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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若干年后，社会学研究者要选择用一张图片和一首歌来反映2016年以及此后若干年中国社会部分中下层人士的生存状态，那么我相信当下流行于网络的“葛优躺”和歌曲《感觉身体被掏空》一定会入选。
代替性表达
“葛优躺”出自20多年前的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于2016年蹿红于网络，成为被许多网友疯传的“表情包”；而《感觉身体被掏空》则是于不久前出自上海的一个名叫“彩虹合唱团”的音乐团体，该曲首发之后即引起了人们的情感共鸣，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显而易见，之所以“葛优躺”和《感觉身体被掏空》会蹿红，是因为其深刻地触碰到了社会痛点：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疲于奔命，缺乏活力，渴望休息。这就是当下部分中下层人士的典型面相。
在这个意义上，“葛优躺”和《感觉身体被掏空》具有了普遍性和时代性，从而获得了比其他网络“表情包”和流行歌曲更为深刻的社会价值。
从心理分析的视角考察，“葛优躺”和《感觉身体被掏空》在传播上的成功并不难理解：无数个在当下中国都市生活的中下层人士在“葛优躺”和《感觉身体被掏空》里看到了他们那个疲于奔命、缺乏活力的“自我”，他们又无法直接地、毫无顾虑地表达他们的情绪，而“葛优躺”和《感觉身体被掏空》具备了代替人们进行自我表达的功能，人们在转发和传唱中以一种隐蔽的形式发泄了他们的情绪。在娱乐和宣泄中，生活的空虚感、无意义感得到缓解和治疗。
从这个角度说，“葛优躺”和《感觉身体被掏空》是人们无声和有声的集体表达。尽管这种表达方式是无意识和娱乐化的。
工业社会需要娱乐业来治疗
“葛优躺”和《感觉身体被掏空》反映了一种精神病理现象。早在20世纪70年代，弗洛姆就在他的《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一书中指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慢性无趣（无论是补偿了的，还是不能补偿的）虽然到最近才受人注意，却早已构成了一个主要的精神病理现象。”
他这样描述患“慢性无趣”的精神病人：“在他里面有什么东西死掉了，没有了生气，与人断了关系……”
《感觉身体被掏空》的歌词浅显直白，几乎是直抒胸臆，它描写了一个加班者内心的疲惫和呐喊：“我累得像只狗”是在说自己生命力的枯竭和活得缺乏尊严；“我要去云南”显然是向往“云南”所象征的与工业社会对立的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生活；“我真的要去接我爸爸”则是内心的情感需要。
为什么会这样？
在一个以社会价值排序为主导的，通过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官僚制组织起来的工业社会中，每个原子化的个人都被作为社会零件嵌入到这个精密而庞大的社会机器中。每个人的生活内容、生活轨迹、生活节奏都是像程序一样被设计好的，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被强制性地取消了，他的生活里没有什么能够让他激动和欣喜的东西，他所有的活动与他的内心并没有什么联系，他只是为了生存而活动，他被降格成了“物”，并且被“物”所统治。
这正是“感觉身体被掏空，我累得像只狗”背后的深刻隐喻：在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里，人被扼杀了主体性和创造性之后，他的生命活力被榨干了，他的尊严被降低到“物”的层次，就像一只狗一样。
当然，尽管一个利维坦式的工业社会对人的影响力是如此强大，但是人们并不会善罢甘休，始终想要逃离这种生存状态，恢复自身的尊严，就像歌里所唱的“我要去云南……告别回龙观”。
不过，在这个时代，人们就是喜欢把一个严肃的问题娱乐化，这实际上是人们在心理上耍的一个小聪明，这样在心理上就不用认真对待严肃问题了，严肃问题就这样被巧妙地回避了。
这样看来，工业社会真的太需要娱乐产业了，它几乎是治疗工业社会所制造的人类生存困境的一剂良药。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运行方式让人逐渐丧失了生命活力，这当然是非常残酷的现实，但是通过开发娱乐产业，人们找到了一种“逃避自我”的途径，用一种肤浅的方式来消解空虚和无聊，从而让这部社会机器继续运转下去。
问题和未来
毫无疑问，工业解放了生产力，将人们从田间地头主动或被动地配置到现代化的工厂或写字楼里进行工业生产。对于传统社会的农民来说，他们只需要看天吃饭，根据季节和气候的变化来播种、施肥和收割，并没有“劳动纪律”的说法，农民群体也只在一种极低的组织化程度上存在。这种低组织化的情况，就像马克思说的，他们只是“麻袋中一个个的马铃薯”。
