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木霁弘、陈保亚等几个年轻学者，通过对“滇、藏、川大三角”的文化考察，第一次提出了“茶马古道”的概念，此后十多年，在云南和中国学术界掀起了研究、探讨和考察茶马古道的热潮，并带动了云南旅游业和普洱茶产业的开发与发展。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茶马古道学术问题的争议也越来越多，而这种争议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茶马古道及其意义的正确认识。
　　
　　一、茶马古道的两个争议
　　
　　争议之一：茶马古道的起始时间。汉朝？唐朝？宋朝？
　　关于茶马古道的历史，不少人主张“大约有二千多年时间”这一观点，即认为茶马古道开通于汉代。
　　这里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茶叶进藏的时间。
　　据笔者所知，无论藏史专家还是汉史专家、或是茶史专家，都一致认为是文成公主把茶叶带进西藏的。藏族史研究专家黄奋生先生说：“文成公主入蕃，带进了蔓菁种子、车舆、马、骡、骆驼。到蕃后添制了农具，直接发展了生产。松赞干布又向唐王请来蚕种、造酒、碾、水磨、纸、墨等工匠……茶叶也是从文成公主入蕃后输入的。此种饮料的采用，对农牧民的生活，特别是对以肉食为主的牧民生活，发生了良好作用，其后成为藏族人民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之一”。（《西藏史略》）。
　　茶马古道研究学者木霁弘等也认为：“茶叶入藏是唐太宗时候的事，当时文成公主出嫁吐蕃，带去了饮茶的习俗”。（《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
　　又据记录着唐开元至长庆一百多年时间故事的《唐国史补》记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寺州者，此舒州者，此顾州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邕州者。’”说明唐代初期西藏就已有茶叶，而且早期进藏的茶叶大都是江南和四川一带的产品，并未提到云南茶。
　　另外从茶叶史及语言学中分析，中国最早的茶叶出于巴蜀等地，称为“荼”、“茗”、“贾”等，而西藏称茶为“咱”或“贾”，说明从内地传入。而“云南各族人民饮用之茶，主要来自西双版纳，今西双版纳傣语称茶为La，彝语撒尼方言、武定方言也称为La，纳西语称为Le，拉祜语称为La，皆同傣语，可知这些民族最早饮用的茶是傣族供应的，西南各族人民仰赖西双版纳茶叶的历史很久了”。（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
　　一旦确定了茶叶进藏的时间，就可以肯定茶马古道形成的时间是在唐代，而不是汉代，至今已有1300多年。
　　当然，在此之前，滇藏之间就应该有通道存在，但这只是茶马古道的前身，而不是茶马古道本身。
　　那么，能不能确定茶马古道的具体形成时间呢？
　　笔者以为，可以从“神川都督府”的建立时间算起，即公元680年。
　　按《中国全史·茶史》的说法：“吐蕃最初是从大唐王朝得到茶叶的，但是唐玄宗开元至天宝之际，唐蕃关系十分紧张，唐玄宗好大喜功，与吐蕃发生了多次大规模战争，大多以失败告终。因此，以不准向吐蕃出口茶叶向吐蕃施加压力。然而，吐蕃却成功地与地处云南的南诏结为联盟，并从那里获取了大宗茶叶，解决了饮茶的需要”。
　　据史书记载，吐蕃王朝是在松赞干布之父郎日松赞时崛起的，时在公元六世纪中期。至公元581年，（隋文帝开皇元年），郎日松赞死，松赞干布嗣位，年仅13岁。公元583年，迁都拉萨，至618年，征服东方诸羌部落，成为一个强盛的部族。公元641年，（唐贞观十五年）松赞干布向唐王请婚成功，于642年迎文成公主至西藏，这是唐蕃关系最好的时期。但好景不长，唐太宗于649年去世，松赞干布也于650年去世，此后唐蕃之间开始了长达百余年的时战时和时期。
