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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从我们老家沙市到武汉是没有高速公路的。长途车一般都要开五六个小时。而我们的终点站一定都是武昌的傅家坡。妹妹读的湖北省幼儿师范学校就在那里，而我帮妹妹安顿好行李，再坐公交车回自己的华师大也是很方便的事情。
妹妹来武汉读书之前，我也常常去傅家坡。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刚进大学不久，我们寝室的七个女生一起去，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买了件打折的夹克衫，然后大家一起陪我去中南商场的理发店剪了个“幸子头”。这两件事情虽然都不大，可是对我却是别有深意的。从小到大我妈都是大花大朵地打扮我。而长头发长辫子几乎就是从小到大的标志。现在我穿了夹克剪了短发，而且还参照了最流行的电视剧，这似乎宣告了我自己独立时代的到来。当然啦，这并不是说我这个乖乖女过去在家一直是唯唯诺诺的，正相反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大，从很小起我就“参政议政”，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帮助妹妹脱胎换骨。
“脱胎换骨”是我爸最先说的，他说的时候总是语重心长，充满无奈和心酸。他说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一家人围坐在客厅里，日光灯在头顶上发出轻微的嗞嗞声，那种苍白色的光线投射下来，每个人的脸色都显得有些凝重。尤其是我妈，虽然半边身子坐在沙发上，可前倾的姿态里充满了焦虑和张皇，总是她最先憋不住地对着屋中间的那个小人说：
“你说啊，怎么想的，说话啊，你!”
我妹妹就是屋中间的那个小人，也是需要脱胎换骨的那个。这个人总是低着头，手绞来绞去，可什么也不说。她这个样子真是急人。用我们家乡话说就是“捞到就是死的，放了又活起来”。你根本没办法问出她什么细节，因为她连点头和摇头都是非常含糊的。每一回的家庭会议几乎都是大致相仿的模式，比如大家集体的批评、指责、帮助以及呵斥，而最后也总是以老爸和风细雨地说一声“以后要记得，听见没?要争取脱胎换骨……”来结束谈话。然后就看见妹妹会微露喜色，似乎连鼻子尖尖上的细微汗珠都如释重负。很久以后我们都成为大人了，有一回我想起来小时候的事情便问了妹妹一句，为什么每次批判会她都不肯说话，而且也从不为自己辩解。妹妹诡秘地笑了，想也不想地说：
“哎哟姐，这问题你还问啊你，你说我说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说任何话都会激起你们更大的反驳。我干脆不说还好些，反正，就等你们说，说个够，说到那个脱胎换骨，我就想终点来喽。”
妹妹从小就顽皮好动和我的安静乖顺形成截然对比。让我的父母为她真是操了不少心。比如妹妹的入来疯，简直让父母伤透了脑筋——她总是在客人来家的时候将所有的抽屉都拉开，顺着这“楼梯”迅速往上爬，然后坐在五屉桌上冲客人晃脚丫子；她总是翻出爸爸订的连环画册，专门挑裸女沐浴的那张在客人脸上晃来晃去；她和隔壁的男孩商量，怎么翻过五楼阳台逃出家门，临出门还制造假象。似乎她从来没有离开过一分钟；她荡秋千荡到几乎和秋千杆齐平，结果一失手狠狠摔下来，就在爬起来的第一时间背诵乘法口诀，因为她想证实自己到底有没有摔成脑残；妈妈出门时让她穿的毛背心，她一离家就在拐弯的地方脱掉，而放学回家时又躲在墙角把背心穿上，若无其事。再大一些她和同学出走，交男朋友、抽烟、和老师闹僵……她简直让人头疼欲裂。
就是这样一个人，现在终于要和我一起去武汉念书了。
每次假期过后。我们总是从家里带来大包小包，我们带腊肉香肠、沙市特色的酥糖和炸卤花生，带妈妈亲自卤的牛肉和蹄觚还有各种泡菜、臭豆腐，以及倒了满满半瓶香油的黄豆酱。每次从家返回学校，整整一个箱子都是给我们用来装吃的，那些瓶瓶罐罐在车上相互挤碰着，芝麻油啊猪油啊就从纸箱子边鼬出来，发出汪汪的好吃而诱人的光。而那所有的吃的必定是会带给寝室和楼道一阵疯狂。有一回一瓶豆瓣酱瓶子不小心被碰翻在地上。让所有的人心疼不已，而那豆瓣酱混合香油的味道，整整一个礼拜让寝室里的人都神思恍惚。
