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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我，堂吉诃德》音乐剧中文版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堂吉诃德这个知名文学形象的戏剧改编在我国的接受情况，借此探知读者与观众接受的深层意义，同时为研究文学改编戏剧作品的可发展性提供参考。
◆关键词：《堂吉诃德》;音乐剧;接受研究
一、《堂吉诃德》与其衍生作品
西班牙作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在世界文坛具有极高的地位，被誉为“现代小说之父”，其创新的写作手法在后世各国作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塞万提斯的代表作《堂吉诃德》（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1605&1615）作为西班牙文学史的一颗明珠，也在世界范围具有极高的影响力。在中国，近代著名翻译家林纾初次将《堂吉诃德》经由英文版译为汉语（《魔侠传》1933），使这部作品得以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新文化运动时期，周作人、鲁迅兄弟均曾对它有极高的评价;同时，其他国家作者的衍生作品也在中国广受关注，如屠格涅夫发表的演讲《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卢那察尔斯基的戏剧《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等。此后，经由一众学者的钻研，由西班牙语原文直译为汉语的《堂吉诃德》得以面世，在近几十年间，优秀的译本如雨后春笋，极大地丰富了读者的选择，也促使堂吉诃德的形象深入人心。同时，学术界针对作品的批评研究、比较研究也有了长足发展。
堂吉诃德这个经典人物身上同时并存着“荒诞/喜剧色彩—理想化/悲剧色彩”的双面特质，一直不断为各国创作者提供灵感源泉，并伴随时代发展和艺术形式的多样化，由文学范围扩大至其他领域，如古典音乐、流行音乐、芭蕾舞剧、舞台剧、音乐剧以至不胜枚举的电影电视作品。其中，《我，堂吉诃德》（Man of la Mancha， 1965）就是深受观众喜爱的佼佼者，曾斩获百老汇托尼奖（1966）包括最佳音乐剧奖等多个奖项。音乐剧作为一种多元的舞台形式，结合了戏剧、舞蹈、音乐、舞台视觉艺术等元素，如今正在中国市场蓬勃发展。上述作品于2015年底在上海进行了中文版的第一次公演，之后进行了数次复排及巡演，票房口碑俱佳。这使笔者不禁思考，经过“小说——英文剧本——中文剧本”的多重转折，堂吉诃德形象是否仍与原著的人物具有同样内核？音乐剧中的堂吉诃德因何特质而受到中国观众的喜爱？堂吉诃德这个经典形象在中国的接受将走向何方？本文将尝试解决这几个问题。
二、《我，堂吉诃德》音乐剧中文版获得成功的要素
（一）成功的原剧剧本
《我，堂吉诃德》音乐剧将背景设定在十六世纪末的西班牙，讲述剧作家塞万提斯与其随从在宗教审判所的监牢里与其他囚犯一同演绎自己所创作的剧本中“疯骑士”堂吉诃德的冒险奇遇的故事。剧本采用了巧妙的“戏中戏”设计，不断打破和重建舞台空间的“第四面墙”，剧场观众首先是“作者塞万提斯”的观众，之后是其笔下剧中的拉曼却乡绅“阿隆索·吉哈纳”的观众，并伴随着阿隆索·吉哈纳进入他的幻想世界，最终成为“堂吉诃德”的观众。叙事手法上，剧本延续了原作夹叙夹议的风格，在“堂吉诃德”的演出过程中，“塞万提斯”拥有随时暂停并脱离角色发言的自由。上述手法使观众在现实与想象世界中来回穿梭，将原著中沉迷骑士小说，干瘦、滑稽的乡绅阿隆索与冒犯了教廷，即将遭受宗教审判的剧作家塞万提斯的角色进行结合，使观众以戏剧创作而非现实世界的标准去衡量堂吉诃德作为游侠骑士夸张、不合理的言行举止，从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角行为的荒诞性，侧重凸显其理想主义的那一面。
人物方面，主要角色均具有二重身份，如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塞万提斯随从/桑丘，阿尔东莎/杜尔西内娅，司令（囚犯首领）/旅店老板等，观众需要在演出过程中的当下辨别人物身份，并伴随戏剧冲突，同时跟进两条故事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发展。情节方面，受演出时长、舞台空间与布景局限性的影响，音乐剧仅取用了原著中较为知名的几个段落，如借宿旅店、战风车、金头盔、镜子骑士等，并对故事线顺序进行了细节的调整改编，并非完全忠于原作。其中最大的出入在于小说原作由作者本人判断为“对骑士小说的讽刺”，但剧本对堂吉诃德身上的骑士精神怀有赞扬之情，这一差别显著体现在结尾处：原文中堂吉诃德在病榻上幡然醒悟，与骑士道决裂，嘱托后人不可再重蹈覆辙;剧中的堂吉诃德在桑丘与阿尔东莎的呼唤中重燃出征的热情，在充满幻想的理想世界中溘然长逝，紧随其后的是剧中塞万提斯将面对的宗教审判，虚实两条故事线中，人物身上的理想主义悲剧色彩在此刻达到重叠。
