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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我国当代最早倡导建立文艺美学学科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胡经之先生主张文艺美学要在当代美学、诗学,在人生意义的寻求上,在人的感性审美生成上达到的全新统一。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拓荒者,他不仅从古典文艺美学和西方美学思想汲取营养,丰富和发展文艺美学这一学科,而且对文艺美学思想追求的价值即以人为本,止于至善的理念有着深刻的阐述。
关键词:胡经之 文艺美学 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一
回顾60年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美学与文艺学的发展有重大突破与创新并取得丰硕成果。“文艺美学”就是标志性成果之一,也是我国当代美学和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是从此学科的拓荒者——胡经之先生的研究起步并走向成熟的。
胡经之先生是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得国家文艺理论突出贡献奖。他1933年出生于江南第一古镇、吴文化发源地无锡梅村,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喜欢上了文学、音乐和美术这三门艺术。中学受何仟陌、陈友梅两位老师影响较大,后考入北大,师从杨晦学文艺学,又向朱光潜、宗白华学美学。胡先生在此学习研究过程中“阅读文学、欣赏艺术之中感受审美的乐趣,进而想思考文学艺术所以会吸引人的奥秘,从而对美学、文艺学有了兴趣。”萌生了“想把文艺学和美学融为一炉的念头。”在北京大的浓厚的学术氛围中,他长期致力于思考研究文艺学、艺术学与美学的内在关系、文学艺术审美规律和审美特性等文艺美学的重大理论问题。
“文革”后,由于过分强调文艺工作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功能,文艺界经历了漫长的寒冬,文艺学、艺术学与美学界变成了一片荒漠。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憧憬和希望,以追求思想自由解放为核心的审美理想之光引发了上世纪80年代的新的美学热潮。1980年春,在昆明召开的中华美学学会成立暨第一届美学大会上,胡经之先生提出在艺术院校与文学系科应该开设文艺美学课程,把美学与文艺学融合起来,探讨和发展文艺美学这一学科的建议,引起美学界广泛关注。后胡先生全力以赴投入到文艺美学的理论创建工作中,对文艺美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不仅整理文艺美学学术史资料、创办文艺美学丛刊,相继在北京大学出版《美学向导》、《大学生丛刊》等,发表《文艺美学及其他》、《文艺美学是什么》等论文,同时还在北大成立文艺美学研究会,开设文艺美学课程并招收文艺美学研究生。并于1989年完成我国文艺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著作《文艺美学》一书,“这部《文艺美学》书稿,从酝酿、构思、撰写到几度修改,时耕时辍,断续经历了八个春秋。”屈原《离骚》中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正是对胡先生作为拓荒者的精神追求的最好的描述。
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曾指出:“人类理性或人类研究的一切对象可以自然而然的分成两类,即观念的关系(Relations of Ideas)和实际的事情(Matters of Fact)。”胡先生把实际的事情与观念的关系紧密结合起来,围绕着艺术的“审美活动”,对文艺美学的基本内涵和界定进行了探讨。他认为:
“审美现象,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美学,要研究审美现象,是乃审美之学,必须揭示审美活动的奥秘。人类的审美活动产生于实践活动,这审美活动又生发为艺术活动。因此,艺术活动离不开审美活动。但艺术活动又自成系统,从文学艺术家体验生活,到艺术创造,再到艺术为人所接受,均需按照美的规律进行。这种艺术活动的审美本质和审美规律,应该获得系统的研究。为了和其它美学相区别,我把这称之为文艺美学。”
在学科理论来源和支撑上,文艺美学需要综合创新,是一门交叉学科,他认为文艺美学:
“来源于美学、文艺学、艺术学,吸取了以上三门学科的重要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以上三门学科在新时期交叉融合的产物。但它又是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有着自己特有的内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文艺美学不能取代美学、文艺学、艺术学,同时它也独立于以上三门学科而有着自己的特有的发展规律。”
胡先生作为我国文艺美学学科的首创者和奠基者之一,其所表现出来的理论勇气、远见以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对当代的研究者都是莫大的鼓舞,激励着我们不断沿着拓荒者开辟的道路前进。
二
研究方法是一门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促进学科的繁荣。一个完整的文艺美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艺术中的审美问题,而是要根据文艺美学的学科性质和它的研究对象来探寻,它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哲学视域研究方法、相关学科的方法,主要有心理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文艺美学自身的方法,胡先生在文艺美学的研究方法上有许多的探索和论述。
