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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比较今本、帛书本、楚简本与《楚辞》所及《周易·蹇卦》的“经文”，可以发现诸本中该卦卦名、卦爻辞及卦义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应该说明了以上诸本作者在该卦命名、拟辞及卦义理解上的某种不同。屈原《离骚》所及该卦卦名及卦爻辞，既与《离骚》的主题密切相关，也反映出屈原既熟悉易学，但却不拘泥于《周易》，而是根据自己的现实境况对之创造性地加以运用的特点。
关键词：《周易》；屈原；卦名；卦爻辞；卦义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5－０105－０6
《周易·蹇卦》是今本（通行本）、帛书本及楚简本三种文本中的“经文”皆十分完整的一节文字，以往的《周易》研究者多因诸本差异甚微而一笔带过，或虽言及其差异而不论及其对该卦卦义的影响。经过一番细致比较后笔者发现，不仅上述三种文本的《蹇卦》“经文”，在卦名、卦爻辞上存在一些差异，而且这些差异还导致了诸本卦义上的不同。同时，以上三种文本的《蹇卦》卦名、卦义，与传世文献中楚国著名爱国诗人屈原《离骚》之所及，亦是彼此互异的。这说明，在战国时期，《周易》的传播应存在着比我们目前所知的更为复杂的情况，楚国著名诗人屈原与当时的易学传统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情况，过去较少有人论及，笔者拟在此做一些探讨。
一
尽管今本、帛书本、楚简本及《楚辞》所及《周易·蹇卦》“经文”大部分是相同的，但诸本之间的细微差别仍是无法否认的。如各本之间《蹇卦》的卦名互异，今本、帛书本《蹇卦》卦辞中有“贞吉”二字，而楚简本中则没有；今本《蹇卦》“六二”爻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楚简本下句作“非今之古（故）”；今本及帛书本“九五”爻辞“大蹇朋来”，楚简本作“大蹇不来”等等。这些都是诸本互异之处。具体来讲，这些差异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1. 卦名的差异
今本、帛书本、楚简本及《楚辞》四种文本中《周易·蹇卦》的卦名，即有四种形态：今本作“蹇”，帛书本作“”，楚简本作“讦”，《楚辞·
离骚》则作“謇”。
“蹇”，《说文解字·足部》曰：“跛也，从足，寒省声。”这是说“蹇”是个形声字，“足”为义符，本指人的足（脚）有毛病（跛足），引申为人行走艰难。《广雅·释诂》释“蹇”云：“难也。”《周易·蹇卦》卦象为艮下坎上，“艮为水为沟渎”，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楚国诸子学研究”（项目编号：11BZX049）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出土简帛中的古代哲学资料分类辑校与研究”（项目编号：11AZD055）的阶段性成果。
“坎为山为径路”。这样的卦象正如《彖传》所云，乃象征着人前进的路上“险在前也”，故该卦借用“蹇”字以名之。可见，《蹇卦》的卦名与卦象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蹇”之卦义行走艰难，源于字义“跛也”；而字义“跛也”，又实源于字形从“足”。
帛书本《蹇卦》作“■”。此字不见于《说文解字》、《玉篇》、《广韵》等各类字书。但“■”字造字原理似与“蹇”相同，应为“从走，寒省声”的形声字。从“走”与从“足”同，故各类帛书释文均将“■”视为“蹇”的异体字，直接将二者等同。
楚简本《蹇卦》卦名作“讦”。整理者云：“‘讦’，卦名，《周易》第三十九卦，艮下坎上。《说文·言部》：‘讦，面相斥罪，相告讦也。从言，干声。’《玉篇》：‘讦，攻人之阴私也。’‘讦’音与‘謇’、‘蹇’通，意亦相近。”① 但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讦”字从“言”，本义是攻讦、斥责他人的过失，其“攻人之阴私也”之义，则起于《论语·阳货》：“恶讦以为直者。”（何晏《集解》：“包曰：讦，谓攻发人之阴私。”）而《易传》中无一处以艮或坎为“言”为“语”者，故将《蹇卦》卦名名“讦”，已与该卦卦象没有任何关系，至少我们看不出二者的直接联系。大概楚简本的作者或抄写者认为攻发他人的罪过或隐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便将《蹇卦》的卦名“蹇”写成“讦”了吧。
《楚辞》中的《蹇卦》卦名应是“謇”字。“謇”字《说文解字》未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于“蹇”下注曰：“蹇，难也。行难谓之蹇，言难亦谓之蹇，俗作‘謇’，非。”“謇”，《玉篇》解为“口吃”，《广韵》解为“正言也”，《韵会》解为“直言也”，都不把“謇”当成“蹇”的异体字，也不认为“謇”的本义为“言难”。在现有文献中无法证明“蹇”是“謇”的本字；而人们似乎更有理由认为先有“謇”的“口吃”义，然后有“正言”、“直言”义，最后才引申出“言难”之义。盖“口吃”的人因为生理缺陷讲话必“正言”、“直言”，而非转弯抹角，也不会巧言令色。王逸注《楚辞·离骚》之“謇”为“忠贞貌”或“忠言”。不论是由于言者口吃，抑或是因其所言为“正言”、“直言”，这样的“言”对言者或听者则应该都是一种“言难”了。这可能才是“謇”字形义演变的历程。
从以上对《蹇卦》卦名的分析又可以见出，《蹇卦》这四个卦名实际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蹇”、“”二字，它们都与该卦的卦象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对该卦卦象的一种概括和说明；另一类是“讦”和“謇”二字，它们都只是指向人的言语行为，而与卦象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
2. 卦辞的差异
今本、帛书本“经文”中的《蹇卦》卦辞都作“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楚简本作“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无“贞吉”二字。帛书本《周易》中除《周易》“经文”之外，还有多篇可称为《易传》的文字，其中有一篇被整理者题为《二三子》的“传文”解释《蹇卦》“六二”爻辞说：
《易》曰：“王臣 ，非今之故。”孔
子曰：“‘王臣 ’者，言亓难也。夫唯智
亓难也，故重言之，以戒今也。君子智难而备
[之]，则不难矣；见几而务之，则有功矣。故
备难[者]易，务几者成。存亓人，不言吉凶
焉。‘非今之故’者，非言独今也，古以状也。”
尽管《二三子》中所引孔子“存亓人，不言吉凶焉”，是针对《蹇卦》“六二”爻而说的，但如果考虑到《周易》各卦卦辞都是对一卦整个卦象的说明，应包含了对一卦六爻爻象和爻辞的概括与总结，那么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和假设——《蹇卦》卦辞当初是否就和楚简显示的那样，原本就没有“贞吉”二字呢？
3. 爻辞的差异
