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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以及几个阿姨，都是在我的建议下使用微信的。接触微信之初，她们都觉得微信真是个好东西，原本她们接触信息的渠道只有电视、报纸，有了微信之后，她们可以更便捷地获取信息以及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可时间一久，我发现她们越来越容易焦虑了。公众号和朋友圈里各类负面新闻令她们胆战心惊：什么食物和什么食物会相克，哪里小孩光天化日之下被抢了，哪里发生了抢劫，哪里发生了惨烈的交通事故……一看到这样的新闻，她们立即转发给我，并开启千叮万嘱模式……
风险社会
现代风险是“人造风险”或“文明的风险”，它是人类发展、特别是科技进步造成的。
首先应该看到的是，无论微信是否存在，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本就是一个可能令人焦虑的风险社会。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提出，在后工业化时代，人类正步入“风险社会”。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科技的进步以及工业发展模式的现代化，人们在享受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将面临其产生的种种风险。
与传统地震、洪涝干旱、饥荒等自然风险不同，现代风险是“人造风险”或“文明的风险”，它是人类发展、特别是科技进步造成的。比如：因为科技进步了，所以有了地沟油、三聚氰胺；因为城市的扩张与发展，所以人工渣土在城市中堆积，危险化工物品在港口储存；因为工业的急剧发展和人们对物质生活要求的提高，大量的燃煤燃油带来了严重的雾霾。
无论古今中外，似乎没有哪一代像当今中国这样，在短短数十年间横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数个反差巨大的社会形态，浓缩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转型期的中国比发达国家面临着更加多元复杂的风险。
风险敏感度
许多人可能把异常当平常，把风险当日常，他们的风险敏感度也会由此加剧。
风险敏感度，就是对风险的感知能力。很显然，即便身处风险社会，但如果一个人足不出户、从不接受来自外部的讯息，那他能够感知到的风险也为零。
反之，如果一个人成天接触的都是关于风险的新闻，那即便他的环境是安全的，他的风险敏感度也会不断增强，甚至可能产生这样的错觉：不幸随时都将发生。他的焦虑感和不安感自然尤为强烈。
比如每次发生电梯事故，舆论可能都会铺天盖地报道，这难免给人一种感觉：电梯很不安全。但事实上，从数据上看，电梯应该是所有的“交通工具”里最安全的一种。
再比如，某媒体曾推送了疫苗不良反应的图集，触目惊心，许多家长纷纷表示不带孩子打疫苗了。可实际上，疫苗的不良发生率极低，比如某类疫苗是二十五万分之一，反之，不打疫苗的风险发生率更高……
手机互联网时代，成千上万的自媒体涌现，人们接触到的信息更多、更广、更杂。迎合人性劣根性或弱点的新闻，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更多的点击量。“不看就没了”“震驚了”“出事了”“教你几招”“删前速看”等标题语言横扫朋友圈，而统计数据显示，各种负面新闻和谣言往往获得最广泛的传播。
很多人不理解新闻的特征。新闻中的事件往往是反常的，就像那句耳熟能详的谚语说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每天无数人平平安安上下电梯，平平安安开车回家，每天也有无数个孩子平平安安地接种疫苗，但这些不会成为新闻，因为它们是常态。相反，那些小概率的、异常的情形才会成为新闻。但由于对于新闻规律的无知，许多人可能就把异常当平常，把风险当日常，他们的风险敏感度也会由此加剧。
越切己越焦虑
自己与当事人越相近、越相像的，人们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会越强烈。
有部电影叫《卢旺达饭店》，讲述的是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100天时间里，100万人惨遭屠杀，但世界默不作声。就像电影中一名西方记者所说：“我把这些画面送到全世界，他们会叫‘噢，好可怕啊’，然后他们将继续吃晚饭。”
其实，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看似和平的世界里，在我们看见或看不见的地方还有太多灾难在发生。比如难民潮、叙利亚冲突等。然而，这些可怕的灾难，对于处于和平环境中的我们，其实就像记者所说，“好可怕啊”，然后继续吃晚饭，很多人并没有因此感到威胁或不安全感。
相反，如果你是一名母亲，看到小孩在小区走失的新闻，你轻易就感到焦虑；如果你无辣不欢，看到吃辣容易得肠胃癌的假新闻，你可能就会后悔自己以前没有管住嘴……
