熙出现在梁爱米面前时,她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嫉妒,反而心甘情愿地成全他们的婚事。田本相记录过晚年曹禺的另外一句话:“我写《桥》的时候,其中也有王小姐一点东西。”
一代红颜的人生末路
  抗战胜利后,王右家回国,与罗隆基在上海办 理离婚手续,并且很快结识已故电影演员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随后便嫁给唐季珊做了他的第五任太太。王右家自我解嘲她是“老大嫁作商人妇”。有人曾问王右家何以选择了这样一个人物?王右家说:“认识他不久的时候,我就认为他最适合做我的丈夫,你知道,我不能在骡子同一圈内去找丈夫,如果不如他,会被他暗笑,比他高明的又都已有家室。唐季珊是另一个圈子的人,无可比较,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嫁。”
  1948年,唐季珊与王右家在北平举办婚礼,然后在平津战役的隆隆炮声中南下。次年,他们迁往台湾。唐季珊仍然经营他的华荣茶叶公司,王右家仍然应酬于名流之中,唐家别墅很快成为上层社会的一个交际中心。1958年,由王右家编导的历史剧《龙女寺》连续公演20天,一时间颇受好评。
  风流成性的唐季珊旧习难改,爱上酒吧女郎,致使性格高傲的王右家再一次选择离家。失去王右家的唐季珊,茶叶生意一落千丈,最终倾家荡产、流落街头。于1959年带着儿子去了香港的王右家,由于创业计划没有成功,后来又返回台湾。1967年,她因为头痛住进一所平民医院,入院后昏迷不醒,几天后便离开人世。(本文部分文字摘录自张耀杰新近出版的《曹禺:戏里戏外》一书。)
  编辑:王晶晶 美编:王迪偲 编审:张勉
其他文献
一    笔者手头有一柄旧时的折扇,题作“杭州舒莲记佳制”,大约是民国年间杭州著名扇庄“舒莲记”的制品。扇面上有“仿录徽州水路全抄”:  首自鱼梁坝,百里至街口。  八十淳安县,茶园六十走。  九十严州府,桐庐八十守。  八五富阳县,九四垅江口。  徽州至杭州,水路六百有。  上揭的“徽州水路”,亦即明代以来徽商编纂的“路程”书中所见之《水路捷要歌》,只是文字略有不同而已。诗中连缀地名的各个数目字
草木葱茏的时节,趁在瑞典乌普萨拉市访学之机,我探访了瑞典高等研究院(Swedish Collegium for Advanced Study,或SCAS)。这家声誉日增的高等研究机构,地处乌市植物园的中心处。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但见天空蔚蓝,益觉周遭静谧,只有少量游人在这开放式的植物园中逗留、休憩。这个植物园内有一千多种不同的植物,初建于一六五五年,归属乌普萨拉大学。一七四一年,瑞典杰出的植物学家
在中英关于香港回归交接仪式的谈判中,英国人主张交接仪式放在中环露天广场,其意图在于让所有参加交接仪式的人目送英国撤离的军舰,以彰显其“光荣撤退”。中方主张交接仪式放在新建的会展中心,据说中心的外形设计像北飞的大雁。为此,中方政府提供了香港四十年的水文资料,证明七月一日前后香港处于暴雨多发季节,交接仪式不宜露天举行。果不其然,当主权交接在会展中心举行之际,整个香港倾盆大雨,相信天道自然的中国人都认为
春秋末期,分量最重的历史事件恐怕算是三家分晋,晋国事实上的执政者智伯被赵襄子所杀,领地被瓜分,头骨被做成了酒器。智伯的家臣豫让立誓要为智伯报仇,他的誓言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对于具有英雄主义情结的伪英雄而言,这句誓言被他们奉为纲领性的行动指南。因为把他人的重要性置于自己的重要性之上,这句誓言及对其的追随行为展示的是一种奴化了的畸形心态。同时,不经意间,也用一种对称的手法把男女两性的不对称
黄昏,那砖石铺的路一直延伸至里加老城的深处。砖石铺就的是一条小路,砖石整齐划一,砖石间的缝隙也整齐划一,像所有城市旧时的石铺路,走在上面你可感到时代的沉重和生命力的顽强。厚重、沉甸,却又让人步履轻盈,连空气中也透露出一丝丝的神秘,尤其是在这黄昏时刻的里加老城的小街上,那种穿越时光时空的感觉让我着迷。太阳已沉至西边那座灰色教堂的腰部,躲到了一排哥特式楼房的背后,只在楼与楼的间隙中闪烁着橘红色的光亮,
惊闻林同奇先生于七月七日在美国麻省仙逝,我的脑际中瞬间映出了一句话:“学问不是谋利的工具,也不是身份的装饰,而是一种生命价值的持久流淌。”抑制不住的怀思缓缓不断……一  我随林同奇先生读书纯属偶然。二00六年初,我正忙着选编“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史华慈的早期名著《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翻译就绪等待出版。该书首发于一九五二年,其基础史料今已广为人知。为了还原当年史氏在费正清带领下开展这一突破性
维梁先生:  七月间接奉手书,承告正受台湾《联合文学》委托,辟划“钱锺书专辑”,深感欣喜,因为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承约写稿,我乐于从命,却也很踟蹰。亲炙钱氏其人其书,如对醇醪,不饮自醉,但要认真地加以品评,却并非易事。我自知浅陋,隔靴搔痒,徒然唐突高明,贻笑读者,也将无以对您的嘱咐。但小言詹詹,适性随心,作友好促膝清谈之资,不管牝牡骊黄,见仁见智,譬如野老负暄闲话,牧童短笛无腔,任它随风而逝
我的父亲是庚款留学生,他非常喜欢音乐,吉他弹得不错,还写过电影剧本,但是爷爷坚决不让他搞文艺,所以后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商学院学了经济。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父亲带了很多乐谱和一箱子粗纹唱片,七十八转的那种,另外还有一把四分之一的小琴,大概花了五百美元。那是一把真正的名琴,是有证书的。于是我从五岁开始学琴。  起先我跟天津一个很老的老先生学了几个月,他叫马道永,后来换成白俄老师古达迪耶夫。他在租界里教琴
人应该按照各自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这或许是对“自由”这一概念的最好诠释。  《论自由》这本书经过了约翰·穆勒和妻子一字一句反复讨论,并且差不多每一句都是在他们两人反复斟酌的情况下写成的。  这本书被后世誉为“伟大的小书”,而此书也许正如他在自传里黯然地说到的:“令人担忧的是,它的价值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会消失。”时至今日,有人说:“读了此书,我才找到了自己,明白了真理是如何形成的,十来年书桌前所
马尔克·西勒博尔曼(Marc Silberman,以下简称“西”),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德语系教授。这所州立大学的德语系规模居全美之首,第三帝国时期,德语系有教员倾向保守,虽不能称之为纳粹分子,但确实有为纳粹狂热鼓吹的人。战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威斯康星大学开始清理门户,右翼教师被一一驱逐,七十年代德语系转向左倾激进,德国研究的方向也随之改变。西勒博尔曼教授的研究一直与电影有关,相关论著有:《德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