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岁时随父母从乌鲁木齐回到原籍无极，在农村生活十五年。1977年高中毕业，刚好“文革”結束，禁锢多年的文化传统得以全面复苏。这年我有幸参加了县文化馆的美术培训班，在老师那里见到不少的名家画册，看到国画作品大都盖有精雅的印章。我说这图章刻得真好，老师告诉我那叫“篆刻”，这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我突发奇想想学刻印，可本地没有人会刻，老师讲这跟普通图章不是一回事，是一门学问，后来打听就连省城会篆刻的人也不多。我从《康熙字典》查找字，在木头和学生用橡皮上学起了刻印，刻刀是自己用钢锯条磨制的。一年后，父亲到河南出差，带回一本钱君陶的《长征印谱》，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什么是“印谱”，从中选了几方印仿刻，家里人都夸仿得很像。后来在北京搞科研的叔叔听说我好刻印，就专门为我买了邓散木的《篆刻学》，看了好几遍，里面许多专业术语看不懂。
　　1979年末，我报名参军入伍，随身带几本画册和这本《篆刻学》。在部队，参加紧张训练外画些板报，还不时给战友刻点印章，在连队晚上响过熄灯号之后是不允许开灯的，为了不影响战友休息，我买了个手电筒晚上在被窝里刻，一次被班长查房发现了，第二天点名时挨了批。部队的首长们得知我的爱好后，给予了很多支持，入伍不到一年，将我调到师电影队。在北京当兵四年，能够有机会参观好些美术、书法篆刻展览，看到诸多名家名作，眼界大开。此间我开始刻些篆刻印稿向报纸投稿，并写信向报社的美术编辑老师求教有关篆刻方面的问题。他们都很热心，《战友报》的编辑老师将我的信及印拓转寄给河北篆刻名家、承德热河画院的秦彪老师，就此我成了秦老师的“函授学生”。秦老师博学多才，书、画、印造诣极高，对人十分热心，每次都将所寄印拓认真批改。是秦彪老师把我引入了篆刻艺术之门，那几年我的篆刻进步很快。我第一件篆刻作品是1981年3月14日在《战友报》发表的。后来，我画的幻灯片参加北京军区幻灯汇演获得了三等奖，篆刻作品在多家军内外报刊发表，同时几次入选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书画展并获奖，为此部队为我记了三等功。
　　退伍回原籍参加工作后，工作之余我始终坚持自学书画篆刻艺术。经常向有关报刊投稿，同时，积极参加省、市举办的专业展览。1984年春，我加入河北省书法家协会。1987年秋，省书协成立篆刻研究会，我当选为理事，年底获准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成为中国书协首批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会员。
　　多年来，工作岗位几次变动，但始终坚持学习，转益多师，并以理论学习指导前进方向，不断增加自身修养和鉴赏能力。我坚信，艺术成功于勤奋，要舍得下笨功夫。篆刻虽小，却能以“小”容“大”，承载优秀文化传统。亦方亦圆的印形，印文或阴或阳的布势，合手“天圆地方”“天人合一”之理念，“一阴一阳谓之道也。继之者善也，成之性也”（《易经·系辞上》）。篆刻艺术有笔有墨又有刀，以铁笔在方寸之内寄托思想，表抒情怀。
　　也许是我自小喜爱泥塑的缘故，在学习篆刻的同时也由衷喜爱雕钮。一枚小小的印钮，能够再现世间千奇的民俗事象和自然界中的万物风情，表现形式有圆雕、浮雕、镂雕、透雕、薄意（很浅薄的浮雕）等，用刀技巧尖刀与圆刀结合，传统的玉雕、骨雕、竹雕、木雕刀技并用而方圆兼具。良工雕钮，见石生情，随石而琢。有些印石存有瑕疵，经过匠心独运机巧雕饰，使其化弊为利，赋顽石以生命。经过精雕细镂之钮，着人爱不释手，顿使印章锦色生辉。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印钮雕刻创作，并有相关印钮理论研究的文章发表。
　　篆刻是“国粹”，但成为一门独立艺术也不过五百余年，相关的篆刻理论孤傲而深邃，其史料多是散落于“金石学”之中。由于喜好，我在二十多年前就尝试写点小文章，注意收集、整理相关的资料，订阅一些学术报刊，逐步建立起一个围绕文史、古文字、金石、美学、工艺美术和书、画、篆刻研究的资料小体系。我在肖形印、印钮艺术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得到了相关专家学者的首肯和赞赏。在《中国书法》《西泠印社》《中国篆刻》等专业报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近十三万字。在长期的写作中，我体会到，做学问没有点“死心眼”的韧劲儿是学不精的。
　　一盏孤灯，冬去春来与之相伴，苦忧愁乐相从相随。这四十年一路走来，追秦抚汉，朝夕相慕。学艺术学的是精神，做的是文化，体现的是修养，也证实着一句话：艺术不是职业，而是一种人格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