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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出发，通过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县黄洛瑶寨的田野观察，审视红瑶的地方性知识在旅游语境中如何被转化为旅游产品，并影响妇女的生计变迁及其发展。文章阐述了生计变迁的主要表现，进一步分析了变迁发生的动因。研究表明，地方性知识在旅游语境中的再生产是少数民族文化调适于新的社会环境的路径之一，而案例地的红瑶妇女成功地实现了这种调适，由地方性知识转化而来的新生计手段为她们带来了更好的生活与发展。
[关键词]黄洛瑶寨；地方性知识；妇女生计；变迁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1)08-0072-08
一、引言
民族旅游是我国旅游实践中形成的以民族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一种旅游类型。全球化时代，人们向往多元的文化，期望体验到不一样的风情。中国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多民族国家，不仅有浓郁奇特的民族风情，还有瑰丽壮美的山川秀色，凭借着这些资源优势，我国的民族旅游得以迅速发展并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
我国少数民族居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积累形成的民族文化，是支撑民族旅游的灵魂所在。这些为旅游业所用的民族文化，大部分都是根植于地域、产生于特殊族群的地方性知识，民族旅游的发展将其从原生语境中搬上旅游的舞台，成为一种消费品，它们在吸引旅游者的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一些改变，有人斥之为“商品化”、“庸俗化”，也有人认为是“文化的创新”。由于民族旅游的一些特性，在其中发挥显性作用的地方性知识，大多数掌握在女性手中，这使得少数民族妇女在参与旅游业时具备了男性所不具备的优势，同时，由于内部东方主义…的影响，少数民族妇女更符合旅游者对民族社区的期望，大量的女性得以广泛的参与到旅游业的发展中。而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仅是提供了一种地方性知识再生产的新语境，也为少数民族妇女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更为广阔的平台，进而影响了妇女角色行为的变化，也触及社会组织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其他方面。
二、相关研究综述
(一)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是格尔兹(Geertz)所开创的阐释人类学中的中心概念，其对这一理论的构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在他的著作中并未对这一概念作更为细致化的明确定义，只是模糊地指出这种知识的“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事人对事物之想象能力相联系”。所谓的“地方特性”并不仅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而主要是相对于全球性知识或者说普同性知识而言，是在全球化讨论中进一步强调的概念，在汉语中另外一层意义主要相对于“中央的，官方的，正统的”。各民族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文化变迁和独特的生态地理环境中，积淀并传承下来的独特而深厚的本土知识，都可以称之为地方性知识，主要涉及以下方面：宗教方面；社会方面(包括原始习惯法、村规民约、社会交往习俗等)；伦理方面；传统的天文知识；婚姻、生育方面；动植物和中医药方面；传统的农业、畜牧业知识；传统的文化艺术知识；传统的教育知识；传统的手工艺知识；传统的建筑知识等。
(二)生计和性别
一般而言，生计是指人类为获取生活资料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简言之，即谋生方式。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其生计方式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民族的生计方式是针对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而积累的结果，但是自然环境并不是一个民族生计方式形成与确立的全部因素，与自然环境相比，社会环境对民族生计方式的形成会产生更为直接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甚至“无须经过预先加工就可以直接作用于该民族的生计方式”。性别一词，在人类学的视野中有自然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的区别，前者是指与生殖直接有关的解剖、生理、行为特征，而后者是指不同的文化赋予男女不同的社会角色、行为准则、表现形式及象征意义。尽管人类学家不完全赞同男女在自然性别上的生物学差异决定其在社会性别上的区分(因为一些田野调查和学者的著作中总是能找到例外情况)，但不可否认的是，每个社会都有一定根据性别的分工，不管这个社会是处于游猎、游耕、游牧、精耕农业等前工业社会，还是现今的大部分工业社会。性别分工的广泛存在导致了在生计手段上也存在男女之别，而这种区别，不仅仅根植于生物差异，也受制于社会文化的约束与期望。
(三)相关文献综述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文化与经济都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即使是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非主流社区，其传统的地方性知识与生计方式也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变迁趋势，近年来，对于这二者的研究也多与“变迁”相关。地方性知识变迁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①变迁的原因，如杨庭硕认为中央政权的统一政策使我国西南地区的苗族、侗族和彝族的地方性知识发生了变形、扭曲和缺失；②对地方性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进行分析和肯定，周俊华、秦继仙认为民族地方性知识可以转化为参与全球化资源博弈的文化资本，是各民族探求多样性发展道路和现实生存方式的立足点之一；③如何实现有效保护与利用，如朱洪启对浙江青田龙现村的传统稻田养鱼体系保护的研究。生计变迁的相关研究则集中于对农户生计变迁或转型的原因探析，如陈祥军通过对新疆乌伦古河流域牧民的田野考察，认为牧民定居政策促使传统游牧生计方式彻底发生改变；秦红增对广西壮族自治区那门村、布努瑶瑶民生计转型的相关研究等。
