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讲真话 精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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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蛟龙是我大学时的同学,看到他写的书能产生这样的社会影响,我感到很高兴、也很自豪。
  书好,序言好。两篇序言都对这本书作了很高、很中肯的评价。该谈的话,序言全都谈了。没有多少新话可说,就谈几点读后的感想。
  一、个性突出特色鲜明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敢讲真话,敢把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撕开来,让人们看到其中的丑恶。作者哪来这样的勇气和胆识?尹维祖同志在序言里讲的4点:敢讲真话的求实精神;针砭时弊的战斗精神;为民鼓吹的亲民精神;精于思考的新闻素养。没有这样一些精神和素养,是写不出这本书里的文章的。
  除此之外,我在这本书里还看到了被人遗忘许久的知识阶层或者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那种更可贵的独立思考精神。就是不随声附和,不人云亦云,不因权威、官方、时势的影响而放弃或改变自己的观点,不做附庸,不迎合世俗,始终保持一种独立的人格,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谈真话,谈自己的话,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种精神可以说体现在作者的每一篇文章中,特别突出的像《当前如何科学认识毛泽东的新闻观点》和有关批评《创业史》的几篇文章。正因为有这种独立精神,他才能比一般人更敏锐地洞察我们新闻事业管理上的一些弊端,和新闻活动中诸多不良现象,比如党管报纸的问题。党管报纸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这是由我们新闻事业的性质和新闻事业在我们整个事业中的作用、地位决定的,目的是保证报纸的方向目标和党的方向目标的一致性。
  在我们国家不论什么样的报纸、刊物或其他传媒,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服从和服务于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和执行,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一条最重要最基本的政治原则。这个原则体现在组织机构上,就是由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门,当然也包括书记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对各种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报纸的宣传报道、经营活动进行控制、监督、指导,但不幸的是这种党管报纸往往却演变成了个人管报纸,报纸成了某些个人手中任意使用的武器。书中连续写了六七篇文章揭露了这方面存在的弊病,其中有些文章的提法是相当尖锐、相当大胆。在揭露分析新闻事业管理上的弊端的同时,对新闻活动中导演新闻的问题、有偿新闻的问题、广告新闻的问题,以及低俗化、过度商业化和新闻界种种腐败现象也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批评。这就使这本书打上了深深的个性印记。我的另一位老同学、《陕西日报》高级记者高彦明看了这本书后说: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写过。这句话也说明这本书的个性品质。说实话是一种美德,历史上敢说真话的人不少,但下场好的不多。我们今天能在这里座谈蛟龙同志这本书,这要感谢我们这个时代,感谢改革开放。
  二、针对性强,时代感厚重
  韩西京同志在序言中说:“这本书是一部学术著作。”又说:“从某种角度讲,这本书也是这个时期新闻界历史的一个真实记录。”这是对本书学术、历史价值的肯定。
  从这本书收集的文章年代看,大体上是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这是一个什么历史时期呢?是中国社会大变革大转型的年代,即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社会由封闭向开放变革转型的年代。其中最根本的,决定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转型。伴随着这场大变革大转型,我们的报纸一方面发挥了并继续发挥着巨大的舆论推动作用,以真理标准讨论为开端的思想大解放讨论,就是由报纸发动起来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每当改革开放遭遇到阻力、遭遇到困难,都是报刊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另一方面报刊本身也经历了历史的转变,由原来的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变为社会舆论平台,由政治宣传转变为讯息传播,由舆论一体改变为舆论多元,由国家财政包干转变为自负盈亏,由单一党报转变为多种媒体并存,由严肃转向通俗这样的过程。报纸上出现的问题,新闻活动中出现的问题,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比如前面谈到的有偿新闻、广告新闻、新闻炒作以及新闻传媒、报纸过度的商业化、娱乐化、低级庸俗化等问题。其中有些现象在新闻史上就曾经发生过,西方资产阶级报刊转变为通俗报纸(当时叫便士报),报刊上大量出现了低级、媚俗、刺激性的东西。过去我们学新闻史,谈资产阶级记者乐于搞锁眼新闻,谈资产阶级报纸一个版就登一个大茶壶,我们听了觉得无聊、奇怪,现在我们一些报纸不是也这样吗?有的报纸几十个版面,真正关注民生的、有价值的新闻不多,就像书中所说的,靠枕头、拳头吸引一些人的眼球。这本书真实地记载了这段时间新闻界走过的历程,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报纸要和地方党委保持距离的观点,媒体要和企业保持距离的观点,新闻界首先要反自己的腐败风的观点,等等。这些观点都对认识社会现状有帮助,而且对以后编写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事业史,无论怎样都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三、内容丰富、涵盖面广