综上，剧版的人物形象由于增添了“剧作家塞万提斯”的身份，削弱了角色荒诞可笑的特质而增強了崇高的英雄主义色彩，这种处理也是目前观众/读者接受的一种倾向：理想主义的、悲剧性的设定比起滑稽的、喜剧性的内核更加打动人心。
（二）优秀的本土化译配
在英文版剧本珠玉在前的情况下，如何做到尊重原著，保留人物语言特点，适合演唱且符合文化背景，就成为了《我，堂吉诃德》中文版翻译的难点，也是其能否真正获得广大观众喜爱的决定因素。一部优秀的剧作如果仅仅只能以原文被演出，无疑会流失一部分观众，这是我们所不愿意见到的，也是限制作品海外传播的主要原因。
中文版的译者程何较全面地抓住了人物的语言特点：塞万提斯的身份是剧作家与政府的临时收税员，其语言有礼有节，不卑不亢，且颇具口才，从而可以在“狱中审判”时为自己辩护;堂吉诃德则是将骑士小说读得烂熟于心、走火入魔的一名乡绅，他的语言特点在于咬文嚼字颇具古韵，例如在发现风车时他询问桑丘：“我等出征几个时辰啦？（How long since we sailed forth？）”;在到达旅店时：“各位游侠骑士，小姐夫人，若是有事相求于在下尽管开口，在下定当献出一臂之力。（Gentle knights！ Fair chatelaine！ If there be any among you that require assistance， you have but to speak and my good right arm is at your service. ）”借托常见于武侠小说的半文半白的语言风格来演绎这名一心游历四方的骑士，可见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独到匠心。 当然，音乐剧的唱段翻译更是重中之重，此处我们不妨选择曲目《我，堂吉诃德》（I，Don Quijote）为例：英文版开头处以五个B音加重气势（“Hear me now/Oh thou bleak and unbearable world/Thou art base and debauched as can be”），中文版在无法遵循头韵的情况下采用句内韵（“听我唱/你这人间已病入膏肓/放眼望尽是堕落癫狂”），用词符合人物特性，烘托出刚出征时意气风发的骑士形象。
（三）“声入人心”效应
2018年11月，由湖南卫视制作的声乐演唱类节目“声入人心”第一季进入了中国观众视野，节目组以“消除大家对高雅音乐的误解”为初衷，集结了许多优秀的青年歌剧、音乐剧演员，并在选择表演曲目时采用了大量歌剧、音乐剧剧目选段。节目播出后，凭借新颖的题材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一定程度上向大众宣传和普及了音乐剧这种当时在国内还并不主流的艺术形式。值得强调的是，最终选出的六位首席演唱者中，音乐剧演员郑云龙在节目第二期便演唱了《我，堂吉诃德》的选段，其铿锵有力、使人热血澎湃的演绎大受好评。伴随节目热度与演员影响力的与日俱增，许多曾经对音乐剧望而却步的潜在观众或因喜欢的歌手，或因观看节目萌发的兴趣走进剧场，也使得《我，堂吉诃德》这部作品不再仅仅局限于音乐剧乐迷圈内的讨论，而能够被更多人认识和喜爱。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得不承认主流媒体的宣传对小众作品的帮助，以及演员个人魅力给人物的受众接受带来的不可小觑的正面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文版音乐剧《我，堂吉诃德》向中國观众展现的堂吉诃德形象延续了原著小说的基本设定，并将其与原作者塞万提斯结合，其内核偏重于人物二重特质中“悲剧、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一面。本剧中的堂吉诃德之所以为中国观众喜爱，一方面是通过巧妙的戏剧构思使得观众能够与人物共情，另一方面仰赖于译者的翻译功底，使角色契合文化背景而没有水土不服，此外，也有热门综艺节目宣传红利推波助澜。经过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受众在接受此经典形象时，易取其荒诞行径为第一印象，但作为饱满、完整的人物形象时，读者/观众更乐意欣赏其崇高、理想主义的精神世界。作为一部经久不衰的作品，《堂吉诃德》将继续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其衍生作品也将顺应观众喜好持续发展，使这位拉曼却的骑士形象在东方大陆上也得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参考文献
[1]刘武和.堂吉诃德的中国接受.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4（02）：44-47.
