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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1995—2014年我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预期寿命延长对我国养老金支出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对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研究样本期间内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增加导致了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增加了0.94个百分点，对养老金支出水平增加的贡献度高达76%，成为了我国养老金支出增加的主导因素。随着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延长模式逐渐进入到以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为主导，这种人口增龄效应对养老金支出的影响还会进一步增强和深入，在未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优化过程中需对预期寿命这一因素加以重点关注。
关键词： 预期寿命；养老保险；支出水平
中图分类号：F840.6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3-7217（2018）05-0037-07
一、引 言
1995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发[1995]6号），确立了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此后我国养老保险进入全面改革的深入期[1]，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着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并走向成熟，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支出规模也在大幅度提高。从图1可以看出，在1990-2014年间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总量在不断的提高，1990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支出总额为149亿元，2000年达到2116亿元，10年间养老金的支出增加了14.2倍，2010年养老金支出总额突破了万亿元大关，达到了10755亿元，相对于2000年的水平来说翻了5倍，此后我国养老金支出总额一直保持万亿元规模，2014年支出总额已达到23325.8亿元。
不仅养老金支出的绝对额在激增，养老金支出的相对额也呈现稳步上升态势（见图2），从图2可以看出，在1990-2014年间我国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在整个样本时间段上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1990年养老金支出水平仅为0.8%，2000年达到2.12%，2008年以来上升速度明显加快，2010年达到2.63%，2014年支出水平进一步达到3.67%。
养老金支出的迅猛增加，对我国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带来潜在威胁，是什么原因推动了我国养老金支出近些年来大幅度提高？国内已有众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有些学者侧重于对单一影响因素进行重点阐释，例如刘贵平（1996），姜向群（2006），李旭东（2010），李敏等（2010），李绍泰（2013），苏宗敏（2015）等学者主要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影响[2-7]；赵怡等（2015）学者研究了职工工资、养老金替代率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影响[8]；封进等（2010）则聚焦于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影响[9]。而王鉴岗（2000），薛新东（2012）等学者则从综合影响因素的视角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增加进行了解释[10，11]。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内学者大都基于人口结构的视角来分析其对我国养老金支出的影响，而关于预期寿命与养老金支出关系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是在有关的研究中零星地提及预期寿命延长会增加养老金支付压力，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伴随着我国人口转变进入“三低”①的人口增长阶段，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已逐渐从人口老龄化、高龄化中蜕变出来，成为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12]。根据近四次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82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仅为67.77岁，1990年小幅增长到68.55岁，2000年提高到71.4岁，2010年进一步增加到75.43岁。人口的这种增龄效应是否促进了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支出规模的增长？图3给出了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4年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与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的发展趋势图。從图3可知养老金支出水平与预期寿命在这个时间段均呈现出平稳增长趋势，两者之间简单的相关系数达到了94.8%。在退休年龄和养老金目标替代率保持不变的约束条件下，预期寿命的增加会改变养老保险制度的赡养率进而会影响到养老金支出的规模，其很可能是导致近些年来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不断提高的主导原因。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有必要对预期寿命增加与我国养老金支出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找出影响养老金支出水平激增的主导因素，从而为养老保险制度优化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二、理论分析
达到退休年龄雇员的预期寿命延长，则不论哪一种养老保险模式，只要养老金给付水平保持不变，那么养老保险体制的成本负担必然加重[13]，由于退休年龄保持不变，预期寿命延长已导致养老金支出严重膨胀[1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IMF，2012）也显示，如果2010-2050 年人口寿命比预期超出3岁，不同国家平均每年需要额外增加的养老金支出占当年GDP的1%-2%[15]，这种影响是显著而直接的。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不论基础养老金还是个人账户养老金其支付的方式都是采用终身年金的方式，这种年金支付方式对人口预期寿命因素比较敏感，加之事先确定的退休年龄和养老金待遇水平，在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下，三者相结合就会导致养老保险支出的增加，甚至会出现财务危机，威胁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在统筹账户中，预期寿命延长对养老金支出的影响比较隐蔽，主要是通过改变制度赡养率这个中间变量来实现。在制度覆盖率、退休年龄不变的约束下，预期寿命延长会改变退休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比例，导致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赡养率发生变化，进而对养老金的收支平衡产生影响；而在个人账户中，预期寿命的延长对个人账户的影响是比较直接和明显的，在退休年龄不变的约束下，预期寿命延长导致了工作期间与退休期间比值的变化，就理论上而言，在个人账户下，由于遵循严格的精算平衡，参保者预期寿命延长对个人账户基金平衡不会造成影响，只会导致个人养老金水平随预期剩余寿命延长而降低。