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已有学者注意到旅游发展对地方性知识与生计变迁的影响。吴晓对湘西德夯苗寨的研究，认为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得苗族传统民间艺术的地方性特征被视为建构“奇异”文化空间的有效资源，被重塑为供人消费的旅游商品；孔祥智、钟真对山西乔家大院、晋祠等3个景区的研究结果表明，乡村旅游有利于农户生计资本的积累和提升。旅游作为现代化的产物，是东道主社区地方性知识与生计变迁的动力之一，已成为共识，但是，对于地方性知识与生计在旅游语境中发生变迁的具体过程，目前还缺乏细致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民族旅游这样一种总是以女性化特征呈现的特殊旅游类型，其女性特征在地方性知识再生产中是如何被生成的，其发展对男女两性生计的影响是否存在非均衡的表现，对女性生计将会在哪些方面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等问题，尚未有学者进行相关的研究与讨论。本文选取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一个典型少数民族社区，通过2008年8月和2009年3月的两次田野观察，考察地方性知识再生产的具体情境条件和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对女性生计及其他方面产生的影响，力图回答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
二、黄洛瑶寨旅游发展现状
红瑶是瑶族的一个支系，主要居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县境内东南方位的越城岭支脉周边森林茂密的山谷以及山腰地带。红瑶是他称，因该族 群妇女上身外衣的花纹图案以红为主色而得名。黄洛瑶寨位于龙胜各族自治县和平乡金江村境内，整个村寨沿金江河(桑江的支流)两岸分布，从县城通往龙脊梯田核心景区的公路沿河流方向穿过该村。全村共有82户328人，其中78户为潘姓红瑶，其余为壮族、侗族和汉族。
黄洛寨的旅游开发始于1998年龙胜县旅游总公司的投资，2004年以前村寨旅游发展较为缓慢，2005年游客数量开始有大幅度的增长。黄洛寨并不是旅游者到龙脊梯田的最终目的地，而是位于必经之路上，在旅游线路上一般作为加点和旅途中用餐的景点，旅游项目以红瑶长发歌舞表演为主，辅之以村寨观光。这是整个梯田景区内唯一一场正式的歌舞表演，演员全部由该村的女性担任，表演的节目有欢迎歌、长鼓舞、舂米舞、抢新娘、梳长发等。黄洛寨有“天下第一长发村”的美誉，加之红衣艳丽，山歌婉转，这场表演受到游客的一致好评，2009年歌舞表演共接待69374人次，实现直接经济效益154.8万元。
三、民族旅游语境中的地方性知识
民族旅游的魅力在于地方性知识相对于普同性知识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因而在开发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和东道主社区总是力图展示最具“地方性”意味的文化来获得游客的青睐。黄洛瑶寨的旅游开发也是一场有选择的展演，龙脊梯田景区是以稻作文化遗产梯田观光和少数民族文化体验为主的一个景区，梯田是景区的核心资源，与之形成互补的则是红瑶的民俗风情。景区另有大寨、中禄、小寨、下布等红瑶村寨，而且都保存有较为完整的红瑶风情，但是这些村寨直到2003年以后才开通公路，所以1998年龙胜旅游总公司选择了可进入性较佳的黄洛寨作为红瑶文化的展示点，所展示的文化以红瑶的标志性文化为主。
(一)长发文化
瑶人素有留长发的习俗，古籍就有男女蓄发，盘结头顶，名为“椎髻”的记载。红瑶祖传认为头发是人的气血所化，不能随便剪下。女孩从出生到3岁时方剪一次头发，直到18岁再剪一次，平时都不再剪发。这两次剪下的头发要保留下来，盘发时夹入长发中一起盘髻。经过十几年精心护理，红瑶女人的发长平均可达1.7米左右，最长者可达2米。黄洛寨因为拥有为数众多的长发妇女，2002年县旅游局人员偕同黄洛瑶寨长发女性代表到位于上海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总部注册了“天下第一长发村”。政府和旅游公司在对外宣传时着意突出“长发村”以吸引游客，村中的歌舞表演以梳长发为压轴节目，在进入景区的大路口和寨前的金江河畔，都矗立着大幅的红瑶女在溪水中梳洗长发的宣传广告，“天下第一长发村”已成为黄洛寨的代称，并成为一种旅游宣传品牌。
(二)服饰文化
红瑶的族称来自女性颜色艳丽的上衣，可见女性服饰一直以来都是该族群显著的外部特征。传统的红瑶女性服饰由上衣、下装和配饰组成，服装的制作工艺主要以织、染、绣、挑为主，配饰为银质耳环、发梳和手镯等。上衣分为花衣和饰衣两种。花衣是红瑶服饰中的珍品，工艺复杂，耗时需一年左右，旧时女性从幼时便开始练习，到成年后方能完全掌握全套工艺。近年来，机织布和成品服装在红瑶地区泛滥，寨中30岁以下的女性几乎都不会制作花衣和饰衣，也很少穿着。歌舞表演时，年轻女演员所着红色饰衣都是由母亲或者奶奶制作。银饰中以耳环最引人注目，红瑶女子七八岁开始佩戴银质小耳环，婚后取下换上丈夫送的大耳环，生育后再换上更大的耳环。传统的银耳环样式简单且无饰纹，但颇为沉重，常年佩戴会使耳垂变形，现在寨中年轻女性已较少佩戴。在黄洛歌舞场内和路边经常能见到身着红衣的女性在售卖手工艺品，她们出售的商品以红瑶绣片、腰带和银饰为主，绣片的工艺与花衣上的挑绣工艺一致，腰带也是按传统工艺手工织成，银饰则是从外地贩运来的白铜手镯、项链等。
(三)歌舞文化
红瑶人的歌曲有两种，按唱词使用语言不同分为瑶歌和山歌，分别用平话瑶语和桂柳话演唱。大体上讲，对歌和红事时唱山歌，白喜、起房子时唱瑶歌。表演时所唱的《迎客歌》、《油茶歌》、《长发谣》都是由银水侗寨的寨主吴金敏在整理红瑶传统歌谣的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前两首借用了侗歌音调，《长发谣》的曲调取自潘内流传的平话瑶歌《十二月歌》，是女儿出嫁时母辈互相诉苦的哭嫁歌，原曲低缓忧伤，歌词中尽诉女性的艰辛，经加工后，后半句的曲调上扬了5度。调查中发现，黄洛寨并没有跳舞的传统，过去最常见的娱乐项目是唱调子，村民反映：“刚有外佬(指外国游客)来的时候，他们叫上几个人唱点歌梳梳长发，给上几百块钱。”可见，旅游中的舞蹈表演完全是出于游客的需要才被创造出来的。现在表演的舞蹈由文化馆的老师编排，《长鼓舞》是粤北山区排瑶的传统舞蹈；《舂米舞》的原型是山话红瑶传统的丧葬仪式，过去子女为逝去的父母举行仪式时，由前来吊丧的男性青壮年执长棒春击船形木槽的边缘和底部，发出有节奏的“啌咣啌咣”声响，以超度死者成为身份尊贵善良的本家祖先神，保佑家屋人财两旺。黄洛舞台上的《舂米舞》舞步跳跃、节奏欢快，表现的则是轻松愉快的丰收场面。
(四)住居文化
传统的黄洛民居都是典型的桂北干栏式建筑，房屋多为三层全木质结构：第一层圈养家畜，第二层住人，第三层储存粮食与物品。黄洛吊脚楼能充分利用地形地貌，采用附岩、镶嵌、支撑、筑台等多种方法叠石为坎，错层悬空，并形成独特的建筑风格。随着经济和旅游的快速发展，村民都把第一层的家畜圈养区外移，用来存放工具和杂物，火塘改为厨房，仍置于二楼。村中民居旅馆的建筑体量较大，多在三层以上，建筑面积是传统民居的两倍左右，厨房设在一楼，大厅和二楼改为餐厅，用于接待游客，三楼和四楼用作客房。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近几年的新建房屋大多使用了钢筋、水泥、砖块、瓷砖等现代建筑材料，满足了村民对防火、防潮以及优质生活的追求，也方便了旅游接待工作。但这类新建建筑都只是第一层使用现代材料，第二、第三层仍为木质结构，而且改内不改外，外观整体上仍保持着传统风格。
黄洛寨的地方性知识在民族旅游语境中的再生产，与传统时期的“无意识传承”不同，是一种由来自社区内外的力量共同参与的“有意识创造”过程，这一过程是基于满足地方性知识的“消费者”——游客的消费需求和文化主体——社区居民的发展需要，在旅游地政府、开发商、文化精英和旅游地原住民的多方对话与共同选择中完成的。这种选择性不仅体现在对地方性知识形式与内涵的选择性保留，对其他族群文化的选择性采借，也体现在对文化主体性别的选择与强化。正是通过这种选择，使得红瑶女性及其展示的地方性知识成为黄洛寨的核心旅游吸引物，旅游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活跃着红瑶女人的身影，红瑶妇女由此成为村寨旅游发展的中坚力量和最大的受益者，因而黄洛寨旅游发展的影响更多的作用于女性参与者。
