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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底，世界银行发布了《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23个城市投资环境排名》研究报告。该报告由David Dollar、 王水林、徐立新和时安卿四人合作，根据2002年在中国五个城市（北京、成都、广州、上海和天津）及2003年对18个城市进行的投资环境调查完成的（该调查由国家统计局的企业调查总队组织实施），是“帮助各国评估投资环境、确定改革内容所开展的工作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改革提高生产力水平、有效投资、最终创造更多的就业并促进经济增长”。这18个城市包括东北的本溪、大连、长春和哈尔滨，沿海的杭州、温州、深圳和江门，中部的南昌、郑州、武汉和长沙，西南的南宁、贵阳、重庆和昆明，以及西北的西安和兰州，基本涵盖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
作为有很大影响力的国际经济组织，世界银行这份涉及“排名”这一敏感话题的报告自然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而投资环境问题更是随着“经营城市”的种种争论几近白热化——“招商引资”特别是吸引外资被许多城市的政府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甚至被扭曲为“GDP崇拜”的主要符号，成为官员政绩考核的决定性标准。
投资环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20年来，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发展中大国中取得了最高的GDP总量和人均GDP增长率，这与宏观经济和政治社会稳定有关，大规模FDI（国外直接投资）的流入也功不可没。然而，投资环境不仅仅对应着FDI的流入，也意味着国内对投资、增长和就业的激励或是制约。《财经》记者与报告作者多次接触，解读这份投资环境与城市竞争力报告，用意不在以排名分高下，而是要阐述投资环境和城市竞争力诸多构成因素的重要性，不同的城市在各因素上互有千秋，更重要的是指出，不同的城市应该在哪些因素上要进行改善和加强力度，以更好地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正如报告所言，“关注的不是投资数量，而是总体的制度与政策环境，它决定了投资是否能创造出更强的企业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增长。”
测度中国的投资环境
良好的投资环境指的是包括保护私人财产权，健全的法治，宏观经济稳定，合理的政府支出并全部集中于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开放对外贸易与投资等的一揽子恰当的政策
作为世界银行全球投资环境调查的一部分，这份《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23个城市投资环境排名》动因之一在于弄清，是什么促使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取得了经济成功：1992年～1998年，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9.9％，贫困以年均8.4％的速度下降，而另一发展中大国印度这两个数字分别是4.4％和5.4％，巴西更是停滞不前；在整个90年代中国取得了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总量和人均GDP增长率。
世界银行认为，良好的投资环境是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世界银行定义的“投资环境”包括三个层面的因素：首先是宏观经济和政治稳定、外资外贸政策等全局性因素，其次是一国监管框架的有效性和效率，就企业来说，它涉及到有关市场进入与退出、劳动关系、劳动市场灵活性、金融与税收的效率与透明度等，第三是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诸如电力、交通、电信、银行和金融，以及熟练工人的技能与技术禀赋。
从该报告总体来看，中国在宏观经济与政治稳定性、融入全球市场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表现出色，远远超出参与同样调查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例如金融部门信贷流向严重偏向低效率的国有企业部门，而中小企业不得不主要依靠自我积累和个人财富（或母公司融资）进行投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面向国际市场的整合比国内市场整合要做得好——国内市场一体化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仍是重要任务。此外，中国在教育水平方面也落后于相对发达的东亚邻国。