海德格尔曾说:“人首先应该体验这个世界,然后才能言说这个世界。”胡先生在研究方法上,十分重视包括美学、文艺美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的方法的独特性。他认为:
“文艺美学也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这就是从美学的观点来研究文学艺术,必须把审美体验、艺术感悟和理性分析、理论概括结合起来。从艺术现象的感性具体——知性抽象——理性具体的提升过程中,时常要唤起艺术现象的“表象”,最后做出整体把握。”
这种重视文艺美学正本清源式的阐述,对于摆脱“文革”对学科带来的负面影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胡先生所说“艺术不是模仿,而是揭示;不是宣泄,而是去蔽;不是麻痹,而是唤醒;不是功利的追逐,而是精神价值的寻觅;不是纯然的感官享受,而是反抗的承诺和人类生命意蕴的拓展”。胡先生对艺术的这些阐释,开启了不少人思想和思辩的精神空间,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自由解放和个性的解放。
文艺美学的研究离不开世界,特别是西方现代美学的知识,但是也不能离开我国实际。在胡先生之前已经有不少前辈运用西方现代美学,阐发中国古典理论。例如王国维先生运用康德、叔本华、尼采的美学,阐发中国传统的意境说、形式论、悲剧观。也有不少学者注意结合中国实际,尽量使用中国自己的话语表达,不脱离创作实践。例如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虽然也在评述西方美学,但在评述中建构自己的美学,阐发自己独到的见解,把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也融合进来,形成一个独立的美学思想体系。这些实践和探索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榜样。胡先生十分重视从古典文艺美学和西方美学思想吸取营养,重视现代与传统、外来与本土化的承接问题,并致力于寻求新的学术增长点。
事实上,在胡先生提出文艺美学学科设想之前的过去几十年,我国文艺理论体系几乎是照搬前苏联的文艺理论体系,特别是我国文艺理论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文艺政治学。正如先生所讲:
“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成为建国以后文艺学关注的中心,其他都是围绕此中心而展开。陶冶情性的审美学,认识世界之美的认识美学,都不可能得到发展。”
文艺美学中具有审美性生存的合法境域被大面积的侵占,学科理论纠缠于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甚至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些问题,严重忽视了学科本身的特性。
面对这种现状,胡先生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面对中西方浩如烟海的文艺美学资料,按照文艺美学审美性的原则出发,把“美学的”、“代表性的”标准运用到资料选择,去掉唯物、唯心的成分,在和本学科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汇编和著述了大量中外文艺美学资料,如《西方20世纪文论史》、《中国古典美学丛》等著作,勾勒了中外古今文艺美学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理论著作图景,基本构建起一个新的中外文艺美学资料的宏大体系和文化工程,为文艺美学这一门学科的建设、发展和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胡经之先生拥有良好的国学素养,重视从传统中寻找研究资源,扩大了文艺学的视野。如通过研究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的美学思想,认为“梁启超视审美教育为‘新民’的重要途径,通过趣味、情感、境界等的提升,体验人生价值,向真善美方向升华,进而推动社会变化。”同时,胡先生对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承接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
“古典文艺学对文学艺术的审视重在整体感悟,轻于分析解剖,难作理性把握。西方美学对文学艺术的审视,则善于条分缕析,抽象推理。中国的古典文艺学应该吸取西方美学之长,从中国的艺术实践出发,由感性具体上升为知性抽象;然而,不能仅仅停留于此,还得由知性抽象上升为理性具体,回返到艺术实践,从而在更高阶段上把握艺术活动的整体。这正是中国文艺学走向现代化,建设当代文艺学的必由之路。”
在论述我国文化美学的发展阶段时,胡先生指出:
“我们这个国度,现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进,目标自然是朝着“自由个性”方向全面发展。但中国地广人多,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前现代的文化现象也还到处可见,而西方却已舶来后现代文化。这样,我国目前的文化现象,极为错综复杂。”
这些论述凸显了胡先生实事求是的研究作风。
同时,胡先生拥有敏锐的学术感知,高远的理论判断力,积极参与我国当代审美理论体系创新研究和比较研究,寻求学术新的增长点。著述了《比较文艺学》、《比较诗学和比较美学》等文,他认为:
“美学的对象并不仅限于文学艺术,生活本身蕴含着许多美学问题。美学应该研究人类所有审美活动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