四、旅游开发与黄洛寨妇女的生计变迁
上文所述的红瑶地方性知识在民族旅游语境中的再生产，可以归结为旅游开发对红瑶文化表征的影响，这是最易被熟悉红瑶文化的人所察觉的变化，但旅游开发对黄洛红瑶人的影响绝不仅仅发生在前台，同样作用于更为广阔深远的幕后。鉴于红瑶女性在黄洛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性，本文选取女性生计这一观察视角作为切入点，从社会性别和经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揭示旅游开发对黄洛寨的多维影响。以时间为纵向序列，以同村男性为横向参照，对近年来黄洛妇女的生计变迁进行考察，认为妇女生计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由农业转向非农业就业为主的生计
黄洛寨村民传统的生计方式是从事农耕，种植的作物主要是水稻，补充性的作物有红薯、玉米、芋头等。村中土地多数为坡地梯田，面积有限，亩产较低，作物收获主要用于糊口，属于自给自足的农户生计。20世纪90年代，有少量村民在农闲的时候外出务工，旅游开发以后外出务工的人数明显减少。近年来，有农户种植罗汉果等经济作物，或是养猪出售。总的来说，在旅游开发之前，黄洛寨村民一直延续着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方式。
村寨旅游业的发展为黄洛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村民的生计逐渐由农业就业为主转向非农业就业，旅游收入在村民的收入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其中，女性生计的变化尤为突出。根据2008年8月进行的入户普查结果，88.4％的村民都直接参与了旅游业，但是不同性别村民的参与方式有所区别。
从抽样统计的结果来看，黄洛寨的女性与男性在参与旅游业的方式和程度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别：首先，女性主要从事歌舞表演、售卖工艺品、土特产等工作，而较少经营餐馆和家庭旅馆等，抬轿子更是一人都没有；男性则较多地从事经营餐馆和家庭旅馆、抬轿子等工作。其次，男性参与旅游业的方式比较单一，较少出现身兼多职的情况，女性从事的工作则比较多元，往往是同一个人既参加歌舞表演，又出售工艺品和土特产，或许家中还经营有餐馆和旅馆。走访发现，村中的适龄妇女几乎全部参与到旅游业中，歌舞表演收入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从事旅游业已成为黄洛寨妇女目前的主要生计方式。
(二)由家户领域走向公众领域
黄洛村民的农耕生计主要是以家庭为组织单位的农业生产，男性负责养家糊口的大部分生产事宜；妇女除参与农业生产之外，主要负责与人类的生产和再生产相关的劳动，诸如生育、抚育和照顾老人的劳动。这种分工方式合乎人类学家提出的家户领域与公众领域的二元对立结构，即认为人类男女生物性的一般特征造成女人被限制在家户领域内，而男人则更多地活动于社会和公众领域。
旅游业的发展为黄洛的妇女打开了通往公众领域的大门，将她们置于旅游的“舞台”之上，妇女们逐渐走出了传统的家户领域，活动于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领域当中，从事表演歌舞、出售手工艺品、餐饮接待等各种工作。同时，她们交往的空间也在不断扩大，不再局限于家庭、邻居和邻村，她们与游客、导游、政府与旅游公司等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或机构有了更直接、更密切的联系。打破家户领域的限制，使黄洛寨的妇女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也更有可能实现自身的多重价值。
(三)生计水平的提高
从事旅游业为黄洛村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据金江村村委提供的数据，1993年之前，该村的人均年收入仅为436元，属于典型的贫困村；1998年旅游开发以后，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至2000年，村民的人均年收入提高到了716元，基本实现了温饱水平；2007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200元，与旅游开发前的生计水平相比，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村中的男性相比，黄洛妇女在旅游中所获得的收入明显更高，表3是对男女的个人旅游收入进行调查所得的数据。
调查结果显示，妇女的个人旅游年收入集中在5000元以上的水平，男性的则集中在3000元以下和10000元以上。从总体上来说，女性的个人旅游年收入高于男性。
妇女的旅游收入中，绝大部分是表演歌舞所得，这也是整个寨子旅游收入的主要来源。村中共有60位女性参与歌舞表演，按照所属的小组被编为4组，一天一组，4天一循环，当日表演结束后，从门票收入中抽取10％平均分给各位演员，旺季时每人每月有1500元左右的收入，淡季则一般在600元左右。歌舞表演收入的90％是集体收入，按照协议，提成40％给旅游公司，税费由公司承担，余下的60％年终时按户头分到各家，平均每户有10000元左右。除歌舞表演外，出售工艺品也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村中的大部分女性都从事这项工作，旅游旺季时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
(四)生计变迁对妇女地位的影响
生计方式的转变和生计水平的提高，对黄洛寨妇女的社会地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家庭地位、政治地位、教育地位等方面。
1.家庭地位
黄洛寨的女性比男性更广泛地参与到旅游业中，所获得的旅游收入也比男性更多。根据2008年8月所作的抽样调查，仅歌舞表演一项的收入就占村民家庭收入的60％。在调查的50户样本中，半数以上的黄洛寨村民家庭年收入在10000元以上，其中，有22％的家庭在20000元以上，女性在经济方面所作的贡献高于男性，经济收入的提高对女性的经济地位起到了明显的提升作用，80％的妇女在家庭中掌握经济大权，这有利于增加其在家庭重大事务上的决策机会和决策力度。妇女在家庭事务的决策上拥有比以往更多的发言权，尤其是在家庭日常生活方面，妻子的意见占主导地位，但家中重要事务的决策权仍主要掌握在男性手中。
2.政治地位
有学者在对一些民族旅游村寨进行研究后，认为民族旅游的开发虽然提高了妇女的经济地位，但是对妇女参政的积极影响并不显著。黄洛寨的村干部都是男性，但村中事务管理的权力也并非完全掌控在男性手中。2007年，旅游领导小组与私人老板联系鼓动其他村民更换开发商。大部分村民对此不满，但领导小组仍一意孤行，这时村中的一位女性潘红妹挺身而出，带领村民代表到乡县找领导询问对策，最后平息了这场风波。直到调研期间，她仍然不是旅游领导小组成员，也不是村干部，但参与小组会议和决策。潘红妹的事例，说明旅游开发对女性参政意识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3.教育地位
