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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深植于我们的生活。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变得更加富有与强大，但社会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拜金主义一时风靡、礼义廉耻被遗忘、社会竞争、弱肉强食及网络暴戾之气甚嚣尘上。物质上极大丰富，精神上却遭遇危机，人们的生存问题得以解决，但心灵问题却不断凸显。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可以从广袤的历史长河中寻找经验。如何对待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取决于人们怎样看待儒学，怎样看待儒家文化。“儒”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且特殊的存在。作为主流的传统思想，儒家文化铸造了中国人的性格；作为重要的学术思想，儒学是每位中国知识分子的必修课。
2014年4月12日，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朱杰人教授应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的邀请，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三楼学术报告厅作了题为“儒学·儒家·价值观”的主题讲座。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朱小健教授担任了此次讲座的主持。
朱杰人教授不仅是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的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还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董事长，也是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中华朱子学会常务副会长与世界朱氏联合会副会长。他是中国朱子研究的权威，由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整理编集而成的《朱子全书》是目前最齐备的朱子作品集成。
讲座伊始，朱杰人教授开宗明义，说：“我的这次讲座，不在于有多深的学术意义，而在于它的现实意义。”他将把握历史脉络与紧扣社会现实相结合，试图向听众阐释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的当代价值，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核心价值体系”就反映出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那么，什么是核心价值？“以往我们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大家总是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么，老祖宗留的传统到底是精华还是糟粕？‘批判地继承’这句话隐含的意思就是传统文化有很大的糟粕。”朱教授义正言辞地指出，“这个问题很严重：人们认为传统是糟粕的”。对于传统文化的丧失，朱教授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之前中央电视台针对爱国问题进行了很多街头采访，他发现，在所有的被采访者中，只有一位受访者提到了岳飞，他还是位美籍华人。“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爱国了。”朱教授对传统文化的丧失感到痛心疾首，“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还有苏武牧羊的故事，这些还有人知道吗？”
在讲述完中国大陆传统文化的继承情况后，朱教授谈到了台湾，指出当前许多人认为我国传统文化在台湾地区得到很好的保留，但他认为台湾同样也面临着传统文化断裂的问题。“说起台湾，台湾在这方面做得也不好。我们说的‘大一统’里的‘大’是动词。世上万事万物，以‘一统’为‘大’。如果台湾把传统保持得很好，还会有‘台独’吗？正因为存在传统的割裂，爱国主义与爱国精神都被我们丢掉了。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儒家价值观’是什么。”由此，朱教授从儒学、儒家、价值观三个角度详细讲述了“儒”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一、儒学