然而在我国现有制度设计下，个人账户的首年养老金待遇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对应年龄的计发月数，如果参保人在计发月数内死亡，个人账户余额将一次性返还给其继承人，如果参保人在计发月数以后仍然存活，其还可以继续领取个人账户养老金，而个人账户计发月数的确定并未与退休职工的剩余寿命相对应，其计算程序是根据人口预期寿命减去退休年龄得来的②，从精算学的视角来说，统计局公布的人口预期寿命是0岁人口的预期剩余寿命，并非退休职工的预期剩余寿命。这种个人账户的待遇设计方式改变了预期寿命延长对个人账户基金平衡的影响路径，一旦账户持有人退休后的剩余寿命超过养老金计发月数就会使个人账户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形，产生个人账户支付缺口，而这个缺口将由统筹账户买单。总之，在我国现有的统账结合模式下，无论对统筹账户还是个人账户，预期寿命的延长都会导致养老金支出的增加。 具体来说，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以下两条路径传导：同批人的时间效应和同期人的人口效应。同批人的时间效应是指在原有退休年龄约束下预期寿命延长增加了同批人领取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平均年限，引致养老金支出的增加。预期寿命的延長意味着完成一次世代更替人口所需的时间延长了，在既定的退休年龄和既定养老金待遇双重约束下，老年人退休后将会拥有更长的存活时间，这也就意味着同一队列老年人口领取养老金的持续时间延长了，必然会给养老金支付带来压力。同期人的人口效应是指预期寿命延长增加了同一时期领取养老金的总人数，引致养老金支出的增加。人类预期寿命延长对人口的影响是显著而直接的，会引起人口的净增长[12]，这表明即使养老金领取人数每年以恒定的量增加，在既定的时空条件下，相应的领取养老金的总人口数和规模也会增加。刘贵平（1999）的研究表明：对于x岁的人来说，平均余寿每增加1岁，则x岁人口预期生存人年数增加原来平均余寿的倒数[16]。领取养老金总人口规模的增加对于既定约束下的养老保险制度而言，也必然会增加养老金的支出规模。
关于同批人的时间效应和同期人的人口效应，我们可以采用列克西斯时间——年龄方格图③（Lexis diagram）来加以直观说明。考虑一个简单的情形，假设同批人A、B，退休年龄均为60岁，参保人退休后即可领取全额养老金，且养老金一直领取到参保者死亡为止。图4直观表示了预期寿命对养老金支出影响的时间效应和人口效应，从中可知当同批人A的预期寿命为70岁时，该批人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跨度为CDE时间段（60-80年），现在如果该批人的预期寿命从70岁增加到了80岁，那么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跨度将变为CEF时间段（60-90年），原来退休后只需支付CDE时间段的养老金年限由于该A批人的预期寿命延长，现在却需要支付CEF时间段，增加的EF时间段的养老金领取年限就是预期寿命增加对养老金支出影响的时间效应，这种增加的时间效应对于既定时间条件下的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必然会导致养老金支出的增加。此外，从图中还可以看到，60岁后同批人A、B已陆续进入了领取养老金的时段，在70-80年间，当同批人A预期寿命为70岁时，该时段需要支付养老金的总人口数为四边形DGIE区域，如果同批人A的预期寿命增加到80岁，则相同的时间区间上需支付养老金的总人口数变为四边形DGHE区域，增加的三角形GHI区域就是由于同批人A的预期寿命延长10岁而增加的在相同时间区间上领取养老金人口的数量。在既定的时间轴上，养老金领取人数的增加对养老金支出增加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诚然，上述分析只是纯理论的推演，现实情况不可能这样整齐划一，但它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预期寿命对养老金支出的影响机理。
三、实证模型、变量及数据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结合学者们的已有研究，我们构建了一个简化的多元线性方程模型，以检验预期寿命对我国养老金支出的影响效应。实证模型如下：
PL是养老金支出变量，本文选取了具有可比性的“养老金支出水平”这一指标，通过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额占GDP的比重计算得到。
Life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人口预期寿命变量来检验预期寿命延长对我国养老金支出的影响效应，它是本文最核心的解释变量。理论上与养老金支出密切相关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应该是享有养老金领取资格群体或老年群体的剩余平均预期寿命，但囿于我国官方数据的限制，本文所采用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新出生婴儿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即0岁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④。Wage是工资变量。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发[1995]6号）⑤、《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⑥、《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 号）⑦以及《社会保险法》⑧的明确规定，从中可看出工资变量对我国养老保险支出具有重要影响，且两者应该呈现出正相关关系。通常在经济发展较快、职工平均工资越高的地区，养老金的上调动力和幅度也越大，养老保险支出会越高。实践中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导致了职工的平均工资在各地区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因此本文用平均工资水平来表示工资变量，通过各地平均工资与各地人均GDP的比值计算得到，以此来衡量一个地区是否提供了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工资水平。
Demo是人口年龄结构变量，一个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会影响各地养老金支出的规模，一般情况下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深，表明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越多，需要的养老保险支出规模会越大，两者应该呈现出正向关系。在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养老保险支出的影响时，通常有两个变量指标：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制度赡养率。老年人口抚养比是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最常用的指标，通常一个地区的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意味着该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深，老年群体绝对数量的规模越大，但高的老年人口抚养比是否会带来高的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则取决于老年人口中有多大比重的老年群体享有养老金领取资格，如果享有养老金领取资格的老年群体数量不变，那么即使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增加也不会对养老保险支出产生影响。由于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一种“与工作相关联的养老保险制度”，在研究我国养老金支出影响因素时，老年人口抚养比也许并不是人口年龄结构变量的最优表示⑨，因此，为了使数据更具代表性，同时也为了避免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制度赡养率之间的共线性，文中采用了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Sysup）作为人口年龄结构变量的表示，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是领取养老金人数占养老金供款人数的比重，它反映了平均供养每个退休老年人需要供款的在职职工人数，通常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越高，说明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数越多，向养老金供款的人数越少，相应的会增加养老保险的支出规模，给养老保险基金带来的支付压力也越大。