黄洛寨的女性受教育状况在旅游开发前并不乐观，主要是受制于落后的经济水平，加上在传统思想中女儿始终是别人家的人，因此，女性受教育机会较少，与男性相比受教育水平偏低。旅游开发使村寨的经济状况迅速好转，在与游客接触的过程中，村民逐渐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纷纷把子女送到学校接受教育，女童也享有与男童一样的受教育机会，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增加。此外，女性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有所提高。随着红瑶女性与外界的交往增加，语言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瑶话仍是日常语言， 会说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由于她们与游客接触的机会较多，普通话熟练程度优于男性。
五、黄洛红瑶妇女生计变迁的动因分析
生计方式的形成与变迁是族群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但社会环境往往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黄洛寨红瑶妇女的生计变迁正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引起的。全球化背景下兴起的民族旅游，把边缘族群的文化与社区卷入市场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洪流中来，使得世界各地的文化都正在经历着一个持续不断的“重构”过程，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旅游成为许多与黄洛寨类似的少数民族村寨社会变迁的催化剂，地方政府的强势引导和旅游市场的需求导向则进一步催生了文化与经济的转型，这些社区之外的拉动力量发挥作用的关键则在于社区内生的发展需要和主动性。
(一)社区内生的发展需要
黄洛寨传统的农耕生计由于产出效益低，难以满足居民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需求，致使该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发展新的生计手段，提高经济收入，是实现村寨发展的首要问题，也是黄洛村民内生的发展需要。龙脊梯田景区内其他村寨的成功开发，证明旅游业是实现村寨发展的途径之一。如先于黄洛开发的金竹、平安等壮族村寨，这些村寨旅游开发的方式同样是依托于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在开发的过程中，居民的传统生计方式逐渐转型，经济状况迅速好转，尤其是核心景区平安寨的居民，一年几十万的游客量使该村成为当地第一个依靠旅游致富的村寨。在黄洛还没有正式进行旅游开发的那几年，黄洛妇女便到平安寨售卖手工艺品或为游客表演梳长发以获取经济利益，因此经常与平安村民发生纠纷，甚至遭到驱赶，但是她们还是会时不时地出现在平安寨，可见其提高经济收入的迫切心理。
旅游开发以后，黄洛妇女们一改不在人前抛头露面的传统观念，登上舞台在满堂游客面前表演歌舞，主动向游客推销工艺品和土特产，积极参与到村寨旅游的发展中来，成为村寨旅游开发的主力军。可以说，黄洛妇女自身发展的需要和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其生计转型的重要主观原因。
(二)地方政府的强力引导
政府引导是影响黄洛妇女生计发生变化的主要外在因素，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推进了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农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龙胜县县委县政府提出的“旅游立县”发展战略给黄洛带来了直接的影响。黄洛寨所在的龙脊梯田景区是龙胜县的两大景区之一，自1993年开发以来，县政府通过引入开发商投资共建的方式，共投入5000余万元用于完善景区内旅游基础设施和提高旅游服务接待设施，基本上解决了旅游业发展的硬件问题，黄洛寨的歌舞表演场、道路硬化和铁索桥等建设项目的资金，绝大部分来源于这一批投入。政府同时注重以“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引导和扶持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的发展，邀请有经验的本土艺术工作者对黄洛的歌舞表演进行编排，吸纳村中妇女参与歌舞表演，并定期对她们进行培训。此外，县旅游局通过旅游推介会等形式，积极向外地组团社推介黄洛，逐渐使“天下第一长发村”的品牌得到旅游市场的认可。政府的引导为黄洛妇女的生计变迁提供了可能的方向，为她们发展新的生计手段提供了平台和环境。
(三)旅游市场的需求
旅游市场的需求也是影响黄洛妇女生计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的旅游市场是一个以需求为导向的市场，也就是说，旅游者有什么样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旅游地会有什么样的产品，也决定了不同旅游地的命运，只有那些适应市场需求的旅游地才能够获得长久的发展。旅游者是一个求新求异的群体，对多元文化的体验和差异性的视觉体验有着执著的追求。根据对龙脊梯田前几次的旅游市场问卷调查，游客认为龙脊景区最富有吸引力之处在于规模宏大的梯田景观，其次就是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旅游者到景区来，既希望能欣赏到梯田美景，也期望能领略到民俗风情。选择黄洛寨作为景区内歌舞表演的定点，主要是出于丰富旅游项目的考虑，而黄洛寨的交通区位，是适合作为加点项目的；选择以女性文化为主题的歌舞表演形式，则是因为红瑶女性的长发、红衣更符合旅游者对少数民族的期望与想象。旅游市场的需求对黄洛寨旅游开发形式、旅游参与主体起到了重要的诱导作用，进而间接地影响了黄洛妇女的生计变迁。
六、结论与讨论
民族旅游开发对目的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经济带来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许多学者在肯定旅游业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同时，对传统的地方性知识在旅游中被作为一种消费品总是持有一种反感的态度。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一种持续的构建过程中形成的，纯粹的、不受任何外来文化影响的民族文化从来都不存在，更何况在现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各民族互动交融非常频繁，文化共享已成为必然。与其把这种现象贬斥为一种“贩卖文化”的手段，不如说这是地方性知识调适于新的社会环境的路径之一。在许多没有发展旅游的民族村寨中，由于媒体传播、地域交流、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地方性知识的变迁以另一种同样迅速的方式在进行。黄洛寨的红瑶妇女成功实现了对现代化的调适，传统的地方性知识在旅游语境中成为红瑶妇女新的生计手段，对生计水平和性别分工也有积极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升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为她们带来了更好的生活和发展。新的发展模式也为民族村寨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但是从观察中还是不难看出，这种文化和经济的转型存在一些问题，诸如传统服装制作工艺等地方性知识在代际传承中的断裂，旅游业的发展对社区内部人际关系的影响，新生计方式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等。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使妇女在参与民族旅游的过程中获得全面、可持续的发展，同时确保民族文化的延续与传承，是值得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黄洛瑶寨；地方性知识；妇女生计；变迁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1)08-0072-08