儒学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很多，它是一个学术问题。在朱教授看来，儒学有以下三个维度：第一，儒学是一种学术思想。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儒士就是学习六艺的人，六艺就是学术。第二，儒学是一种文化。它产生得很早，在孔子之前，儒学就已经作为一种文化而存在。第三，儒学是一种生活方式。第四，儒学是一种价值观，这是他最看重的。他说：“儒学是一种价值指向。按照儒学的观点，利和功都是正确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下的自然结果，不是唯功利是图所能追逐得到的。因此，儒家强调正确的义利观。”
那么，儒学是不是宗教呢？朱教授的答案是否定的。“儒学不是宗教。二者的区别在于，儒学是入世的，宗教是出世的；儒学具有很深沉的人文情怀，有很强的政治冲动，讲责任与担当。”
在《论语》中，有长沮桀溺的故事。长沮与桀溺是楚国的隐士。有一次，孔子让子路去向他们询问渡口在哪里。桀溺对子路说：“你不如跟着我们一起躲避乱世。”子路回去后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孔子，孔子说：“这是一些和我的价值观完全不一致的人，我不可能与他们为伍。”朱教授认为：“这就是儒学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朱教授认为，孔子的儒学是原始儒学。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寻求国家安定与社会秩序的时代，因此，孔子思想有一个漏洞，那就是没有解决人的本源和宇宙本源的问题。孟子提出“人性”问题，补充了孔子的思想，但也没有解决人的本源和宇宙本源的问题，这就给宗教留下发展的空间，导致佛教与道教的泛滥。“秦二世而亡”告诫人们，崇尚暴力，国家不能长治久安，因此，“崇尚仁政”的儒学再次得到人们的重视，迎来自己的大发展。但是唐宋以降，佛教发展壮大，而儒学典籍繁琐，未能及时转型，于是被边缘化，存在中断的危险。这时，朱子出现，他把“儒学”改造成了“新儒学”。现在，我们所说的“儒学”已经不是孔子时代的“儒学”，而是朱子之后的“新儒学”。
“朱子对中国文化有非常大的贡献。这贡献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都说不清楚，但是有一个人说清楚了，这个人就是乾隆皇帝。”朱教授说，他曾经去武夷山旅行，在“武夷精舍”看到乾隆皇帝为朱子题写的匾额——“学达性天”，这揭示了朱子的学术指向——即探寻人性和自然的根本。朱教授指出：“朱子把孔子的漏洞补上了，从此儒家可以和佛教、基督教对话。”朱教授把朱子的贡献总结为三点：一是“人性”、“生死”问题的解决；二是思辨的思维，中国人学会思辨思维，与朱子关系很大；三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话语系统，满足中国人学术、思想与社会、国家的政治建构的需要。中国的哲学就是中国的理学与道学，朱子构建了一个可以和西方对话的平台。朱教授总结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释、道三家，其中，儒是核心。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的很多思想都是从儒学中发展的。同时，他说他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近些年来，佛教也开始入世，台湾星云法师的思想就有入世成分，“其实星云讲的很多都是儒学”。
此外，朱教授介绍了“五四运动”以后“儒学”的命运。五四时期推崇通俗文化，社会上掀起“打倒孔家店”的风潮。朱教授比喻道，“文化普及没有错，但是你不能光要‘俗文化’而不要‘雅文化’，你不能只要‘二人转’而不要郎朗”。朱教授总结道：“只要‘俗文化’，不要‘雅文化’，这是‘五四’的偏差。”朱教授引用清华大学陈来教授的话说：“文化激进主义是有害的，文化保守主义是有益的。”在新中国建立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儒学遭到新的打击。大陆抹黑儒学，而在港台，儒学受到外国文化的挤压，但港台学者顽强地坚守，退而求其次，从西方文化中寻找出路。出路包括两部分，一是无条件地接受西方，二是寻找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接点，朱教授如是说道。“港台的知识分子讲了两句话，一是‘别人有的我也有’，二是‘别人有的我没有，但我们可以从儒家思想中生出来’。”朱教授形象地说，“但是他们没讲第三句，即‘你们没有的，我们有’”。这就丢失了文化的主体性，这是港台“新儒家”的问题。 二、儒家
儒学的命运，可谓是“多舛”、“悲惨”、“命悬一线”。朱教授认为现在不但经学消失了，儒家礼仪，如祭礼、婚礼、成人礼（冠礼、笄礼）、葬礼等也消失了。我们现在的葬礼用的是佛教与道教的“礼”。在民间，由于儒学被抹黑，宗教大行其道。
这些年，朱教授一直致力于古代礼仪的恢复和现代化的工作，他对《朱子家礼》作了一次大胆的社会试验。试验的目的是为了求证：（1）时至今日，《朱子家礼》是否仍有生命力。（2）面对西风席卷、西俗泛滥、中华传统社会礼俗被全盘西化的社会现实，代表本土文化和传统的儒家婚俗是否可以对全盘西化发起一次挑战，寻得中华文化自我救赎的一席之地。