今本、帛书本、楚简本和《楚辞》所及《蹇卦》爻辞的差异，共有“六二”和“六四”两处。今本“六二”爻辞作“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帛书本作“王臣菐 ，非□之故”；楚简本作“王臣讦讦，非今之古（故）”；《楚辞》记为“王臣謇謇，匪躬之故”。与诸本皆不相同。
帛书本与今本的不同，一是今本“王臣蹇蹇”的“臣”字，在帛书中写作“臣菐”；二是“匪躬之故”的“躬”字漫漶，是“今”是“躬”难定。《说文解字·菐部》曰：“仆，给事者，从人、菐。臣菐，古文从臣。”楚简“臣”字写法与《说文》同，“仆”多作“”，从“人”、“菐”、“臣”——“臣”只是“”（或“臣菐”）字的一个构成部件。楚简本《蹇卦》“六二”爻爻辞作“王臣讦讦”，说明此字原即作“臣”而非“仆”（“”、“臣菐”）。帛书的抄写者或因不知道“臣”与“”、“臣菐”的不同，才将“王臣蹇蹇”写成了“王臣菐蹇蹇”，仿佛“”、“臣菐”二字都从“臣”，便与“臣”没有区别了。帛书“匪躬之故”之“躬”字漫漶，整理者与研究者或依今本将此字补为“躬”，或据帛书《二三子》将此字补为“今”。我们认为，帛书《二三子》既引《蹇卦》“六二”爻辞为“非（匪）今之故”，又记孔子之言说：“非今之故者，非言独今也，古以状也。”已明白无误地说明此字当作“今”字，况楚简本亦作“匪今之古（故）”。可见，作“匪（非）今之古（故）”，当是“六二”爻辞的原貌”。
《楚辞·离骚》所记《蹇卦》“六二”爻辞应为“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楚辞》中并未直接引用《周易》卦爻辞，为什么说《离骚》记录了《蹇卦》的如是卦爻辞呢？证据除了王逸注“謇謇”时直接引用了《蹇卦》的如是两句爻辞之外，另外两条理由是：第一，在屈原的作品中，同时还有许多使用“蹇”和“謇”二字之例，除个别用作语气助词（发语词）的地方，有“蹇”、“謇”互换的情况之外，其余“謇”只表示“忠言”、“忠贞”、“忠信”之义。这说明，屈原是严格区分了“蹇”和“謇”二字的，用“謇”而非“蹇”是因为他所知和所理解的《蹇卦》爻辞为“王臣謇謇”。第二，王逸引《蹇卦》“六二”爻辞注“謇謇”的地方，屈原《离骚》的原文为“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此正是“王臣謇謇，匪躬之故”的意思。屈原《离骚》又屡言“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此亦即“匪躬之故”义。
今本《蹇卦》“六四”爻辞作“大蹇朋来”，帛书本作“大亻匈 来”，历来注家都以为“亻匈 来”即是“朋来”：“亻匈 ：汉石经作崩，王弼本作朋。亻匈 、崩、朋音近相通。”② 但自《说文解字》以来，古字书皆未收“亻匈 ”字，难知其音义，可知注家无据。《说文解字·人部》有“倗”字，段玉裁认为即是“朋”的本字。楚简中“朋”作“倗”或“堋”、“”，可证段说正确无误。“倗”字从“人”，“朋”声，但“朋”字的篆体即是“凤”字的古文，写作“”。或因为此字在传写的过程中“倗”右边的“朋”与“亻匈 ”右边的“匈”相混，讹为了“匈”，以至于“倗”讹成了“亻匈 ”。楚简本此句作“大讦不来”。“不”字《说文解字》段注：“其古音在一部，读如德韵之北。”《说文解字·人部》说：“倗”字，“读若陪位”。段注认为这种读法属“蒸、之合韵”现象。如此，则“不”、“朋”上古韵虽“朋”在之部，“不”在职部，但发音部位相同，同属唇音，可以相通。楚简帛中多有以“不”（以“不”为声符之字）与“北”、“背”、“倍”等相通假的用例。如今本《老子》“民利百倍”中的“倍”，郭店楚简《老子》作“亻不 ”，从“不”。背信弃义的“背”，郭店楚简《忠信之道》“信人不背”句亦写作“亻不”，从“不”。《周易·艮卦》“艮其背”中的“背”，帛书作“北”，楚简作“伓”。这些都是“北”、“倍”、“背”与“不”通假的例子。故以“不”与“朋”为通假字、“大讦不来”即“大蹇朋来”，这一说法是可信的。③
二
今本、帛书本、楚简本和《楚辞》所及《周易·蹇卦》在卦名、卦爻辞上互有差异。从表面来看，这些差异或只是上古文字使用上的异体或通假现象，或者说仅仅是文献传抄过程中的版本差异而已。但如果从意义表达的层面来看，则这些差异就不止是文字的使用和文献的传抄问题了，而实际反映了各个文本的作者们对《周易·蹇卦》卦义的不同理解，甚至可能说明了这些作者属于当时不同的易学流派。
如上文所述，今本、帛书本、楚简本及《楚辞》所及《周易·蹇卦》的卦名互异，今本《蹇卦》卦名作“蹇”，帛书本作“”，楚简本作“讦”，《离骚》作“謇”。前文已经指出，“”应该是“蹇”的异体字。“讦”、“謇”与“蹇”是通假字。但是，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如果依孔颖达《周易正义》所云，《蹇卦》之名“蹇”，乃是由于其卦象艮下坎上：艮代表“山上有水”，“山是岩险，水是阻难。水积山上，弥益危难，故曰山上有水，蹇”；“有险在前，畏而不进，故称为蹇”④。此乃与“蹇”字本义“行走艰难”直接相连。帛书本使用“”这个异体字来指称《蹇卦》，则多少可以说明当时人们对于《周易》卦名的写法，并未定于一尊，人们在抄写“经文”时，并非一字不易，而只是遵守当时一般的习惯而已；楚简本使用“讦”、《楚辞》使用“謇”来作为《蹇卦》卦名，就不能如同上面那样简单视之了，也不能如通常那样定为通假字。它应当说明此时的楚国是并不认同以“山上有水”或“有险在前，畏而不进”的卦象来命名此卦的，而是认为，卦名应该，而且也可以是根据使用者的“不同使用目的和方式而获得延伸与展开”⑤ 的，即使用根据我们的理解和语境而采用的与原卦名（我们姑且假定那种依卦象获得的卦名为原卦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字符号来作为卦名。楚简本面对的是以“正言”、“直言”揭发他人阴谋活动的艰难，所以它就选择了与“蹇”音近相通的“讦”字来作为该卦卦名；屈原面临的是以忠言直谏楚王而被疏远、放逐的艰难，所以他就选择了另一个与“蹇”音近相通的“謇”来作为该卦的卦名。但“讦”、“謇”已与《蹇卦》卦象没有任何关系，它们仅表示某种言语行为的“艰难”。不遵循统一而固定的《易卦》卦名，而根据自己面临的现实境况来选择卦名，可能是先秦时楚国人用《易》的法则之一。而当时楚国流行的这种《易》学流派，应该属于与《彖》、《象》作者们热衷于依卦象取名及说卦的方式不同的另一《易》学流派。
与之相联系，今本、帛书本、楚简本和《楚辞》所及《蹇卦》卦爻辞所反映的该卦卦义也应是互不相同的。今本《蹇卦》和帛书的卦辞作：“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这都是对卦象的说明。因为就《蹇卦》卦象而言：“西南，地也；东北，山也。以难之平，则难解；以难之山，则道穷。”“大人”为“有大德之人”，“居德履正，往则济也”，而“正道未否，难由正济，故曰贞吉也”⑥。今本和帛书本保留了《周易》当初本为卜筮之书的痕迹，故其卦辞中存有“贞吉”二字。楚简本中既将《蹇卦》依卦象取名的“蹇”，改为了与卦象无关的“讦”，卦辞中与卜筮痕迹明显的“贞吉”也随之被取消，变成了无关卜筮的一般生活哲理。《楚辞》所及“謇卦”的卦义，自然也就同样不再关乎吉凶，而演变成讨论一个人的行动怎样才更为有利的问题。