在世界银行看来，良好的投资环境指的是“一揽子恰当的政策，其中包括保护私人财产权，健全的法治，宏观经济稳定，合理的政府支出并全部集中于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开放对外贸易与投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与印度相似的宏观环境无法解释两国过去一个年代的绩效差异，因此，该报告将调查对象定为企业层面，从同一国家不同区域企业绩效差异来解释投资环境另外两个层面的要素。例如，企业运行是否会受到融资的明显制约？进入和退出壁垒是否显著影响企业绩效？如果技能和技术不是中国相对于其它东亚国家的比较优势，这些要素是否会妨碍企业绩效？
不同的城市和企业面临的基本相同的宏观环境和全局政策，那么，监管框架、金融服务等要素对各地企业的不同影响就凸现出来。先后两轮被调查的企业约3900家，主要集中在服装和皮革生产、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电子元件、家用电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信息技术服务、通信服务等行业。第一阶段（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成都五个城市）涵盖了1998年～2000年的数据，而第二阶段（另外18个城市）涵盖的是2000年～2002年。抽样调查的问题主要是能获得经验数据的客观性问题，而非询问被调查者主观感受的问题。
这一调查的对象涵盖了从人均GDP4000美元以上的上海到内陆省会贵阳这样反差巨大的城市群体，自然在投资环境的各个要素方面有着令人惊讶的结果。报告提出了这样九项指标：基础设施，国内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技能和技术禀赋，国际一体化程度，国内私营部门的参与，政府效率（以非正常的支付和司法效率来度量），税收负担，资金获得的难易程度。
综合以上九个方面，报告得出了一个关于投资环境关键因素的概况表，它反映了进行测评的23个城市在影响投资环境的九个方面的相对位势(见表一)。
投资环境决定经济绩效
从统计意义上可以深入分析投资环境各个要素分别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绩效，并据此对这些要素的重要性排序
这23个城市投资环境差异极大。那么投资环境中的要素各自起到了什么作用？为回答这个问题，该项研究对企业绩效与投资环境指数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所选取的企业绩效指标既包括表示静态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剔除了资本、劳动和行业技术水平的影响之后的企业生产率水平），又包括表示作者认为是代表动态效率的平均销售增长率、平均劳动增长率与投资率。
从这四个指标的分布来看，在城市这一层面上，那些在四个测度指标上表现良好的城市有较好的投资环境，例如杭州、上海和广州等。“投资环境”中的各个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绩效的呢？该项报告通过多变量回归的方法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并选择“投资环境”中统计结果显著的因素来解释经济绩效：
——所有权结构。国内私有产权比例越大，企业的劳动增长率和投资率也就越高，国外所有权以及中外合资的所有权都与更高的生产率、销售和劳动力增长率相关；
——进入和退出壁垒。企业的剩余生产能力越高，它的劳动和投资增长率就越低，而向其他省份销售产品越多的城市生产率和销售增长率也越高；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企业的冗员越少，非终身制工人越多，其绩效越高，这意味着如果企业有解雇工人的权力，它们就越有可能雇用工人；
——融资的可获得性。由于金融部门无效率的信贷偏向，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仍然表现出生产率水平低的特征。而中小企业的贷款限制和被迫进行额外支付意味着，一个腐败的银行体制，将银行信贷以受贿的形式获得的私人利益而不是项目回报率的基础之上，也就是靠受贿谋取私利，对企业经营业绩的伤害是十分明显的；
——政府治理和有效税负。由于政府能够影响银行的信贷决策，或者甚至直接制定国有银行如何分配信贷资源，因此那些需要更多投资和雇佣更多工人的企业，受政府的干扰就较多。在对重庆的试点调查中，一位政府高级官员指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最本质的要素，就是地方政府的基本态度是帮助企业还是给企业制造障碍（即“援助之手”还是“贪婪攫取之手”）。超额的税收负担则同时损害了企业的静态效率和动态扩张。
此外，正如报告作者所指出的，在自然资源、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技术条件相差甚远的不同地区，投资环境决定被调查企业绩效的方式截然不同。
该项研究发现，目标城市中没有一个在所有指标上都是领先的。作者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来模拟改善投资环境带来的收益：构造了一个假想的城市，称之为“Nice”市，其投资环境变量的取值为所有城市该指标中从劣到优到排列，累积的频率百分位数为90的数值（不选择百分位数为100的取值是因为其他城市很难达到这样的“完美”水平），而对那些值越高表明投资环境越差（比如高税收、行贿受贿等等）的变量则其取值对应百分位数为10的数值。然后通过回归方程进行模拟：如果一个城市实现了Nice市那样的投资环境可以从中获得什么收益？其最大收获来自哪一个领域？一个城市和Nice市的对比原则是，只提高那些不及Nice市的投资环境变量评估值，而不降低那些超出Nice市的投资环境变量评估值。