朱教授说他儿子的婚礼就是他亲自设计的传统式婚礼，基本上严格按照《朱子家礼》中对婚礼的规定，但也吸取了西式婚礼中的某些元素，迎合现代年轻人的习俗。婚礼举办得非常成功，在年轻人中引起极大的反响：准备结婚的女孩子认为这样的婚礼太美丽、太感人了，自己结婚时一定要办一场如此这般的中式婚礼；暂时还不想结婚的女孩子在看了这场婚礼后，有了想结婚的想法；结过婚的女子们说她们自己后悔那么轻率地就把自己嫁出去了。朱教授说：“时至今日，《朱子家礼》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回归是完全可能和可预期的。中华传统的礼俗文化，完全可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西俗铺天盖地的压迫下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发展空间。”
这场婚礼证明了儒学虽然历经很多挫折，但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儒学不绝于缕的原因，朱教授总结出三点：一是在民间，在最草根的地方还留有儒学传统。二是儒学留下了自己的文本，如《十三经》等儒家经典、蒙学读物、家训等。三是一些坚持儒学传统的儒家学者和知识分子还存在着。
朱教授指出，儒家在近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受到四次冲击。第一次是清末民初，废私塾和取消科举让一些儒家知识的传承出现断裂。第二次是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第三是“文化大革命”。第四是改革开放掀起新启蒙大潮，文化激进主义大行其道，开始出现市场经济，功利主义兴盛，与世界对接，开始全盘西化。
“儒林没有了！”朱教授痛心地说，“中国的儒林没有了！”与中国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韩国的儒林至今还很完善。朱教授说他自己曾去韩国参观时问他的韩国朋友：“韩国的国学是什么？”让他吃惊的是，对方回答道：“韩国的国学就是儒学。”韩国人对儒家文化的推崇还体现在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方面，货币上印有“韩国朱熹”之称的大儒——李退溪的头像。在韩国，有很多儒林人士，他们至今还像当年的儒士一样生活，穿传统服饰，行传统礼节，学习传统文化。此外，韩国还有很多致力于传统文化传播的机构，不仅占地广大，还与高科技高度结合，内部讲解生动，这些机构就位于李退溪的故乡。韩国政府高度重视传统文化，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往往由退休高官担任。朱教授指出，我们常常说韩国人把属于中国的东西申请了文化遗产，但我们更该想想，为什么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自己不好好保存，反而是人家保存得更好呢？现在年轻人喜欢韩国文化，但他们是否知道韩国文化中的很多元素来自中国文化？
而且，朱教授也谈到中国儒家文化断裂造成的危害。他说：“正是因为大家不重视传统文化，正是由于儒家文化的断裂，造成当下中国人既没信仰又道德堕落。中国人现在普遍信奉一种‘不吃亏主义’，这就造成官场腐败和商业欺诈。”
然而，值得欣喜的是，当代儒家开始崛起。朱教授指出，很多高学历的年轻学者，开始回归传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成为当代的儒家。《何为普世，谁之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是由众多有海外留学经历的青年学者写成的，他们虽然经历了外国文化的浸润，但他们并没有盲目相信“普世价值”，而是认真地反思与总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繁荣富强的方法。
三、价值观
朱教授认为价值观其实就是人们的价值判断。虽然价值观是个理论问题，但大多数时候表现为实践的问题。那么，什么是价值观？朱教授用几个事例给予说明。
中国是礼仪之邦，自古重视礼仪。朱教授说他的朋友曾在国外住过，回来后会说，在国外，他在街上走时，从来都是车让人；过马路时，车都会停下来等他，不像中国，车开得蛮横，丝毫不懂礼让行人。朱教授指出，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都很重视“礼让”，由于传统文化的断裂，才造成今天人们觉得中国人不讲“礼”的印象。
再如，朱教授认为，中国人讲“先礼而后兵”、讲“不打第一枪”，这都是中国人的“礼让”传统在外交与军事上的表现。
之后，朱教授又从他亲历的事情讲起，说他家有一位保姆，安徽桐城人。有一次，朱教授和她谈起“礼让”的问题，那位保姆就讲到自己家乡“桐城六尺巷”的故事。桐城曾经出了一位宰相。有一次，宰相家中要修房子，与邻居发生纠纷，家人就给宰相写信求助。宰相回信道：“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看信后，明白了“礼让”的道理，于是将院墙后退三尺。邻居见状，也想到“礼让”的道理，同样后退三尺，形成一条六尺的巷子，一时传为美谈。朱教授又说，他家的保姆只是一位没受过太多教育的普通劳动者，却能知道这个故事，可见“礼让”的价值观是深刻地烙印在中国人的精神深处的。