今本《周易·蹇卦》“六二”爻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王弼注曰：“处艰难之时，履当其位，居不失中，志匡王室，以应于五。不以五在难中，私身远害，执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孔颖达疏曰：“王谓五也，臣谓二也，九五居于王位而在难中，六二是五之臣，往应于五。履正居中，志匡王室，外能涉蹇难，而往济蹇，故曰‘王臣蹇蹇’也。尽忠于君，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济君，故曰‘匪躬之故’。”⑦ 这说明，“六二”爻辞的爻义原是很清楚的，它与卦象、卦名、爻位、爻象是密切相关的。卦象、卦名显示了行走的艰难，故“六二”爻辞也处处要说明即使王处“艰中”，王臣也不避艰难而往；爻位、爻象中“六二”与“九五”相应，故爻辞以君臣相济为解，这又可见爻辞及辞义与爻位、爻象的关系。帛书《蹇卦》“六二”爻辞虽然“王臣蹇蹇（■■）”仍然呼应着卦爻象，但“匪躬之故”却变成了“非今之故”，因而爻辞的主题也就随之变成了“论述难与不难的辩证关系”⑧，因为卦名“讦”乃“正言”、“直言”攻发他人阴私之义，故此爻辞的意义也只能是“讦”者“以古状今”，用以坚定自己的意志。《楚辞》中屈原所引的“王臣謇謇，匪躬之故”，正如王逸所云，此乃言“己知忠言謇謇，刺君之过，必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因为正如屈原自己在诗中反复申明的：“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与之败绩”；“指九天以为证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故可以说，在《楚辞》中忠言直谏，不为自身，而为国家和君主，既是《蹇卦》“六二”爻辞的爻义所在，也是屈子《离骚》之指归。屈原《离骚》正是借《周易·蹇卦》的这一卦义来表现自己作品的主题的。这也可能是《楚辞》所及《周易·蹇卦》卦名及卦爻辞，与今本、帛书本及楚简本皆不尽相同的原因之一。
三
屈原通过改造《周易·蹇卦》的卦名和爻辞，巧妙地使《周易·蹇卦》的原有卦义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为国君和国家不顾个人得失、不畏艰难、忠言直谏之义，变成了其作品的崇高主题和他的坚持理想、忠贞爱国行为的思想源头。屈原为什么能对《周易·蹇卦》做出这种创造性的运用？屈原与当时《易》学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笔者希望借比较诸本《周易》异同的契机，对此做出一些探测。
先秦时楚国《易》学如何，此前的研究令人颇感失望。上世纪杨树达、高亨等学者曾先后对《左传》、《国语》中讲论《周易》的记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共得二十二条，但无一条属楚国依《周易》占筮的实例⑨。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楚人与《易》学无关。郭沫若在《〈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中曾认为，《周易》的作者就是《汉书·儒林传》中传孔子《易》学的楚人臂子弓，而“《易传》多出于荀门”⑩。郭说虽多揣测之辞，但也可以看出传世文献中楚地《易》学传播的蛛丝马迹。《左传·昭公五年》载吴人蹶由对楚人说：“国之守龟，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谁能常之？城濮之兆，其报在邲。”杜预注：“城濮战，楚卜吉，其效乃在邲。”这说明当时诸侯都有“守龟”之官，大事必卜。楚国与晋国城濮之战时，楚人就曾卜龟贞问吉凶。《左传·昭公六年》载楚昭王曾因疾卜河。同书《昭公十三年》和《昭公十七年》又载，楚灵王夺取王位前和吴楚之战前，也都曾卜龟；《昭公十七年》记楚惠王一年之间三卜（卜伐陈之帅、卜子良和子国为令尹），可见其占卜之勤。以上这些记载虽属龟卜之例，不在易筮之列。但正如《周礼·春官·太卜》及贾公彦疏所云：“凡大事卜，小事筮”，或许楚人认为这些所卜之事乃“大事”，故《左传》记事也记“大”略“小”，记“卜”而略“筮”——无楚人用筮之例。但由此亦可推知，当时楚人日常生活中是不会少用易筮的。有更直接的文献证明，直到战国中后期，《周易》经、传的内容都应该已经在楚国流行。楚简本《周易》的发现，即可视为《易经》在楚地传播的确证。宋玉《小言赋》又曰：“且一阴一阳，道之所贵；小往大来，《剥》《复》之类也。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并照，则小大备。”楚春申君《上书说秦昭王》称《周易·既济》卦义乃“言始之易，终之难也”。另外，长沙马王堆帛书中《系辞传》、《二三子》、《易之义》、《要》、《缪和》、《昭力》等写成时间，也“不会出于战国以后”。这些都说明今本《周易》“经传”的内容在战国中后期已在楚地流传。
战国中后期《周易》已在楚国流行，但楚人并不是完全照搬《周易》，而是有选择、有改造地加以运用。据笔者初步比对今本《周易》与楚简本《周易》，在楚简本所涉及的三十四卦中，卦名及卦爻辞与今本完全相同的仅《讼》和《师》两卦，卦名和卦辞与今本相同的有《井》、《渐》两卦，卦名与今本相同的有《蛊》、《颐》、《恒》、《革》四卦，而卦辞与今本相同的有《睽》、《大畜》、《解》三卦，其余则自卦名到卦辞、爻辞没有与今本完全相同的。可见，即使是楚人在传抄《周易》的文本时，也不是一味原原本本地照抄，而是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在“创造性”地抄写。《离骚》中“索琼茅以篿兮”之句，王逸以来注释家多解为楚人“取灵草”而“结草折竹以卜”，今人于省吾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其与“八索”的关系。于氏曰：
“索”谓“绳索”，在此作动词用。《补注》
所引的“挺专”即“筳篿”的异文。高步瀛训
“以”为“与”，谓“筳篿”二字连读，皆折竹
也。（《古文辞类要笺证》）实较旧解为优。这
是说以琼茅为绳索，与折竹八段相结合以占。
这与清代的金川彝人，用牛毛绳八条掷地为卦
以占吉凶（详拙著《伏羲与八卦的关系》），都
是远古八索占的遗风。不同者，只是彝人用牛
毛绳，楚人用草绳又结合八段竹而已。{11}
于省吾先生这里所说的是楚人《易》占的材料和方法，而未涉及《周易》经、传的文本。而有关楚人特殊占筮方法的资料，在出土文献中已出现多次，而且这些数据也显示了楚人筮法与《周易》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关系。如1986年和1987年间在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有关占筮简中，出现有六组十二个卦画。卦由“一”、“∧”、“×”、“八”四个数字、符号组成，简文中既无卦名，也无对卦画的具体解说，但载有易筮所用材料（“央”）、命辞和占辞。这与今本《易经》既有卦画，又有卦名、卦辞的文本形式不同{12}。1994年5月在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出土的卜筮简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两处楚墓的下葬时间都在公元前300年以前。而1993年在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出土的秦简《归藏》，则只有与今本《周易》相同的卦画和卦名，而没有与今本相同的卦辞，更没有爻辞。