M是为了保证计量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加入反映其他一些影响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的控制变量向量，结合已有研究，我们取如下两个控制变量： （1）通货膨胀率（用Inf表示）。通货膨胀率反映了物价上涨情况，通常通货膨胀率越高，物价上涨幅度也越快，为了维持养老金领取者的基本生活需求，客观上要求提高养老金的待遇支付水平，从而会增加养老保险支出。此外，我国在2010年颁布的《社会保险法》也明确规定“根据物价上涨情况，适时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本文的通货膨胀率是通过各省份环比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减去100计算得到。
（2）城鎮化水平（用Urb表示）。近年来全国各地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到城镇工作，转换为城镇职工，城镇职工人口数量的增加，潜在地增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参保人数的增加将会导致未来养老保险支出规模的增加。此外，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为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在各地的安置实践中存在用“土地”换“社保”的模式[11]，这也会导致养老保险支出的增加。本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来衡量各地的城镇化水平⑩。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出为研究样本，收集了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95-2014年的有关数据，利用面板数据B11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考察预期寿命增加对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的影响效应。由于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官方的统计年鉴中只能够收集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分省份人均预期寿命，对此参照刘生龙等（2012）[17]的做法，将收集的1995-2014年的面板数据分成4个5年期的区间面板数据，即1995-1999年、2000-2004年、2005-2009年和2010-2014年，对养老金支出水平、预期寿命、制度赡养率、平均工资水平、通货膨胀率、城镇化水平取5年的平均值B12。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文中相关人口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乡村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变量相关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其余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或依据上述年鉴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首先对数据进行了混合OLS回归、固定效应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回归结果根据F 检验、LM 检验和Hausman 检验后发现固定效应模型要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因此本文最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B13，表2给出了基于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预期寿命对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影响的实证结果。
模型（1）中包含了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平均工资水平两个解释变量，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对我国养老保险支出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个结果符合预期的理论分析。平均工资水平对养老保险支出也具有正向影响，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个结果与我国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办法也是相一致的。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制度赡养率变量，发现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平均工资水平仍然与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相对于模型（1），两者前面的系数均有所下降，制度赡养率对我国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具有正向影响，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与预期的分析也是一致的。
模型（3）中仅包含了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制度赡养率，可以看出两者对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都具有正向影响，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模型（4）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城镇化水平变量，我们发现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平均工资水平和制度赡养率仍然与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相对于模型（2）而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平均工资水平两者前面的系数均有所下降，但制度赡养率前面的系数有所上升。城镇化水平对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产生正向影响，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与本文选取的面板数据年限有关，城镇化是近些年来各地才开始大力推进的，由于城镇化而加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群体大多应该还是处于缴费阶段，所以采用的数据样本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城镇化水平对养老保险支出的影响。
模型（5）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表示物价水平的通货膨胀率，引入该变量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平均工资水平和制度赡养率仍然与我国养老保险支出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但三者前面的系数均有所下降。通货膨胀率对我国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产生负向影响，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个结果看上去与我国《社会保险法》规定的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办法背道而驰，不太合符法律规定，原因可能是与我们选取的时间样本数据有关，文中的数据涉及1995-2014年20年的时间跨度，而《社会保险法》是在2010年颁布，在此之前的历次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办法改革中都只强调发放待遇水平与工资挂钩。此外，国家已连续十年上调了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但从国家二十年的通货膨胀率数据来看，上调待遇期间的通货膨胀率却远低于20世纪90年代，所以该实证结果也合符我国养老保险发展的实际历程。
模型（6）在模型（5）的基础上加入了城镇化水平变量，从结果可以看出，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对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前面的系数仍然为正，但没通过显著性检验，通货膨胀率对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在模型（5）的基础上加入城镇化水平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增强了，达到了75%，说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制度赡养率、平均工资水平、通货膨胀率和城镇化水平这五个变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我国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上升的原因。