发生在远方的真实死亡我们可能漠不关心，但在身边看上去更遥远的不幸我们却能感同身受，这就是切己性。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于1947年在《谣言心理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谣言传播公式：谣言流通量=问题严重性×证据暧昧性。套用下这个公式，人们的焦虑感=问题重要性×切己性。问题越重要——比如关切到个人或家人生命财产安全，越切己——自己与当事人越相近、越相像的，人们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会越强烈。
因此，很多人焦虑，并非是不明白电梯发生严重事故的概率很低，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一旦风险落到自己亲人头上，那就是100%的不幸。因此，纵然是极低的概率，也是不可容忍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又须对人们的“负面新闻焦虑症”抱以“理解之同情”。
如何不焦虑
每个人既是信息的传递者，也是接收者，提升个体的信息素养，本质上就在于扮演好这两个角色。
那谁来消除我们的“负面新闻焦虑症”呢？
这一方面需要政府为我们提供更可靠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比如更清新的空气、更安全的食品、更有效的监管、更健全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每一个个体信息素养的提升。
其实，很多焦虑的发生，源于我们把少数当普遍，把偶然当必然，自己吓到自己。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被许多新闻吓得不轻，并认为自己生活的世界“步步惊心”，可实际上，这些所谓的“新闻”，都是虚假的，是胡编乱造的。比如微信上的各种耸人听闻的谣言和各种养生文章，轻信这些假新闻而产生的焦虑完全是杞人忧天。
这就足见提升个人信息素养的重要性。置身于信息网络，每个人既是信息的传递者，也是接收者，提升个体的信息素养，本质上就在于扮演好这两个角色。作为信息传递者，我们应该明白公共空间的“公共责任”，切记“有表达就有责任，有自由就有担当，有言论就有边界”，多一些自律，不随便传播任何没有经过证实的信息，不传播谣言，不扩大恐慌。
而作为信息的接收者，我们应提升个体辨别信息的能力，看到新闻时不妨先问这六点：
1.我碰到的是什么新闻内容？
2.我得到的信息是完整的吗？假如不完整，缺少了什么？
3.信息源是谁/什么？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
4.提供了什么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
5.其他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
6.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
如此，我们才能不被各种假新闻和标题党牵着鼻子走，才不会轻易堕入营销号的圈套，不会因为不必要的焦虑而影响了生活的幸福感。
（摘自《南风窗》2017年第7期）
风险社会
现代风险是“人造风险”或“文明的风险”，它是人类发展、特别是科技进步造成的。
首先应该看到的是，无论微信是否存在，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本就是一个可能令人焦虑的风险社会。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提出，在后工业化时代，人类正步入“风险社会”。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科技的进步以及工业发展模式的现代化，人们在享受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将面临其产生的种种风险。
与传统地震、洪涝干旱、饥荒等自然风险不同，现代风险是“人造风险”或“文明的风险”，它是人类发展、特别是科技进步造成的。比如：因为科技进步了，所以有了地沟油、三聚氰胺；因为城市的扩张与发展，所以人工渣土在城市中堆积，危险化工物品在港口储存；因为工业的急剧发展和人们对物质生活要求的提高，大量的燃煤燃油带来了严重的雾霾。
无论古今中外，似乎没有哪一代像当今中国这样，在短短数十年间横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数个反差巨大的社会形态，浓缩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转型期的中国比发达国家面临着更加多元复杂的风险。
风险敏感度
许多人可能把异常当平常，把风险当日常，他们的风险敏感度也会由此加剧。
风险敏感度，就是对风险的感知能力。很显然，即便身处风险社会，但如果一个人足不出户、从不接受来自外部的讯息，那他能够感知到的风险也为零。
反之，如果一个人成天接触的都是关于风险的新闻，那即便他的环境是安全的，他的风险敏感度也会不断增强，甚至可能产生这样的错觉：不幸随时都将发生。他的焦虑感和不安感自然尤为强烈。
比如每次发生电梯事故，舆论可能都会铺天盖地报道，这难免给人一种感觉：电梯很不安全。但事实上，从数据上看，电梯应该是所有的“交通工具”里最安全的一种。
再比如，某媒体曾推送了疫苗不良反应的图集，触目惊心，许多家长纷纷表示不带孩子打疫苗了。可实际上，疫苗的不良发生率极低，比如某类疫苗是二十五万分之一，反之，不打疫苗的风险发生率更高……