　　公元678年，松赞干布的孙子芒松芒赞派禄东赞之弟大论尊业多布率兵南下，入侵洱海地区。680年，芒松芒赞之子都松芒布结执政时期，与丽江纳西族结成军事联盟，在金沙江边的铁桥城设立了“神川都督府”， 吐蕃“向白蛮征税，乌蛮亦款服，兵精国强，为前王所未有”。（《旧唐书》）。其中茶叶应该是“征税”的内容之一。因为在唐代樊绰的《云南志》中就有“茶出银生城界诸山”的记载，并说“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说明古老的滇藏通道已经变成茶马贸易的通道。
　　当唐玄宗因为多次战败而对吐蕃实施“经济制裁”的时候，吐蕃利用“神川都督府”开辟的道路，从云南获取了大批茶叶，其中的主要操作者是纳西族，因为他们长期居住在滇藏要冲，而丽江是云南通往藏区的重要门户，这就是纳西人与茶马古道之间密不可分的原因所在。
　　至于宋朝的“茶马互市”，是在唐朝的茶马古道基础上的发展，不能成为茶马古道的起始点（相关内容见第三部分）。
　　


　　争议之二：茶马古道的线路。一条？五条？
　　如果承认茶马古道起始于唐朝，那它的起源地应该是云南南部，即今普洱和西双版纳一带。从普洱到西藏即滇藏通道，从西藏又通到印度的加尔各答，这是茶马古道的主要线路，其中有一条从四川雅安到芒康或昌都的线路即川藏线，称为北路，但最后与滇藏线重合。在这个广大的地区和漫长征途中，又有无数的支路岔道，但并不改变滇藏线这个主干线。
　　有一种观点认为：茶马古道应该有好几条（这与茶马古道起源于汉代相联系），如滇藏线、滇川线、滇湘线、滇粤线、滇越线、滇缅线等等，这几乎把云南历史上所有的对外通道都列进去了。
　　这种观点的荒谬处在于强调了云南为原生茶的发源地，而忽略了云南茶叶生产的历史。
　　前面说过，中国最早的茶叶出产于巴、蜀、荆、楚等地，即长江中上游地区，云南茶叶的祖先据称为诸葛亮，也即开发于东汉时期（从这点也可看出，是诸葛亮把巴、蜀地区的茶叶生产技术带到云南来的），但汉唐时期的云南茶叶没有也不可能突破“长江防线”到达中原地区，至少在史书中没有记载。
　　本来四川、湖北有茶，何必舍近求远从云南运进？所以滇川线和滇湘线与茶没有关系。
　　至于到越南、缅甸的茶路，那是近现代的事情，与“古道”扯不上。
　　从历史上看，中央王朝大规模开发云南是在明代以后，秦代的“五尺道”与汉代的“蜀身毒道”都是由当时的政治中心向云南或经过云南通向外国的通道，它基本上没有通过茶产地。而唐代樊绰《云南志》卷七称：“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茶的生产还处于初级阶段，所以上述通道还不能称为茶马古道。
　　
　　二、茶马古道与南诏国的崛起
　　
　　唐代以前，云南的政治中心在滇池以东地区。唐王朝于公元738年（唐开元二十六年）封皮罗阁为“云南王”， 赐姓“蒙归义”，扶持南诏兼并其他五诏为一，云南政治格局发生历史性改变，政治文化中心西移至大理。此后的501年时间为南诏大理国时期，史学家称之为：“蒙段”政权，这个时期的云南文化被称作“南诏文化”，对后来云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南诏的崛起，许多学者都认为是自身的发展壮大，再通过“贿赂”而实现霸主地位，如《唐书》称皮罗阁以“破洱河蛮功，乃赂剑南节度王昱，求合六诏为一。昱为请于朝，许之，赐姓蒙归义，册封为云南王，自是益强”。
　　笔者以为，把南诏崛起这样一个具有政治经济背景的重大历史事件归咎于个别领导人之间的贿赂行为，显得非常幼稚。
　　白族学者段鼎周先生在其著作《白子国探源》一书中指出：“纳西先民在公元三世纪时进入洱海区域东部……西汉时宾川为云南县地，至晋析为云平县，分县原因明显是因民族成份有了变化，即摩沙夷已在宾川有了一定实力，故封建王朝分而治之”。这些磨些人来自汉朝时代的越巂郡，而“巂”与“析”、“西”相通混用，故称洱海东面和玉龙山南面的新区为“越析州”，到唐初称为“越析诏”，或称为“越析磨些诏”， 他们在晋隋时期就占据了相当于今盐源、木里、冕宁、丽江、宁蒗、永胜、鹤庆、宾川等地域，所以称“越析诏地最广，兵最强，素为南诏畏忌”，说明纳西先民早在隋唐以前就占据了这一地区。
　　


　　公元680年，吐蕃在金沙江边设立的“神川都督府”，是与纳西先民的军事联盟，《旧唐书》称吐蕃“向白蛮征税，乌蛮亦款服，兵精国强，为前王所未有”。也就是说，如果要抑制吐蕃，不可能依靠越析诏的纳西先民。