通过对表2中六个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预期寿命对我国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与国际机构的研究报告是一致的B14。对估计结果进行简单的计算可以得到新生婴儿平均预期寿命每增加1年将会使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占GDP的比重提高约0.194%B15。在所研究的样本期间内，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第一阶段的69.98岁上升至第四阶段的74.83岁，意味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增加导致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上升了0.94个百分点，而样本期间内，我国的养老金支出水平从第一阶段的1.39%上升至第四阶段的2.63%，共增加了1.24个百分点，这表明在此期间内，由于预期寿命延长对我国养老金支出增加的贡献度高达76%。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我国1995-2014年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从实证维度验证了预期寿命延长对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预期寿命对我国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样本期间内，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增加导致了我国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增加了0.94个百分点，对我国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增加的贡献度高达76%，已成为近些年来我国养老金支出增加的主导因素。研究结果还表明工资水平和制度赡养率对我国养老保险支出增加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对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也具有正向影响，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通货膨胀率对我国养老保险支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过去十年我国养老保险的待遇调整还是一种粗放型的调整，并未与实际的物价上涨情况相挂钩。
伴随着先进医疗技术的广泛采用，人们生活观念、方式的改变以及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建立必然会带来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进一步增加。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中国方案预测数据显示，在未来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还有大幅度提升的空间，预计2045-2050年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将会达到82.52岁，65岁老年人口的平均剩余寿命将会达到20.22岁[18]。在人们欣喜于活得更长久的同时，预期寿命延长对我国养老保险支出的影响效应在未来还会进一步增强，若保持现有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不变，那么预期寿命的这种延长趋势将会对我国养老保险支出带来极大的冲击与挑战，进而有可能威胁到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应对预期寿命延长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和挑战，在未来应当将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与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化相关联，这也是国外一些典型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践经验，这种关联取向和措施正呈现出迅速蔓延趋势，并成为近些年来养老保险政策的重大创新[19]。而对我国现存的养老保险制度，可在以下三个重点方面进行改革和优化：其一，将养老金待遇与预期寿命变动相关联，考虑将人口预期寿命指数化并纳入养老金指数调节机制中，特别是在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初始待遇确定上应改变现有固定的养老金计发月数标准，应建立根据同批退休年龄组别剩余寿命相关联的养老金初始待遇动态调整机制。其二，将养老金领取资格与预期寿命变动相关联，探索建立与预期寿命相关联的动态领取全额养老金的资格年龄和缴费年限，可考虑将养老金领取的资格年龄进行健康预期寿命指数化，同时将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与预期寿命直接挂钩，可考虑根据预期寿命增长的百分比调整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其三，加快推进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减缓预期寿命延长对我国单板发展的基本养老保险支出的冲击。针对目前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的困境，应将撬动我国补充养老保险市场发展的突破口放在具有补贴性质的个人储蓄养老保险产品上，通过合理设计税收优惠比例、政府补贴比例等激励杠杆合力推进补充养老保险市场的发展。
注释：
① 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② 以男性职工为例，2000年全国人口预期寿命为71.5岁，个人账户的计发月数等于（71.5-60）×12。
③ 列克西斯图是在人口分析中使用最早和使用最多的工具图，它因德国统计学和人口学家列克西斯（W. Lexis）最先使用而得名。它是一种把人口事件的时间与年龄联系起来考察的直观工具图，因此也称为时间年龄方格图，借助它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人口事件随时间与年龄或期间变化的情况。
④ 最近的二三十年，我国婴幼儿死亡率已经降低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主要得益于老年人口死亡率的降低，因此采用该数据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老年人群体剩余寿命延长的趋势。
⑤ 规定：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节机制，基本养老金可按当年职工上一年平均工资增长率的一定比例进行调整。
⑥ 规定：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为当地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的20%。
⑦ 规定“退休时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
⑧ 第十八条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根据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物价上涨情况，适时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
⑨ 本文在实证研究之前也检验了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养老金支出水平的影响，与薛新东（2012））得出的结果一致，老人人口抚养比对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的影响通不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在后面的实证分析中我们没有将老人人口抚养比这一变量引入进来，而是用制度赡养率表示人口老龄化变量。
⑩ 城镇人口用各省的总人口减去乡村人口而得到。
B11 與单纯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相比，面板数据在控制不同地区之间的异质性，减少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方面具有优势，能显著提高参数估计的有效性。
B12 预期寿命的估计方法，1995年各省的人均预期寿命是1990年和2000年的均值，2005年各省的人均预期寿命是2000年和2010年的均值。