从这个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城市最需要改进的投资环境因素。关于各个城市最需改进也是潜在受益最大的因素，报告得到了表二显示的结果。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作者有了几个更重要的发现：
——最重要的投资环境要素是减少进入与退出壁垒，如果所有城市的投资环境都达到Nice市的水平，改善环境获得的收益中平均有19.5％来自于这个要素，这个结果突出了整合国内市场的迫切性；
——增强技能与技术贡献了17.2％，这方面的相对落后很大程度上是职业培训和财政对教育投入不足造成的；
——增加国外参与的作用为15.7％，当然，沿海地区在这方面比内地做得好得多；
——改进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的贡献是14.5％，这在一些特大城市表现特别明显；
——增强对企业的金融支持的贡献为13.4％，这是各个城市面临的普遍问题；
——提高国内私有产权的贡献占9.4％，某些特大城市在这方面有巨大潜力；
——降低税收负担贡献了8.8％，但这一结果在地区间差异明显。
投资环境竞争力的比较
“我们强调的不是排名，而是改善投资环境要求的市场制度建设。”
根据各个城市向Nice市改进带来的收益加总进行排名并进行标准化，就可以获得各个城市投资环境的总体排名。其基本原理是：一个城市的投资环境越好，它将投资环境向Nice市水平改进所获得的潜在总收益越小，排名越靠前。
我们从这个表可以发现这样一些区域分布的“特征事实”：
——投资环境总体排名最好的城市是杭州、广州、上海、深圳，得分是A＋；得分为A的一组包括重庆、江门、长春和温州，有两个中型城市（江门和温州）要比其他的23个城市中的大多数都要有更好的绩效表现；
——得分为A－的一组包括四个北方城市：天津、大连、北京和郑州；
——得分为B＋的一组包括一些在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有：武汉、南昌、西安以及长沙，其中三个都是中部的城市。
——得分为B的一组包含了四个西部地区的城市：成都、贵阳、昆明和南宁。
——得分为B－的一组包括两个东北的城市和一个西部的城市：哈尔滨、兰州和本溪。
由结果来看，投资环境在不同的地区差异很大，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拥有最好的投资环境，但西部和一些东北的城市就比较落后。在中部的那些城市则处于中游水平。
报告强调，“这个排名仅仅是投资环境的表现，投资环境排名靠后的城市可能在其他非投资环境指标上表现更好。此外，我们的排序仅局限于我们调查过的这23个城市。”并且，“要抱着谨慎的态度来看待结论，我们的估计只能被看做是衡量影响投资环境的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的指示器，而不是对若进行改革将如何影响绩效的精确预测。”作者之一，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王水林指出，重要的不是排名，而是计算排名过程中发现的投资环境改进空间和潜力。
虽然并不“精确预测”，但“投资环境”这一议题的背后也是世行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的诤言：虽然中国政府对投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环境高度关注，整个GDP的20％左右都是由出口带动的，但想要以目前的速度维持稳定的增长，重点应放在创造内需和刺激内需方面，并创造就业机会。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是高度分割的，劳动力流动的障碍阻碍了扩大就业，并加重了社会保障负担——而缺乏一个全面覆盖和可在国内转移账户的社会保障体系又妨碍了劳动力特别是技术性劳动力的流动。——这个“循环”还只是市场基础设施缺失的一个例子，在这份报告看来，要达到良好的金融、公司治理等市场基础设施，在投资环境的改善方面，以这23个城市为样本的中国还有很多事要做。
作为结语，报告的作者建议：下一轮改革的重点在于市场制度的完善。例如，重要的改革方案应涉及以下领域：降低和消除市场准入和退出壁垒、鼓励外国投资者参与竞争，这二者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大的产品市场，从而使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得以实现；加快科技和技能的升级、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让劳动力市场运作畅通；让技术和工人进入那些技能和技术可以带来更高产出率的企业；发展金融市场，使资本市场更好地运作，让资本流向那些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和公司；提高司法效率，这是一项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制度安排。“我们强调的不是排名，而是改善投资环境要求的市场制度建设。”王水林再三强调。
排名是怎样设计的？