胡先生在对中西诗学和美学的比较时,着重对中西诗学和美学的道路、中西诗学和美学的思想体系和中西诗学和美学的基本范畴这三方面进行努力,为中国当代的审美文化做出重大的贡献这些成果背后凝结的是胡先生的心血和汗水,是他巨大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的汇集。
三
马克思论述了人如何从现有环境中获得自由的历史过程,首先是人的依赖关系的时代,个体不能独立,只能依赖于人才能生存。然后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个体从人的依赖关系独立出来,却又堕入依赖于物的关系之中。最后才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时代。到最后阶段,也就是以人为本,人作为主体个性全面发展解放的时代。胡先生的文艺美学思想高度重视人的主体性,以人为本的理念一以贯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胡经之先生在《走向文化美学》一文中指出:
“人,更应成为文化美学关注的中心。人是万物的尺度,万事万物之所以有美丑,乃是因为它们对人来说具有肯定还是否定的客观价值。人类之所以要创造文化,乃是因为自然不能完全满足人。”
论述了人除了生存,还有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需要,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美育:为了人的完善》一文中,胡先生指出:
“教育的根本,是要充分发展人类自身支配自然、社会和个人的能力,和周围环境建立一种动态平衡的关系,在和自然、社会、个人的和谐关系中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在一次访谈《寻求审美人生》中,胡先生指出:
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在大自然中只是沧海一粟。但我还是以为,我们不能放弃‘以人为本’的思维。在这个世界上,人还是主体,而人周围的环境是客体。人和环境的关系,不应是“人类中心主义”,也不应是‘自然中心主义’,而应是:以人为本、动态平衡。”
胡经之先生文艺美学思想中秉承的高度的人文关怀,止于至善的追求又为拓荒者的角色增添了新华彩。
参考文献:
[1] [英]大卫•休谟,周晓亮译:《人类理智研究道德原理研究》,沈阳出版社,2001年版。
[2] 胡经之:《文艺美学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 胡经之:《发展文艺美学》,曾繁仁,谭好哲主编:《学科定位与理论建构文艺美学论文选》,齐鲁书社,2004年版。
[4] 胡经之:《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 胡经之:《文艺美学的反思》,《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6] 胡经之:《梁启超的美学贡献》,《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7期。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王琼,女,1971—,湖南长沙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工作单位: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关键词:胡经之 文艺美学 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一
回顾60年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美学与文艺学的发展有重大突破与创新并取得丰硕成果。“文艺美学”就是标志性成果之一,也是我国当代美学和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是从此学科的拓荒者——胡经之先生的研究起步并走向成熟的。
胡经之先生是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得国家文艺理论突出贡献奖。他1933年出生于江南第一古镇、吴文化发源地无锡梅村,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喜欢上了文学、音乐和美术这三门艺术。中学受何仟陌、陈友梅两位老师影响较大,后考入北大,师从杨晦学文艺学,又向朱光潜、宗白华学美学。胡先生在此学习研究过程中“阅读文学、欣赏艺术之中感受审美的乐趣,进而想思考文学艺术所以会吸引人的奥秘,从而对美学、文艺学有了兴趣。”萌生了“想把文艺学和美学融为一炉的念头。”在北京大的浓厚的学术氛围中,他长期致力于思考研究文艺学、艺术学与美学的内在关系、文学艺术审美规律和审美特性等文艺美学的重大理论问题。
“文革”后,由于过分强调文艺工作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功能,文艺界经历了漫长的寒冬,文艺学、艺术学与美学界变成了一片荒漠。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憧憬和希望,以追求思想自由解放为核心的审美理想之光引发了上世纪80年代的新的美学热潮。1980年春,在昆明召开的中华美学学会成立暨第一届美学大会上,胡经之先生提出在艺术院校与文学系科应该开设文艺美学课程,把美学与文艺学融合起来,探讨和发展文艺美学这一学科的建议,引起美学界广泛关注。后胡先生全力以赴投入到文艺美学的理论创建工作中,对文艺美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不仅整理文艺美学学术史资料、创办文艺美学丛刊,相继在北京大学出版《美学向导》、《大学生丛刊》等,发表《文艺美学及其他》、《文艺美学是什么》等论文,同时还在北大成立文艺美学研究会,开设文艺美学课程并招收文艺美学研究生。并于1989年完成我国文艺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著作《文艺美学》一书,“这部《文艺美学》书稿,从酝酿、构思、撰写到几度修改,时耕时辍,断续经历了八个春秋。”屈原《离骚》中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正是对胡先生作为拓荒者的精神追求的最好的描述。