那时候我们是多么想吃东西啊!总是觉得饿，饿。特别是妹妹她们每天有大量的练功任务，消耗出奇大，而幼师的食堂又根本没有什么好吃的，结果她就拼命吃馒头。那种蜂窝眼巨大的、黑不溜秋的馒头她一次能吃好几个下去。也没曾想到这白菜稀饭的一年下来。妹妹居然胖了十多斤!妹妹有一张照片。是二年级的时候站在幼师校门口我帮她拍的。妹妹圆嘟嘟的脸红扑扑地放着光，“好像一把能掐得出血来”(这可是我们邻居家阿姨的原话)，浅色的牛仔裤紧紧绷在腿上，那可是浑圆壮实标准的小象腿哪!照片上的妹妹咧着嘴巴灿烂地笑着，在那种正午的、似乎听得到风声的阳光下，她的脸像一瓣荷花，找不到一丝阴影。
也因为老想着吃，每到休息天的时候妹妹就特地来我们师大这边打打牙祭。那个时候武汉的大学都流行“爱在华师，吃在华师”的名言。而我们最爱吃的两样都是华师最著名的，一个是早餐的肉包子，还有一个就是中午的牛肉小炒。我常常就坐在妹妹对面，看她狼吞虎咽着，听她抱怨幼师的伙食是世界上最差的话。“简直比非洲难民营还差”，有一回她这样说。妹妹还说她从来都没有吃饱过，因为她们的老师不允许她们吃饱。“吃，吃，就知道吃，吃得像个大肥猪还怎么跳得起来呢?”教她们练功的老师常常这样鄙视地对她们说。特别是那个教她们唱歌的老太太，从来都没有露过笑脸。“她总是说我们唱得连狗屎都不如。”妹妹一边大口嚼着牛肉一边愤愤不平地说。
不过说完这些，妹妹却也很快地高兴起来。特别神秘地告诉我说她喜欢上体育课，因为那个老师对她说她的韧带柔软性和肌肉爆发力都很不错。她还学老师的样子说，只可惜学得晚了，要是在小学之前就去学体操就好了，说不定还能当世界冠军呢。这话不无道理，因为湖北的体操向来都是全国领先的，我们身边就有不少家庭将孩子早早送到市体校去，不就是希望出个成绩吗?我们两个一边分析着，一边啃着从路边小摊买来的羊肉串，我们一路大口嚼着羊肉感叹着，觉得我们的父母怎么这么短见呢，不然的话我们家不就多了一个可以炫耀的世界冠军了吗?“唉，谁知道他们怎么想啊。算了算了。”妹妹吞下最后一口羊肉，将那种烤得半焦的、原本是用来织毛线的竹签子插在花坛边上。
这次谈话后，为了鞭策这个和世界冠军擦肩而过的人努力学习，作为姐姐的责任，使得我去找人给她写了一张条幅，嘱咐她挂在自己的帐子里激励自己上进。那上面是我帮她挑选的虞世南的《咏蝉》最后两句：“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我很得意地念给妹妹听，没想到她看也不看，撇了撇嘴，对我说：“姐哟，我只是住个上铺而已，哪里有你想的那么高啊!”
说归说，妹妹还是欢喜地收下来，还自作主张地将两张流行歌手的大海报和那张条幅合并一起。于是她的帐子里就显得怪怪的花里胡哨——那些大海报上的人，正是那个时代的青春偶像：长发披肩的齐秦和阳光灿烂的小虎队。
不记得谁说过每个人的青春都和流行歌手保持着天性中的亲近，我想我们当然也不例外。傅家坡那里很有名的中南商场一楼柜台是音像部，那是我们常常光顾的地方。我们的好多 磁带都是在那里买的。我买过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潘美辰的《我想要有个家》，童安格的《把根留住》等等，还买过齐豫齐秦姐弟俩的好多磁带，特别是《狼》专辑我们真是听过无数遍。齐秦那忧郁不羁的眼神和气质，成为我和妹妹共同的偶像。而对于十六岁的妹妹来说，迷恋更多的则是小虎队。
幼儿师范管理严格，宿舍晚上十点准时熄灯，而妹妹那时候多半是悄悄跑到厕所旁边，借那里的路灯给霹雳虎吴奇隆写信。那路灯是声控的，要跺脚才能亮一下，我真是很难想象那些晚上她到底该跺多少脚才能完成一封信呢。可妹妹却写了一封又一封，还把妈妈带给她的南宁红豆寄给吴奇隆，搞得妈妈大为恼火，说妹妹从来不把家里的东西当东西。可妹妹却乐此不疲，振振有词，还说她只不过暂时借下道具而已，“以后我给您买珍珠买钻石吧”，这是妹妹的名言，她的名言还包括“霹雳虎一定会回信的”，那是她在生理卫生课上偷偷给我写的明信片，那上面贴了好多小虎队的不干胶，在这些年轻的“老虎”旁边，画着她自己，她就是属老虎的，在这只老虎的尾巴旁边连续打了三个黑色的惊叹号，又粗又重，表示她誓当小虎队粉丝的信心和决心。
当然最终妹妹是没有收到什么回信的，我爸说的，人家霹雳虎成麻袋成麻袋的信，哪里有工夫搭理你!不过这似乎并不打击妹妹天生的热情，她照样热火朝天地写信、串门，而且这个时候她喜欢上了看电影。
几乎每个周末她都要来我们大学看露天电影，那场子很大，是阶梯式的，有青砖围墙。座位就是石头和青草交织的一级一级的台阶，一般我们都坐在小板凳上。春天夏天会闻到那些青草的味道，电影还没开始的时候会有人嬉闹，也有人随手拔一根草含在嘴里看着想着什么。银幕四边是大绳子牵住的，两边都可以坐人，有时候起风的时候，你能看见那些风走过的痕迹。是那种风的波浪从银幕上滚过去，这时候银幕上的人的面孔鼓起来，接着是手臂和腿，银幕外就是一浪一浪的笑声和叫声。看露天电影真是一种美好的集体活动，在那些夏天的黄昏，男孩女孩们在掩映的树丛里，小凳子并排坐着，他们年轻的肩膀就像青草的气息那样若有若无地浮现倚靠着。