B13 在混合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中预期寿命对养老金支出水平也都具有显著影响。
B14 在欧盟委员会和经济政策委员会2009 年的老龄化报告中也指出新生儿的平均预期寿命每增加1 年，将使英国公共养老金支出占 GDP 的比重平均增加 0. 3%。
B15 对表2中模型（1）～（6）中life前面的系数求简单平均值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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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編辑：王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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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发[1995]6号），确立了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此后我国养老保险进入全面改革的深入期[1]，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着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并走向成熟，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支出规模也在大幅度提高。从图1可以看出，在1990-2014年间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总量在不断的提高，1990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支出总额为149亿元，2000年达到2116亿元，10年间养老金的支出增加了14.2倍，2010年养老金支出总额突破了万亿元大关，达到了10755亿元，相对于2000年的水平来说翻了5倍，此后我国养老金支出总额一直保持万亿元规模，2014年支出总额已达到23325.8亿元。
不仅养老金支出的绝对额在激增，养老金支出的相对额也呈现稳步上升态势（见图2），从图2可以看出，在1990-2014年间我国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在整个样本时间段上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1990年养老金支出水平仅为0.8%，2000年达到2.12%，2008年以来上升速度明显加快，2010年达到2.63%，2014年支出水平进一步达到3.67%。
养老金支出的迅猛增加，对我国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带来潜在威胁，是什么原因推动了我国养老金支出近些年来大幅度提高？国内已有众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有些学者侧重于对单一影响因素进行重点阐释，例如刘贵平（1996），姜向群（2006），李旭东（2010），李敏等（2010），李绍泰（2013），苏宗敏（2015）等学者主要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影响[2-7]；赵怡等（2015）学者研究了职工工资、养老金替代率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影响[8]；封进等（2010）则聚焦于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影响[9]。而王鉴岗（2000），薛新东（2012）等学者则从综合影响因素的视角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增加进行了解释[10，11]。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内学者大都基于人口结构的视角来分析其对我国养老金支出的影响，而关于预期寿命与养老金支出关系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是在有关的研究中零星地提及预期寿命延长会增加养老金支付压力，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伴随着我国人口转变进入“三低”①的人口增长阶段，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已逐渐从人口老龄化、高龄化中蜕变出来，成为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12]。根据近四次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82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仅为67.77岁，1990年小幅增长到68.55岁，2000年提高到71.4岁，2010年进一步增加到75.43岁。人口的这种增龄效应是否促进了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支出规模的增长？图3给出了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4年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与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的发展趋势图。從图3可知养老金支出水平与预期寿命在这个时间段均呈现出平稳增长趋势，两者之间简单的相关系数达到了94.8%。在退休年龄和养老金目标替代率保持不变的约束条件下，预期寿命的增加会改变养老保险制度的赡养率进而会影响到养老金支出的规模，其很可能是导致近些年来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不断提高的主导原因。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有必要对预期寿命增加与我国养老金支出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找出影响养老金支出水平激增的主导因素，从而为养老保险制度优化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二、理论分析
达到退休年龄雇员的预期寿命延长，则不论哪一种养老保险模式，只要养老金给付水平保持不变，那么养老保险体制的成本负担必然加重[13]，由于退休年龄保持不变，预期寿命延长已导致养老金支出严重膨胀[1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IMF，2012）也显示，如果2010-2050 年人口寿命比预期超出3岁，不同国家平均每年需要额外增加的养老金支出占当年GDP的1%-2%[15]，这种影响是显著而直接的。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不论基础养老金还是个人账户养老金其支付的方式都是采用终身年金的方式，这种年金支付方式对人口预期寿命因素比较敏感，加之事先确定的退休年龄和养老金待遇水平，在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下，三者相结合就会导致养老保险支出的增加，甚至会出现财务危机，威胁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在统筹账户中，预期寿命延长对养老金支出的影响比较隐蔽，主要是通过改变制度赡养率这个中间变量来实现。在制度覆盖率、退休年龄不变的约束下，预期寿命延长会改变退休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比例，导致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赡养率发生变化，进而对养老金的收支平衡产生影响；而在个人账户中，预期寿命的延长对个人账户的影响是比较直接和明显的，在退休年龄不变的约束下，预期寿命延长导致了工作期间与退休期间比值的变化，就理论上而言，在个人账户下，由于遵循严格的精算平衡，参保者预期寿命延长对个人账户基金平衡不会造成影响，只会导致个人养老金水平随预期剩余寿命延长而降低。然而在我国现有制度设计下，个人账户的首年养老金待遇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对应年龄的计发月数，如果参保人在计发月数内死亡，个人账户余额将一次性返还给其继承人，如果参保人在计发月数以后仍然存活，其还可以继续领取个人账户养老金，而个人账户计发月数的确定并未与退休职工的剩余寿命相对应，其计算程序是根据人口预期寿命减去退休年龄得来的②，从精算学的视角来说，统计局公布的人口预期寿命是0岁人口的预期剩余寿命，并非退休职工的预期剩余寿命。这种个人账户的待遇设计方式改变了预期寿命延长对个人账户基金平衡的影响路径，一旦账户持有人退休后的剩余寿命超过养老金计发月数就会使个人账户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形，产生个人账户支付缺口，而这个缺口将由统筹账户买单。总之，在我国现有的统账结合模式下，无论对统筹账户还是个人账户，预期寿命的延长都会导致养老金支出的增加。 具体来说，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以下两条路径传导：同批人的时间效应和同期人的人口效应。同批人的时间效应是指在原有退休年龄约束下预期寿命延长增加了同批人领取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平均年限，引致养老金支出的增加。预期寿命的延長意味着完成一次世代更替人口所需的时间延长了，在既定的退休年龄和既定养老金待遇双重约束下，老年人退休后将会拥有更长的存活时间，这也就意味着同一队列老年人口领取养老金的持续时间延长了，必然会给养老金支付带来压力。同期人的人口效应是指预期寿命延长增加了同一时期领取养老金的总人数，引致养老金支出的增加。人类预期寿命延长对人口的影响是显著而直接的，会引起人口的净增长[12]，这表明即使养老金领取人数每年以恒定的量增加，在既定的时空条件下，相应的领取养老金的总人口数和规模也会增加。刘贵平（1999）的研究表明：对于x岁的人来说，平均余寿每增加1岁，则x岁人口预期生存人年数增加原来平均余寿的倒数[16]。领取养老金总人口规模的增加对于既定约束下的养老保险制度而言，也必然会增加养老金的支出规模。