而且，朱教授指出，网络流传的“汪中求给女儿的36条建议”、“四十五句名言”等语录被网友大量转发、点赞，说明人们对礼仪、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赞同。朱教授指出，“汪中求给女儿的36条建议”虽然是汪中求先生自己编写的，但早在《礼记》、《小学》、《朱子家训》等儒家经典中就已经存在，可见中华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网络时代更能发挥其优势。其实，人们生活中很多司空见惯的事物，都深蕴着儒家价值观的印记。
对于儒家价值观，朱教授总结出下列三点：一是儒家价值观具有优质性。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谓是道德金律。这种道德观念放到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也是非常先进的，对人们处理未来人类社会的种种矛盾，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二是儒家价值观具有优先性。这里所说的优先性，其实就是上位性。有人认为民主自由思想是西方的产物，是与中国儒家思想对立的，其实不然。朱教授认为，儒家价值观具有上位性，它讲人之所以为人，没有人何来民主自由。三是儒家价值观具有历史合理性。“国家强大与文化思想的先进是否有必然性？”这是朱教授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朱教授认为，当今时代，西方价值观也面临挑战。很多国家的政权被人以“自由”、“民主”的名义推翻，但政变后的国家却成了一片废墟，迟迟不能建立秩序，人民生活贫穷而不安全。“这是‘自由’、‘民主’吗？”因此，朱教授建议，我们不要迷信外国思想，要“跳出历史与时代的局限重新审视儒家的价值观”。 很多儒家价值观在我们的固有印象中是封建愚昧的，但朱教授认为，儒家价值观不是糟粕，那些被误以为是封建愚昧的思想，其实有很宝贵的价值。他给出两句在大家心中可能被认为是最“封建愚昧”的话——“存天理，灭人欲”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作为例子。朱教授认为这两句话听起来是错的，但实际上却是对的。
“存天理，灭人欲”是让人们懂得节制欲望，它不是禁欲主义。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朱教授引朱子的话说：“父母爱儿女，天理也；溺爱，人欲也。”存天理、灭人欲，灭的不是正当合理的欲望，而是过分和不合理的欲望。人人都想吃饱穿暖，这是天理，但有的人在富起来后，追求奢侈，纵欲无度。社会腐败与龌龊，难道不是由于过度的人欲引起的吗？如果大家都能控制欲望，不贪不占，社会风气不就会变好吗？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是对的。”朱教授说，“古代有三不孝：陷父母于不义，不能养育父母，不娶无子，绝祖嗣。根据统计结果，上海近4成女性不愿生孩子，如果年轻人都不生孩子，我们的民族要如何延续？”他指出，前段时间，法律规定孩子必须“常回家看看”。央视街头采访，一位老人说，法律不应该管“常回家看看”的事，孩子来不来看他无所谓，但法律应该规定“30岁不结婚的就该判刑”。朱教授认为，这位老人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反映出婚姻和延续的重要性，这正是孝道的体现。
朱教授虽然是学术大家，但在此次讲座中通过生动的例子和幽默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儒家价值观，鼓励人们要发掘儒家价值观“隐而不显”的内涵。朱教授指出：“中华文化可以补西方之缺，正如梁漱溟先生的观点，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它代表着人类的未来。”
现在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有关传统文化的学习班，许多学校也开设了传统文化课程，这体现出中国开始重视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前奏。“儒学”正从被批判、被边缘化的地位开始走向主流。越来越多像朱杰人教授这样具有深厚学术功底的专家学者在公开宣传儒家思想，在做种种恢复传统的试验。因此，奋斗在教学一线的广大教师，切不可轻视自己肩上的重任，不可人云亦云，要在这股轰轰烈烈的社会大潮面前，把握好自己的方向，把最优秀的品质传给后代，这是每个人都应好好思考的问题，关乎民族未来命运的转折。
文化复兴，此其时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孙建辉）
2014年4月12日，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朱杰人教授应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的邀请，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三楼学术报告厅作了题为“儒学·儒家·价值观”的主题讲座。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朱小健教授担任了此次讲座的主持。