妹妹周末总是很准时地来我的宿舍，她自己从桌子下面拿出那个掉了漆的淡黄色小凳子，从抽屉里拿出几个塑料的椭圆形的电影票，紧紧跟在我们后面。学校里每个星期都会放映不同的电影，电影票也就是不同颜色的塑料票，妹妹常常把它们摆在手上欣赏。她总是偏着头说：“啧啧，四毛钱可以看两场大片哦，姐，真是划算死。”妹妹的这个说法的确有代表性，有我们班河南籍的男同学作例，他发誓说他要把四年里学校放的所有电影一部不落地看完，于是无论多烂的片子，无论天气多么恶劣，他都准时带上小板凳，那些周末的黄昏他穿戴整齐、一丝不苟地从宿舍往外走，就好像他要去政府机关上班一样。
有一阵我和妹妹突发奇想，跟踪在他背后，偷偷地模仿他走路，东倒西歪，你推我搡地笑倒在露天电影院最后面的台阶上。只是有一天，当我们看见这个男生在下雨的时候一个人站在台阶上，垂着手也不打伞，不知道看着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才发觉，其实一个人的孤独是这么相似和真实。于是，那一天我们从电影院离开，在这个名叫桂子山的马路上荡来荡去，当我们穿过那些有斜坡的开迎春花的地方，我们不禁在黄昏里放慢脚步。我和妹妹开始说起以后我们的理想，以及我们最想去的国家和地方。
我对妹妹说我最想去的是丹麦，因为那里有安徒生，我想看看那个一直坐在海边的美人鱼雕塑。说完我就沉默起来，或许是因为遥远，还有那种漫长的憧憬。我们走过那些拐弯的山坡，路边有些新的茶室都围着一圈彩灯，一闪一闪的，里面传来吉他和稚嫩的歌喉唱着《恋曲1990》。这时候妹妹说她最想去的国家是美国，因为那里有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那时候妹妹正迷恋着这位超级歌星，而我却不以为然。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以姐姐的正襟危坐来怀疑和打击小妹的审美观。一直到很多年后，当我独自在街道上听到迈克尔那来自太空的令人震撼的声音。我才发觉自己是多么无知。这样的无知还包括妹妹向我推荐转录的芭芭拉·史翠姗的磁带，而在我没有听到那美妙的神秘的歌声以前，我一直都认为那是小妹的狐朋狗友们的趣味——在那时的我看来，她常常提到的什么肥子啦、粑粑啦、毛糊拉子啊，这些名字都是多么的鬼头鬼脑，让我不屑一顾啊!
在幼师的床头，妹妹经常放的就是一本《女中学生三部曲》，那是从她们学校的图书馆借的，封皮有些破了，书脊那里还用纸补过。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家乡的报纸上发表一些作品了，有一回当我告诉妹妹，我其实还是对儿童文学最感兴趣的时候，妹妹严肃而肯定地对我说：
“姐姐，我跟你说，你要做就要做秦文君那样的作家。”
说这句话的时候妹妹若有所思，她就坐在她们寝室刚刚破掉的窗口那里，刚刚被报纸糊过的地方，被风吹得鼓起来，阳光从缝隙里投射进来。而就是在那细线一样的阳光下，我第一次发现妹妹好像有点成熟起来了。而她居然也以老练的口吻说起我的选择，还说正是因为秦文君的文字让她突然看清楚了自己的道路。可是那到底是什么道路呢?我还没来得及问，翠儿就从门外憨憨地微笑着过来了。
翠儿是妹妹在幼儿师范交到的最好的朋友。她是那么可靠朴实和沉默。在妹妹的钥匙不小心掉到厕所里的时候。是她帮妹妹捞起来，在妹妹脚趾发炎腿肿的那些日子，是她帮妹妹洗衣服打饭，而当妹妹有一天晚上夜不归宿，她比谁都急，她不停地说，我怎么跟杨妈交代呢?杨妈拜托过我的呀。
杨妈是翠儿对我母亲的称呼，而翠儿说的妹妹夜不归宿这件事也最终成了一个大事件，妹妹还受到了学校的警告处分。事情其实现在想起来比较简单的。因为那几个星期我去中学实习来不及照管她了，于是她开始玩心大发，偷偷逃课去公园溜冰。溜冰是那个时候很时兴的一项娱乐，五块钱一个场次，可以滑一个小时。其实那都是非常简陋的水泥的圆形场地，被简单的铁栏杆和扶手围起来。溜冰鞋是四个轮子有绑带的那种，那些绑带都是脏兮兮的，几乎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而放在露天桌子上的大录音机一律大声地放着流行乐，喇叭里传出的那些音乐都同时带有很响的吱吱声，那是磁带摩擦的时候被放大的声音。
妹妹就是在这样的地方遇到了一个男孩，一个比她大些的在职高读书的男孩。那么他们发生了些什么呢?