　　就是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为了抑制吐蕃在云南的势力，唐王朝通过剑南西川节度使王昱，找到了南诏王皮罗阁，扶持他统一六诏，成为云南的统领。从当朝宰相张九龄写给王昱的几封信中，我们看到的是指示他如何“审筹其宜，就中处置”，让“蛮夷自相攻伐，使其残破”等文字，这是历史证据。（参见云南史料丛刊《张曲江集》）。
　　当然，事情总有偶然的因素：六诏之中最强大的越析诏诏主波冲，有一个非常漂亮又风骚的夫人，与白蛮豪强张寻求勾搭成奸。而昏庸的波冲毫无戒备，竟被张寻求谋杀。如此奸妻杀夫的行为，天理不容。南诏听说此事后，迅速报告了剑南节度使，此举正中节度使“合六诏为一”的下怀。于是剑南节度使把张寻求召至姚州，宣布他的罪状后处以死刑。一时越析诏和白崖部落无主，剑南节度使趁机把两地都并于南诏，一下使兵弱将寡的蒙舍诏占据了大半个滇西北。有后人称“南诏不费一矢，坐得花马国”。
　　从历史上看，南诏吞并越析诏是其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皮罗阁借刀杀人，一箭双雕，在他“六诏合一”的战略天秤上加上一颗举足轻重的砝码。而当时剑南节度为了要抑制吐蕃的势力，王昱顺水推舟，选择了有勇有谋的蒙归义。
　　越析诏的最后灭亡，在唐开元至天宝十载之间，即公元738——748年间(参见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此后，阁罗凤持铎槊东征西讨，在滇南地区和伊洛瓦底江以西地区设置了“镇西节度”和“丽水节度”。公元764年前后，横扫滇中高原，在滇池北岸修建了著名的“拓东城”，即今昆明城前身，开始了南诏国的辉煌历史。
　　
　　三、茶马古道的两项内容
　　
　　前面说过，唐朝对吐蕃的制裁催生了茶马古道，那么，是不是唐朝被宋朝取代之后，茶马古道就失去了原来的发展条件呢？
　　由宋太祖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建立的宋朝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文化艺术发达而军备疲软的政权，辽、金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变成宋朝的敌人，趁虚而入，轮番进攻中原，宋朝政权被迫于1127年南渡，来到浙江杭州的钱塘江畔，偏安一隅，史称南宋。
　　根据方国瑜、木芹教授的研究，当时宋朝军队中约有三万五千匹战马的编制，急需补充战马。但西北“陕马”来路断绝，只有增加“川马”“广马”数量，以资急用。
　　当时的广西提举李域等，建议朝廷开放“岭南马市”， 从而在广西南宁(时称邕州)，出现了一个繁荣的“马市”，每年的交易数在千匹以上。于是，不少官员、学士因此而升官发财。这就是宋人昌悫的《买马议》；李域的《求开马市》；洪迈的《买马牧马》等相继问世的原因。正如方国瑜先生所指出的：“宋朝北有大敌(辽、金、元)，需马孔急，取马于边境以供战骑，著名者有陕马、川马、广马。北宋时以西北蕃马最多，次为川西蕃马，茶马贸易甚盛，多见于《宋史·兵志》及《会要》、《通考》诸书。自南渡后，陕马来路断绝，所依赖者，川马、广马为主要，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五《买马牧马》条说，‘国家买马，南边于邕管，西边于岷、黎，皆置使提督，岁所纲发者，盖逾万匹’。数量之多，前所未有。此两路马，大都产于大理，而川路不盛，以广路为主要。” (见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
　　不仅“广马”大都产于大理，(此指大理国，泛指云南)。而且“川西蕃马”，实际上也有不少来自于磨些部落，因为在汉唐时代，川西地区以“笮马”而出名，并曾经成为巴蜀经济的来源之一。到唐宋时期，“茶马贸易”通道从川西直通丽江等地。到宋代，因为大渡河以外非宋朝所有，通道不畅，所以，转移到广西南岭等地。
　　