不过，他们也是比工业社会的人们更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马铃薯”。
但是进入工业社会之后，要维持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及其运转，不得不依赖高度组织化的科层制，这要求人们按照制度、流程以及“劳动纪律”来行动，他的自主活动空间被大大压缩了。
借助弗洛伊德的经典观点，“文明”建立在对人性压抑的基础之上，现代工业文明则将这种压抑进一步深化和隐蔽化了。
弗洛姆曾经提出一个叫作“社会性格”的概念，他认为，一个社会要维持它的正常运转，就会培养人们适应这种社会所需要的特定的性格结构。比如，奴隶制社会会培养人们驯服、顺从的社会性格，现代工业社会则因需要人们消化其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而培养人们喜欢消费和占有、善于自我表现、富有纪律性等社会性格。
他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所培养的“重占有”的生存倾向会使人们内在的情感、理性、想象力等心灵的潜能无法得到充分发展，并且扼杀人们生命的活力。
弗洛姆所指出的工业社会存在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去更好地解决。
2015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走红网络，获得亿万网友的关注和转发，但是到了2016年，人们只想在有Wi-Fi和空调的房子里“感觉身体被掏空”和“葛优躺”了。这种变化的背后，隐藏着社会心理的一个转向：从抱有还想逃离的动力和幻想，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兴奋，到只想什么也不干地躺在沙发上，失去对生活中其他事情的兴趣。
这种社会活力的透支既带有工业社会的普遍性因素，又与当下的经济下行、房价高企等现实因素有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一个缺乏活力的社会当然并不值得期待。经济活动、科技创新、社会和谐，都有赖于人们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作用，这代表着一个社会是富有成长性的，它的未来是乐观的。
（鸿 举摘自《南风窗》2016年第18期，邝 飚图）
代替性表达
“葛优躺”出自20多年前的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于2016年蹿红于网络，成为被许多网友疯传的“表情包”；而《感觉身体被掏空》则是于不久前出自上海的一个名叫“彩虹合唱团”的音乐团体，该曲首发之后即引起了人们的情感共鸣，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显而易见，之所以“葛优躺”和《感觉身体被掏空》会蹿红，是因为其深刻地触碰到了社会痛点：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疲于奔命，缺乏活力，渴望休息。这就是当下部分中下层人士的典型面相。
在这个意义上，“葛优躺”和《感觉身体被掏空》具有了普遍性和时代性，从而获得了比其他网络“表情包”和流行歌曲更为深刻的社会价值。
从心理分析的视角考察，“葛优躺”和《感觉身体被掏空》在传播上的成功并不难理解：无数个在当下中国都市生活的中下层人士在“葛优躺”和《感觉身体被掏空》里看到了他们那个疲于奔命、缺乏活力的“自我”，他们又无法直接地、毫无顾虑地表达他们的情绪，而“葛优躺”和《感觉身体被掏空》具备了代替人们进行自我表达的功能，人们在转发和传唱中以一种隐蔽的形式发泄了他们的情绪。在娱乐和宣泄中，生活的空虚感、无意义感得到缓解和治疗。
从这个角度说，“葛优躺”和《感觉身体被掏空》是人们无声和有声的集体表达。尽管这种表达方式是无意识和娱乐化的。
工业社会需要娱乐业来治疗
“葛优躺”和《感觉身体被掏空》反映了一种精神病理现象。早在20世纪70年代，弗洛姆就在他的《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一书中指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慢性无趣（无论是补偿了的，还是不能补偿的）虽然到最近才受人注意，却早已构成了一个主要的精神病理现象。”
他这样描述患“慢性无趣”的精神病人：“在他里面有什么东西死掉了，没有了生气，与人断了关系……”
《感觉身体被掏空》的歌词浅显直白，几乎是直抒胸臆，它描写了一个加班者内心的疲惫和呐喊：“我累得像只狗”是在说自己生命力的枯竭和活得缺乏尊严；“我要去云南”显然是向往“云南”所象征的与工业社会对立的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生活；“我真的要去接我爸爸”则是内心的情感需要。