一、引言
民族旅游是我国旅游实践中形成的以民族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一种旅游类型。全球化时代，人们向往多元的文化，期望体验到不一样的风情。中国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多民族国家，不仅有浓郁奇特的民族风情，还有瑰丽壮美的山川秀色，凭借着这些资源优势，我国的民族旅游得以迅速发展并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
我国少数民族居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积累形成的民族文化，是支撑民族旅游的灵魂所在。这些为旅游业所用的民族文化，大部分都是根植于地域、产生于特殊族群的地方性知识，民族旅游的发展将其从原生语境中搬上旅游的舞台，成为一种消费品，它们在吸引旅游者的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一些改变，有人斥之为“商品化”、“庸俗化”，也有人认为是“文化的创新”。由于民族旅游的一些特性，在其中发挥显性作用的地方性知识，大多数掌握在女性手中，这使得少数民族妇女在参与旅游业时具备了男性所不具备的优势，同时，由于内部东方主义…的影响，少数民族妇女更符合旅游者对民族社区的期望，大量的女性得以广泛的参与到旅游业的发展中。而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仅是提供了一种地方性知识再生产的新语境，也为少数民族妇女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更为广阔的平台，进而影响了妇女角色行为的变化，也触及社会组织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其他方面。
二、相关研究综述
(一)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是格尔兹(Geertz)所开创的阐释人类学中的中心概念，其对这一理论的构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在他的著作中并未对这一概念作更为细致化的明确定义，只是模糊地指出这种知识的“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事人对事物之想象能力相联系”。所谓的“地方特性”并不仅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而主要是相对于全球性知识或者说普同性知识而言，是在全球化讨论中进一步强调的概念，在汉语中另外一层意义主要相对于“中央的，官方的，正统的”。各民族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文化变迁和独特的生态地理环境中，积淀并传承下来的独特而深厚的本土知识，都可以称之为地方性知识，主要涉及以下方面：宗教方面；社会方面(包括原始习惯法、村规民约、社会交往习俗等)；伦理方面；传统的天文知识；婚姻、生育方面；动植物和中医药方面；传统的农业、畜牧业知识；传统的文化艺术知识；传统的教育知识；传统的手工艺知识；传统的建筑知识等。
(二)生计和性别
一般而言，生计是指人类为获取生活资料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简言之，即谋生方式。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其生计方式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民族的生计方式是针对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而积累的结果，但是自然环境并不是一个民族生计方式形成与确立的全部因素，与自然环境相比，社会环境对民族生计方式的形成会产生更为直接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甚至“无须经过预先加工就可以直接作用于该民族的生计方式”。性别一词，在人类学的视野中有自然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的区别，前者是指与生殖直接有关的解剖、生理、行为特征，而后者是指不同的文化赋予男女不同的社会角色、行为准则、表现形式及象征意义。尽管人类学家不完全赞同男女在自然性别上的生物学差异决定其在社会性别上的区分(因为一些田野调查和学者的著作中总是能找到例外情况)，但不可否认的是，每个社会都有一定根据性别的分工，不管这个社会是处于游猎、游耕、游牧、精耕农业等前工业社会，还是现今的大部分工业社会。性别分工的广泛存在导致了在生计手段上也存在男女之别，而这种区别，不仅仅根植于生物差异，也受制于社会文化的约束与期望。
(三)相关文献综述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文化与经济都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即使是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非主流社区，其传统的地方性知识与生计方式也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变迁趋势，近年来，对于这二者的研究也多与“变迁”相关。地方性知识变迁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①变迁的原因，如杨庭硕认为中央政权的统一政策使我国西南地区的苗族、侗族和彝族的地方性知识发生了变形、扭曲和缺失；②对地方性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进行分析和肯定，周俊华、秦继仙认为民族地方性知识可以转化为参与全球化资源博弈的文化资本，是各民族探求多样性发展道路和现实生存方式的立足点之一；③如何实现有效保护与利用，如朱洪启对浙江青田龙现村的传统稻田养鱼体系保护的研究。生计变迁的相关研究则集中于对农户生计变迁或转型的原因探析，如陈祥军通过对新疆乌伦古河流域牧民的田野考察，认为牧民定居政策促使传统游牧生计方式彻底发生改变；秦红增对广西壮族自治区那门村、布努瑶瑶民生计转型的相关研究等。
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已有学者注意到旅游发展对地方性知识与生计变迁的影响。吴晓对湘西德夯苗寨的研究，认为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得苗族传统民间艺术的地方性特征被视为建构“奇异”文化空间的有效资源，被重塑为供人消费的旅游商品；孔祥智、钟真对山西乔家大院、晋祠等3个景区的研究结果表明，乡村旅游有利于农户生计资本的积累和提升。旅游作为现代化的产物，是东道主社区地方性知识与生计变迁的动力之一，已成为共识，但是，对于地方性知识与生计在旅游语境中发生变迁的具体过程，目前还缺乏细致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民族旅游这样一种总是以女性化特征呈现的特殊旅游类型，其女性特征在地方性知识再生产中是如何被生成的，其发展对男女两性生计的影响是否存在非均衡的表现，对女性生计将会在哪些方面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等问题，尚未有学者进行相关的研究与讨论。本文选取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一个典型少数民族社区，通过2008年8月和2009年3月的两次田野观察，考察地方性知识再生产的具体情境条件和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对女性生计及其他方面产生的影响，力图回答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