朱杰人教授不仅是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的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还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董事长，也是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中华朱子学会常务副会长与世界朱氏联合会副会长。他是中国朱子研究的权威，由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整理编集而成的《朱子全书》是目前最齐备的朱子作品集成。
讲座伊始，朱杰人教授开宗明义，说：“我的这次讲座，不在于有多深的学术意义，而在于它的现实意义。”他将把握历史脉络与紧扣社会现实相结合，试图向听众阐释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的当代价值，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核心价值体系”就反映出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那么，什么是核心价值？“以往我们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大家总是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么，老祖宗留的传统到底是精华还是糟粕？‘批判地继承’这句话隐含的意思就是传统文化有很大的糟粕。”朱教授义正言辞地指出，“这个问题很严重：人们认为传统是糟粕的”。对于传统文化的丧失，朱教授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之前中央电视台针对爱国问题进行了很多街头采访，他发现，在所有的被采访者中，只有一位受访者提到了岳飞，他还是位美籍华人。“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爱国了。”朱教授对传统文化的丧失感到痛心疾首，“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还有苏武牧羊的故事，这些还有人知道吗？”
在讲述完中国大陆传统文化的继承情况后，朱教授谈到了台湾，指出当前许多人认为我国传统文化在台湾地区得到很好的保留，但他认为台湾同样也面临着传统文化断裂的问题。“说起台湾，台湾在这方面做得也不好。我们说的‘大一统’里的‘大’是动词。世上万事万物，以‘一统’为‘大’。如果台湾把传统保持得很好，还会有‘台独’吗？正因为存在传统的割裂，爱国主义与爱国精神都被我们丢掉了。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儒家价值观’是什么。”由此，朱教授从儒学、儒家、价值观三个角度详细讲述了“儒”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一、儒学
儒学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很多，它是一个学术问题。在朱教授看来，儒学有以下三个维度：第一，儒学是一种学术思想。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儒士就是学习六艺的人，六艺就是学术。第二，儒学是一种文化。它产生得很早，在孔子之前，儒学就已经作为一种文化而存在。第三，儒学是一种生活方式。第四，儒学是一种价值观，这是他最看重的。他说：“儒学是一种价值指向。按照儒学的观点，利和功都是正确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下的自然结果，不是唯功利是图所能追逐得到的。因此，儒家强调正确的义利观。”
那么，儒学是不是宗教呢？朱教授的答案是否定的。“儒学不是宗教。二者的区别在于，儒学是入世的，宗教是出世的；儒学具有很深沉的人文情怀，有很强的政治冲动，讲责任与担当。”
在《论语》中，有长沮桀溺的故事。长沮与桀溺是楚国的隐士。有一次，孔子让子路去向他们询问渡口在哪里。桀溺对子路说：“你不如跟着我们一起躲避乱世。”子路回去后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孔子，孔子说：“这是一些和我的价值观完全不一致的人，我不可能与他们为伍。”朱教授认为：“这就是儒学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朱教授认为，孔子的儒学是原始儒学。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寻求国家安定与社会秩序的时代，因此，孔子思想有一个漏洞，那就是没有解决人的本源和宇宙本源的问题。孟子提出“人性”问题，补充了孔子的思想，但也没有解决人的本源和宇宙本源的问题，这就给宗教留下发展的空间，导致佛教与道教的泛滥。“秦二世而亡”告诫人们，崇尚暴力，国家不能长治久安，因此，“崇尚仁政”的儒学再次得到人们的重视，迎来自己的大发展。但是唐宋以降，佛教发展壮大，而儒学典籍繁琐，未能及时转型，于是被边缘化，存在中断的危险。这时，朱子出现，他把“儒学”改造成了“新儒学”。现在，我们所说的“儒学”已经不是孔子时代的“儒学”，而是朱子之后的“新儒学”。