  这本书收集的文章内容包括书记如何管好报纸,怎样当好报纸的总编辑,怎样当好记者,在哪里去找新闻,如何写好新闻报道和如何写好小言论,如何建设好新闻队伍和如何经营发行报纸。这本书有问题的探讨研究,有新闻工作经验、写作技巧方面的叙述,有新闻报道范文等等,林林总总,涉及新闻工作的各个方面。对新闻界的领导、对新闻从业人员、对媒体的管理者、对编辑记者、对新闻学研究和教育者以及新闻事业的学子都有帮助,都有参考价值和一定的指导作用。
  就书记如何管好报纸来说,不管当然是不行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地管,管什么。是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和立党为公的思维去管,还是按照自己的好恶、个人功利的思维去管。我想书记看了这本书会有所触动,有所思考。《书记应该怎样科学管理报纸》一文被中国领导科学文库收录,并对这篇文章及其他文章作了“精髓所在,片言万代”的评价,这样的文章书记、部长看了能不动心?还有怎样当好总编辑,作者在书中褒扬好的总编辑,也批评了一些不好的总编辑。我想过去的总编辑可能比现在的好当一些,那时是计划经济,每年报道都有计划放在那里,你去执行就是了。现在是市场经济,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都得靠总编辑自己去把握。书中《怎样当好新时期党报的总编辑》一文有普遍指导性。
  我觉得现在的总编辑还有一些问题要考虑,就是如何处理好报纸与市场的关系。报纸不适应市场不行,现在是市场经济,离开市场,就离开了现实,但尽力去迎合市场,完全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就会丧失报纸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形象,失去正确舆论导向的功能。这不只是报纸总编辑要考虑的,更是新闻教学、新闻学研究工作者要考虑的重大而现实的问题。是做党的喉舌还是做钱的喉舌问题,党报如何摆脱衰势和困境的问题,非党性倾向的问题,新闻改革的问题,等等。
  从理论上讲,我们的报纸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但为什么会变成钱的喉舌?这些都和把报纸推向市场有关。市场就是买卖,市场的本质是唯利的。过去发表文章要给稿酬,现在是谁给钱就给谁话语权,或者就替谁说话,不然报纸就无法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党的机关报就处在很尴尬的地位。既不能像过去那样吃皇粮,又不能像其他一些报纸那样去迎合市场,只好靠强制发行来维持生计。蛟龙同志在《党报如何摆脱衰势和困境》一文中,提出通过报社内部改革来改变现状,这不失为一种思路,但我觉得要改变现状,一是对我们把报纸无一例外地推向市场的改革进行反思,你既要它做你的喉舌,又不给经费,要他自己经营创收,这在实践中是很难的。二是进行大刀阔斧的新闻改革,改变目前党报四平八稳的面貌,切切实实关注民生,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愿望和要求,真正成为党和人民手中监督各级政府,监督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反腐倡廉的武器。改革开放初期,上海有一家报纸登了不少敢说真话、有分量的理论文章,非常受欢迎,发行量很大。如果我们的党报能够多关注一些社会热点问题,触及一些社会矛盾,说些老百姓想说而又没地方说的话,我想这样的报纸会受到读者欢迎,会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要以为读者就喜欢那些乌七八糟的刺激感官的东西,读者真正关心的还是国家的前途,是自己的未来前景。如果老是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不着边际的套话空话,登些领导的日常活动,即使强制发行,实际上看的人并不是很多。但是新闻改革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如果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迈开大的步伐,党报的现状也很难有大的改观。
  我过去在一些学校给新闻学的学生讲《新闻概论》和《新闻史》,有一些同学觉得讲的内容离现实太远、不具体。现在看来,光讲书本上的东西不行,要了解新闻学的现实状况,结合实际来讲,可能是提高讲课水平的一个途径。蛟龙同志的这本书正好给新闻教育工作者提供了这样的帮助。
  至于新闻记者,新闻专业的学生,更应该看看这本书。这本书里集结了一个老新闻工作者四十多年的心血经验。我的一个外孙在报社当见习记者,他不知道从哪里找新闻,我就给他看蛟龙这本书的有关文章,让他知道新闻就在日常生活中,就在身边,问题看你有没有新闻敏感,能不能抓住它。我想各行各业人士,读了这本书都会受到不少启迪。
  四、对新闻事业的执著追求感人至深
  蛟龙同志眼睛不好,现在成了盲人。过去我们同学在一起聚会,他老是坐在我旁边,由我给他夹菜。我曾问他,你这样的年纪,这样的眼睛,自己掏钱雇人,你口述,让人记录,费钱费神,又惹得老伴生气,究竟图个什么?他只给我说了两句话:一句是,他太爱新闻事业,太爱报纸,看到有毛病就想说,他盼望报纸真正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第二句是,他想把他知道的和了解的新闻界及新闻传媒存在的问题记录下来,给后人留下一段真正的新闻史。这两句话体现了一个老新闻工作者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是很感人的。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些地方就常常被感动,这两句话更是感人至深。我的这位老同学,不愧是我们党培养出来的一代新闻工作者中的佼佼者。
   (作者系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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