这是后来的焦点，也是事情的严重所在。可是他们却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只不过遇到了，然后就攀谈起来，估计他们谈得还不错，或者他们并没有谈得太多，因为在溜冰场上其实是不需要更多言语的。他们脚底生风地相互看了一眼，然后相互就很容易有了青春期男孩女孩彼此产生的好感，那种在空气里就可以感受到的欣欣然。自然女孩是会滑一点冰的，却并不精通，这给了男孩接近她和教她的理由，于是他们一起滑，显然非常开心和愉快，于是当后来结束溜冰后男生提出去看长江，还说可以陪女孩走一次长江大桥，女孩当然就欣然接受 了邀请。这实在是很浪漫的，长江和长江大桥几乎是那个时代最自然的美和最现代的美的象征，而徒步走过长江大桥对一个十六岁的女孩，不仅是浪漫还是一种体力的挑战，于是她就和他一起去走了。这一走就是三个多小时……
在以后的日子我常常在想，这个可以写成多么好的小说啊，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走着聊着，夜深入静，最后，他们的腿走疼了实在走不动了，女孩就来到男孩家里。男孩家就在大桥的底下，家里很小，进去的时候吵醒了已经睡着的男孩妈妈，男孩妈妈并没有说什么，她大略知道这个女孩走累了，就安排她睡在他们家进门的沙发上……想想这一切都是富有逻辑和正常的，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可是女孩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一夜的不归，该有多少话题和猜测可以酝酿，还有夸大其辞的，还有偷偷打小报告的，还有幸灾乐祸的，还有过分关心的，只是她怎么想得到呢?一场巨大的改变正在形成——因为事情本身就已经构成了旷课出走和严重违反校规，女孩还来不及申辩什么，就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大大地公布在处分的学校公告栏里。
而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本分的老百姓的家庭来说，真是轩然大波了。我能想象父母的那种着急和痛苦，他们闻讯后连夜从沙市赶到学校，他们马不停蹄地在学校上下奔走求情，为了妹妹的前途还有小户人家小心翼翼维护的名声，他们的声音是焦虑的还带了几分的自卑在里面，他们的神情很是黯然而且疼痛，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筋疲力尽地将妹妹带回家“好好管教”，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儿总是一错再错，还完全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妹妹自然又成了站在家庭会议中心的、低着头等着‘脱胎换骨’的那一个，她永远都还是那个模样，不激动也不沮丧，不说话也不申辩，一副甘愿受罚的样子。成年后她不止一次认真地对我说：“姐姐你真是不知道，我好巴不得快点听到‘脱胎换骨’这几个字啊，因为这就是说本次被你们的批斗就要全部结束了……”我们两个都不禁相视而笑起来，可是在当时，在那盏亮着的苍白色的日光灯下，每个人的心里都真实地充满了酸楚、无奈和无助。
转眼间我就要大学毕业了，在我毕业的九十年代初期，很多人选择去南方发展，可是我却选择了北上，原因很简单，我选择了爱情。走的时候，一家人都来武昌火车站送我，小妹自然也在其中，她还专门买了礼物给我，是老毛病逃课到中南商场去买的。她专门挑选的小猫摆设，一大一小，雪白的，紧紧地依靠在一起，非常温馨。后来我才知道，一向粗枝大叶的妹妹在回学校的路上，不知怎么的在公交车上将大猫的鼻子给碰掉了，她气急败坏地赶回学校，自己想办法用橡皮泥重新做了一个鼻子给大猫粘上去。我可以想象她那又气又急又得意的样子，她总是那么沉不住气啊。
我终于看到了那个新做的橡皮泥的猫鼻子。虽然它又大又蠢，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泪水涟涟——那透明的包装里有一封折叠复杂的信，那信的背面是用“晶”子搭起来的几个字，“永远想你”还有“永远爱你”，那里面还有一绺绑了紫色毛线的头发，被辫成了细细的辫子，那毛线我是多么熟悉，那是妈妈为我织的毛衣多余下来的线。我们姐妹俩常常用它缠橡皮筋，用来扎头发。妹妹总是比我缠得好，她的动手能力比我强多了。而那封信就是这样在我的眼前展开了——亲爱的姐姐：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你大学已经毕业了，昨天妈妈(到)我的学校来，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姐姐分到西安。我当时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悲伤。十七个年头的姐妹情谊呀!我当时好象(像)觉得一辈子也见不到你了。
记得我原来曾说过，我情愿你分回沙市的话吗?你问我为什么，我不告诉你，其实你应该知道的，这个世界上我只佩服一个人，那就是你，姐姐!如果你走了，我不知道我以后的路该怎样走下去，每次当我失败的时候，总是你为我打气，使我有勇气面对新的现实；每次当我有困难的时候，你也总是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使我渡过难关。当我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又是你叫我不要骄傲轻心……很多很多的事都可以说是你给了我力量和信心，可是我却很少为你分担些什么。
我的道路是你为我安排好的，我也兴(庆)幸踏上这条正确而充实的路，以后的路我会踏着你的脚印走，但愿我能赶上你一点点，哪怕是百分之十也好!
姐，我听见了火车的声音，一声紧似一声，是在催你走吗?
姐，喜欢这对小猫吗?那只大猫的鼻子被我在路上弄掉了。后来还是我用橡皮泥捏了贴上去的，怎么样，不说还看不出来吧!还有小妹的一缕“青丝”，要是想我了，摸一下它，就当小妹在你面前吧。
姐，你会想家吗，会想我吗?
祝福你：
幸福平安!愿欢笑永远伴随你，姐姐!
晓明哥、姐姐：快乐、安定!
小妹于91.7.2
小小的塑料袋装得下我的一片情，却装不下我的一颗心!