关于同批人的时间效应和同期人的人口效应，我们可以采用列克西斯时间——年龄方格图③（Lexis diagram）来加以直观说明。考虑一个简单的情形，假设同批人A、B，退休年龄均为60岁，参保人退休后即可领取全额养老金，且养老金一直领取到参保者死亡为止。图4直观表示了预期寿命对养老金支出影响的时间效应和人口效应，从中可知当同批人A的预期寿命为70岁时，该批人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跨度为CDE时间段（60-80年），现在如果该批人的预期寿命从70岁增加到了80岁，那么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跨度将变为CEF时间段（60-90年），原来退休后只需支付CDE时间段的养老金年限由于该A批人的预期寿命延长，现在却需要支付CEF时间段，增加的EF时间段的养老金领取年限就是预期寿命增加对养老金支出影响的时间效应，这种增加的时间效应对于既定时间条件下的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必然会导致养老金支出的增加。此外，从图中还可以看到，60岁后同批人A、B已陆续进入了领取养老金的时段，在70-80年间，当同批人A预期寿命为70岁时，该时段需要支付养老金的总人口数为四边形DGIE区域，如果同批人A的预期寿命增加到80岁，则相同的时间区间上需支付养老金的总人口数变为四边形DGHE区域，增加的三角形GHI区域就是由于同批人A的预期寿命延长10岁而增加的在相同时间区间上领取养老金人口的数量。在既定的时间轴上，养老金领取人数的增加对养老金支出增加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诚然，上述分析只是纯理论的推演，现实情况不可能这样整齐划一，但它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预期寿命对养老金支出的影响机理。
三、实证模型、变量及数据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结合学者们的已有研究，我们构建了一个简化的多元线性方程模型，以检验预期寿命对我国养老金支出的影响效应。实证模型如下：
PL是养老金支出变量，本文选取了具有可比性的“养老金支出水平”这一指标，通过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额占GDP的比重计算得到。
Life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人口预期寿命变量来检验预期寿命延长对我国养老金支出的影响效应，它是本文最核心的解释变量。理论上与养老金支出密切相关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应该是享有养老金领取资格群体或老年群体的剩余平均预期寿命，但囿于我国官方数据的限制，本文所采用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新出生婴儿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即0岁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④。Wage是工资变量。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发[1995]6号）⑤、《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⑥、《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 号）⑦以及《社会保险法》⑧的明确规定，从中可看出工资变量对我国养老保险支出具有重要影响，且两者应该呈现出正相关关系。通常在经济发展较快、职工平均工资越高的地区，养老金的上调动力和幅度也越大，养老保险支出会越高。实践中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导致了职工的平均工资在各地区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因此本文用平均工资水平来表示工资变量，通过各地平均工资与各地人均GDP的比值计算得到，以此来衡量一个地区是否提供了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工资水平。
Demo是人口年龄结构变量，一个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会影响各地养老金支出的规模，一般情况下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深，表明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越多，需要的养老保险支出规模会越大，两者应该呈现出正向关系。在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养老保险支出的影响时，通常有两个变量指标：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制度赡养率。老年人口抚养比是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最常用的指标，通常一个地区的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意味着该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深，老年群体绝对数量的规模越大，但高的老年人口抚养比是否会带来高的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则取决于老年人口中有多大比重的老年群体享有养老金领取资格，如果享有养老金领取资格的老年群体数量不变，那么即使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增加也不会对养老保险支出产生影响。由于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一种“与工作相关联的养老保险制度”，在研究我国养老金支出影响因素时，老年人口抚养比也许并不是人口年龄结构变量的最优表示⑨，因此，为了使数据更具代表性，同时也为了避免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制度赡养率之间的共线性，文中采用了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Sysup）作为人口年龄结构变量的表示，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是领取养老金人数占养老金供款人数的比重，它反映了平均供养每个退休老年人需要供款的在职职工人数，通常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越高，说明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数越多，向养老金供款的人数越少，相应的会增加养老保险的支出规模，给养老保险基金带来的支付压力也越大。
M是为了保证计量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加入反映其他一些影响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的控制变量向量，结合已有研究，我们取如下两个控制变量： （1）通货膨胀率（用Inf表示）。通货膨胀率反映了物价上涨情况，通常通货膨胀率越高，物价上涨幅度也越快，为了维持养老金领取者的基本生活需求，客观上要求提高养老金的待遇支付水平，从而会增加养老保险支出。此外，我国在2010年颁布的《社会保险法》也明确规定“根据物价上涨情况，适时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本文的通货膨胀率是通过各省份环比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减去100计算得到。