“朱子对中国文化有非常大的贡献。这贡献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都说不清楚，但是有一个人说清楚了，这个人就是乾隆皇帝。”朱教授说，他曾经去武夷山旅行，在“武夷精舍”看到乾隆皇帝为朱子题写的匾额——“学达性天”，这揭示了朱子的学术指向——即探寻人性和自然的根本。朱教授指出：“朱子把孔子的漏洞补上了，从此儒家可以和佛教、基督教对话。”朱教授把朱子的贡献总结为三点：一是“人性”、“生死”问题的解决；二是思辨的思维，中国人学会思辨思维，与朱子关系很大；三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话语系统，满足中国人学术、思想与社会、国家的政治建构的需要。中国的哲学就是中国的理学与道学，朱子构建了一个可以和西方对话的平台。朱教授总结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释、道三家，其中，儒是核心。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的很多思想都是从儒学中发展的。同时，他说他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近些年来，佛教也开始入世，台湾星云法师的思想就有入世成分，“其实星云讲的很多都是儒学”。
此外，朱教授介绍了“五四运动”以后“儒学”的命运。五四时期推崇通俗文化，社会上掀起“打倒孔家店”的风潮。朱教授比喻道，“文化普及没有错，但是你不能光要‘俗文化’而不要‘雅文化’，你不能只要‘二人转’而不要郎朗”。朱教授总结道：“只要‘俗文化’，不要‘雅文化’，这是‘五四’的偏差。”朱教授引用清华大学陈来教授的话说：“文化激进主义是有害的，文化保守主义是有益的。”在新中国建立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儒学遭到新的打击。大陆抹黑儒学，而在港台，儒学受到外国文化的挤压，但港台学者顽强地坚守，退而求其次，从西方文化中寻找出路。出路包括两部分，一是无条件地接受西方，二是寻找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接点，朱教授如是说道。“港台的知识分子讲了两句话，一是‘别人有的我也有’，二是‘别人有的我没有，但我们可以从儒家思想中生出来’。”朱教授形象地说，“但是他们没讲第三句，即‘你们没有的，我们有’”。这就丢失了文化的主体性，这是港台“新儒家”的问题。 二、儒家
儒学的命运，可谓是“多舛”、“悲惨”、“命悬一线”。朱教授认为现在不但经学消失了，儒家礼仪，如祭礼、婚礼、成人礼（冠礼、笄礼）、葬礼等也消失了。我们现在的葬礼用的是佛教与道教的“礼”。在民间，由于儒学被抹黑，宗教大行其道。
这些年，朱教授一直致力于古代礼仪的恢复和现代化的工作，他对《朱子家礼》作了一次大胆的社会试验。试验的目的是为了求证：（1）时至今日，《朱子家礼》是否仍有生命力。（2）面对西风席卷、西俗泛滥、中华传统社会礼俗被全盘西化的社会现实，代表本土文化和传统的儒家婚俗是否可以对全盘西化发起一次挑战，寻得中华文化自我救赎的一席之地。
朱教授说他儿子的婚礼就是他亲自设计的传统式婚礼，基本上严格按照《朱子家礼》中对婚礼的规定，但也吸取了西式婚礼中的某些元素，迎合现代年轻人的习俗。婚礼举办得非常成功，在年轻人中引起极大的反响：准备结婚的女孩子认为这样的婚礼太美丽、太感人了，自己结婚时一定要办一场如此这般的中式婚礼；暂时还不想结婚的女孩子在看了这场婚礼后，有了想结婚的想法；结过婚的女子们说她们自己后悔那么轻率地就把自己嫁出去了。朱教授说：“时至今日，《朱子家礼》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回归是完全可能和可预期的。中华传统的礼俗文化，完全可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西俗铺天盖地的压迫下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发展空间。”
这场婚礼证明了儒学虽然历经很多挫折，但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儒学不绝于缕的原因，朱教授总结出三点：一是在民间，在最草根的地方还留有儒学传统。二是儒学留下了自己的文本，如《十三经》等儒家经典、蒙学读物、家训等。三是一些坚持儒学传统的儒家学者和知识分子还存在着。
朱教授指出，儒家在近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受到四次冲击。第一次是清末民初，废私塾和取消科举让一些儒家知识的传承出现断裂。第二次是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第三是“文化大革命”。第四是改革开放掀起新启蒙大潮，文化激进主义大行其道，开始出现市场经济，功利主义兴盛，与世界对接，开始全盘西化。