为什么会这样？
在一个以社会价值排序为主导的，通过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官僚制组织起来的工业社会中，每个原子化的个人都被作为社会零件嵌入到这个精密而庞大的社会机器中。每个人的生活内容、生活轨迹、生活节奏都是像程序一样被设计好的，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被强制性地取消了，他的生活里没有什么能够让他激动和欣喜的东西，他所有的活动与他的内心并没有什么联系，他只是为了生存而活动，他被降格成了“物”，并且被“物”所统治。
这正是“感觉身体被掏空，我累得像只狗”背后的深刻隐喻：在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里，人被扼杀了主体性和创造性之后，他的生命活力被榨干了，他的尊严被降低到“物”的层次，就像一只狗一样。
当然，尽管一个利维坦式的工业社会对人的影响力是如此强大，但是人们并不会善罢甘休，始终想要逃离这种生存状态，恢复自身的尊严，就像歌里所唱的“我要去云南……告别回龙观”。
不过，在这个时代，人们就是喜欢把一个严肃的问题娱乐化，这实际上是人们在心理上耍的一个小聪明，这样在心理上就不用认真对待严肃问题了，严肃问题就这样被巧妙地回避了。
这样看来，工业社会真的太需要娱乐产业了，它几乎是治疗工业社会所制造的人类生存困境的一剂良药。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运行方式让人逐渐丧失了生命活力，这当然是非常残酷的现实，但是通过开发娱乐产业，人们找到了一种“逃避自我”的途径，用一种肤浅的方式来消解空虚和无聊，从而让这部社会机器继续运转下去。
问题和未来
毫无疑问，工业解放了生产力，将人们从田间地头主动或被动地配置到现代化的工厂或写字楼里进行工业生产。对于传统社会的农民来说，他们只需要看天吃饭，根据季节和气候的变化来播种、施肥和收割，并没有“劳动纪律”的说法，农民群体也只在一种极低的组织化程度上存在。这种低组织化的情况，就像马克思说的，他们只是“麻袋中一个个的马铃薯”。
不过，他们也是比工业社会的人们更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马铃薯”。
但是进入工业社会之后，要维持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及其运转，不得不依赖高度组织化的科层制，这要求人们按照制度、流程以及“劳动纪律”来行动，他的自主活动空间被大大压缩了。
借助弗洛伊德的经典观点，“文明”建立在对人性压抑的基础之上，现代工业文明则将这种压抑进一步深化和隐蔽化了。
弗洛姆曾经提出一个叫作“社会性格”的概念，他认为，一个社会要维持它的正常运转，就会培养人们适应这种社会所需要的特定的性格结构。比如，奴隶制社会会培养人们驯服、顺从的社会性格，现代工业社会则因需要人们消化其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而培养人们喜欢消费和占有、善于自我表现、富有纪律性等社会性格。
他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所培养的“重占有”的生存倾向会使人们内在的情感、理性、想象力等心灵的潜能无法得到充分发展，并且扼杀人们生命的活力。
弗洛姆所指出的工业社会存在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去更好地解决。
2015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走红网络，获得亿万网友的关注和转发，但是到了2016年，人们只想在有Wi-Fi和空调的房子里“感觉身体被掏空”和“葛优躺”了。这种变化的背后，隐藏着社会心理的一个转向：从抱有还想逃离的动力和幻想，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兴奋，到只想什么也不干地躺在沙发上，失去对生活中其他事情的兴趣。
这种社会活力的透支既带有工业社会的普遍性因素，又与当下的经济下行、房价高企等现实因素有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一个缺乏活力的社会当然并不值得期待。经济活动、科技创新、社会和谐，都有赖于人们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作用，这代表着一个社会是富有成长性的，它的未来是乐观的。
（鸿 举摘自《南风窗》2016年第18期，邝 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