手机互联网时代，成千上万的自媒体涌现，人们接触到的信息更多、更广、更杂。迎合人性劣根性或弱点的新闻，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更多的点击量。“不看就没了”“震驚了”“出事了”“教你几招”“删前速看”等标题语言横扫朋友圈，而统计数据显示，各种负面新闻和谣言往往获得最广泛的传播。
很多人不理解新闻的特征。新闻中的事件往往是反常的，就像那句耳熟能详的谚语说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每天无数人平平安安上下电梯，平平安安开车回家，每天也有无数个孩子平平安安地接种疫苗，但这些不会成为新闻，因为它们是常态。相反，那些小概率的、异常的情形才会成为新闻。但由于对于新闻规律的无知，许多人可能就把异常当平常，把风险当日常，他们的风险敏感度也会由此加剧。
越切己越焦虑
自己与当事人越相近、越相像的，人们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会越强烈。
有部电影叫《卢旺达饭店》，讲述的是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100天时间里，100万人惨遭屠杀，但世界默不作声。就像电影中一名西方记者所说：“我把这些画面送到全世界，他们会叫‘噢，好可怕啊’，然后他们将继续吃晚饭。”
其实，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看似和平的世界里，在我们看见或看不见的地方还有太多灾难在发生。比如难民潮、叙利亚冲突等。然而，这些可怕的灾难，对于处于和平环境中的我们，其实就像记者所说，“好可怕啊”，然后继续吃晚饭，很多人并没有因此感到威胁或不安全感。
相反，如果你是一名母亲，看到小孩在小区走失的新闻，你轻易就感到焦虑；如果你无辣不欢，看到吃辣容易得肠胃癌的假新闻，你可能就会后悔自己以前没有管住嘴……
发生在远方的真实死亡我们可能漠不关心，但在身边看上去更遥远的不幸我们却能感同身受，这就是切己性。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于1947年在《谣言心理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谣言传播公式：谣言流通量=问题严重性×证据暧昧性。套用下这个公式，人们的焦虑感=问题重要性×切己性。问题越重要——比如关切到个人或家人生命财产安全，越切己——自己与当事人越相近、越相像的，人们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会越强烈。
因此，很多人焦虑，并非是不明白电梯发生严重事故的概率很低，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一旦风险落到自己亲人头上，那就是100%的不幸。因此，纵然是极低的概率，也是不可容忍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又须对人们的“负面新闻焦虑症”抱以“理解之同情”。
如何不焦虑
每个人既是信息的传递者，也是接收者，提升个体的信息素养，本质上就在于扮演好这两个角色。
那谁来消除我们的“负面新闻焦虑症”呢？
这一方面需要政府为我们提供更可靠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比如更清新的空气、更安全的食品、更有效的监管、更健全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每一个个体信息素养的提升。
其实，很多焦虑的发生，源于我们把少数当普遍，把偶然当必然，自己吓到自己。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被许多新闻吓得不轻，并认为自己生活的世界“步步惊心”，可实际上，这些所谓的“新闻”，都是虚假的，是胡编乱造的。比如微信上的各种耸人听闻的谣言和各种养生文章，轻信这些假新闻而产生的焦虑完全是杞人忧天。
这就足见提升个人信息素养的重要性。置身于信息网络，每个人既是信息的传递者，也是接收者，提升个体的信息素养，本质上就在于扮演好这两个角色。作为信息传递者，我们应该明白公共空间的“公共责任”，切记“有表达就有责任，有自由就有担当，有言论就有边界”，多一些自律，不随便传播任何没有经过证实的信息，不传播谣言，不扩大恐慌。
而作为信息的接收者，我们应提升个体辨别信息的能力，看到新闻时不妨先问这六点：
1.我碰到的是什么新闻内容？
2.我得到的信息是完整的吗？假如不完整，缺少了什么？
3.信息源是谁/什么？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
4.提供了什么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
5.其他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
6.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
如此，我们才能不被各种假新闻和标题党牵着鼻子走，才不会轻易堕入营销号的圈套，不会因为不必要的焦虑而影响了生活的幸福感。
（摘自《南风窗》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