这说明，直到屈原时代，中国的卜筮活动仍可能如《周礼·春官·太卜》所云：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是多种易经文本并存，而“三易”之“经卦”、“重卦”数目则相同的局面。不同的是，楚国还同时保存了其独有的“用草绳又结合八段竹”为卜具的“八索”之《易》。《左传·昭公十二年》云：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颖达疏引孔安国《尚书序》曰：“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这种“八索”虽也用六十四卦以占筮，但每卦不一定采用《周易》依卦象来取卦名，也不一定采用《周易》的卦爻辞。《离骚》中屈原记灵氛占筮即为“索琼茅以筳篿兮”，兼用“八索遗法”，则《楚辞·卜居》太卜郑詹尹所掌之《周易》亦不必尽同于中原诸国。楚春申君《上书说秦昭王》引《周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语与今本《周易·未济卦》卦辞近似，但今本作“小狐汔济，濡其尾”，彼此文辞亦有差异。
屈原生活在战国中后期楚国的这种学术环境中，从巫史工祝的杂筮，到楚国传统的“八索之法”，以至于朝廷的太卜所掌的《连山》、《归藏》、《周易》等“三易”，他都是十分熟悉的。他在请巫咸、工祝卜筮无法祛疑的情况下，把自己最难解决的人生出处的问题请示太卜，可能表示他在心中对《周易》是寄予了较其它《易》筮方法更大的希望的。虽然他未必如有的学者所言，他就是包山楚简中“为左君邵佗贞”的屈宜，但对《周易》十分熟悉或“娴于此道”{13}，则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屈原不仅是战国时期的一位伟大的诗人和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对《易》学的态度也必定有其超越于时人之处，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他对《易》学并不只是崇信《周易》一家。在现有文献中，《周易》、《八索》以至于民间的巫史术数，都是他所熟悉的，是他用以探究社会历史和人生的手段。在《楚辞》中，屈原曾向自太卜到灵氛、巫咸的各类易占之士贞问自己的出处与吉凶，这就是最好的例证。《离骚》“巫咸将夕降兮”，王逸注：“巫咸，古神巫也，当殷中宗之世。”洪兴祖补注：“《说文》曰：‘巫，祝也。古者巫咸初作巫。’《山海经》曰：‘巫咸国在女丑北。’又曰：‘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孔、巫抵、巫谢、巫罗十巫在此升降。’”《招魂》中“帝告巫阳”，“有人在下，魂魄离散”，即使以后不复能用，也要“必筮予之”。王逸注：“筮，卜问也。蓍曰筮。”《周礼·春官·筮人》曰：“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参，九曰巫环，以辨吉凶。”前人多以为巫咸即《世本》作筮的巫咸，巫易即《招魂》中的巫阳，以此证明“筮人可为巫”。而由此我们则不难看出屈原对各种《易》筮的熟悉和他与各类占筮之士的广泛联系。
其次，即使是对《周易》的经典文本，屈原也并非死守文句，或沿袭《彖》、《象》作者那种根据卦爻象名卦和解卦的固有思路，而是根据楚人《易》学的风尚和自己的现实需要，对卦名和卦爻辞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抒写自我内心情志的工具。《周礼·春官·太卜》“凡国之大事，先筮后卜”，贾公彦疏曰：“此大事者，即太卜之命及大贞大祭祀之事。”屈原肯定是懂得这一礼制的。但由他的《卜居》可知，他却以个人的出处而请太卜郑詹尹“端策拂龟”，可见他既不拘泥于“周礼”，《周易》的“经文”在他的心目中也并不是神圣的教条。
再次，帛书《要》篇记孔子之言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吾求亓德义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屈原对包括《周易》在内的各种易筮也皆非虔信盲从。他在《离骚》中曾屡次说：“余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在《卜居》中他虽然表面上似乎诚心求助于太卜，但他的心中其实早已信念坚定，故问卜只能是他“阳为不知二者（指去留——引者）之是非可否，而将假龟蓍以决之”{14}。这些都说明他和孔子一样，并非要以《周易》卜问什么吉凶，而只是为了不断地警醒自己“反身修德”。他的坚持忠贞理想，决不改辙易途的行为，与《周易·恒卦》“恒其德”之义；他的“善由内生，修德渐成”的观点与《周易·文言》和《系辞传》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由来渐矣”和“善不积，不足以成名”的思想；他的借古讽今、以史为鉴的思路，与《系辞传》的“藏往知来”的主张，彼此实有着内在的联系。但这些联系却又只是一种“德”和“义”上的关联，而并非某种具体的吉凶之兆的占断。
笔者认为，屈原与战国《易》学的关系，目前应该，也只能从以上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注释：
①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页。
② 张政：《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5页。
③ 白于蓝：《简牍帛书通假字字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④⑥⑦ 《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51、51、51页。
⑤ 陈仁仁：《试论〈周易〉文本早期形态的一些问题——楚地出土易类文献分析》，丁四新主编《楚地简帛思想研究》（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
⑧ 廖明春：《帛书二三子简说》，《帛书周易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27页。
⑨ 高亨：《左传、国语〈周易〉说通释》，《周易研究论文集》第1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⑩ 郭沫若：《青铜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11} 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泽螺居楚辞新证》，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7页。
{12}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13} 黄灵庚：《屈赋楚简释证》，《屈原研究论集》，湖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
{14} 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3页。