当我在火车上打开信的时候，已经泣不成声，我的泪从手指缝里渗出来，我已经分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因为什么而哭泣。当外面的站台渐渐往后移动，当亲人的手越来越小，当母亲突然奔跑在站台上，我开始明白我要真正地离开家了，我就要去我向往的远方，只是这确定是我的道路吗?是妹妹很久以前说过的，那个叫秦文君的人在小说里描述的那个道路吗?我不知道，更无法说清楚，我只知道那一刻武昌这个城市已经渐渐远离浮我，而我和小妹的傅家坡就这样消失在七月初夏的夜空里了。
妹妹来武汉读书之前，我也常常去傅家坡。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刚进大学不久，我们寝室的七个女生一起去，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买了件打折的夹克衫，然后大家一起陪我去中南商场的理发店剪了个“幸子头”。这两件事情虽然都不大，可是对我却是别有深意的。从小到大我妈都是大花大朵地打扮我。而长头发长辫子几乎就是从小到大的标志。现在我穿了夹克剪了短发，而且还参照了最流行的电视剧，这似乎宣告了我自己独立时代的到来。当然啦，这并不是说我这个乖乖女过去在家一直是唯唯诺诺的，正相反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大，从很小起我就“参政议政”，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帮助妹妹脱胎换骨。
“脱胎换骨”是我爸最先说的，他说的时候总是语重心长，充满无奈和心酸。他说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一家人围坐在客厅里，日光灯在头顶上发出轻微的嗞嗞声，那种苍白色的光线投射下来，每个人的脸色都显得有些凝重。尤其是我妈，虽然半边身子坐在沙发上，可前倾的姿态里充满了焦虑和张皇，总是她最先憋不住地对着屋中间的那个小人说：
“你说啊，怎么想的，说话啊，你!”
我妹妹就是屋中间的那个小人，也是需要脱胎换骨的那个。这个人总是低着头，手绞来绞去，可什么也不说。她这个样子真是急人。用我们家乡话说就是“捞到就是死的，放了又活起来”。你根本没办法问出她什么细节，因为她连点头和摇头都是非常含糊的。每一回的家庭会议几乎都是大致相仿的模式，比如大家集体的批评、指责、帮助以及呵斥，而最后也总是以老爸和风细雨地说一声“以后要记得，听见没?要争取脱胎换骨……”来结束谈话。然后就看见妹妹会微露喜色，似乎连鼻子尖尖上的细微汗珠都如释重负。很久以后我们都成为大人了，有一回我想起来小时候的事情便问了妹妹一句，为什么每次批判会她都不肯说话，而且也从不为自己辩解。妹妹诡秘地笑了，想也不想地说：
“哎哟姐，这问题你还问啊你，你说我说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说任何话都会激起你们更大的反驳。我干脆不说还好些，反正，就等你们说，说个够，说到那个脱胎换骨，我就想终点来喽。”
妹妹从小就顽皮好动和我的安静乖顺形成截然对比。让我的父母为她真是操了不少心。比如妹妹的入来疯，简直让父母伤透了脑筋——她总是在客人来家的时候将所有的抽屉都拉开，顺着这“楼梯”迅速往上爬，然后坐在五屉桌上冲客人晃脚丫子；她总是翻出爸爸订的连环画册，专门挑裸女沐浴的那张在客人脸上晃来晃去；她和隔壁的男孩商量，怎么翻过五楼阳台逃出家门，临出门还制造假象。似乎她从来没有离开过一分钟；她荡秋千荡到几乎和秋千杆齐平，结果一失手狠狠摔下来，就在爬起来的第一时间背诵乘法口诀，因为她想证实自己到底有没有摔成脑残；妈妈出门时让她穿的毛背心，她一离家就在拐弯的地方脱掉，而放学回家时又躲在墙角把背心穿上，若无其事。再大一些她和同学出走，交男朋友、抽烟、和老师闹僵……她简直让人头疼欲裂。
就是这样一个人，现在终于要和我一起去武汉念书了。
每次假期过后。我们总是从家里带来大包小包，我们带腊肉香肠、沙市特色的酥糖和炸卤花生，带妈妈亲自卤的牛肉和蹄觚还有各种泡菜、臭豆腐，以及倒了满满半瓶香油的黄豆酱。每次从家返回学校，整整一个箱子都是给我们用来装吃的，那些瓶瓶罐罐在车上相互挤碰着，芝麻油啊猪油啊就从纸箱子边鼬出来，发出汪汪的好吃而诱人的光。而那所有的吃的必定是会带给寝室和楼道一阵疯狂。有一回一瓶豆瓣酱瓶子不小心被碰翻在地上。让所有的人心疼不已，而那豆瓣酱混合香油的味道，整整一个礼拜让寝室里的人都神思恍惚。