二、黄洛瑶寨旅游发展现状
红瑶是瑶族的一个支系，主要居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县境内东南方位的越城岭支脉周边森林茂密的山谷以及山腰地带。红瑶是他称，因该族 群妇女上身外衣的花纹图案以红为主色而得名。黄洛瑶寨位于龙胜各族自治县和平乡金江村境内，整个村寨沿金江河(桑江的支流)两岸分布，从县城通往龙脊梯田核心景区的公路沿河流方向穿过该村。全村共有82户328人，其中78户为潘姓红瑶，其余为壮族、侗族和汉族。
黄洛寨的旅游开发始于1998年龙胜县旅游总公司的投资，2004年以前村寨旅游发展较为缓慢，2005年游客数量开始有大幅度的增长。黄洛寨并不是旅游者到龙脊梯田的最终目的地，而是位于必经之路上，在旅游线路上一般作为加点和旅途中用餐的景点，旅游项目以红瑶长发歌舞表演为主，辅之以村寨观光。这是整个梯田景区内唯一一场正式的歌舞表演，演员全部由该村的女性担任，表演的节目有欢迎歌、长鼓舞、舂米舞、抢新娘、梳长发等。黄洛寨有“天下第一长发村”的美誉，加之红衣艳丽，山歌婉转，这场表演受到游客的一致好评，2009年歌舞表演共接待69374人次，实现直接经济效益154.8万元。
三、民族旅游语境中的地方性知识
民族旅游的魅力在于地方性知识相对于普同性知识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因而在开发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和东道主社区总是力图展示最具“地方性”意味的文化来获得游客的青睐。黄洛瑶寨的旅游开发也是一场有选择的展演，龙脊梯田景区是以稻作文化遗产梯田观光和少数民族文化体验为主的一个景区，梯田是景区的核心资源，与之形成互补的则是红瑶的民俗风情。景区另有大寨、中禄、小寨、下布等红瑶村寨，而且都保存有较为完整的红瑶风情，但是这些村寨直到2003年以后才开通公路，所以1998年龙胜旅游总公司选择了可进入性较佳的黄洛寨作为红瑶文化的展示点，所展示的文化以红瑶的标志性文化为主。
(一)长发文化
瑶人素有留长发的习俗，古籍就有男女蓄发，盘结头顶，名为“椎髻”的记载。红瑶祖传认为头发是人的气血所化，不能随便剪下。女孩从出生到3岁时方剪一次头发，直到18岁再剪一次，平时都不再剪发。这两次剪下的头发要保留下来，盘发时夹入长发中一起盘髻。经过十几年精心护理，红瑶女人的发长平均可达1.7米左右，最长者可达2米。黄洛寨因为拥有为数众多的长发妇女，2002年县旅游局人员偕同黄洛瑶寨长发女性代表到位于上海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总部注册了“天下第一长发村”。政府和旅游公司在对外宣传时着意突出“长发村”以吸引游客，村中的歌舞表演以梳长发为压轴节目，在进入景区的大路口和寨前的金江河畔，都矗立着大幅的红瑶女在溪水中梳洗长发的宣传广告，“天下第一长发村”已成为黄洛寨的代称，并成为一种旅游宣传品牌。
(二)服饰文化
红瑶的族称来自女性颜色艳丽的上衣，可见女性服饰一直以来都是该族群显著的外部特征。传统的红瑶女性服饰由上衣、下装和配饰组成，服装的制作工艺主要以织、染、绣、挑为主，配饰为银质耳环、发梳和手镯等。上衣分为花衣和饰衣两种。花衣是红瑶服饰中的珍品，工艺复杂，耗时需一年左右，旧时女性从幼时便开始练习，到成年后方能完全掌握全套工艺。近年来，机织布和成品服装在红瑶地区泛滥，寨中30岁以下的女性几乎都不会制作花衣和饰衣，也很少穿着。歌舞表演时，年轻女演员所着红色饰衣都是由母亲或者奶奶制作。银饰中以耳环最引人注目，红瑶女子七八岁开始佩戴银质小耳环，婚后取下换上丈夫送的大耳环，生育后再换上更大的耳环。传统的银耳环样式简单且无饰纹，但颇为沉重，常年佩戴会使耳垂变形，现在寨中年轻女性已较少佩戴。在黄洛歌舞场内和路边经常能见到身着红衣的女性在售卖手工艺品，她们出售的商品以红瑶绣片、腰带和银饰为主，绣片的工艺与花衣上的挑绣工艺一致，腰带也是按传统工艺手工织成，银饰则是从外地贩运来的白铜手镯、项链等。
(三)歌舞文化
红瑶人的歌曲有两种，按唱词使用语言不同分为瑶歌和山歌，分别用平话瑶语和桂柳话演唱。大体上讲，对歌和红事时唱山歌，白喜、起房子时唱瑶歌。表演时所唱的《迎客歌》、《油茶歌》、《长发谣》都是由银水侗寨的寨主吴金敏在整理红瑶传统歌谣的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前两首借用了侗歌音调，《长发谣》的曲调取自潘内流传的平话瑶歌《十二月歌》，是女儿出嫁时母辈互相诉苦的哭嫁歌，原曲低缓忧伤，歌词中尽诉女性的艰辛，经加工后，后半句的曲调上扬了5度。调查中发现，黄洛寨并没有跳舞的传统，过去最常见的娱乐项目是唱调子，村民反映：“刚有外佬(指外国游客)来的时候，他们叫上几个人唱点歌梳梳长发，给上几百块钱。”可见，旅游中的舞蹈表演完全是出于游客的需要才被创造出来的。现在表演的舞蹈由文化馆的老师编排，《长鼓舞》是粤北山区排瑶的传统舞蹈；《舂米舞》的原型是山话红瑶传统的丧葬仪式，过去子女为逝去的父母举行仪式时，由前来吊丧的男性青壮年执长棒春击船形木槽的边缘和底部，发出有节奏的“啌咣啌咣”声响，以超度死者成为身份尊贵善良的本家祖先神，保佑家屋人财两旺。黄洛舞台上的《舂米舞》舞步跳跃、节奏欢快，表现的则是轻松愉快的丰收场面。
(四)住居文化
传统的黄洛民居都是典型的桂北干栏式建筑，房屋多为三层全木质结构：第一层圈养家畜，第二层住人，第三层储存粮食与物品。黄洛吊脚楼能充分利用地形地貌，采用附岩、镶嵌、支撑、筑台等多种方法叠石为坎，错层悬空，并形成独特的建筑风格。随着经济和旅游的快速发展，村民都把第一层的家畜圈养区外移，用来存放工具和杂物，火塘改为厨房，仍置于二楼。村中民居旅馆的建筑体量较大，多在三层以上，建筑面积是传统民居的两倍左右，厨房设在一楼，大厅和二楼改为餐厅，用于接待游客，三楼和四楼用作客房。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近几年的新建房屋大多使用了钢筋、水泥、砖块、瓷砖等现代建筑材料，满足了村民对防火、防潮以及优质生活的追求，也方便了旅游接待工作。但这类新建建筑都只是第一层使用现代材料，第二、第三层仍为木质结构，而且改内不改外，外观整体上仍保持着传统风格。
黄洛寨的地方性知识在民族旅游语境中的再生产，与传统时期的“无意识传承”不同，是一种由来自社区内外的力量共同参与的“有意识创造”过程，这一过程是基于满足地方性知识的“消费者”——游客的消费需求和文化主体——社区居民的发展需要，在旅游地政府、开发商、文化精英和旅游地原住民的多方对话与共同选择中完成的。这种选择性不仅体现在对地方性知识形式与内涵的选择性保留，对其他族群文化的选择性采借，也体现在对文化主体性别的选择与强化。正是通过这种选择，使得红瑶女性及其展示的地方性知识成为黄洛寨的核心旅游吸引物，旅游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活跃着红瑶女人的身影，红瑶妇女由此成为村寨旅游发展的中坚力量和最大的受益者，因而黄洛寨旅游发展的影响更多的作用于女性参与者。
四、旅游开发与黄洛寨妇女的生计变迁