[2]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3]WASSERMAN，Dale. Man of La Mancha. Random House，2011.
◆关键词：《堂吉诃德》;音乐剧;接受研究
一、《堂吉诃德》与其衍生作品
西班牙作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在世界文坛具有极高的地位，被誉为“现代小说之父”，其创新的写作手法在后世各国作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塞万提斯的代表作《堂吉诃德》（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1605&1615）作为西班牙文学史的一颗明珠，也在世界范围具有极高的影响力。在中国，近代著名翻译家林纾初次将《堂吉诃德》经由英文版译为汉语（《魔侠传》1933），使这部作品得以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新文化运动时期，周作人、鲁迅兄弟均曾对它有极高的评价;同时，其他国家作者的衍生作品也在中国广受关注，如屠格涅夫发表的演讲《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卢那察尔斯基的戏剧《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等。此后，经由一众学者的钻研，由西班牙语原文直译为汉语的《堂吉诃德》得以面世，在近几十年间，优秀的译本如雨后春笋，极大地丰富了读者的选择，也促使堂吉诃德的形象深入人心。同时，学术界针对作品的批评研究、比较研究也有了长足发展。
堂吉诃德这个经典人物身上同时并存着“荒诞/喜剧色彩—理想化/悲剧色彩”的双面特质，一直不断为各国创作者提供灵感源泉，并伴随时代发展和艺术形式的多样化，由文学范围扩大至其他领域，如古典音乐、流行音乐、芭蕾舞剧、舞台剧、音乐剧以至不胜枚举的电影电视作品。其中，《我，堂吉诃德》（Man of la Mancha， 1965）就是深受观众喜爱的佼佼者，曾斩获百老汇托尼奖（1966）包括最佳音乐剧奖等多个奖项。音乐剧作为一种多元的舞台形式，结合了戏剧、舞蹈、音乐、舞台视觉艺术等元素，如今正在中国市场蓬勃发展。上述作品于2015年底在上海进行了中文版的第一次公演，之后进行了数次复排及巡演，票房口碑俱佳。这使笔者不禁思考，经过“小说——英文剧本——中文剧本”的多重转折，堂吉诃德形象是否仍与原著的人物具有同样内核？音乐剧中的堂吉诃德因何特质而受到中国观众的喜爱？堂吉诃德这个经典形象在中国的接受将走向何方？本文将尝试解决这几个问题。
二、《我，堂吉诃德》音乐剧中文版获得成功的要素
（一）成功的原剧剧本
《我，堂吉诃德》音乐剧将背景设定在十六世纪末的西班牙，讲述剧作家塞万提斯与其随从在宗教审判所的监牢里与其他囚犯一同演绎自己所创作的剧本中“疯骑士”堂吉诃德的冒险奇遇的故事。剧本采用了巧妙的“戏中戏”设计，不断打破和重建舞台空间的“第四面墙”，剧场观众首先是“作者塞万提斯”的观众，之后是其笔下剧中的拉曼却乡绅“阿隆索·吉哈纳”的观众，并伴随着阿隆索·吉哈纳进入他的幻想世界，最终成为“堂吉诃德”的观众。叙事手法上，剧本延续了原作夹叙夹议的风格，在“堂吉诃德”的演出过程中，“塞万提斯”拥有随时暂停并脱离角色发言的自由。上述手法使观众在现实与想象世界中来回穿梭，将原著中沉迷骑士小说，干瘦、滑稽的乡绅阿隆索与冒犯了教廷，即将遭受宗教审判的剧作家塞万提斯的角色进行结合，使观众以戏剧创作而非现实世界的标准去衡量堂吉诃德作为游侠骑士夸张、不合理的言行举止，从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角行为的荒诞性，侧重凸显其理想主义的那一面。
人物方面，主要角色均具有二重身份，如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塞万提斯随从/桑丘，阿尔东莎/杜尔西内娅，司令（囚犯首领）/旅店老板等，观众需要在演出过程中的当下辨别人物身份，并伴随戏剧冲突，同时跟进两条故事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发展。情节方面，受演出时长、舞台空间与布景局限性的影响，音乐剧仅取用了原著中较为知名的几个段落，如借宿旅店、战风车、金头盔、镜子骑士等，并对故事线顺序进行了细节的调整改编，并非完全忠于原作。其中最大的出入在于小说原作由作者本人判断为“对骑士小说的讽刺”，但剧本对堂吉诃德身上的骑士精神怀有赞扬之情，这一差别显著体现在结尾处：原文中堂吉诃德在病榻上幡然醒悟，与骑士道决裂，嘱托后人不可再重蹈覆辙;剧中的堂吉诃德在桑丘与阿尔东莎的呼唤中重燃出征的热情，在充满幻想的理想世界中溘然长逝，紧随其后的是剧中塞万提斯将面对的宗教审判，虚实两条故事线中，人物身上的理想主义悲剧色彩在此刻达到重叠。