作者简介：高华平，男，1962年生，湖北监利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杨瑰瑰，女，1979年生，湖北黄冈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刘保昌）
关键词：《周易》；屈原；卦名；卦爻辞；卦义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5－０105－０6
《周易·蹇卦》是今本（通行本）、帛书本及楚简本三种文本中的“经文”皆十分完整的一节文字，以往的《周易》研究者多因诸本差异甚微而一笔带过，或虽言及其差异而不论及其对该卦卦义的影响。经过一番细致比较后笔者发现，不仅上述三种文本的《蹇卦》“经文”，在卦名、卦爻辞上存在一些差异，而且这些差异还导致了诸本卦义上的不同。同时，以上三种文本的《蹇卦》卦名、卦义，与传世文献中楚国著名爱国诗人屈原《离骚》之所及，亦是彼此互异的。这说明，在战国时期，《周易》的传播应存在着比我们目前所知的更为复杂的情况，楚国著名诗人屈原与当时的易学传统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情况，过去较少有人论及，笔者拟在此做一些探讨。
一
尽管今本、帛书本、楚简本及《楚辞》所及《周易·蹇卦》“经文”大部分是相同的，但诸本之间的细微差别仍是无法否认的。如各本之间《蹇卦》的卦名互异，今本、帛书本《蹇卦》卦辞中有“贞吉”二字，而楚简本中则没有；今本《蹇卦》“六二”爻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楚简本下句作“非今之古（故）”；今本及帛书本“九五”爻辞“大蹇朋来”，楚简本作“大蹇不来”等等。这些都是诸本互异之处。具体来讲，这些差异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1. 卦名的差异
今本、帛书本、楚简本及《楚辞》四种文本中《周易·蹇卦》的卦名，即有四种形态：今本作“蹇”，帛书本作“”，楚简本作“讦”，《楚辞·
离骚》则作“謇”。
“蹇”，《说文解字·足部》曰：“跛也，从足，寒省声。”这是说“蹇”是个形声字，“足”为义符，本指人的足（脚）有毛病（跛足），引申为人行走艰难。《广雅·释诂》释“蹇”云：“难也。”《周易·蹇卦》卦象为艮下坎上，“艮为水为沟渎”，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楚国诸子学研究”（项目编号：11BZX049）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出土简帛中的古代哲学资料分类辑校与研究”（项目编号：11AZD055）的阶段性成果。
“坎为山为径路”。这样的卦象正如《彖传》所云，乃象征着人前进的路上“险在前也”，故该卦借用“蹇”字以名之。可见，《蹇卦》的卦名与卦象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蹇”之卦义行走艰难，源于字义“跛也”；而字义“跛也”，又实源于字形从“足”。
帛书本《蹇卦》作“■”。此字不见于《说文解字》、《玉篇》、《广韵》等各类字书。但“■”字造字原理似与“蹇”相同，应为“从走，寒省声”的形声字。从“走”与从“足”同，故各类帛书释文均将“■”视为“蹇”的异体字，直接将二者等同。
楚简本《蹇卦》卦名作“讦”。整理者云：“‘讦’，卦名，《周易》第三十九卦，艮下坎上。《说文·言部》：‘讦，面相斥罪，相告讦也。从言，干声。’《玉篇》：‘讦，攻人之阴私也。’‘讦’音与‘謇’、‘蹇’通，意亦相近。”① 但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讦”字从“言”，本义是攻讦、斥责他人的过失，其“攻人之阴私也”之义，则起于《论语·阳货》：“恶讦以为直者。”（何晏《集解》：“包曰：讦，谓攻发人之阴私。”）而《易传》中无一处以艮或坎为“言”为“语”者，故将《蹇卦》卦名名“讦”，已与该卦卦象没有任何关系，至少我们看不出二者的直接联系。大概楚简本的作者或抄写者认为攻发他人的罪过或隐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便将《蹇卦》的卦名“蹇”写成“讦”了吧。
《楚辞》中的《蹇卦》卦名应是“謇”字。“謇”字《说文解字》未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于“蹇”下注曰：“蹇，难也。行难谓之蹇，言难亦谓之蹇，俗作‘謇’，非。”“謇”，《玉篇》解为“口吃”，《广韵》解为“正言也”，《韵会》解为“直言也”，都不把“謇”当成“蹇”的异体字，也不认为“謇”的本义为“言难”。在现有文献中无法证明“蹇”是“謇”的本字；而人们似乎更有理由认为先有“謇”的“口吃”义，然后有“正言”、“直言”义，最后才引申出“言难”之义。盖“口吃”的人因为生理缺陷讲话必“正言”、“直言”，而非转弯抹角，也不会巧言令色。王逸注《楚辞·离骚》之“謇”为“忠贞貌”或“忠言”。不论是由于言者口吃，抑或是因其所言为“正言”、“直言”，这样的“言”对言者或听者则应该都是一种“言难”了。这可能才是“謇”字形义演变的历程。
从以上对《蹇卦》卦名的分析又可以见出，《蹇卦》这四个卦名实际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蹇”、“”二字，它们都与该卦的卦象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对该卦卦象的一种概括和说明；另一类是“讦”和“謇”二字，它们都只是指向人的言语行为，而与卦象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
2. 卦辞的差异
今本、帛书本“经文”中的《蹇卦》卦辞都作“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楚简本作“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无“贞吉”二字。帛书本《周易》中除《周易》“经文”之外，还有多篇可称为《易传》的文字，其中有一篇被整理者题为《二三子》的“传文”解释《蹇卦》“六二”爻辞说：
《易》曰：“王臣 ，非今之故。”孔
子曰：“‘王臣 ’者，言亓难也。夫唯智
亓难也，故重言之，以戒今也。君子智难而备
[之]，则不难矣；见几而务之，则有功矣。故
备难[者]易，务几者成。存亓人，不言吉凶
焉。‘非今之故’者，非言独今也，古以状也。”
尽管《二三子》中所引孔子“存亓人，不言吉凶焉”，是针对《蹇卦》“六二”爻而说的，但如果考虑到《周易》各卦卦辞都是对一卦整个卦象的说明，应包含了对一卦六爻爻象和爻辞的概括与总结，那么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和假设——《蹇卦》卦辞当初是否就和楚简显示的那样，原本就没有“贞吉”二字呢？
3. 爻辞的差异
今本、帛书本、楚简本和《楚辞》所及《蹇卦》爻辞的差异，共有“六二”和“六四”两处。今本“六二”爻辞作“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帛书本作“王臣菐 ，非□之故”；楚简本作“王臣讦讦，非今之古（故）”；《楚辞》记为“王臣謇謇，匪躬之故”。与诸本皆不相同。