根据报告的说明，构建各个城市的投资环境排名是基于以下考虑：
——只有从投资环境影响企业经营业绩——包括静态影响和动态影响上看，投资环境才是重要的。
——一个城市的投资环境越好，它将投资环境向Nice市水平改进所获得的潜在总收益（包括以TFP衡量的静态影响和以销售、劳动增长率和投资率衡量的动态扩展）就越少，潜在收益越小，排名越靠前。
——就上述四个指标而言，可以根据每一个指标的结果得到一个排名。例如，首先计算出销售增长率（相对于Nice市而言）潜在收益的排名，第一名就表示在这一方面做得最好。然后，就将其他三个排名（根据其他三个指标的计算结果得出）加上去，并将总排名标准化，使得名次从第1一直排到第23，就得到了各个城市投资环境动态潜在收益的总体排名。然后将静态生产率上的与动态潜在收益的标准化排名按1:1的权重加总，将总的排名再次标准化，使名次从1一直排到23，通过这些计算就得到了各个城市投资环境的总体排名。
报告指出：这种按照动态潜在收益进行的投资环境排名的好处是更有说服力，不易受到（与动态发展相联系的）某一衡量指标的特异性的支配，也不易受到最大偏差产生的影响。
投资环境九项指标
基础设施。这是企业区位选择和生产效率和要素投入的重要决定因素。世行通过计算电力不稳定造成的企业生产损失、货物在运输中因偷窃和破损等所造成的损失（占总销售额的份额）来测量基础设施的质量。这里的基础设施没有包括诸如道路和港口的数量和质量、交通拥堵程度等通常的指标，因为报告认为，“过去20年间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这些基础设施部门筹集了大量的投资”，基础设施已经不是中国投资面临的实质性约束。
国内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高壁垒意味着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对有效率的投资行为是一个强大的阻碍因素。调查分别以公司产品中卖到外省的份额和企业的过剩生产能力作为度量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的指标，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则意味着存在相当高的退出壁垒。结果显示，富裕的城市进入－退出壁垒更低。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调查用两种方法测量劳动的退出壁垒：第一个是非终身制工人的比例，第二个是企业冗员比例。一个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可以用更高的非终身制劳动力比率和更低的冗员比率来刻画。
技能和技术禀赋。投资者倾向于朝技术工人丰富和技术先进的地方聚集。调查构造了刻画这个要素的三个指标：受过正规培训的工人的比例，技术工人的比例，以及每个工人平均研发支出额的自然对数。这三个指标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可以将其分数加权加总，获得一个“技能－技术”复合评分。在这一排名上，杭州和上海最为突出。
国际一体化。近10多年来中国吸收FDI的强劲势头和外贸额占GDP比例的迅速攀升，证明开放促进增长，而外资参与的企业所表现出来的产品竞争力更为公众所感同身受。该报告使用了两个指标来描述国际一体化的程度：外国所有权占全部所有权的份额，以及每个城市中拥有外国合作者的企业的比例，这两个指标也是高度相关并可加总的。与直觉相符，沿海城市在这方面要领先许多，惟一的例外是温州，仅为B－ ,这或许跟其私人部门的高度发达有消长关系。
国内私营部门的参与。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进所有制多元化，主要表现为中、小型企业的民营化、鼓励私营企业的进入和使企业经营的非政治化（政企分开）。政企分开做得好的那些城市的经济更具活力，投资环境也更好。国内私有企业比例最高的是温州，占82％。而第一轮调查中的特大城市这一指标较低。令人惊讶的是作为被认为最有活力的经济中心，上海这一比率仅为9％。
政府效率。一个治理良好并实施市场和效率导向的政府将促进增长，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转轨国家，政府控制着巨大的经济资源，其运行效率更引人注目。
该报告构建了两个指标：一个是给政府和监管部门送礼和行贿的费用（或叫非正式支付）所占销售额的比例。杭州在这方面最低，为0.007％，而改革的先行城市温州和深圳的非正式支付很高（约0.32％～0.50％）。这提醒政府进一步简化手续过程和保证规章制度的透明化的必要。另一个是司法系统解决商业冲突的时间。随着专业化的加深，交易需求增加，为了更有效地计划和调整生产以及确保合同的执行，司法系统的正常运作变得越来越重要。法院的审理时间拖得太长就会阻碍人们去法院解决纠纷的意愿。法院解决诉讼的时间相差很大，从大连5.8个月到哈尔滨的13.5个月不等。
税收负担。中国税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地方税费，这造成了各地区税费负担的明显差异。报告构造了有效税率体系，用相关销售的全部税收，包括所有形式的税，如营业税、加值税、所得税、原料税等等，以及收费来计算有效税率。有效税率的范围从深圳的3.9％到贵阳的10.6％不等，税负越轻意味着投资环境越好。