　　当时的丽江、盐源等地，在政区上属于大理国，所以“大理马”中包含了为数不少的“丽江马”和“笮马”。史书记载当时南宁“市马场”专设“买马司”，每年交易数在万匹以上。而大理国每千匹马有随来商贾6000人，他们在“市马场”上购买了大量医书和宗教文化书籍，促进了云南经济文化的发展。正如木芹教授所论述的：“公元1130年(建炎四年)，南宋在邕州置买马司，打开了南宁与云南的通道。在当时云南每年有一千五百匹进入内地，其交易额约以七万两银为常，最高时突破三千匹，交易额达十五万两之数。随马入内地的尚有工艺精细，其坚如铁的象皮制品甲胄，还有‘吹毛透风’的云南刀和披毡、麝香等等。与此同时又将内地的锦缯、书籍等购入云南。显然，云南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了，这种交流强有力地冲击着当时处于‘管土管民’而自我封闭的云南”。(见《云南史料丛刊》)
　　这就是著名的“茶马互市”。它的产生，使唐朝中期以来不断分裂和衰败的纳西族找到一条新的发财途径，发展了自己的经济，使之不断壮大起来。当元人王沂来到丽江的时候，他看到的是“酋豪富畜牧，散野若蜂蚁” 这样一种景况。
　　他的《末些诏》全诗如下：
　　泸南地多瘴，末些风俗美。酋豪富畜牧，散野若蜂蚁。
　　圣世重柔远，政尔烦尺棰。败群既已去，饮龇自相摩。
　　土俗类楚优，衣被纷错绮。徘徊百态出，供我一笑喜。
　　亦有善刀舞，众锋灿鲸齿。坐令帐下儿，往往发上指。
　　将军一回顾，风猎旌旗尾。四座且勿喧，酒酣可以起。
　　直到近代，大理、丽江等地仍然保留着养马卖马的传统，每年七月举办的大型骡马交流会还保留了宋朝时期“茶马互市”的某些遗风。
　　所以，茶马古道的经济内容应该包含两个：一是“以马驮茶”的民间贸易；二是“以茶易马”的官方贸易。
　　
　　四、木氏土司与茶马古道
　　
　　学术界已经接受了丽江古城是茶马古道上滇藏交界处的重要集镇这一观点，而木氏土司至少从元朝开始成为丽江的统治者，对丽江古城的建设与繁荣产生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样，他们也对茶马古道的繁荣与发展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
　　首先，从元朝开始，由于木氏的崛起，使滇藏交界处的茶马古镇从原来的石鼓转移到大研镇，这是丽江古城得以发展的决定性原因。
　　根据现有史料分析，从汉到唐、宋时期，丽江最著名或最重要的关隘是“罗婆九赕”的“石门铁桥”，即今石鼓、巨甸。特别是石鼓，位于长江第一湾的拐角处，北通吐蕃，南连南诏，是兵家必争之地。唐初吐蕃强盛之际，即在今塔城设立“神川都督府”，南下征服洱海地区，后来发展为茶马古道。由于“石门铁桥”的关系，当时的茶马古道主要走大理——剑川——石鼓一线。
　　1253年忽必烈征服丽江，在石鼓设“茶罕章管民府”，由石鼓的纳西首领和牒之侄阿乾任职。至1263年阿乾反叛，授木氏先祖阿良为首领。1278年在“丽江宣抚司”下设通安、巨津、宝山、兰州、临西等州县，至1285年后，由阿胡把“丽江宣抚司”从石鼓迁移到丽江坝子。从此，丽江坝子成为纳西族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由“鹤庆道”取代剑川道，成为茶马古道的主线。
　　从1639年徐霞客的记载看，明朝时木氏在邱塘关下设“查税所”，由木增的儿子管理，所有来往商人都要交税，而对藏区则收“牦牛银”。另据资料介绍，当时邱塘关上有一个叫“下茶叶驮之地”的场地，专门接待因晚点不能进关的马帮，而陪同徐霞客的“通事”之家，即“以居积番货为业”，是专门从事茶马贸易的商户，从大研到白沙解脱林又有“中甸道”，说明丽江----鹤庆道已成为“官道”，并促进了丽江城乡经济的发展。
　　其次，木氏的强盛是滇藏茶马古道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茶马古道起于滇南，经过大理、丽江到达藏区，其中丽江是连接滇藏两地的咽喉之地、重要关节点。以丽江为界，藏区和云南是两个自成体系的经济文化区，是丽江把两个体系连接起来，可以说，丽江通则全线通，丽江活则全线活。木氏作为丽江的统领，在明朝时期达到全盛时代，他本身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物资流通，而他的强大又成为这条古道的保护者，史料记载木氏在明朝有过大量军事活动，其中多数发生在茶马古道沿线，比如西藏盐井的纳西族就是木氏土司派遣过去的，说明他用武力保证了这条线路的畅通。