上文所述的红瑶地方性知识在民族旅游语境中的再生产，可以归结为旅游开发对红瑶文化表征的影响，这是最易被熟悉红瑶文化的人所察觉的变化，但旅游开发对黄洛红瑶人的影响绝不仅仅发生在前台，同样作用于更为广阔深远的幕后。鉴于红瑶女性在黄洛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性，本文选取女性生计这一观察视角作为切入点，从社会性别和经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揭示旅游开发对黄洛寨的多维影响。以时间为纵向序列，以同村男性为横向参照，对近年来黄洛妇女的生计变迁进行考察，认为妇女生计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由农业转向非农业就业为主的生计
黄洛寨村民传统的生计方式是从事农耕，种植的作物主要是水稻，补充性的作物有红薯、玉米、芋头等。村中土地多数为坡地梯田，面积有限，亩产较低，作物收获主要用于糊口，属于自给自足的农户生计。20世纪90年代，有少量村民在农闲的时候外出务工，旅游开发以后外出务工的人数明显减少。近年来，有农户种植罗汉果等经济作物，或是养猪出售。总的来说，在旅游开发之前，黄洛寨村民一直延续着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方式。
村寨旅游业的发展为黄洛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村民的生计逐渐由农业就业为主转向非农业就业，旅游收入在村民的收入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其中，女性生计的变化尤为突出。根据2008年8月进行的入户普查结果，88.4％的村民都直接参与了旅游业，但是不同性别村民的参与方式有所区别。
从抽样统计的结果来看，黄洛寨的女性与男性在参与旅游业的方式和程度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别：首先，女性主要从事歌舞表演、售卖工艺品、土特产等工作，而较少经营餐馆和家庭旅馆等，抬轿子更是一人都没有；男性则较多地从事经营餐馆和家庭旅馆、抬轿子等工作。其次，男性参与旅游业的方式比较单一，较少出现身兼多职的情况，女性从事的工作则比较多元，往往是同一个人既参加歌舞表演，又出售工艺品和土特产，或许家中还经营有餐馆和旅馆。走访发现，村中的适龄妇女几乎全部参与到旅游业中，歌舞表演收入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从事旅游业已成为黄洛寨妇女目前的主要生计方式。
(二)由家户领域走向公众领域
黄洛村民的农耕生计主要是以家庭为组织单位的农业生产，男性负责养家糊口的大部分生产事宜；妇女除参与农业生产之外，主要负责与人类的生产和再生产相关的劳动，诸如生育、抚育和照顾老人的劳动。这种分工方式合乎人类学家提出的家户领域与公众领域的二元对立结构，即认为人类男女生物性的一般特征造成女人被限制在家户领域内，而男人则更多地活动于社会和公众领域。
旅游业的发展为黄洛的妇女打开了通往公众领域的大门，将她们置于旅游的“舞台”之上，妇女们逐渐走出了传统的家户领域，活动于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领域当中，从事表演歌舞、出售手工艺品、餐饮接待等各种工作。同时，她们交往的空间也在不断扩大，不再局限于家庭、邻居和邻村，她们与游客、导游、政府与旅游公司等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或机构有了更直接、更密切的联系。打破家户领域的限制，使黄洛寨的妇女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也更有可能实现自身的多重价值。
(三)生计水平的提高
从事旅游业为黄洛村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据金江村村委提供的数据，1993年之前，该村的人均年收入仅为436元，属于典型的贫困村；1998年旅游开发以后，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至2000年，村民的人均年收入提高到了716元，基本实现了温饱水平；2007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200元，与旅游开发前的生计水平相比，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村中的男性相比，黄洛妇女在旅游中所获得的收入明显更高，表3是对男女的个人旅游收入进行调查所得的数据。
调查结果显示，妇女的个人旅游年收入集中在5000元以上的水平，男性的则集中在3000元以下和10000元以上。从总体上来说，女性的个人旅游年收入高于男性。
妇女的旅游收入中，绝大部分是表演歌舞所得，这也是整个寨子旅游收入的主要来源。村中共有60位女性参与歌舞表演，按照所属的小组被编为4组，一天一组，4天一循环，当日表演结束后，从门票收入中抽取10％平均分给各位演员，旺季时每人每月有1500元左右的收入，淡季则一般在600元左右。歌舞表演收入的90％是集体收入，按照协议，提成40％给旅游公司，税费由公司承担，余下的60％年终时按户头分到各家，平均每户有10000元左右。除歌舞表演外，出售工艺品也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村中的大部分女性都从事这项工作，旅游旺季时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
(四)生计变迁对妇女地位的影响
生计方式的转变和生计水平的提高，对黄洛寨妇女的社会地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家庭地位、政治地位、教育地位等方面。
1.家庭地位
黄洛寨的女性比男性更广泛地参与到旅游业中，所获得的旅游收入也比男性更多。根据2008年8月所作的抽样调查，仅歌舞表演一项的收入就占村民家庭收入的60％。在调查的50户样本中，半数以上的黄洛寨村民家庭年收入在10000元以上，其中，有22％的家庭在20000元以上，女性在经济方面所作的贡献高于男性，经济收入的提高对女性的经济地位起到了明显的提升作用，80％的妇女在家庭中掌握经济大权，这有利于增加其在家庭重大事务上的决策机会和决策力度。妇女在家庭事务的决策上拥有比以往更多的发言权，尤其是在家庭日常生活方面，妻子的意见占主导地位，但家中重要事务的决策权仍主要掌握在男性手中。
2.政治地位
有学者在对一些民族旅游村寨进行研究后，认为民族旅游的开发虽然提高了妇女的经济地位，但是对妇女参政的积极影响并不显著。黄洛寨的村干部都是男性，但村中事务管理的权力也并非完全掌控在男性手中。2007年，旅游领导小组与私人老板联系鼓动其他村民更换开发商。大部分村民对此不满，但领导小组仍一意孤行，这时村中的一位女性潘红妹挺身而出，带领村民代表到乡县找领导询问对策，最后平息了这场风波。直到调研期间，她仍然不是旅游领导小组成员，也不是村干部，但参与小组会议和决策。潘红妹的事例，说明旅游开发对女性参政意识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3.教育地位
黄洛寨的女性受教育状况在旅游开发前并不乐观，主要是受制于落后的经济水平，加上在传统思想中女儿始终是别人家的人，因此，女性受教育机会较少，与男性相比受教育水平偏低。旅游开发使村寨的经济状况迅速好转，在与游客接触的过程中，村民逐渐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纷纷把子女送到学校接受教育，女童也享有与男童一样的受教育机会，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增加。此外，女性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有所提高。随着红瑶女性与外界的交往增加，语言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瑶话仍是日常语言， 会说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由于她们与游客接触的机会较多，普通话熟练程度优于男性。