资金获得的难易程度。金融部门改革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未完成部分，中国银行部门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偏向也几乎是人所共知的。报告构建了三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市场的功能：企业是否能够获得正规的银行贷款（在三年的期限中有一年），企业用贸易信用（即应付账款）的方式获得原料采购的比例，以及企业是否需要非正式支付以获得银行贷款。在这三个方面分别进行评分，然后进行标准化和加总就获得了关于筹资难易度的城市排名。沿海城市，特别是杭州、上海、温州和江门再一次表现出色。
作为有很大影响力的国际经济组织，世界银行这份涉及“排名”这一敏感话题的报告自然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而投资环境问题更是随着“经营城市”的种种争论几近白热化——“招商引资”特别是吸引外资被许多城市的政府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甚至被扭曲为“GDP崇拜”的主要符号，成为官员政绩考核的决定性标准。
投资环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20年来，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发展中大国中取得了最高的GDP总量和人均GDP增长率，这与宏观经济和政治社会稳定有关，大规模FDI（国外直接投资）的流入也功不可没。然而，投资环境不仅仅对应着FDI的流入，也意味着国内对投资、增长和就业的激励或是制约。《财经》记者与报告作者多次接触，解读这份投资环境与城市竞争力报告，用意不在以排名分高下，而是要阐述投资环境和城市竞争力诸多构成因素的重要性，不同的城市在各因素上互有千秋，更重要的是指出，不同的城市应该在哪些因素上要进行改善和加强力度，以更好地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正如报告所言，“关注的不是投资数量，而是总体的制度与政策环境，它决定了投资是否能创造出更强的企业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增长。”
测度中国的投资环境
良好的投资环境指的是包括保护私人财产权，健全的法治，宏观经济稳定，合理的政府支出并全部集中于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开放对外贸易与投资等的一揽子恰当的政策
作为世界银行全球投资环境调查的一部分，这份《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23个城市投资环境排名》动因之一在于弄清，是什么促使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取得了经济成功：1992年～1998年，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9.9％，贫困以年均8.4％的速度下降，而另一发展中大国印度这两个数字分别是4.4％和5.4％，巴西更是停滞不前；在整个90年代中国取得了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总量和人均GDP增长率。
世界银行认为，良好的投资环境是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世界银行定义的“投资环境”包括三个层面的因素：首先是宏观经济和政治稳定、外资外贸政策等全局性因素，其次是一国监管框架的有效性和效率，就企业来说，它涉及到有关市场进入与退出、劳动关系、劳动市场灵活性、金融与税收的效率与透明度等，第三是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诸如电力、交通、电信、银行和金融，以及熟练工人的技能与技术禀赋。
从该报告总体来看，中国在宏观经济与政治稳定性、融入全球市场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表现出色，远远超出参与同样调查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例如金融部门信贷流向严重偏向低效率的国有企业部门，而中小企业不得不主要依靠自我积累和个人财富（或母公司融资）进行投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面向国际市场的整合比国内市场整合要做得好——国内市场一体化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仍是重要任务。此外，中国在教育水平方面也落后于相对发达的东亚邻国。
在世界银行看来，良好的投资环境指的是“一揽子恰当的政策，其中包括保护私人财产权，健全的法治，宏观经济稳定，合理的政府支出并全部集中于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开放对外贸易与投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与印度相似的宏观环境无法解释两国过去一个年代的绩效差异，因此，该报告将调查对象定为企业层面，从同一国家不同区域企业绩效差异来解释投资环境另外两个层面的要素。例如，企业运行是否会受到融资的明显制约？进入和退出壁垒是否显著影响企业绩效？如果技能和技术不是中国相对于其它东亚国家的比较优势，这些要素是否会妨碍企业绩效？
