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绿茶、黑茶到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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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饮茶习俗引领世界潮流,自古便有茶马古道,茶叶也扮演着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角色。受地理条件及生物特性所限,我国茶叶主要种植于长江以南地区。作为典型的经济作物,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等数次不断被迫打开国门,茶叶也正式走上了国际舞台,成为西方国家新的饮茶时尚。茶叶出口所带来的经济利润带动了国内相关产茶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根据出口导向影响了当地的经济生产方式。以湖南为例,近代湖南茶业以鸦片战争为界呈现明显不同特征,鸦片战争前适应国内饮茶习惯。生产绿茶,明末清初,山西商人通过茶马古道大量黑茶进入西北地区;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大量红茶,受经济效益驱使,湖南茶农大量生产红茶,甚至出现拔掉红薯种茶叶的现象,黑茶也得以重获发展,茶叶经济在19世纪80到90年代达到高潮。之后,受国内外形势影响,清朝茶叶出口量整体下降,茶叶贸易也渐渐衰落。
  关键词:湖南茶业;清朝经济;鸦片战争
  中图分类号:F32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15-0012-03
  茶叶是19世纪中国最重要、最大宗的出口商品,茶叶经济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观察鸦片战争对清朝经济的影响,部分了解当时清朝经济的状况。湖南作為长江以南重要的产茶地区,相对处于内地,经济没有其他茶叶生产地区(如江浙一带)发达,茶叶经济的兴盛及衰败在湖南茶业发展进程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故以湖南茶业为例,看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对外经济贸易变化[1]。
  1产茶区域及湖南茶叶发展概述
  饮茶始盛于四川,两晋时期江南已成风气,唐代中期之后北方开始普遍盛行。
  1.1茶树的种植条件及产茶区域
  茶树是一种耐阴的植株,喜欢弱光照射和散射光照射的环境,不耐强光暴晒。从光照条件来看,长江中下游地区多丘陵地貌,受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每年春末夏初会迎来梅雨季节,山间阴雨连绵,云雾较多,符合弱光条件。
  茶树种植区域需要平均温度稳定在18摄氏度以上,降雨量年均1000毫米以上,土壤选取偏酸性的疏松质地肥沃土壤即可。一般普遍认为秦岭—淮河一线与我国的800毫米等降水量线几乎一致,1000毫米等降水量线可依此适当往南推移,则刚好处于纬度相对较低、平均温度较高的长江以南地区。土壤方面,南方地区多红色的酸性土壤,符合茶树种植要求。
  从生物特性来看,长江中下游平原及南方的丘陵地区符合茶树生长的光照、温度、水分及土壤条件,并可根据以上要求判断茶树的优质生长区域。根据《茶经》及《新唐书·地理志》的有关记录,唐代产茶地也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金章宗时期曾尝试将茶树移植到淮河以北种植,茶树虽然成活,但是茶质不佳,故作罢。
  1.2湖南茶业兴衰情况
  唐朝时开始增天下茶税,可见当时饮茶已成风气,已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到宋代时更已成为朝廷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之一。为了独占茶叶贸易收入,朝廷还在部分地区实行了统管专卖政策。在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对于东南十路产茶地的记载可知,整个南方大部分地区都生产茶叶,其中茶叶产量前四的分别为浙西路、江西路、江东路、湖南路。湖南排名第四,茶叶产量为113.5万斤,而排名前二的浙西路和江西路产量分别是湖南路的4倍,江东路产量是湖南路的3倍。可见湖南茶叶产量虽居于前列,但整体产量并不多。
  起初,湖南主要生产绿茶,供应省内及周边地区[2]。明朝以后湖南所产黑茶因价位不高且味苦,对喜食酥酪的番人很适宜,湖南的茶业有了较大发展。公元1524年以前,湖南黑茶已经开始生成,至16世纪末期,湖南黑茶已位居全国领先地位,万历年间被定为官茶,大量远销西北。但很快,因“湖南多假茶,食之刺口破腹,番人深受其害”而停滞。
  道光季年以后,在国际需求的刺激下,湖南茶叶有了迅猛发展,生产以红茶居多,同时黑茶也因俄国重获发展,甚至出现《平江县志》卷三《物产》中所言“凡山谷间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此时湖南茶叶畅销海内外。19世纪90年代之后,湖南茶叶同全国其他茶区一样开始滑坡,茶价下跌,茶农纷纷破产。
