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都在突飞猛进，有望改善我们的生活体验，甚至扩展生活本身。但很少有人思考这两项前沿科技如何共生地整合在一起，解决全球健康和环境挑战。
　　看看这两个领域最近的发展速度。从性价比角度，生物科技以每年十倍的速度改善。破译人类基因组的成本从2001年的30亿美元下降到今天的1000美元左右；十年前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的流程，今天只需要不到一小时。类似地，基于当前发展趋势，普华永道估算，2030年人工智能对全球产出的贡献将达15.7万亿美元—比当今中国和印度加起来还要多。
　　但是，這些预测仍然低估了经济影响。人工智能应用最终将全面嵌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对全球产出的贡献有可能将是互联网的三四倍。目前，互联网为全球经济贡献了大约50万亿美元。此外，当前的分析是孤立的，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结合技术的潜力，还没有被充分考虑或体现在金额中。
　　比如，结合技术可能将解决器官捐献等全球健康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2008年以来，平均每年活体器官移植有10.08万起左右。但在美国，有近11.3万人等着救命的器官移植，而每年丢弃的好器官也是成千上万。多年来，需要肾脏移植的患者没有什么选择权：他们要么等待自愿的且生物学上可行的活体捐赠，或等待本地医院有死亡捐赠者的活体器官。
　　但如果有足够多的患者和自愿捐赠者，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就有可能通过器官捐献配对，实现比一对一系统多得多的器官匹配。患者可以获得一位生物上不合适的捐赠者，但仍能得到肾脏，因为人工智能可以在为数巨大的患者-捐赠者关系阵列中，匹配捐赠者和受赠者。事实上，愿意捐赠肾脏的个人—不管是给爱人还是给陌生人—可能造成多米诺效应，因为解决了一条配对长链上所缺失的一环而拯救几十个人的生命。
　　2000年，第一笔配对肾脏交换发生，此后，近6000人获得了来自算法识别的捐赠者的器官移植。但这也许只是人工智能促成的器官移植的开始。人工智能已能够识别潜在捐赠者和受赠者；在未来，它能够利用更加丰富的患者数据（也许包括道德和宗教因素），帮助排序和分流决策（即确定某人是否应该排在另一人之前得到移植）。
　　阻止这些人工智能模型实现全部潜力的最大障碍在于生物学。理论上，人工智能应用可以利用包含全世界所有在世和死亡的器官捐赠者和所有患者的数据库。但在实践中，大部分器官配对都有时限，因为死亡捐赠者的器官适合移植的时间很短。为了配对成功，受赠者必须位于器官能够及时到位的地理半径之内。
　　幸运的是，协同生物科技能够大大扩展可行配对的范围。全球而言，协同生物学市场增长迅速，到2024年预计将超过125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20%。在这一新兴行业内部，有的公司（包括我所参与投资的一家公司）正在探索体外保存甚至再生器官的方法，时间有望达到数天，并且在室温环境即可。这可以扩大器官的运输距离，从而增加可用数据池规模，令人工智能模型可以产生更多的有效配对链，从而形成网络效应。
　　完善新生物科技常常需要多年时间。但如果取得成功，这些创新能够对公共卫生领域起到革命性作用，全球器官捐献机制只是起点。人工智能的匹配能力，意味着只要一名死亡器官捐赠者就能拯救8条生命；生物科技创新能够确保器官不会被浪费。这些科技进步得越快，就有越多的生命能够得到拯救。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特伊·科利是伦敦科技和房地产企业家、商人兼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