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太白诗仙的感叹和疑惑，其实直到今天依然萦绕在人们心中。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前后持续一千多年。地理的相对分隔带来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发展连续性，让它与同时期的中原文明一脉相承又具有自身特質;它与外国文明也有着充分的交流联系。它充满神秘主义，留下了许多传说和未解之谜。
　　三星堆的最新发掘，是否为我们解开了更多疑团？

新发现的意义

　　“作为这个领域的历史学研究者，目前我们只是在媒体上看到这次三星堆考古发掘公布的发现，还没有获取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所以有些结论还不能过早给出。不过，仅从从当前能看到的情况判断，最新的这次发掘的新发现并没有颠覆人们以往对古蜀文明的认识，主要是在过去认识基础上的补充和进一步佐证。”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李竞恒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例如，提到“陆上丝绸之路”，人们一般都会想到从古时长安出发、沿河西走廊到新疆、达中西亚的那条西北路线;实际上在古蜀文明以来的历史时期，中国还有一条从成都出发经云南往缅甸经东南亚、再到印度、通中西亚的“西南丝绸之路”。《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代出使西域的张骞在大夏，也就是现在阿富汗一带见到过“邛竹杖、蜀布”，其中“蜀布”就是巴蜀地区的丝绸等纺织品，由“蜀贾”从身毒国，也就是印度贩运而来。人们认为，这些特产就是通过西南丝绸之路输送出去的。
　　在1986年对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中，研究人员在一些礼器上发现有纺织品的痕迹，据此推测当时有丝绸的存在;而本次发掘直接在出土物品上找到了丝绸纤维，这就为古蜀文明出产丝绸以及丝绸贸易的存在提供了实物证据。
　　同时，之前三星堆还发现了4700多枚海贝，经鉴定是印度洋沿岸地区所产的环纹贝;还有来自东南亚、云南等地的象牙。从域外输入的这些物品也反映了这条古老交流路线的存在，三星堆地区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
　　黄金面具残片是本次发掘中引人关注热度很高的一样物品。虽然在之前三星堆有表现佩戴黄金面具的青铜人像，金沙遗址中也发现过两件黄金面具，但这次的半张黄金面具很厚重，据推测其完整体的重量应该超过500克;如果能够完整发现，这件黄金面具将成为中国发现的同时期最重的金器。同时，这次发现的黄金面具在造型风格、使用方式上与其他已发现的古蜀时期的黄金面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这再次证实了古蜀文明独且特色的重视黄金的习俗。
　　夏商周时期早期中原文化的价值系统中，对黄金并不重视，而是看重青铜礼器、玉器、大龟壳之类;直到战国秦汉时期，黄金才作为货币显现出其重要性，如楚国之“郢爰”、秦朝之“上币”、汉代之“汉金”。李竞恒说：古蜀地区与中原地区不同的对黄金的重视，与前述南方丝绸之路带来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密切的关系。
　　同时期的中东地区也是对黄金比较重视，例如古埃及有图坦卡蒙墓出土的黄金面具、迈锡尼出土的“阿伽门农的黄金面具”、保加利亚出土有“色雷斯王的黄金面具”等。古蜀文明对黄金的看重，确实有可能通过西南丝绸之路受到过外部文化的影响。

　　当然，还有另外的可能。例如，这些习俗是来自中国范围内中原以外的其他地区，例如来自北方、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我国的新疆伊犁昭苏波马古墓、西藏阿里札达县曲踏墓地，乃至契丹墓葬中也都发现过黄金面具。古蜀早期几代蜀王都源出于岷江上游地区，属于和黄河上游地区文化联系比较密切的古代氐羌系，存在使用黄金面具的礼仪制度，并不太奇怪。又可能是上述两种“国内因素”与西南丝绸之路带来的“国外因素”的共同作用。
　　“三星堆形成使用黄金礼器这一独特地方习俗，一点也不奇怪。当时是方国联盟，王夫之、梁启超、王国维等学者都谈过，夏商中原王朝相当于是一个‘盟主’而已，这个盟主对于联盟中各方国的礼俗、习惯都是不干预的。”李竞恒说，《礼记·曲礼下》讲“君子行礼，不求变俗”，表达的就是这样的观念。
　　本次三星堆的发掘中又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尤其是中原式样的玉牙璋、玉琮、玉璧等，金沙也有用于占卜的大龟壳;和之前的发掘所得一样，这再度验证了古蜀文明在有自己的特点之外，也具备与华夏一致的文化礼制系统。

神秘浪漫的古蜀文明

　　古蜀文明崇尚巫蛊文化，带有神秘主义，独具特色。但是从公元前316年古蜀国被秦国所灭开始，古蜀文明开始被中原文明同化，逐渐融合入中华文明之中，在汉朝初年消失。
　　在李竞恒看来，这样的一种流变是自然的现象，因为中原文化是经历过轴心突破的，相对于古蜀原住民文化而言更为先进，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和同化能力。据《汉书·循吏传》记载，西汉景帝时蜀地的太守文翁将巴蜀精英都送到国都长安去学习，或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当时的博士，按照钱穆考证，有儒家的，也有黄老、法家的。由于中原郡县制和律令管理制度在蜀地的确立，要在这样一种社会中跻身于上层社会，就必须掌握中原的经学或律令等知识，因此《汉书·循吏传》说当时蜀地富人甚至出不少钱让子弟去受中原式的教育。这样一来，蜀地的上层人士接受了中原文明的熏陶，为了自身的发展，不会再选择遵循古蜀文明的框架。“当时的人如果还守着古蜀文明的生活方式，可能只能去做占卜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