（2）城鎮化水平（用Urb表示）。近年来全国各地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到城镇工作，转换为城镇职工，城镇职工人口数量的增加，潜在地增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参保人数的增加将会导致未来养老保险支出规模的增加。此外，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为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在各地的安置实践中存在用“土地”换“社保”的模式[11]，这也会导致养老保险支出的增加。本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来衡量各地的城镇化水平⑩。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出为研究样本，收集了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95-2014年的有关数据，利用面板数据B11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考察预期寿命增加对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的影响效应。由于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官方的统计年鉴中只能够收集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分省份人均预期寿命，对此参照刘生龙等（2012）[17]的做法，将收集的1995-2014年的面板数据分成4个5年期的区间面板数据，即1995-1999年、2000-2004年、2005-2009年和2010-2014年，对养老金支出水平、预期寿命、制度赡养率、平均工资水平、通货膨胀率、城镇化水平取5年的平均值B12。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文中相关人口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乡村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变量相关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其余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或依据上述年鉴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首先对数据进行了混合OLS回归、固定效应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回归结果根据F 检验、LM 检验和Hausman 检验后发现固定效应模型要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因此本文最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B13，表2给出了基于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预期寿命对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影响的实证结果。
模型（1）中包含了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平均工资水平两个解释变量，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对我国养老保险支出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个结果符合预期的理论分析。平均工资水平对养老保险支出也具有正向影响，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个结果与我国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办法也是相一致的。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制度赡养率变量，发现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平均工资水平仍然与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相对于模型（1），两者前面的系数均有所下降，制度赡养率对我国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具有正向影响，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与预期的分析也是一致的。
模型（3）中仅包含了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制度赡养率，可以看出两者对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都具有正向影响，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模型（4）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城镇化水平变量，我们发现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平均工资水平和制度赡养率仍然与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相对于模型（2）而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平均工资水平两者前面的系数均有所下降，但制度赡养率前面的系数有所上升。城镇化水平对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产生正向影响，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与本文选取的面板数据年限有关，城镇化是近些年来各地才开始大力推进的，由于城镇化而加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群体大多应该还是处于缴费阶段，所以采用的数据样本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城镇化水平对养老保险支出的影响。
模型（5）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表示物价水平的通货膨胀率，引入该变量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平均工资水平和制度赡养率仍然与我国养老保险支出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但三者前面的系数均有所下降。通货膨胀率对我国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产生负向影响，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个结果看上去与我国《社会保险法》规定的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办法背道而驰，不太合符法律规定，原因可能是与我们选取的时间样本数据有关，文中的数据涉及1995-2014年20年的时间跨度，而《社会保险法》是在2010年颁布，在此之前的历次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办法改革中都只强调发放待遇水平与工资挂钩。此外，国家已连续十年上调了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但从国家二十年的通货膨胀率数据来看，上调待遇期间的通货膨胀率却远低于20世纪90年代，所以该实证结果也合符我国养老保险发展的实际历程。
模型（6）在模型（5）的基础上加入了城镇化水平变量，从结果可以看出，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对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前面的系数仍然为正，但没通过显著性检验，通货膨胀率对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在模型（5）的基础上加入城镇化水平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增强了，达到了75%，说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制度赡养率、平均工资水平、通货膨胀率和城镇化水平这五个变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我国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上升的原因。
