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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宁波帮左右着黄金时代的上海滩金融产业，这话不假，但上海滩更加明显的商业气象，却被广东人把控着，这是另外一道风景，其背后的推手，正是上海广东会馆之广东帮。
黄金时代的广东帮，在上海滩的势力，一点不让宁波帮。广东会馆是一个庞大的组织，管理着6万多名广东人，从人数看，甚至超过了浙江帮。这些人按照每个人所属的县，组成了县级同乡会。说是县级同乡会，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广东县衙，而主要是深具商业精神的香山县和南海县。这些人组织在一起，以整体的同乡联盟在上海出现，形成上海粤东同乡会馆和粤西同乡会馆。
如此密集的广东人，主要在上海滩的商业领域发力。这是一种市场的选择，银行领域是浙江人的天下，但广东人从香港和南洋带来了现代商业的精神与方法。比如永安公司与郭氏兄弟，就来自香山县；先施公司和马应彪，也是香山人氏。新新公司和它的老板李煜堂，同样也来自广东。至于大名鼎鼎的简氏兄弟和他们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然更是广东人的杰作。
说起烟草，需要再次提到郑伯昭。他的身上有着典型的广东人精明的商业头脑，早年帮助英美烟草公司代销品牌香烟，业绩不错，外商决定给予郑伯昭股东身份，且是以代理商人的名义加入公司股东会，接着又把上海和浙江地区所有的市场委托给他，由此郑伯昭成为外国烟草在这些地区的独家代理商。这当然是典型的商业与生意，郑伯昭可谓精于此道。华人的精明与潜规则在这个时候上场。比如当时各地兴起各种反美反英的商品抵制运动，郑伯昭就伪造一批国产卷烟商标，里面包装的仍然是进口烟草，从而避免了一个巨大的销售灾难。外国人对此乐观其成，他们清楚郑伯昭的方法，双方联手，继续赚取巨额的烟草利润。据说到1937年左右，郑伯昭仅仅在上海，就积累起高达30亿美金的财富。接着他摇身一变，开始切入房地产市场，继续扩大他的商业版图。
仔细分析广东帮的商业技术，会发现两个特点。
其一是他们普遍借用了外国商业公司的平台和经验。这个现象和宁波帮类似，黄金时代的企业家，普遍都处在对外国企业的模仿阶段。在企业家理论的维度，这个现象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在区域市场和全球贸易的层面，模仿就是创新。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宁波帮，还是广东帮，都是黄金时代的企业家创新群体。
其二则是广东帮企业家普遍受到了同为广东籍贯的银行家的支持。这也是一种乡党企业家现象。在上海的广东帮企业家群体中，不仅有致力于商业领域的企业家，也有致力于银行领域的企业家，比如名声很大的劳敬修，就是英国银行上海泰和银行的高级买办，而同样具有一定名声的陈炳谦，则是英国上海祥茂洋行的买办。他们一方面在外资金融机构里具有广泛的人脉与话语权，另一方面又与广东的商人们有着紧密的乡党联系。这种结构使得黄金时代上海滩的广东帮建立起了从金融到商业产业的整个产业链。在这个意义上，广东帮的兴起，同样是向外国企业学习的结果，也是黄金时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结果。
广东帮第三个醒目的特点，是这一群企业家普遍与南洋的华侨企业家保持着紧密的金融联系和产业联系。在这一点上，宁波帮并不具备。原因在于，很多广东帮企业家的生意之路，就是从南洋开始起步，因此他们很早就于香港、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地的企业家阶层保持了深度的金融合作和产业合作。比如简氏兄弟的股东中，相当一部分是马来华侨和越南华侨，简氏兄弟的一个叔叔首先带着他们从越南市场开始经商。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可以说，身在上海的很多广东企业家，无论是他们的产业，还是他们的资本，都有海外华侨的支持，或者说都是海外华人企业家在国内市场的拓展。当他们遇到市场困境，自然会得到华侨企业家的巨额资金支持和产业支持。
也正是在这种跨国性的商业合作层面，广东同乡会馆整合了所有的广东帮企业家资源，进行信息和资本的整合与中转。一方面，诸多华侨企业家非常希望给自己的同乡提供强大的资本支持和贸易资源支持；另一方面，身在上海的诸多广东帮企业家，也逐渐把自己的企业和生意定位在一种华侨企业家的身份上面，这么做的结果，是为自己和企业寻找一种来自海外的安全性。为此，一个新的小型的同乡会馆随之成立，这就是上海华侨联合会。这个新型的企业家自治组织显然是广东会馆的一个分支机构。日后的历史发展事实证明，广东帮强大的华侨海外关系，能够帮助他们渡过国难，得以保全自己重要的企业资产，尤其是金融资产。这是后话。
正是由于拥有强大的华侨企业家的支持，广东帮企业家的活动范围显然要比浙江帮宽阔很多，他们不断越过自己熟悉的商业领域，去试图控制一些产业链。比如简氏兄弟控制的是卷烟工业，郭氏兄弟的永安公司上海大半个纺织业。在这些领域，广东帮迅速引进新技术，推广企业新思维，以至于很快拉开了与国内其他乡党企业家的市场距离，而且很快催生了一些新兴的产业，比如电影产业。这个迅速流行的文化产业，为上海滩的时尚平添了一道现代风景。曾焕堂于1924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电影公司——中华电影公司，一方面引进外国电影，一方面制作本土影片。那个时代的电影海报，成为上海的标志之一，即使到今天，依然是人们怀念的景色。这是广东帮的作为，是市场开放的结果。