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曾指出:“人类理性或人类研究的一切对象可以自然而然的分成两类,即观念的关系(Relations of Ideas)和实际的事情(Matters of Fact)。”胡先生把实际的事情与观念的关系紧密结合起来,围绕着艺术的“审美活动”,对文艺美学的基本内涵和界定进行了探讨。他认为:
“审美现象,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美学,要研究审美现象,是乃审美之学,必须揭示审美活动的奥秘。人类的审美活动产生于实践活动,这审美活动又生发为艺术活动。因此,艺术活动离不开审美活动。但艺术活动又自成系统,从文学艺术家体验生活,到艺术创造,再到艺术为人所接受,均需按照美的规律进行。这种艺术活动的审美本质和审美规律,应该获得系统的研究。为了和其它美学相区别,我把这称之为文艺美学。”
在学科理论来源和支撑上,文艺美学需要综合创新,是一门交叉学科,他认为文艺美学:
“来源于美学、文艺学、艺术学,吸取了以上三门学科的重要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以上三门学科在新时期交叉融合的产物。但它又是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有着自己特有的内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文艺美学不能取代美学、文艺学、艺术学,同时它也独立于以上三门学科而有着自己的特有的发展规律。”
胡先生作为我国文艺美学学科的首创者和奠基者之一,其所表现出来的理论勇气、远见以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对当代的研究者都是莫大的鼓舞,激励着我们不断沿着拓荒者开辟的道路前进。
二
研究方法是一门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促进学科的繁荣。一个完整的文艺美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艺术中的审美问题,而是要根据文艺美学的学科性质和它的研究对象来探寻,它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哲学视域研究方法、相关学科的方法,主要有心理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文艺美学自身的方法,胡先生在文艺美学的研究方法上有许多的探索和论述。
海德格尔曾说:“人首先应该体验这个世界,然后才能言说这个世界。”胡先生在研究方法上,十分重视包括美学、文艺美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的方法的独特性。他认为:
“文艺美学也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这就是从美学的观点来研究文学艺术,必须把审美体验、艺术感悟和理性分析、理论概括结合起来。从艺术现象的感性具体——知性抽象——理性具体的提升过程中,时常要唤起艺术现象的“表象”,最后做出整体把握。”
这种重视文艺美学正本清源式的阐述,对于摆脱“文革”对学科带来的负面影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胡先生所说“艺术不是模仿,而是揭示;不是宣泄,而是去蔽;不是麻痹,而是唤醒;不是功利的追逐,而是精神价值的寻觅;不是纯然的感官享受,而是反抗的承诺和人类生命意蕴的拓展”。胡先生对艺术的这些阐释,开启了不少人思想和思辩的精神空间,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自由解放和个性的解放。
文艺美学的研究离不开世界,特别是西方现代美学的知识,但是也不能离开我国实际。在胡先生之前已经有不少前辈运用西方现代美学,阐发中国古典理论。例如王国维先生运用康德、叔本华、尼采的美学,阐发中国传统的意境说、形式论、悲剧观。也有不少学者注意结合中国实际,尽量使用中国自己的话语表达,不脱离创作实践。例如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虽然也在评述西方美学,但在评述中建构自己的美学,阐发自己独到的见解,把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也融合进来,形成一个独立的美学思想体系。这些实践和探索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榜样。胡先生十分重视从古典文艺美学和西方美学思想吸取营养,重视现代与传统、外来与本土化的承接问题,并致力于寻求新的学术增长点。
事实上,在胡先生提出文艺美学学科设想之前的过去几十年,我国文艺理论体系几乎是照搬前苏联的文艺理论体系,特别是我国文艺理论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文艺政治学。正如先生所讲:
“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成为建国以后文艺学关注的中心,其他都是围绕此中心而展开。陶冶情性的审美学,认识世界之美的认识美学,都不可能得到发展。”
文艺美学中具有审美性生存的合法境域被大面积的侵占,学科理论纠缠于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甚至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些问题,严重忽视了学科本身的特性。