　　


　　再次，木氏的开明或开放举措是茶马古道经济文化交流活跃的重要因素。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木氏并不排外，也不封闭，他非常重视改善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曾获得过一系列表彰。他热情邀请内地文人学士、医师、工匠到丽江传播文明，一部分人从此留居丽江。他也非常重视改善与友邻民族之间的关系，广泛结交姻亲，加强利益共同体的联系。多次邀请藏族活佛访问丽江，刊刻《大藏经》，收留流亡的活佛，允许藏传佛教在丽江建立寺庙。据说在拉萨附近还有木氏捐建的寺庙，木增还有意为“葛玛教派无敌福寿永固者”的藏名。所有这一切都使丽江成为“世代无兵燹”的经商置业理想地，吸引了一大批各民族的拓荒者，成为茶马古镇的建设者和丽江多元文化的参与创造者。
　　
　　五、被忽视的茶的力量
　　
　　一说起中国文明，人们往往举出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这四项当然是中国人发明的，但茶的发现和饮用是中国文明对世界的另一大贡献，而这一贡献的意义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把茶列在发明之中是因为其他发明都没有像茶这样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世界。
　　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小小的岛国，但她的茶叶出口却是世界第一，从斯里兰卡可以引出中国和西方质疑的茶的故事，尤其是可以体会到茶的力量。
　　茶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既可以解渴、提神，又可以“优游”寻梦。它把实用和艺术，雅与俗连成一片，水解了其中的界限，因此茶也打破了各阶层人之间的界线，在上至王侯下到屠夫那里得到了广泛的共鸣。
　　从阿拉伯人那里，西方人知道了茶。自从1606年首次将中国的茶输往欧洲，欧洲人就被茶迷住了，以至于需求量越来越大。到了18—19世纪，茶叶竟成了中国与西方贸易的核心产品。仅以东印度公司为例，1765至1794年，30年中，他们进口的中国茶叶占其贸易额的75%以上。19世纪上升为90%以上，最后，茶叶成为其惟一的进口商品。
　　18世纪，荷兰进口中国商品总值的70%—85%是茶叶。
　　对于美国，可以这样说，若没有茶，有没有美国就难说了。我们知道独立战争把美国从英国的殖民地中解放出来，而独立战争的爆发是起源于波士顿的倾茶事件。简单的说就是1773年英国殖民当局要收茶叶税，引起了当地人不满，爆发了冲突，他们爬上东印度公司的货船，将342箱茶叶倾入大海。英国当局派兵镇压，于是爆发了独立战争。1776年，英国人投降，美国诞生。
　　茶叶也是影响了中国历史进行的“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18世纪欧洲各国竞相从中国购买茶叶，但是他们拿什么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呢？当时欧洲没有什么产品能卖给中国。没办法，欧洲人只能用白银来买中国的茶叶。白银就是货币，可以说当时的贸易中国全是顺差，西方全是逆差。
　　1637年英船首航广州，就携带62000枚西班牙银元。从此银元一直是西方输华的主要商品。据估算，在1700—1840年间，从欧洲和美国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
　　茶叶年年有，白银有尽时。尽管西方不断输入白银，仍不能填补巨大的贸易逆差。怎么办？他们想到了能让人上瘾的毒品鸦片，东印度公司这家英国官办的大公司竟置基本的伦理道德于不顾，专门成立了鸦片事务局，开始生产组织鸦片出口中国。