（作者为财经作家、独立财经评论人）
黄金时代的广东帮，在上海滩的势力，一点不让宁波帮。广东会馆是一个庞大的组织，管理着6万多名广东人，从人数看，甚至超过了浙江帮。这些人按照每个人所属的县，组成了县级同乡会。说是县级同乡会，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广东县衙，而主要是深具商业精神的香山县和南海县。这些人组织在一起，以整体的同乡联盟在上海出现，形成上海粤东同乡会馆和粤西同乡会馆。
如此密集的广东人，主要在上海滩的商业领域发力。这是一种市场的选择，银行领域是浙江人的天下，但广东人从香港和南洋带来了现代商业的精神与方法。比如永安公司与郭氏兄弟，就来自香山县；先施公司和马应彪，也是香山人氏。新新公司和它的老板李煜堂，同样也来自广东。至于大名鼎鼎的简氏兄弟和他们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然更是广东人的杰作。
说起烟草，需要再次提到郑伯昭。他的身上有着典型的广东人精明的商业头脑，早年帮助英美烟草公司代销品牌香烟，业绩不错，外商决定给予郑伯昭股东身份，且是以代理商人的名义加入公司股东会，接着又把上海和浙江地区所有的市场委托给他，由此郑伯昭成为外国烟草在这些地区的独家代理商。这当然是典型的商业与生意，郑伯昭可谓精于此道。华人的精明与潜规则在这个时候上场。比如当时各地兴起各种反美反英的商品抵制运动，郑伯昭就伪造一批国产卷烟商标，里面包装的仍然是进口烟草，从而避免了一个巨大的销售灾难。外国人对此乐观其成，他们清楚郑伯昭的方法，双方联手，继续赚取巨额的烟草利润。据说到1937年左右，郑伯昭仅仅在上海，就积累起高达30亿美金的财富。接着他摇身一变，开始切入房地产市场，继续扩大他的商业版图。
仔细分析广东帮的商业技术，会发现两个特点。
其一是他们普遍借用了外国商业公司的平台和经验。这个现象和宁波帮类似，黄金时代的企业家，普遍都处在对外国企业的模仿阶段。在企业家理论的维度，这个现象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在区域市场和全球贸易的层面，模仿就是创新。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宁波帮，还是广东帮，都是黄金时代的企业家创新群体。
其二则是广东帮企业家普遍受到了同为广东籍贯的银行家的支持。这也是一种乡党企业家现象。在上海的广东帮企业家群体中，不仅有致力于商业领域的企业家，也有致力于银行领域的企业家，比如名声很大的劳敬修，就是英国银行上海泰和银行的高级买办，而同样具有一定名声的陈炳谦，则是英国上海祥茂洋行的买办。他们一方面在外资金融机构里具有广泛的人脉与话语权，另一方面又与广东的商人们有着紧密的乡党联系。这种结构使得黄金时代上海滩的广东帮建立起了从金融到商业产业的整个产业链。在这个意义上，广东帮的兴起，同样是向外国企业学习的结果，也是黄金时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结果。
广东帮第三个醒目的特点，是这一群企业家普遍与南洋的华侨企业家保持着紧密的金融联系和产业联系。在这一点上，宁波帮并不具备。原因在于，很多广东帮企业家的生意之路，就是从南洋开始起步，因此他们很早就于香港、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地的企业家阶层保持了深度的金融合作和产业合作。比如简氏兄弟的股东中，相当一部分是马来华侨和越南华侨，简氏兄弟的一个叔叔首先带着他们从越南市场开始经商。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可以说，身在上海的很多广东企业家，无论是他们的产业，还是他们的资本，都有海外华侨的支持，或者说都是海外华人企业家在国内市场的拓展。当他们遇到市场困境，自然会得到华侨企业家的巨额资金支持和产业支持。
也正是在这种跨国性的商业合作层面，广东同乡会馆整合了所有的广东帮企业家资源，进行信息和资本的整合与中转。一方面，诸多华侨企业家非常希望给自己的同乡提供强大的资本支持和贸易资源支持；另一方面，身在上海的诸多广东帮企业家，也逐渐把自己的企业和生意定位在一种华侨企业家的身份上面，这么做的结果，是为自己和企业寻找一种来自海外的安全性。为此，一个新的小型的同乡会馆随之成立，这就是上海华侨联合会。这个新型的企业家自治组织显然是广东会馆的一个分支机构。日后的历史发展事实证明，广东帮强大的华侨海外关系，能够帮助他们渡过国难，得以保全自己重要的企业资产，尤其是金融资产。这是后话。
正是由于拥有强大的华侨企业家的支持，广东帮企业家的活动范围显然要比浙江帮宽阔很多，他们不断越过自己熟悉的商业领域，去试图控制一些产业链。比如简氏兄弟控制的是卷烟工业，郭氏兄弟的永安公司上海大半个纺织业。在这些领域，广东帮迅速引进新技术，推广企业新思维，以至于很快拉开了与国内其他乡党企业家的市场距离，而且很快催生了一些新兴的产业，比如电影产业。这个迅速流行的文化产业，为上海滩的时尚平添了一道现代风景。曾焕堂于1924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电影公司——中华电影公司，一方面引进外国电影，一方面制作本土影片。那个时代的电影海报，成为上海的标志之一，即使到今天，依然是人们怀念的景色。这是广东帮的作为，是市场开放的结果。
（作者为财经作家、独立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