不同的城市和企业面临的基本相同的宏观环境和全局政策，那么，监管框架、金融服务等要素对各地企业的不同影响就凸现出来。先后两轮被调查的企业约3900家，主要集中在服装和皮革生产、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电子元件、家用电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信息技术服务、通信服务等行业。第一阶段（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成都五个城市）涵盖了1998年～2000年的数据，而第二阶段（另外18个城市）涵盖的是2000年～2002年。抽样调查的问题主要是能获得经验数据的客观性问题，而非询问被调查者主观感受的问题。
这一调查的对象涵盖了从人均GDP4000美元以上的上海到内陆省会贵阳这样反差巨大的城市群体，自然在投资环境的各个要素方面有着令人惊讶的结果。报告提出了这样九项指标：基础设施，国内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技能和技术禀赋，国际一体化程度，国内私营部门的参与，政府效率（以非正常的支付和司法效率来度量），税收负担，资金获得的难易程度。
综合以上九个方面，报告得出了一个关于投资环境关键因素的概况表，它反映了进行测评的23个城市在影响投资环境的九个方面的相对位势(见表一)。
投资环境决定经济绩效
从统计意义上可以深入分析投资环境各个要素分别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绩效，并据此对这些要素的重要性排序
这23个城市投资环境差异极大。那么投资环境中的要素各自起到了什么作用？为回答这个问题，该项研究对企业绩效与投资环境指数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所选取的企业绩效指标既包括表示静态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剔除了资本、劳动和行业技术水平的影响之后的企业生产率水平），又包括表示作者认为是代表动态效率的平均销售增长率、平均劳动增长率与投资率。
从这四个指标的分布来看，在城市这一层面上，那些在四个测度指标上表现良好的城市有较好的投资环境，例如杭州、上海和广州等。“投资环境”中的各个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绩效的呢？该项报告通过多变量回归的方法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并选择“投资环境”中统计结果显著的因素来解释经济绩效：
——所有权结构。国内私有产权比例越大，企业的劳动增长率和投资率也就越高，国外所有权以及中外合资的所有权都与更高的生产率、销售和劳动力增长率相关；
——进入和退出壁垒。企业的剩余生产能力越高，它的劳动和投资增长率就越低，而向其他省份销售产品越多的城市生产率和销售增长率也越高；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企业的冗员越少，非终身制工人越多，其绩效越高，这意味着如果企业有解雇工人的权力，它们就越有可能雇用工人；
——融资的可获得性。由于金融部门无效率的信贷偏向，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仍然表现出生产率水平低的特征。而中小企业的贷款限制和被迫进行额外支付意味着，一个腐败的银行体制，将银行信贷以受贿的形式获得的私人利益而不是项目回报率的基础之上，也就是靠受贿谋取私利，对企业经营业绩的伤害是十分明显的；
——政府治理和有效税负。由于政府能够影响银行的信贷决策，或者甚至直接制定国有银行如何分配信贷资源，因此那些需要更多投资和雇佣更多工人的企业，受政府的干扰就较多。在对重庆的试点调查中，一位政府高级官员指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最本质的要素，就是地方政府的基本态度是帮助企业还是给企业制造障碍（即“援助之手”还是“贪婪攫取之手”）。超额的税收负担则同时损害了企业的静态效率和动态扩张。
此外，正如报告作者所指出的，在自然资源、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技术条件相差甚远的不同地区，投资环境决定被调查企业绩效的方式截然不同。
该项研究发现，目标城市中没有一个在所有指标上都是领先的。作者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来模拟改善投资环境带来的收益：构造了一个假想的城市，称之为“Nice”市，其投资环境变量的取值为所有城市该指标中从劣到优到排列，累积的频率百分位数为90的数值（不选择百分位数为100的取值是因为其他城市很难达到这样的“完美”水平），而对那些值越高表明投资环境越差（比如高税收、行贿受贿等等）的变量则其取值对应百分位数为10的数值。然后通过回归方程进行模拟：如果一个城市实现了Nice市那样的投资环境可以从中获得什么收益？其最大收获来自哪一个领域？一个城市和Nice市的对比原则是，只提高那些不及Nice市的投资环境变量评估值，而不降低那些超出Nice市的投资环境变量评估值。
从这个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城市最需要改进的投资环境因素。关于各个城市最需改进也是潜在受益最大的因素，报告得到了表二显示的结果。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作者有了几个更重要的发现：