  2英国红茶与东印度公司
  英国饮茶已有300多年历史,在数百年的演变中,形成了以红茶为主、以下午茶为特色的英式茶风,并影响了欧洲大陆及所有英联邦国家,成为西式茶风的代表。以英国为典型的西方国家饮茶习俗的形成及普及过程,与茶叶国际需求的变化紧密相关,并与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近代茶叶贸易的发展有重大影响[3]。
  2.1英国饮茶习俗的形成
  17世纪30年代,茶通过荷兰传入英国。茶在英国起初是作为一种药物,后受到皇室的青睐。当时由于宗教偏见及习俗问题,以及茶税重,茶价昂贵,饮茶主要是王公贵族阶层的时尚潮流。1688年,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次年修改了“液量税法”,降低了茶税,茶价下调,饮茶习俗开始向普通民众普及。经过18世纪源源不断的茶叶进口,饮茶已经在群众中得到了较大的认可,到19世纪,茶叶更是进入英国普通人的家庭,成为日常起居不可或缺之物。
  英国人在饮茶习惯上形成了下午茶的风气,在茶类选择上也形成了以红茶为主的习惯。红茶的选择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1)相较绿茶,经过长途的海运,红茶不易霉变,便于长期保存;(2)相较绿茶,红茶更不易掺假;(3)英伦三岛气候阴冷,绿茶性寒,红茶性暖,更适宜英国人饮用。
  2.2东印度公司与茶叶贸易
  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是英国政府特许设立对东方,主要是对印度、中国经营垄断贸易、进行殖民掠夺的组织。1684年,东印度公司在广东建立起第一个英国贸易港口,不久茶叶就占了中国对英国出口贸易量的90%以上,并垄断中国茶叶贸易达200多年之久。18世纪末,中国茶叶输出逐年增加,加之其他商品类别,中英贸易顺差逐渐拉大。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英国政府用鸦片代替白银来换取大量中国茶叶,中国对鸦片的抵制从而引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3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由盛转衰
  19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是茶叶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供应国,茶叶价格主要由中国主导,在此之后,主要销往英国的红茶迎来了印度及锡兰红茶的竞争,无论在质量和价格上都无法与其抗衡[4]。
  为什么中国茶叶无法竞争过印度及锡兰红茶?
  首先,生产方式。中国虽然种茶历史悠久,印度及锡兰只有短短几十年,但是中国的茶农一直延续家庭手工业的生产方式,且将种茶视为对传统农作物,如水稻等之外的补充,富饶肥沃的平地仍旧优先粮食作物,只在山地、丘陵等不适宜种植粮食作物的地区种植茶叶,种植地区碎片化,且交通不便,不易采摘。印度地区,以阿萨姆茶区为例,英国资本首选肥沃平坦的河流冲积区,雇佣工人用最科学的方式进行选种、育种、采摘、加工,并及时与英国国内的消费需求相匹配,即使掌握市场动态。中国茶农的孤立、碎片化种植,手工作坊式加工方式,买办收集采供,最终茶叶质量参差不齐,且与消费市场信息不通,也无法及时调整生产。
  其次,茶税及茶价过高。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种种不平等条约,清政府被迫丧失了大量的主权,并进行割地赔款。为偿还高额赔款,对于利润较高、出口量巨大的茶叶贸易,朝廷不断提高税赋,甚至茶叶的出口税超过了鸦片的进口税,使茶商不得不提高价格,以维持微薄的利润。同等质量下,中国茶叶较印度及锡兰高,甚至质量差、价格高。同时,西方列强因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不受清政府层层税赋的限制,同样的商品,外商从中国境内工厂运出的价格较中国商人低很多。以上强烈体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
  最后,人为因素。由于茶农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手工制茶,最终需要通过买办、商人等中间人将商品最终售出。在收购茶叶之时,因中国传统商业意识不强,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容易造成收购时的缺斤少两,反逼茶农在茶叶中做手脚以次充好或添加湿度大的茶,进一步降低了茶叶品质。外商收到如此低品质的茶,只能进一步降低茶叶的收购价格,并逐渐减少对中国茶叶的依赖。
  4湖南茶业在近代中国茶业中的特性
  湖南茶业固然受整个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及国际因素影响,也同时有着上文所提到的一些缺点,但仍旧有着其本身的特征[4]。
  4.1黑茶与红茶并重