五、黄洛红瑶妇女生计变迁的动因分析
生计方式的形成与变迁是族群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但社会环境往往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黄洛寨红瑶妇女的生计变迁正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引起的。全球化背景下兴起的民族旅游，把边缘族群的文化与社区卷入市场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洪流中来，使得世界各地的文化都正在经历着一个持续不断的“重构”过程，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旅游成为许多与黄洛寨类似的少数民族村寨社会变迁的催化剂，地方政府的强势引导和旅游市场的需求导向则进一步催生了文化与经济的转型，这些社区之外的拉动力量发挥作用的关键则在于社区内生的发展需要和主动性。
(一)社区内生的发展需要
黄洛寨传统的农耕生计由于产出效益低，难以满足居民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需求，致使该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发展新的生计手段，提高经济收入，是实现村寨发展的首要问题，也是黄洛村民内生的发展需要。龙脊梯田景区内其他村寨的成功开发，证明旅游业是实现村寨发展的途径之一。如先于黄洛开发的金竹、平安等壮族村寨，这些村寨旅游开发的方式同样是依托于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在开发的过程中，居民的传统生计方式逐渐转型，经济状况迅速好转，尤其是核心景区平安寨的居民，一年几十万的游客量使该村成为当地第一个依靠旅游致富的村寨。在黄洛还没有正式进行旅游开发的那几年，黄洛妇女便到平安寨售卖手工艺品或为游客表演梳长发以获取经济利益，因此经常与平安村民发生纠纷，甚至遭到驱赶，但是她们还是会时不时地出现在平安寨，可见其提高经济收入的迫切心理。
旅游开发以后，黄洛妇女们一改不在人前抛头露面的传统观念，登上舞台在满堂游客面前表演歌舞，主动向游客推销工艺品和土特产，积极参与到村寨旅游的发展中来，成为村寨旅游开发的主力军。可以说，黄洛妇女自身发展的需要和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其生计转型的重要主观原因。
(二)地方政府的强力引导
政府引导是影响黄洛妇女生计发生变化的主要外在因素，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推进了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农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龙胜县县委县政府提出的“旅游立县”发展战略给黄洛带来了直接的影响。黄洛寨所在的龙脊梯田景区是龙胜县的两大景区之一，自1993年开发以来，县政府通过引入开发商投资共建的方式，共投入5000余万元用于完善景区内旅游基础设施和提高旅游服务接待设施，基本上解决了旅游业发展的硬件问题，黄洛寨的歌舞表演场、道路硬化和铁索桥等建设项目的资金，绝大部分来源于这一批投入。政府同时注重以“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引导和扶持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的发展，邀请有经验的本土艺术工作者对黄洛的歌舞表演进行编排，吸纳村中妇女参与歌舞表演，并定期对她们进行培训。此外，县旅游局通过旅游推介会等形式，积极向外地组团社推介黄洛，逐渐使“天下第一长发村”的品牌得到旅游市场的认可。政府的引导为黄洛妇女的生计变迁提供了可能的方向，为她们发展新的生计手段提供了平台和环境。
(三)旅游市场的需求
旅游市场的需求也是影响黄洛妇女生计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的旅游市场是一个以需求为导向的市场，也就是说，旅游者有什么样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旅游地会有什么样的产品，也决定了不同旅游地的命运，只有那些适应市场需求的旅游地才能够获得长久的发展。旅游者是一个求新求异的群体，对多元文化的体验和差异性的视觉体验有着执著的追求。根据对龙脊梯田前几次的旅游市场问卷调查，游客认为龙脊景区最富有吸引力之处在于规模宏大的梯田景观，其次就是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旅游者到景区来，既希望能欣赏到梯田美景，也期望能领略到民俗风情。选择黄洛寨作为景区内歌舞表演的定点，主要是出于丰富旅游项目的考虑，而黄洛寨的交通区位，是适合作为加点项目的；选择以女性文化为主题的歌舞表演形式，则是因为红瑶女性的长发、红衣更符合旅游者对少数民族的期望与想象。旅游市场的需求对黄洛寨旅游开发形式、旅游参与主体起到了重要的诱导作用，进而间接地影响了黄洛妇女的生计变迁。
六、结论与讨论
民族旅游开发对目的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经济带来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许多学者在肯定旅游业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同时，对传统的地方性知识在旅游中被作为一种消费品总是持有一种反感的态度。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一种持续的构建过程中形成的，纯粹的、不受任何外来文化影响的民族文化从来都不存在，更何况在现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各民族互动交融非常频繁，文化共享已成为必然。与其把这种现象贬斥为一种“贩卖文化”的手段，不如说这是地方性知识调适于新的社会环境的路径之一。在许多没有发展旅游的民族村寨中，由于媒体传播、地域交流、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地方性知识的变迁以另一种同样迅速的方式在进行。黄洛寨的红瑶妇女成功实现了对现代化的调适，传统的地方性知识在旅游语境中成为红瑶妇女新的生计手段，对生计水平和性别分工也有积极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升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为她们带来了更好的生活和发展。新的发展模式也为民族村寨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但是从观察中还是不难看出，这种文化和经济的转型存在一些问题，诸如传统服装制作工艺等地方性知识在代际传承中的断裂，旅游业的发展对社区内部人际关系的影响，新生计方式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等。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使妇女在参与民族旅游的过程中获得全面、可持续的发展，同时确保民族文化的延续与传承，是值得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