——最重要的投资环境要素是减少进入与退出壁垒，如果所有城市的投资环境都达到Nice市的水平，改善环境获得的收益中平均有19.5％来自于这个要素，这个结果突出了整合国内市场的迫切性；
——增强技能与技术贡献了17.2％，这方面的相对落后很大程度上是职业培训和财政对教育投入不足造成的；
——增加国外参与的作用为15.7％，当然，沿海地区在这方面比内地做得好得多；
——改进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的贡献是14.5％，这在一些特大城市表现特别明显；
——增强对企业的金融支持的贡献为13.4％，这是各个城市面临的普遍问题；
——提高国内私有产权的贡献占9.4％，某些特大城市在这方面有巨大潜力；
——降低税收负担贡献了8.8％，但这一结果在地区间差异明显。
投资环境竞争力的比较
“我们强调的不是排名，而是改善投资环境要求的市场制度建设。”
根据各个城市向Nice市改进带来的收益加总进行排名并进行标准化，就可以获得各个城市投资环境的总体排名。其基本原理是：一个城市的投资环境越好，它将投资环境向Nice市水平改进所获得的潜在总收益越小，排名越靠前。
我们从这个表可以发现这样一些区域分布的“特征事实”：
——投资环境总体排名最好的城市是杭州、广州、上海、深圳，得分是A＋；得分为A的一组包括重庆、江门、长春和温州，有两个中型城市（江门和温州）要比其他的23个城市中的大多数都要有更好的绩效表现；
——得分为A－的一组包括四个北方城市：天津、大连、北京和郑州；
——得分为B＋的一组包括一些在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有：武汉、南昌、西安以及长沙，其中三个都是中部的城市。
——得分为B的一组包含了四个西部地区的城市：成都、贵阳、昆明和南宁。
——得分为B－的一组包括两个东北的城市和一个西部的城市：哈尔滨、兰州和本溪。
由结果来看，投资环境在不同的地区差异很大，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拥有最好的投资环境，但西部和一些东北的城市就比较落后。在中部的那些城市则处于中游水平。
报告强调，“这个排名仅仅是投资环境的表现，投资环境排名靠后的城市可能在其他非投资环境指标上表现更好。此外，我们的排序仅局限于我们调查过的这23个城市。”并且，“要抱着谨慎的态度来看待结论，我们的估计只能被看做是衡量影响投资环境的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的指示器，而不是对若进行改革将如何影响绩效的精确预测。”作者之一，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王水林指出，重要的不是排名，而是计算排名过程中发现的投资环境改进空间和潜力。
虽然并不“精确预测”，但“投资环境”这一议题的背后也是世行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的诤言：虽然中国政府对投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环境高度关注，整个GDP的20％左右都是由出口带动的，但想要以目前的速度维持稳定的增长，重点应放在创造内需和刺激内需方面，并创造就业机会。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是高度分割的，劳动力流动的障碍阻碍了扩大就业，并加重了社会保障负担——而缺乏一个全面覆盖和可在国内转移账户的社会保障体系又妨碍了劳动力特别是技术性劳动力的流动。——这个“循环”还只是市场基础设施缺失的一个例子，在这份报告看来，要达到良好的金融、公司治理等市场基础设施，在投资环境的改善方面，以这23个城市为样本的中国还有很多事要做。
作为结语，报告的作者建议：下一轮改革的重点在于市场制度的完善。例如，重要的改革方案应涉及以下领域：降低和消除市场准入和退出壁垒、鼓励外国投资者参与竞争，这二者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大的产品市场，从而使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得以实现；加快科技和技能的升级、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让劳动力市场运作畅通；让技术和工人进入那些技能和技术可以带来更高产出率的企业；发展金融市场，使资本市场更好地运作，让资本流向那些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和公司；提高司法效率，这是一项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制度安排。“我们强调的不是排名，而是改善投资环境要求的市场制度建设。”王水林再三强调。
排名是怎样设计的？
根据报告的说明，构建各个城市的投资环境排名是基于以下考虑：
——只有从投资环境影响企业经营业绩——包括静态影响和动态影响上看，投资环境才是重要的。
——一个城市的投资环境越好，它将投资环境向Nice市水平改进所获得的潜在总收益（包括以TFP衡量的静态影响和以销售、劳动增长率和投资率衡量的动态扩展）就越少，潜在收益越小，排名越靠前。
——就上述四个指标而言，可以根据每一个指标的结果得到一个排名。例如，首先计算出销售增长率（相对于Nice市而言）潜在收益的排名，第一名就表示在这一方面做得最好。然后，就将其他三个排名（根据其他三个指标的计算结果得出）加上去，并将总排名标准化，使得名次从第1一直排到第23，就得到了各个城市投资环境动态潜在收益的总体排名。然后将静态生产率上的与动态潜在收益的标准化排名按1:1的权重加总，将总的排名再次标准化，使名次从1一直排到23，通过这些计算就得到了各个城市投资环境的总体排名。