帛书本与今本的不同，一是今本“王臣蹇蹇”的“臣”字，在帛书中写作“臣菐”；二是“匪躬之故”的“躬”字漫漶，是“今”是“躬”难定。《说文解字·菐部》曰：“仆，给事者，从人、菐。臣菐，古文从臣。”楚简“臣”字写法与《说文》同，“仆”多作“”，从“人”、“菐”、“臣”——“臣”只是“”（或“臣菐”）字的一个构成部件。楚简本《蹇卦》“六二”爻爻辞作“王臣讦讦”，说明此字原即作“臣”而非“仆”（“”、“臣菐”）。帛书的抄写者或因不知道“臣”与“”、“臣菐”的不同，才将“王臣蹇蹇”写成了“王臣菐蹇蹇”，仿佛“”、“臣菐”二字都从“臣”，便与“臣”没有区别了。帛书“匪躬之故”之“躬”字漫漶，整理者与研究者或依今本将此字补为“躬”，或据帛书《二三子》将此字补为“今”。我们认为，帛书《二三子》既引《蹇卦》“六二”爻辞为“非（匪）今之故”，又记孔子之言说：“非今之故者，非言独今也，古以状也。”已明白无误地说明此字当作“今”字，况楚简本亦作“匪今之古（故）”。可见，作“匪（非）今之古（故）”，当是“六二”爻辞的原貌”。
《楚辞·离骚》所记《蹇卦》“六二”爻辞应为“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楚辞》中并未直接引用《周易》卦爻辞，为什么说《离骚》记录了《蹇卦》的如是卦爻辞呢？证据除了王逸注“謇謇”时直接引用了《蹇卦》的如是两句爻辞之外，另外两条理由是：第一，在屈原的作品中，同时还有许多使用“蹇”和“謇”二字之例，除个别用作语气助词（发语词）的地方，有“蹇”、“謇”互换的情况之外，其余“謇”只表示“忠言”、“忠贞”、“忠信”之义。这说明，屈原是严格区分了“蹇”和“謇”二字的，用“謇”而非“蹇”是因为他所知和所理解的《蹇卦》爻辞为“王臣謇謇”。第二，王逸引《蹇卦》“六二”爻辞注“謇謇”的地方，屈原《离骚》的原文为“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此正是“王臣謇謇，匪躬之故”的意思。屈原《离骚》又屡言“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此亦即“匪躬之故”义。
今本《蹇卦》“六四”爻辞作“大蹇朋来”，帛书本作“大亻匈 来”，历来注家都以为“亻匈 来”即是“朋来”：“亻匈 ：汉石经作崩，王弼本作朋。亻匈 、崩、朋音近相通。”② 但自《说文解字》以来，古字书皆未收“亻匈 ”字，难知其音义，可知注家无据。《说文解字·人部》有“倗”字，段玉裁认为即是“朋”的本字。楚简中“朋”作“倗”或“堋”、“”，可证段说正确无误。“倗”字从“人”，“朋”声，但“朋”字的篆体即是“凤”字的古文，写作“”。或因为此字在传写的过程中“倗”右边的“朋”与“亻匈 ”右边的“匈”相混，讹为了“匈”，以至于“倗”讹成了“亻匈 ”。楚简本此句作“大讦不来”。“不”字《说文解字》段注：“其古音在一部，读如德韵之北。”《说文解字·人部》说：“倗”字，“读若陪位”。段注认为这种读法属“蒸、之合韵”现象。如此，则“不”、“朋”上古韵虽“朋”在之部，“不”在职部，但发音部位相同，同属唇音，可以相通。楚简帛中多有以“不”（以“不”为声符之字）与“北”、“背”、“倍”等相通假的用例。如今本《老子》“民利百倍”中的“倍”，郭店楚简《老子》作“亻不 ”，从“不”。背信弃义的“背”，郭店楚简《忠信之道》“信人不背”句亦写作“亻不”，从“不”。《周易·艮卦》“艮其背”中的“背”，帛书作“北”，楚简作“伓”。这些都是“北”、“倍”、“背”与“不”通假的例子。故以“不”与“朋”为通假字、“大讦不来”即“大蹇朋来”，这一说法是可信的。③
二
今本、帛书本、楚简本和《楚辞》所及《周易·蹇卦》在卦名、卦爻辞上互有差异。从表面来看，这些差异或只是上古文字使用上的异体或通假现象，或者说仅仅是文献传抄过程中的版本差异而已。但如果从意义表达的层面来看，则这些差异就不止是文字的使用和文献的传抄问题了，而实际反映了各个文本的作者们对《周易·蹇卦》卦义的不同理解，甚至可能说明了这些作者属于当时不同的易学流派。
如上文所述，今本、帛书本、楚简本及《楚辞》所及《周易·蹇卦》的卦名互异，今本《蹇卦》卦名作“蹇”，帛书本作“”，楚简本作“讦”，《离骚》作“謇”。前文已经指出，“”应该是“蹇”的异体字。“讦”、“謇”与“蹇”是通假字。但是，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如果依孔颖达《周易正义》所云，《蹇卦》之名“蹇”，乃是由于其卦象艮下坎上：艮代表“山上有水”，“山是岩险，水是阻难。水积山上，弥益危难，故曰山上有水，蹇”；“有险在前，畏而不进，故称为蹇”④。此乃与“蹇”字本义“行走艰难”直接相连。帛书本使用“”这个异体字来指称《蹇卦》，则多少可以说明当时人们对于《周易》卦名的写法，并未定于一尊，人们在抄写“经文”时，并非一字不易，而只是遵守当时一般的习惯而已；楚简本使用“讦”、《楚辞》使用“謇”来作为《蹇卦》卦名，就不能如同上面那样简单视之了，也不能如通常那样定为通假字。它应当说明此时的楚国是并不认同以“山上有水”或“有险在前，畏而不进”的卦象来命名此卦的，而是认为，卦名应该，而且也可以是根据使用者的“不同使用目的和方式而获得延伸与展开”⑤ 的，即使用根据我们的理解和语境而采用的与原卦名（我们姑且假定那种依卦象获得的卦名为原卦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字符号来作为卦名。楚简本面对的是以“正言”、“直言”揭发他人阴谋活动的艰难，所以它就选择了与“蹇”音近相通的“讦”字来作为该卦卦名；屈原面临的是以忠言直谏楚王而被疏远、放逐的艰难，所以他就选择了另一个与“蹇”音近相通的“謇”来作为该卦的卦名。但“讦”、“謇”已与《蹇卦》卦象没有任何关系，它们仅表示某种言语行为的“艰难”。不遵循统一而固定的《易卦》卦名，而根据自己面临的现实境况来选择卦名，可能是先秦时楚国人用《易》的法则之一。而当时楚国流行的这种《易》学流派，应该属于与《彖》、《象》作者们热衷于依卦象取名及说卦的方式不同的另一《易》学流派。
与之相联系，今本、帛书本、楚简本和《楚辞》所及《蹇卦》卦爻辞所反映的该卦卦义也应是互不相同的。今本《蹇卦》和帛书的卦辞作：“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这都是对卦象的说明。因为就《蹇卦》卦象而言：“西南，地也；东北，山也。以难之平，则难解；以难之山，则道穷。”“大人”为“有大德之人”，“居德履正，往则济也”，而“正道未否，难由正济，故曰贞吉也”⑥。今本和帛书本保留了《周易》当初本为卜筮之书的痕迹，故其卦辞中存有“贞吉”二字。楚简本中既将《蹇卦》依卦象取名的“蹇”，改为了与卦象无关的“讦”，卦辞中与卜筮痕迹明显的“贞吉”也随之被取消，变成了无关卜筮的一般生活哲理。《楚辞》所及“謇卦”的卦义，自然也就同样不再关乎吉凶，而演变成讨论一个人的行动怎样才更为有利的问题。