那时候我们是多么想吃东西啊!总是觉得饿，饿。特别是妹妹她们每天有大量的练功任务，消耗出奇大，而幼师的食堂又根本没有什么好吃的，结果她就拼命吃馒头。那种蜂窝眼巨大的、黑不溜秋的馒头她一次能吃好几个下去。也没曾想到这白菜稀饭的一年下来。妹妹居然胖了十多斤!妹妹有一张照片。是二年级的时候站在幼师校门口我帮她拍的。妹妹圆嘟嘟的脸红扑扑地放着光，“好像一把能掐得出血来”(这可是我们邻居家阿姨的原话)，浅色的牛仔裤紧紧绷在腿上，那可是浑圆壮实标准的小象腿哪!照片上的妹妹咧着嘴巴灿烂地笑着，在那种正午的、似乎听得到风声的阳光下，她的脸像一瓣荷花，找不到一丝阴影。
也因为老想着吃，每到休息天的时候妹妹就特地来我们师大这边打打牙祭。那个时候武汉的大学都流行“爱在华师，吃在华师”的名言。而我们最爱吃的两样都是华师最著名的，一个是早餐的肉包子，还有一个就是中午的牛肉小炒。我常常就坐在妹妹对面，看她狼吞虎咽着，听她抱怨幼师的伙食是世界上最差的话。“简直比非洲难民营还差”，有一回她这样说。妹妹还说她从来都没有吃饱过，因为她们的老师不允许她们吃饱。“吃，吃，就知道吃，吃得像个大肥猪还怎么跳得起来呢?”教她们练功的老师常常这样鄙视地对她们说。特别是那个教她们唱歌的老太太，从来都没有露过笑脸。“她总是说我们唱得连狗屎都不如。”妹妹一边大口嚼着牛肉一边愤愤不平地说。
不过说完这些，妹妹却也很快地高兴起来。特别神秘地告诉我说她喜欢上体育课，因为那个老师对她说她的韧带柔软性和肌肉爆发力都很不错。她还学老师的样子说，只可惜学得晚了，要是在小学之前就去学体操就好了，说不定还能当世界冠军呢。这话不无道理，因为湖北的体操向来都是全国领先的，我们身边就有不少家庭将孩子早早送到市体校去，不就是希望出个成绩吗?我们两个一边分析着，一边啃着从路边小摊买来的羊肉串，我们一路大口嚼着羊肉感叹着，觉得我们的父母怎么这么短见呢，不然的话我们家不就多了一个可以炫耀的世界冠军了吗?“唉，谁知道他们怎么想啊。算了算了。”妹妹吞下最后一口羊肉，将那种烤得半焦的、原本是用来织毛线的竹签子插在花坛边上。
这次谈话后，为了鞭策这个和世界冠军擦肩而过的人努力学习，作为姐姐的责任，使得我去找人给她写了一张条幅，嘱咐她挂在自己的帐子里激励自己上进。那上面是我帮她挑选的虞世南的《咏蝉》最后两句：“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我很得意地念给妹妹听，没想到她看也不看，撇了撇嘴，对我说：“姐哟，我只是住个上铺而已，哪里有你想的那么高啊!”
说归说，妹妹还是欢喜地收下来，还自作主张地将两张流行歌手的大海报和那张条幅合并一起。于是她的帐子里就显得怪怪的花里胡哨——那些大海报上的人，正是那个时代的青春偶像：长发披肩的齐秦和阳光灿烂的小虎队。
不记得谁说过每个人的青春都和流行歌手保持着天性中的亲近，我想我们当然也不例外。傅家坡那里很有名的中南商场一楼柜台是音像部，那是我们常常光顾的地方。我们的好多 磁带都是在那里买的。我买过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潘美辰的《我想要有个家》，童安格的《把根留住》等等，还买过齐豫齐秦姐弟俩的好多磁带，特别是《狼》专辑我们真是听过无数遍。齐秦那忧郁不羁的眼神和气质，成为我和妹妹共同的偶像。而对于十六岁的妹妹来说，迷恋更多的则是小虎队。
幼儿师范管理严格，宿舍晚上十点准时熄灯，而妹妹那时候多半是悄悄跑到厕所旁边，借那里的路灯给霹雳虎吴奇隆写信。那路灯是声控的，要跺脚才能亮一下，我真是很难想象那些晚上她到底该跺多少脚才能完成一封信呢。可妹妹却写了一封又一封，还把妈妈带给她的南宁红豆寄给吴奇隆，搞得妈妈大为恼火，说妹妹从来不把家里的东西当东西。可妹妹却乐此不疲，振振有词，还说她只不过暂时借下道具而已，“以后我给您买珍珠买钻石吧”，这是妹妹的名言，她的名言还包括“霹雳虎一定会回信的”，那是她在生理卫生课上偷偷给我写的明信片，那上面贴了好多小虎队的不干胶，在这些年轻的“老虎”旁边，画着她自己，她就是属老虎的，在这只老虎的尾巴旁边连续打了三个黑色的惊叹号，又粗又重，表示她誓当小虎队粉丝的信心和决心。
当然最终妹妹是没有收到什么回信的，我爸说的，人家霹雳虎成麻袋成麻袋的信，哪里有工夫搭理你!不过这似乎并不打击妹妹天生的热情，她照样热火朝天地写信、串门，而且这个时候她喜欢上了看电影。
几乎每个周末她都要来我们大学看露天电影，那场子很大，是阶梯式的，有青砖围墙。座位就是石头和青草交织的一级一级的台阶，一般我们都坐在小板凳上。春天夏天会闻到那些青草的味道，电影还没开始的时候会有人嬉闹，也有人随手拔一根草含在嘴里看着想着什么。银幕四边是大绳子牵住的，两边都可以坐人，有时候起风的时候，你能看见那些风走过的痕迹。是那种风的波浪从银幕上滚过去，这时候银幕上的人的面孔鼓起来，接着是手臂和腿，银幕外就是一浪一浪的笑声和叫声。看露天电影真是一种美好的集体活动，在那些夏天的黄昏，男孩女孩们在掩映的树丛里，小凳子并排坐着，他们年轻的肩膀就像青草的气息那样若有若无地浮现倚靠着。