报告指出：这种按照动态潜在收益进行的投资环境排名的好处是更有说服力，不易受到（与动态发展相联系的）某一衡量指标的特异性的支配，也不易受到最大偏差产生的影响。
投资环境九项指标
基础设施。这是企业区位选择和生产效率和要素投入的重要决定因素。世行通过计算电力不稳定造成的企业生产损失、货物在运输中因偷窃和破损等所造成的损失（占总销售额的份额）来测量基础设施的质量。这里的基础设施没有包括诸如道路和港口的数量和质量、交通拥堵程度等通常的指标，因为报告认为，“过去20年间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这些基础设施部门筹集了大量的投资”，基础设施已经不是中国投资面临的实质性约束。
国内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高壁垒意味着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对有效率的投资行为是一个强大的阻碍因素。调查分别以公司产品中卖到外省的份额和企业的过剩生产能力作为度量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的指标，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则意味着存在相当高的退出壁垒。结果显示，富裕的城市进入－退出壁垒更低。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调查用两种方法测量劳动的退出壁垒：第一个是非终身制工人的比例，第二个是企业冗员比例。一个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可以用更高的非终身制劳动力比率和更低的冗员比率来刻画。
技能和技术禀赋。投资者倾向于朝技术工人丰富和技术先进的地方聚集。调查构造了刻画这个要素的三个指标：受过正规培训的工人的比例，技术工人的比例，以及每个工人平均研发支出额的自然对数。这三个指标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可以将其分数加权加总，获得一个“技能－技术”复合评分。在这一排名上，杭州和上海最为突出。
国际一体化。近10多年来中国吸收FDI的强劲势头和外贸额占GDP比例的迅速攀升，证明开放促进增长，而外资参与的企业所表现出来的产品竞争力更为公众所感同身受。该报告使用了两个指标来描述国际一体化的程度：外国所有权占全部所有权的份额，以及每个城市中拥有外国合作者的企业的比例，这两个指标也是高度相关并可加总的。与直觉相符，沿海城市在这方面要领先许多，惟一的例外是温州，仅为B－ ,这或许跟其私人部门的高度发达有消长关系。
国内私营部门的参与。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进所有制多元化，主要表现为中、小型企业的民营化、鼓励私营企业的进入和使企业经营的非政治化（政企分开）。政企分开做得好的那些城市的经济更具活力，投资环境也更好。国内私有企业比例最高的是温州，占82％。而第一轮调查中的特大城市这一指标较低。令人惊讶的是作为被认为最有活力的经济中心，上海这一比率仅为9％。
政府效率。一个治理良好并实施市场和效率导向的政府将促进增长，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转轨国家，政府控制着巨大的经济资源，其运行效率更引人注目。
该报告构建了两个指标：一个是给政府和监管部门送礼和行贿的费用（或叫非正式支付）所占销售额的比例。杭州在这方面最低，为0.007％，而改革的先行城市温州和深圳的非正式支付很高（约0.32％～0.50％）。这提醒政府进一步简化手续过程和保证规章制度的透明化的必要。另一个是司法系统解决商业冲突的时间。随着专业化的加深，交易需求增加，为了更有效地计划和调整生产以及确保合同的执行，司法系统的正常运作变得越来越重要。法院的审理时间拖得太长就会阻碍人们去法院解决纠纷的意愿。法院解决诉讼的时间相差很大，从大连5.8个月到哈尔滨的13.5个月不等。
税收负担。中国税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地方税费，这造成了各地区税费负担的明显差异。报告构造了有效税率体系，用相关销售的全部税收，包括所有形式的税，如营业税、加值税、所得税、原料税等等，以及收费来计算有效税率。有效税率的范围从深圳的3.9％到贵阳的10.6％不等，税负越轻意味着投资环境越好。
资金获得的难易程度。金融部门改革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未完成部分，中国银行部门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偏向也几乎是人所共知的。报告构建了三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市场的功能：企业是否能够获得正规的银行贷款（在三年的期限中有一年），企业用贸易信用（即应付账款）的方式获得原料采购的比例，以及企业是否需要非正式支付以获得银行贷款。在这三个方面分别进行评分，然后进行标准化和加总就获得了关于筹资难易度的城市排名。沿海城市，特别是杭州、上海、温州和江门再一次表现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