今本《周易·蹇卦》“六二”爻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王弼注曰：“处艰难之时，履当其位，居不失中，志匡王室，以应于五。不以五在难中，私身远害，执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孔颖达疏曰：“王谓五也，臣谓二也，九五居于王位而在难中，六二是五之臣，往应于五。履正居中，志匡王室，外能涉蹇难，而往济蹇，故曰‘王臣蹇蹇’也。尽忠于君，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济君，故曰‘匪躬之故’。”⑦ 这说明，“六二”爻辞的爻义原是很清楚的，它与卦象、卦名、爻位、爻象是密切相关的。卦象、卦名显示了行走的艰难，故“六二”爻辞也处处要说明即使王处“艰中”，王臣也不避艰难而往；爻位、爻象中“六二”与“九五”相应，故爻辞以君臣相济为解，这又可见爻辞及辞义与爻位、爻象的关系。帛书《蹇卦》“六二”爻辞虽然“王臣蹇蹇（■■）”仍然呼应着卦爻象，但“匪躬之故”却变成了“非今之故”，因而爻辞的主题也就随之变成了“论述难与不难的辩证关系”⑧，因为卦名“讦”乃“正言”、“直言”攻发他人阴私之义，故此爻辞的意义也只能是“讦”者“以古状今”，用以坚定自己的意志。《楚辞》中屈原所引的“王臣謇謇，匪躬之故”，正如王逸所云，此乃言“己知忠言謇謇，刺君之过，必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因为正如屈原自己在诗中反复申明的：“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与之败绩”；“指九天以为证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故可以说，在《楚辞》中忠言直谏，不为自身，而为国家和君主，既是《蹇卦》“六二”爻辞的爻义所在，也是屈子《离骚》之指归。屈原《离骚》正是借《周易·蹇卦》的这一卦义来表现自己作品的主题的。这也可能是《楚辞》所及《周易·蹇卦》卦名及卦爻辞，与今本、帛书本及楚简本皆不尽相同的原因之一。
三
屈原通过改造《周易·蹇卦》的卦名和爻辞，巧妙地使《周易·蹇卦》的原有卦义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为国君和国家不顾个人得失、不畏艰难、忠言直谏之义，变成了其作品的崇高主题和他的坚持理想、忠贞爱国行为的思想源头。屈原为什么能对《周易·蹇卦》做出这种创造性的运用？屈原与当时《易》学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笔者希望借比较诸本《周易》异同的契机，对此做出一些探测。
先秦时楚国《易》学如何，此前的研究令人颇感失望。上世纪杨树达、高亨等学者曾先后对《左传》、《国语》中讲论《周易》的记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共得二十二条，但无一条属楚国依《周易》占筮的实例⑨。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楚人与《易》学无关。郭沫若在《〈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中曾认为，《周易》的作者就是《汉书·儒林传》中传孔子《易》学的楚人臂子弓，而“《易传》多出于荀门”⑩。郭说虽多揣测之辞，但也可以看出传世文献中楚地《易》学传播的蛛丝马迹。《左传·昭公五年》载吴人蹶由对楚人说：“国之守龟，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谁能常之？城濮之兆，其报在邲。”杜预注：“城濮战，楚卜吉，其效乃在邲。”这说明当时诸侯都有“守龟”之官，大事必卜。楚国与晋国城濮之战时，楚人就曾卜龟贞问吉凶。《左传·昭公六年》载楚昭王曾因疾卜河。同书《昭公十三年》和《昭公十七年》又载，楚灵王夺取王位前和吴楚之战前，也都曾卜龟；《昭公十七年》记楚惠王一年之间三卜（卜伐陈之帅、卜子良和子国为令尹），可见其占卜之勤。以上这些记载虽属龟卜之例，不在易筮之列。但正如《周礼·春官·太卜》及贾公彦疏所云：“凡大事卜，小事筮”，或许楚人认为这些所卜之事乃“大事”，故《左传》记事也记“大”略“小”，记“卜”而略“筮”——无楚人用筮之例。但由此亦可推知，当时楚人日常生活中是不会少用易筮的。有更直接的文献证明，直到战国中后期，《周易》经、传的内容都应该已经在楚国流行。楚简本《周易》的发现，即可视为《易经》在楚地传播的确证。宋玉《小言赋》又曰：“且一阴一阳，道之所贵；小往大来，《剥》《复》之类也。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并照，则小大备。”楚春申君《上书说秦昭王》称《周易·既济》卦义乃“言始之易，终之难也”。另外，长沙马王堆帛书中《系辞传》、《二三子》、《易之义》、《要》、《缪和》、《昭力》等写成时间，也“不会出于战国以后”。这些都说明今本《周易》“经传”的内容在战国中后期已在楚地流传。
战国中后期《周易》已在楚国流行，但楚人并不是完全照搬《周易》，而是有选择、有改造地加以运用。据笔者初步比对今本《周易》与楚简本《周易》，在楚简本所涉及的三十四卦中，卦名及卦爻辞与今本完全相同的仅《讼》和《师》两卦，卦名和卦辞与今本相同的有《井》、《渐》两卦，卦名与今本相同的有《蛊》、《颐》、《恒》、《革》四卦，而卦辞与今本相同的有《睽》、《大畜》、《解》三卦，其余则自卦名到卦辞、爻辞没有与今本完全相同的。可见，即使是楚人在传抄《周易》的文本时，也不是一味原原本本地照抄，而是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在“创造性”地抄写。《离骚》中“索琼茅以篿兮”之句，王逸以来注释家多解为楚人“取灵草”而“结草折竹以卜”，今人于省吾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其与“八索”的关系。于氏曰：
“索”谓“绳索”，在此作动词用。《补注》
所引的“挺专”即“筳篿”的异文。高步瀛训
“以”为“与”，谓“筳篿”二字连读，皆折竹
也。（《古文辞类要笺证》）实较旧解为优。这
是说以琼茅为绳索，与折竹八段相结合以占。
这与清代的金川彝人，用牛毛绳八条掷地为卦
以占吉凶（详拙著《伏羲与八卦的关系》），都
是远古八索占的遗风。不同者，只是彝人用牛
毛绳，楚人用草绳又结合八段竹而已。{11}
于省吾先生这里所说的是楚人《易》占的材料和方法，而未涉及《周易》经、传的文本。而有关楚人特殊占筮方法的资料，在出土文献中已出现多次，而且这些数据也显示了楚人筮法与《周易》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关系。如1986年和1987年间在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有关占筮简中，出现有六组十二个卦画。卦由“一”、“∧”、“×”、“八”四个数字、符号组成，简文中既无卦名，也无对卦画的具体解说，但载有易筮所用材料（“央”）、命辞和占辞。这与今本《易经》既有卦画，又有卦名、卦辞的文本形式不同{12}。1994年5月在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出土的卜筮简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两处楚墓的下葬时间都在公元前300年以前。而1993年在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出土的秦简《归藏》，则只有与今本《周易》相同的卦画和卦名，而没有与今本相同的卦辞，更没有爻辞。这说明，直到屈原时代，中国的卜筮活动仍可能如《周礼·春官·太卜》所云：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是多种易经文本并存，而“三易”之“经卦”、“重卦”数目则相同的局面。不同的是，楚国还同时保存了其独有的“用草绳又结合八段竹”为卜具的“八索”之《易》。《左传·昭公十二年》云：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颖达疏引孔安国《尚书序》曰：“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这种“八索”虽也用六十四卦以占筮，但每卦不一定采用《周易》依卦象来取卦名，也不一定采用《周易》的卦爻辞。《离骚》中屈原记灵氛占筮即为“索琼茅以筳篿兮”，兼用“八索遗法”，则《楚辞·卜居》太卜郑詹尹所掌之《周易》亦不必尽同于中原诸国。楚春申君《上书说秦昭王》引《周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语与今本《周易·未济卦》卦辞近似，但今本作“小狐汔济，濡其尾”，彼此文辞亦有差异。