　　据统计，从1790—1838年，英国人通过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达442676箱，价值白银23904万两。鸦片的非法输入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引起了中国朝野的一致愤慨。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州禁烟。但英国人不愿放弃鸦片，因为鸦片每年给英国政府带来十分之一、给印度政府带来了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于是英国人运用武力，以维持鸦片的输出，鸦片战争爆发。
　　因此，说鸦片战争是由于英国人想吃茶，又没钱支付，因而用武力强夺而引起的似乎更准确些。
　　既然茶叶是人们的需要，既然茶叶能带来哗哗的白银，既然为了茶叶可以丢弃道德而兵戎相见，那么寻找替代中国的茶叶生产地就是西方的必然选择了。
　　西方选择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终于，英国人在其殖民地印度和斯里兰卡种上了从中国云南搞出来的茶，斯里兰卡和印度取代了中国的位置，源源不断地向西方输出茶叶。（参看单之蔷<茶的力量>）
　　
　　六、茶马古道与世界遗产
　　
　　茶马古道是一条经济通道，同时又是一条文化通道，传统的纳藏关系因为有了这条通道而更加紧密。明朝时期，就有因为宗教斗争而流落到丽江的藏传佛教宗派领袖，为后来的藏传佛教白教进入滇西北创造了条件。明朝末年，地理学家徐霞客从茶马古道到达丽江，前后16日，考察了丽江的地理、山川、气候、水系，基本弄清了金沙江在丽江及其周围地区的走向，后来写下《溯江纪源》，纠正了《禹贡》关于“岷山导江”的错误观点，第一次提出金沙江为长江正源的观点。1639年下半年，徐霞客从滇西南回到鸡足山，应木增之请撰写《鸡足山志》，三月而成，随后风湿病加重，终于瘫痪。1640年初，徐霞客考虑到游记出版之事，决定返回老家。木增特意选派一批强壮的纳西汉子，用竹轿把他抬回去，使贫病交加中的徐霞客能够活着回到家乡，为《徐霞客游记》的保存和流传后世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年），法国作家保尔西从茶马古道到达丽江，被茶马古道上的壮丽景色和丰富的植物资源所倾倒，回国后著《宇宙》一书，许多西方学者从中得到信息，于是西方探险家前赴后继进入茶马古道，获取大量动植物资料，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植物学家付利斯和美籍奥地利人洛克，他们对茶马古道沿线的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做了大量的介绍。
　　付利斯从1904年至1931年28年共七次到滇西北地区，获取标本31015号，总数10万份左右，植物6000多种，1200新种，介绍200多种杜鹃花到英国植物院，最后病死在腾冲。洛克从1922年至1949年共27年，多次往返茶马古道，采集标本4000多号，总数10000份，《东巴经》2000多卷，在当时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做了大量的宣传报道，他的勤奋与热情为后世留下300多万字的文字，数千张珍贵照片，今天丽江及其滇西北地区拥有的三项世界遗产（即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世界记忆遗产——纳西东巴古籍文献；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都与这条古道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其中丽江古城就是茶马古道经济文化直接产生的文化遗产，由此引起的云南和滇、藏、川“大香格里拉”民族文化和生态旅游，将对这一地区产生更加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原云南省委副书记丹增同志曾经提议，将茶马古道申报为世界遗产。如果获得成功，那是实至名归，是马蹄踏出的辉煌，是茶马古道终极的荣耀！
　　茶马古道：使云南与世界相联系！
　　茶马古道：使世界关注云南！
　　茶马古道：使云南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