面对这种现状,胡先生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面对中西方浩如烟海的文艺美学资料,按照文艺美学审美性的原则出发,把“美学的”、“代表性的”标准运用到资料选择,去掉唯物、唯心的成分,在和本学科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汇编和著述了大量中外文艺美学资料,如《西方20世纪文论史》、《中国古典美学丛》等著作,勾勒了中外古今文艺美学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理论著作图景,基本构建起一个新的中外文艺美学资料的宏大体系和文化工程,为文艺美学这一门学科的建设、发展和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胡经之先生拥有良好的国学素养,重视从传统中寻找研究资源,扩大了文艺学的视野。如通过研究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的美学思想,认为“梁启超视审美教育为‘新民’的重要途径,通过趣味、情感、境界等的提升,体验人生价值,向真善美方向升华,进而推动社会变化。”同时,胡先生对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承接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
“古典文艺学对文学艺术的审视重在整体感悟,轻于分析解剖,难作理性把握。西方美学对文学艺术的审视,则善于条分缕析,抽象推理。中国的古典文艺学应该吸取西方美学之长,从中国的艺术实践出发,由感性具体上升为知性抽象;然而,不能仅仅停留于此,还得由知性抽象上升为理性具体,回返到艺术实践,从而在更高阶段上把握艺术活动的整体。这正是中国文艺学走向现代化,建设当代文艺学的必由之路。”
在论述我国文化美学的发展阶段时,胡先生指出:
“我们这个国度,现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进,目标自然是朝着“自由个性”方向全面发展。但中国地广人多,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前现代的文化现象也还到处可见,而西方却已舶来后现代文化。这样,我国目前的文化现象,极为错综复杂。”
这些论述凸显了胡先生实事求是的研究作风。
同时,胡先生拥有敏锐的学术感知,高远的理论判断力,积极参与我国当代审美理论体系创新研究和比较研究,寻求学术新的增长点。著述了《比较文艺学》、《比较诗学和比较美学》等文,他认为:
“美学的对象并不仅限于文学艺术,生活本身蕴含着许多美学问题。美学应该研究人类所有审美活动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
胡先生在对中西诗学和美学的比较时,着重对中西诗学和美学的道路、中西诗学和美学的思想体系和中西诗学和美学的基本范畴这三方面进行努力,为中国当代的审美文化做出重大的贡献这些成果背后凝结的是胡先生的心血和汗水,是他巨大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的汇集。
三
马克思论述了人如何从现有环境中获得自由的历史过程,首先是人的依赖关系的时代,个体不能独立,只能依赖于人才能生存。然后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个体从人的依赖关系独立出来,却又堕入依赖于物的关系之中。最后才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时代。到最后阶段,也就是以人为本,人作为主体个性全面发展解放的时代。胡先生的文艺美学思想高度重视人的主体性,以人为本的理念一以贯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胡经之先生在《走向文化美学》一文中指出:
“人,更应成为文化美学关注的中心。人是万物的尺度,万事万物之所以有美丑,乃是因为它们对人来说具有肯定还是否定的客观价值。人类之所以要创造文化,乃是因为自然不能完全满足人。”
论述了人除了生存,还有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需要,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美育:为了人的完善》一文中,胡先生指出:
“教育的根本,是要充分发展人类自身支配自然、社会和个人的能力,和周围环境建立一种动态平衡的关系,在和自然、社会、个人的和谐关系中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在一次访谈《寻求审美人生》中,胡先生指出:
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在大自然中只是沧海一粟。但我还是以为,我们不能放弃‘以人为本’的思维。在这个世界上,人还是主体,而人周围的环境是客体。人和环境的关系,不应是“人类中心主义”,也不应是‘自然中心主义’,而应是:以人为本、动态平衡。”
胡经之先生文艺美学思想中秉承的高度的人文关怀,止于至善的追求又为拓荒者的角色增添了新华彩。
参考文献:
[1] [英]大卫•休谟,周晓亮译:《人类理智研究道德原理研究》,沈阳出版社,2001年版。
[2] 胡经之:《文艺美学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 胡经之:《发展文艺美学》,曾繁仁,谭好哲主编:《学科定位与理论建构文艺美学论文选》,齐鲁书社,2004年版。
[4] 胡经之:《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 胡经之:《文艺美学的反思》,《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6] 胡经之:《梁启超的美学贡献》,《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7期。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王琼,女,1971—,湖南长沙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工作单位:湖南涉外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