妹妹周末总是很准时地来我的宿舍，她自己从桌子下面拿出那个掉了漆的淡黄色小凳子，从抽屉里拿出几个塑料的椭圆形的电影票，紧紧跟在我们后面。学校里每个星期都会放映不同的电影，电影票也就是不同颜色的塑料票，妹妹常常把它们摆在手上欣赏。她总是偏着头说：“啧啧，四毛钱可以看两场大片哦，姐，真是划算死。”妹妹的这个说法的确有代表性，有我们班河南籍的男同学作例，他发誓说他要把四年里学校放的所有电影一部不落地看完，于是无论多烂的片子，无论天气多么恶劣，他都准时带上小板凳，那些周末的黄昏他穿戴整齐、一丝不苟地从宿舍往外走，就好像他要去政府机关上班一样。
有一阵我和妹妹突发奇想，跟踪在他背后，偷偷地模仿他走路，东倒西歪，你推我搡地笑倒在露天电影院最后面的台阶上。只是有一天，当我们看见这个男生在下雨的时候一个人站在台阶上，垂着手也不打伞，不知道看着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才发觉，其实一个人的孤独是这么相似和真实。于是，那一天我们从电影院离开，在这个名叫桂子山的马路上荡来荡去，当我们穿过那些有斜坡的开迎春花的地方，我们不禁在黄昏里放慢脚步。我和妹妹开始说起以后我们的理想，以及我们最想去的国家和地方。
我对妹妹说我最想去的是丹麦，因为那里有安徒生，我想看看那个一直坐在海边的美人鱼雕塑。说完我就沉默起来，或许是因为遥远，还有那种漫长的憧憬。我们走过那些拐弯的山坡，路边有些新的茶室都围着一圈彩灯，一闪一闪的，里面传来吉他和稚嫩的歌喉唱着《恋曲1990》。这时候妹妹说她最想去的国家是美国，因为那里有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那时候妹妹正迷恋着这位超级歌星，而我却不以为然。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以姐姐的正襟危坐来怀疑和打击小妹的审美观。一直到很多年后，当我独自在街道上听到迈克尔那来自太空的令人震撼的声音。我才发觉自己是多么无知。这样的无知还包括妹妹向我推荐转录的芭芭拉·史翠姗的磁带，而在我没有听到那美妙的神秘的歌声以前，我一直都认为那是小妹的狐朋狗友们的趣味——在那时的我看来，她常常提到的什么肥子啦、粑粑啦、毛糊拉子啊，这些名字都是多么的鬼头鬼脑，让我不屑一顾啊!
在幼师的床头，妹妹经常放的就是一本《女中学生三部曲》，那是从她们学校的图书馆借的，封皮有些破了，书脊那里还用纸补过。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家乡的报纸上发表一些作品了，有一回当我告诉妹妹，我其实还是对儿童文学最感兴趣的时候，妹妹严肃而肯定地对我说：
“姐姐，我跟你说，你要做就要做秦文君那样的作家。”
说这句话的时候妹妹若有所思，她就坐在她们寝室刚刚破掉的窗口那里，刚刚被报纸糊过的地方，被风吹得鼓起来，阳光从缝隙里投射进来。而就是在那细线一样的阳光下，我第一次发现妹妹好像有点成熟起来了。而她居然也以老练的口吻说起我的选择，还说正是因为秦文君的文字让她突然看清楚了自己的道路。可是那到底是什么道路呢?我还没来得及问，翠儿就从门外憨憨地微笑着过来了。
翠儿是妹妹在幼儿师范交到的最好的朋友。她是那么可靠朴实和沉默。在妹妹的钥匙不小心掉到厕所里的时候。是她帮妹妹捞起来，在妹妹脚趾发炎腿肿的那些日子，是她帮妹妹洗衣服打饭，而当妹妹有一天晚上夜不归宿，她比谁都急，她不停地说，我怎么跟杨妈交代呢?杨妈拜托过我的呀。
杨妈是翠儿对我母亲的称呼，而翠儿说的妹妹夜不归宿这件事也最终成了一个大事件，妹妹还受到了学校的警告处分。事情其实现在想起来比较简单的。因为那几个星期我去中学实习来不及照管她了，于是她开始玩心大发，偷偷逃课去公园溜冰。溜冰是那个时候很时兴的一项娱乐，五块钱一个场次，可以滑一个小时。其实那都是非常简陋的水泥的圆形场地，被简单的铁栏杆和扶手围起来。溜冰鞋是四个轮子有绑带的那种，那些绑带都是脏兮兮的，几乎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而放在露天桌子上的大录音机一律大声地放着流行乐，喇叭里传出的那些音乐都同时带有很响的吱吱声，那是磁带摩擦的时候被放大的声音。
妹妹就是在这样的地方遇到了一个男孩，一个比她大些的在职高读书的男孩。那么他们发生了些什么呢?