  在受英国饮茶习惯影响,大力生产红茶的情况下,湖南安化同时大量出口黑茶。黑茶又称“边茶”,一般远销西北陕、甘、新疆及内外蒙古一带。起初长沙府主要产绿茶和黑茶,后受国际市场影响,茶农普遍开始生产红茶。黑茶经历了一个重新兴盛的过程。具有戏剧效果的是,原先俄國主要采购福建茶,后因长达十年的太平天国战争,福建地区被太平军占领导致茶价上升,茶商故将湘茶混在福建茶中买给俄国人,反而大受好评,最后带动了湖南黑茶的出口。
  4.2黑茶出口量
  19世纪70年代,中国茶出口产量已开始出现下降,但因有着黑茶的繁荣,导致下降数据不太明显,然而实际利润比表面的下降得多。随着内河航运放开及苏伊士运河开通,俄国不再只依赖恰克图购入黑茶,反而在汉口设立工厂,生产的茶叶通过内河航运运出,因片面最惠国待遇以及无清廷关税的盘剥,价格比原山西商人低得多。所以,虽然后期黑茶出口量增加,并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绿茶及红茶出口量下降的现象,但产生的收益对中国商业的促进不多[5]。
  4.3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
  湘茶在制作过程中,在劳动量最大的拣茶工序中,茶厂会大量雇佣妇女和儿童,同时出现了庄号与茶农分离的现象,并有本帮、客帮之分,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4.4维新运动与设立公司的尝试
  戊戌维新运动期间,湖南省是全国唯一积极执行新政的身份,湖南也被称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在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维新志士谭嗣同等人的影响下,湖广总督张之洞决定开办“两湖机器制茶总公司”,并在长沙设立分公司,以振兴湘茶的生产。两湖机器制茶总公司长沙分公司由谭嗣同任总办。遗憾的是,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谭嗣同的被杀,该公司仅存在3个月即告终。虽然尝试失败了,但是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和推广[6]。
  5总结
  清朝在鸦片战争之后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局面,从鸦片战争的五口通商,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放开内河航运,及至签订各项不平等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日渐加深,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开始了近代化进程。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原因之一为扭转贸易逆差,茶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西贸易程度加深、范围加大,源源不断的鸦片流入中国,英国人所需要的茶叶也随之大量出口,成为英伦乃至欧洲大陆的新的饮茶时尚,并从上层贵族逐渐下沉到普通欧洲大陆及英国民众。茶叶的出口量剧增,促使国内出现了众多茶叶作坊,部分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然而这个萌芽是相对脆弱的,因为贸易的主动权掌握在因不平等条约更多特权的购买方,加之清朝官僚制度管理落后,一味加重茶农税赋,茶叶生产方式却没有革新,仍旧依赖手工作坊的模式,加之茶叶质量不高,英国人在掌握了茶种及制茶工艺之后,将茶叶的来源地转移到了印度,茶叶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之后也逐渐成为泡沫,并导致一大批茶农破产。
  湖南茶业的兴盛和衰败是夹杂在近代中国茶业贸易中的,既有共性,也有特性。中国兴,湘茶兴;中国衰,湘茶衰。通过对湖南茶业的观察分析,我们可以了解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被动处境,以及衰败中潜滋暗长的新的民族力量和精神。
  参考文献
  [1]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2]熊英.论近代湖南茶业之兴衰[J].湘南学院学报,2004,25 (6):24-29.
  [3]孟涛,邹勋.湖南黑茶茶艺[J].福建茶叶,2011(1):57-60.
  [4]张稚秀,孙云.西方茶文化溯源[J].农业考古,2004(2): 327-333.
  [5]仲伟民.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由盛转衰解疑[J].学术月刊,2007(4):140-147.
  [6]陈先枢.论近代湖南茶业的勃兴[C]//中华茶祖神农文化论坛,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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