屈原生活在战国中后期楚国的这种学术环境中，从巫史工祝的杂筮，到楚国传统的“八索之法”，以至于朝廷的太卜所掌的《连山》、《归藏》、《周易》等“三易”，他都是十分熟悉的。他在请巫咸、工祝卜筮无法祛疑的情况下，把自己最难解决的人生出处的问题请示太卜，可能表示他在心中对《周易》是寄予了较其它《易》筮方法更大的希望的。虽然他未必如有的学者所言，他就是包山楚简中“为左君邵佗贞”的屈宜，但对《周易》十分熟悉或“娴于此道”{13}，则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屈原不仅是战国时期的一位伟大的诗人和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对《易》学的态度也必定有其超越于时人之处，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他对《易》学并不只是崇信《周易》一家。在现有文献中，《周易》、《八索》以至于民间的巫史术数，都是他所熟悉的，是他用以探究社会历史和人生的手段。在《楚辞》中，屈原曾向自太卜到灵氛、巫咸的各类易占之士贞问自己的出处与吉凶，这就是最好的例证。《离骚》“巫咸将夕降兮”，王逸注：“巫咸，古神巫也，当殷中宗之世。”洪兴祖补注：“《说文》曰：‘巫，祝也。古者巫咸初作巫。’《山海经》曰：‘巫咸国在女丑北。’又曰：‘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孔、巫抵、巫谢、巫罗十巫在此升降。’”《招魂》中“帝告巫阳”，“有人在下，魂魄离散”，即使以后不复能用，也要“必筮予之”。王逸注：“筮，卜问也。蓍曰筮。”《周礼·春官·筮人》曰：“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参，九曰巫环，以辨吉凶。”前人多以为巫咸即《世本》作筮的巫咸，巫易即《招魂》中的巫阳，以此证明“筮人可为巫”。而由此我们则不难看出屈原对各种《易》筮的熟悉和他与各类占筮之士的广泛联系。
其次，即使是对《周易》的经典文本，屈原也并非死守文句，或沿袭《彖》、《象》作者那种根据卦爻象名卦和解卦的固有思路，而是根据楚人《易》学的风尚和自己的现实需要，对卦名和卦爻辞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抒写自我内心情志的工具。《周礼·春官·太卜》“凡国之大事，先筮后卜”，贾公彦疏曰：“此大事者，即太卜之命及大贞大祭祀之事。”屈原肯定是懂得这一礼制的。但由他的《卜居》可知，他却以个人的出处而请太卜郑詹尹“端策拂龟”，可见他既不拘泥于“周礼”，《周易》的“经文”在他的心目中也并不是神圣的教条。
再次，帛书《要》篇记孔子之言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吾求亓德义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屈原对包括《周易》在内的各种易筮也皆非虔信盲从。他在《离骚》中曾屡次说：“余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在《卜居》中他虽然表面上似乎诚心求助于太卜，但他的心中其实早已信念坚定，故问卜只能是他“阳为不知二者（指去留——引者）之是非可否，而将假龟蓍以决之”{14}。这些都说明他和孔子一样，并非要以《周易》卜问什么吉凶，而只是为了不断地警醒自己“反身修德”。他的坚持忠贞理想，决不改辙易途的行为，与《周易·恒卦》“恒其德”之义；他的“善由内生，修德渐成”的观点与《周易·文言》和《系辞传》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由来渐矣”和“善不积，不足以成名”的思想；他的借古讽今、以史为鉴的思路，与《系辞传》的“藏往知来”的主张，彼此实有着内在的联系。但这些联系却又只是一种“德”和“义”上的关联，而并非某种具体的吉凶之兆的占断。
笔者认为，屈原与战国《易》学的关系，目前应该，也只能从以上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注释：
①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页。
② 张政：《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5页。
③ 白于蓝：《简牍帛书通假字字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④⑥⑦ 《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51、51、51页。
⑤ 陈仁仁：《试论〈周易〉文本早期形态的一些问题——楚地出土易类文献分析》，丁四新主编《楚地简帛思想研究》（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
⑧ 廖明春：《帛书二三子简说》，《帛书周易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27页。
⑨ 高亨：《左传、国语〈周易〉说通释》，《周易研究论文集》第1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⑩ 郭沫若：《青铜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11} 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泽螺居楚辞新证》，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7页。
{12}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13} 黄灵庚：《屈赋楚简释证》，《屈原研究论集》，湖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
{14} 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3页。
作者简介：高华平，男，1962年生，湖北监利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杨瑰瑰，女，1979年生，湖北黄冈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