这是后来的焦点，也是事情的严重所在。可是他们却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只不过遇到了，然后就攀谈起来，估计他们谈得还不错，或者他们并没有谈得太多，因为在溜冰场上其实是不需要更多言语的。他们脚底生风地相互看了一眼，然后相互就很容易有了青春期男孩女孩彼此产生的好感，那种在空气里就可以感受到的欣欣然。自然女孩是会滑一点冰的，却并不精通，这给了男孩接近她和教她的理由，于是他们一起滑，显然非常开心和愉快，于是当后来结束溜冰后男生提出去看长江，还说可以陪女孩走一次长江大桥，女孩当然就欣然接受 了邀请。这实在是很浪漫的，长江和长江大桥几乎是那个时代最自然的美和最现代的美的象征，而徒步走过长江大桥对一个十六岁的女孩，不仅是浪漫还是一种体力的挑战，于是她就和他一起去走了。这一走就是三个多小时……
在以后的日子我常常在想，这个可以写成多么好的小说啊，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走着聊着，夜深入静，最后，他们的腿走疼了实在走不动了，女孩就来到男孩家里。男孩家就在大桥的底下，家里很小，进去的时候吵醒了已经睡着的男孩妈妈，男孩妈妈并没有说什么，她大略知道这个女孩走累了，就安排她睡在他们家进门的沙发上……想想这一切都是富有逻辑和正常的，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可是女孩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一夜的不归，该有多少话题和猜测可以酝酿，还有夸大其辞的，还有偷偷打小报告的，还有幸灾乐祸的，还有过分关心的，只是她怎么想得到呢?一场巨大的改变正在形成——因为事情本身就已经构成了旷课出走和严重违反校规，女孩还来不及申辩什么，就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大大地公布在处分的学校公告栏里。
而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本分的老百姓的家庭来说，真是轩然大波了。我能想象父母的那种着急和痛苦，他们闻讯后连夜从沙市赶到学校，他们马不停蹄地在学校上下奔走求情，为了妹妹的前途还有小户人家小心翼翼维护的名声，他们的声音是焦虑的还带了几分的自卑在里面，他们的神情很是黯然而且疼痛，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筋疲力尽地将妹妹带回家“好好管教”，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儿总是一错再错，还完全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妹妹自然又成了站在家庭会议中心的、低着头等着‘脱胎换骨’的那一个，她永远都还是那个模样，不激动也不沮丧，不说话也不申辩，一副甘愿受罚的样子。成年后她不止一次认真地对我说：“姐姐你真是不知道，我好巴不得快点听到‘脱胎换骨’这几个字啊，因为这就是说本次被你们的批斗就要全部结束了……”我们两个都不禁相视而笑起来，可是在当时，在那盏亮着的苍白色的日光灯下，每个人的心里都真实地充满了酸楚、无奈和无助。
转眼间我就要大学毕业了，在我毕业的九十年代初期，很多人选择去南方发展，可是我却选择了北上，原因很简单，我选择了爱情。走的时候，一家人都来武昌火车站送我，小妹自然也在其中，她还专门买了礼物给我，是老毛病逃课到中南商场去买的。她专门挑选的小猫摆设，一大一小，雪白的，紧紧地依靠在一起，非常温馨。后来我才知道，一向粗枝大叶的妹妹在回学校的路上，不知怎么的在公交车上将大猫的鼻子给碰掉了，她气急败坏地赶回学校，自己想办法用橡皮泥重新做了一个鼻子给大猫粘上去。我可以想象她那又气又急又得意的样子，她总是那么沉不住气啊。
我终于看到了那个新做的橡皮泥的猫鼻子。虽然它又大又蠢，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泪水涟涟——那透明的包装里有一封折叠复杂的信，那信的背面是用“晶”子搭起来的几个字，“永远想你”还有“永远爱你”，那里面还有一绺绑了紫色毛线的头发，被辫成了细细的辫子，那毛线我是多么熟悉，那是妈妈为我织的毛衣多余下来的线。我们姐妹俩常常用它缠橡皮筋，用来扎头发。妹妹总是比我缠得好，她的动手能力比我强多了。而那封信就是这样在我的眼前展开了——亲爱的姐姐：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你大学已经毕业了，昨天妈妈(到)我的学校来，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姐姐分到西安。我当时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悲伤。十七个年头的姐妹情谊呀!我当时好象(像)觉得一辈子也见不到你了。
记得我原来曾说过，我情愿你分回沙市的话吗?你问我为什么，我不告诉你，其实你应该知道的，这个世界上我只佩服一个人，那就是你，姐姐!如果你走了，我不知道我以后的路该怎样走下去，每次当我失败的时候，总是你为我打气，使我有勇气面对新的现实；每次当我有困难的时候，你也总是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使我渡过难关。当我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又是你叫我不要骄傲轻心……很多很多的事都可以说是你给了我力量和信心，可是我却很少为你分担些什么。
我的道路是你为我安排好的，我也兴(庆)幸踏上这条正确而充实的路，以后的路我会踏着你的脚印走，但愿我能赶上你一点点，哪怕是百分之十也好!
姐，我听见了火车的声音，一声紧似一声，是在催你走吗?
姐，喜欢这对小猫吗?那只大猫的鼻子被我在路上弄掉了。后来还是我用橡皮泥捏了贴上去的，怎么样，不说还看不出来吧!还有小妹的一缕“青丝”，要是想我了，摸一下它，就当小妹在你面前吧。
姐，你会想家吗，会想我吗?
祝福你：
幸福平安!愿欢笑永远伴随你，姐姐!
晓明哥、姐姐：快乐、安定!
小妹于91.7.2
小小的塑料袋装得下我的一片情，却装不下我的一颗心!
当我在火车上打开信的时候，已经泣不成声，我的泪从手指缝里渗出来，我已经分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因为什么而哭泣。当外面的站台渐渐往后移动，当亲人的手越来越小，当母亲突然奔跑在站台上，我开始明白我要真正地离开家了，我就要去我向往的远方，只是这确定是我的道路吗?是妹妹很久以前说过的，那个叫秦文君的人在小说里描述的那个道路吗?我不知道，更无法说清楚，我只知道那一刻武昌这个城市已经渐渐远离浮我，而我和小妹的傅家坡就这样消失在七月初夏的夜空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