综上，剧版的人物形象由于增添了“剧作家塞万提斯”的身份，削弱了角色荒诞可笑的特质而增強了崇高的英雄主义色彩，这种处理也是目前观众/读者接受的一种倾向：理想主义的、悲剧性的设定比起滑稽的、喜剧性的内核更加打动人心。
（二）优秀的本土化译配
在英文版剧本珠玉在前的情况下，如何做到尊重原著，保留人物语言特点，适合演唱且符合文化背景，就成为了《我，堂吉诃德》中文版翻译的难点，也是其能否真正获得广大观众喜爱的决定因素。一部优秀的剧作如果仅仅只能以原文被演出，无疑会流失一部分观众，这是我们所不愿意见到的，也是限制作品海外传播的主要原因。
中文版的译者程何较全面地抓住了人物的语言特点：塞万提斯的身份是剧作家与政府的临时收税员，其语言有礼有节，不卑不亢，且颇具口才，从而可以在“狱中审判”时为自己辩护;堂吉诃德则是将骑士小说读得烂熟于心、走火入魔的一名乡绅，他的语言特点在于咬文嚼字颇具古韵，例如在发现风车时他询问桑丘：“我等出征几个时辰啦？（How long since we sailed forth？）”;在到达旅店时：“各位游侠骑士，小姐夫人，若是有事相求于在下尽管开口，在下定当献出一臂之力。（Gentle knights！ Fair chatelaine！ If there be any among you that require assistance， you have but to speak and my good right arm is at your service. ）”借托常见于武侠小说的半文半白的语言风格来演绎这名一心游历四方的骑士，可见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独到匠心。 当然，音乐剧的唱段翻译更是重中之重，此处我们不妨选择曲目《我，堂吉诃德》（I，Don Quijote）为例：英文版开头处以五个B音加重气势（“Hear me now/Oh thou bleak and unbearable world/Thou art base and debauched as can be”），中文版在无法遵循头韵的情况下采用句内韵（“听我唱/你这人间已病入膏肓/放眼望尽是堕落癫狂”），用词符合人物特性，烘托出刚出征时意气风发的骑士形象。
（三）“声入人心”效应
2018年11月，由湖南卫视制作的声乐演唱类节目“声入人心”第一季进入了中国观众视野，节目组以“消除大家对高雅音乐的误解”为初衷，集结了许多优秀的青年歌剧、音乐剧演员，并在选择表演曲目时采用了大量歌剧、音乐剧剧目选段。节目播出后，凭借新颖的题材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一定程度上向大众宣传和普及了音乐剧这种当时在国内还并不主流的艺术形式。值得强调的是，最终选出的六位首席演唱者中，音乐剧演员郑云龙在节目第二期便演唱了《我，堂吉诃德》的选段，其铿锵有力、使人热血澎湃的演绎大受好评。伴随节目热度与演员影响力的与日俱增，许多曾经对音乐剧望而却步的潜在观众或因喜欢的歌手，或因观看节目萌发的兴趣走进剧场，也使得《我，堂吉诃德》这部作品不再仅仅局限于音乐剧乐迷圈内的讨论，而能够被更多人认识和喜爱。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得不承认主流媒体的宣传对小众作品的帮助，以及演员个人魅力给人物的受众接受带来的不可小觑的正面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文版音乐剧《我，堂吉诃德》向中國观众展现的堂吉诃德形象延续了原著小说的基本设定，并将其与原作者塞万提斯结合，其内核偏重于人物二重特质中“悲剧、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一面。本剧中的堂吉诃德之所以为中国观众喜爱，一方面是通过巧妙的戏剧构思使得观众能够与人物共情，另一方面仰赖于译者的翻译功底，使角色契合文化背景而没有水土不服，此外，也有热门综艺节目宣传红利推波助澜。经过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受众在接受此经典形象时，易取其荒诞行径为第一印象，但作为饱满、完整的人物形象时，读者/观众更乐意欣赏其崇高、理想主义的精神世界。作为一部经久不衰的作品，《堂吉诃德》将继续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其衍生作品也将顺应观众喜好持续发展，使这位拉曼却的骑士形象在东方大陆上也得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参考文献
[1]刘武和.堂吉诃德的中国接受.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4（02）：44-47.
[2]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3]WASSERMAN，Dale. Man of La Mancha. Random House，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