通过对表2中六个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预期寿命对我国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与国际机构的研究报告是一致的B14。对估计结果进行简单的计算可以得到新生婴儿平均预期寿命每增加1年将会使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占GDP的比重提高约0.194%B15。在所研究的样本期间内，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第一阶段的69.98岁上升至第四阶段的74.83岁，意味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增加导致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上升了0.94个百分点，而样本期间内，我国的养老金支出水平从第一阶段的1.39%上升至第四阶段的2.63%，共增加了1.24个百分点，这表明在此期间内，由于预期寿命延长对我国养老金支出增加的贡献度高达76%。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我国1995-2014年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从实证维度验证了预期寿命延长对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预期寿命对我国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样本期间内，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增加导致了我国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增加了0.94个百分点，对我国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增加的贡献度高达76%，已成为近些年来我国养老金支出增加的主导因素。研究结果还表明工资水平和制度赡养率对我国养老保险支出增加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对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也具有正向影响，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通货膨胀率对我国养老保险支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过去十年我国养老保险的待遇调整还是一种粗放型的调整，并未与实际的物价上涨情况相挂钩。
伴随着先进医疗技术的广泛采用，人们生活观念、方式的改变以及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建立必然会带来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进一步增加。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中国方案预测数据显示，在未来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还有大幅度提升的空间，预计2045-2050年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将会达到82.52岁，65岁老年人口的平均剩余寿命将会达到20.22岁[18]。在人们欣喜于活得更长久的同时，预期寿命延长对我国养老保险支出的影响效应在未来还会进一步增强，若保持现有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不变，那么预期寿命的这种延长趋势将会对我国养老保险支出带来极大的冲击与挑战，进而有可能威胁到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应对预期寿命延长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和挑战，在未来应当将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与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化相关联，这也是国外一些典型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践经验，这种关联取向和措施正呈现出迅速蔓延趋势，并成为近些年来养老保险政策的重大创新[19]。而对我国现存的养老保险制度，可在以下三个重点方面进行改革和优化：其一，将养老金待遇与预期寿命变动相关联，考虑将人口预期寿命指数化并纳入养老金指数调节机制中，特别是在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初始待遇确定上应改变现有固定的养老金计发月数标准，应建立根据同批退休年龄组别剩余寿命相关联的养老金初始待遇动态调整机制。其二，将养老金领取资格与预期寿命变动相关联，探索建立与预期寿命相关联的动态领取全额养老金的资格年龄和缴费年限，可考虑将养老金领取的资格年龄进行健康预期寿命指数化，同时将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与预期寿命直接挂钩，可考虑根据预期寿命增长的百分比调整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其三，加快推进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减缓预期寿命延长对我国单板发展的基本养老保险支出的冲击。针对目前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的困境，应将撬动我国补充养老保险市场发展的突破口放在具有补贴性质的个人储蓄养老保险产品上，通过合理设计税收优惠比例、政府补贴比例等激励杠杆合力推进补充养老保险市场的发展。
注释：
① 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② 以男性职工为例，2000年全国人口预期寿命为71.5岁，个人账户的计发月数等于（71.5-60）×12。
③ 列克西斯图是在人口分析中使用最早和使用最多的工具图，它因德国统计学和人口学家列克西斯（W. Lexis）最先使用而得名。它是一种把人口事件的时间与年龄联系起来考察的直观工具图，因此也称为时间年龄方格图，借助它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人口事件随时间与年龄或期间变化的情况。
④ 最近的二三十年，我国婴幼儿死亡率已经降低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主要得益于老年人口死亡率的降低，因此采用该数据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老年人群体剩余寿命延长的趋势。
⑤ 规定：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节机制，基本养老金可按当年职工上一年平均工资增长率的一定比例进行调整。
⑥ 规定：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为当地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的20%。
⑦ 规定“退休时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
⑧ 第十八条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根据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物价上涨情况，适时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
⑨ 本文在实证研究之前也检验了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养老金支出水平的影响，与薛新东（2012））得出的结果一致，老人人口抚养比对我国养老金支出水平的影响通不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在后面的实证分析中我们没有将老人人口抚养比这一变量引入进来，而是用制度赡养率表示人口老龄化变量。
⑩ 城镇人口用各省的总人口减去乡村人口而得到。
B11 與单纯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相比，面板数据在控制不同地区之间的异质性，减少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方面具有优势，能显著提高参数估计的有效性。
B12 预期寿命的估计方法，1995年各省的人均预期寿命是1990年和2000年的均值，2005年各省的人均预期寿命是2000年和2010年的均值。
B13 在混合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中预期寿命对养老金支出水平也都具有显著影响。
B14 在欧盟委员会和经济政策委员会2009 年的老龄化报告中也指出新生儿的平均预期寿命每增加1 年，将使英国公共养老金支出占 GDP 的比重平均增加 0. 3%。
B15 对表2中模型（1）～（6）中life前面的系数求简单平均值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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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編辑：王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