“儒林没有了！”朱教授痛心地说，“中国的儒林没有了！”与中国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韩国的儒林至今还很完善。朱教授说他自己曾去韩国参观时问他的韩国朋友：“韩国的国学是什么？”让他吃惊的是，对方回答道：“韩国的国学就是儒学。”韩国人对儒家文化的推崇还体现在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方面，货币上印有“韩国朱熹”之称的大儒——李退溪的头像。在韩国，有很多儒林人士，他们至今还像当年的儒士一样生活，穿传统服饰，行传统礼节，学习传统文化。此外，韩国还有很多致力于传统文化传播的机构，不仅占地广大，还与高科技高度结合，内部讲解生动，这些机构就位于李退溪的故乡。韩国政府高度重视传统文化，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往往由退休高官担任。朱教授指出，我们常常说韩国人把属于中国的东西申请了文化遗产，但我们更该想想，为什么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自己不好好保存，反而是人家保存得更好呢？现在年轻人喜欢韩国文化，但他们是否知道韩国文化中的很多元素来自中国文化？
而且，朱教授也谈到中国儒家文化断裂造成的危害。他说：“正是因为大家不重视传统文化，正是由于儒家文化的断裂，造成当下中国人既没信仰又道德堕落。中国人现在普遍信奉一种‘不吃亏主义’，这就造成官场腐败和商业欺诈。”
然而，值得欣喜的是，当代儒家开始崛起。朱教授指出，很多高学历的年轻学者，开始回归传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成为当代的儒家。《何为普世，谁之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是由众多有海外留学经历的青年学者写成的，他们虽然经历了外国文化的浸润，但他们并没有盲目相信“普世价值”，而是认真地反思与总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繁荣富强的方法。
三、价值观
朱教授认为价值观其实就是人们的价值判断。虽然价值观是个理论问题，但大多数时候表现为实践的问题。那么，什么是价值观？朱教授用几个事例给予说明。
中国是礼仪之邦，自古重视礼仪。朱教授说他的朋友曾在国外住过，回来后会说，在国外，他在街上走时，从来都是车让人；过马路时，车都会停下来等他，不像中国，车开得蛮横，丝毫不懂礼让行人。朱教授指出，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都很重视“礼让”，由于传统文化的断裂，才造成今天人们觉得中国人不讲“礼”的印象。
再如，朱教授认为，中国人讲“先礼而后兵”、讲“不打第一枪”，这都是中国人的“礼让”传统在外交与军事上的表现。
之后，朱教授又从他亲历的事情讲起，说他家有一位保姆，安徽桐城人。有一次，朱教授和她谈起“礼让”的问题，那位保姆就讲到自己家乡“桐城六尺巷”的故事。桐城曾经出了一位宰相。有一次，宰相家中要修房子，与邻居发生纠纷，家人就给宰相写信求助。宰相回信道：“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看信后，明白了“礼让”的道理，于是将院墙后退三尺。邻居见状，也想到“礼让”的道理，同样后退三尺，形成一条六尺的巷子，一时传为美谈。朱教授又说，他家的保姆只是一位没受过太多教育的普通劳动者，却能知道这个故事，可见“礼让”的价值观是深刻地烙印在中国人的精神深处的。
而且，朱教授指出，网络流传的“汪中求给女儿的36条建议”、“四十五句名言”等语录被网友大量转发、点赞，说明人们对礼仪、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赞同。朱教授指出，“汪中求给女儿的36条建议”虽然是汪中求先生自己编写的，但早在《礼记》、《小学》、《朱子家训》等儒家经典中就已经存在，可见中华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网络时代更能发挥其优势。其实，人们生活中很多司空见惯的事物，都深蕴着儒家价值观的印记。
对于儒家价值观，朱教授总结出下列三点：一是儒家价值观具有优质性。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谓是道德金律。这种道德观念放到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也是非常先进的，对人们处理未来人类社会的种种矛盾，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二是儒家价值观具有优先性。这里所说的优先性，其实就是上位性。有人认为民主自由思想是西方的产物，是与中国儒家思想对立的，其实不然。朱教授认为，儒家价值观具有上位性，它讲人之所以为人，没有人何来民主自由。三是儒家价值观具有历史合理性。“国家强大与文化思想的先进是否有必然性？”这是朱教授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朱教授认为，当今时代，西方价值观也面临挑战。很多国家的政权被人以“自由”、“民主”的名义推翻，但政变后的国家却成了一片废墟，迟迟不能建立秩序，人民生活贫穷而不安全。“这是‘自由’、‘民主’吗？”因此，朱教授建议，我们不要迷信外国思想，要“跳出历史与时代的局限重新审视儒家的价值观”。 很多儒家价值观在我们的固有印象中是封建愚昧的，但朱教授认为，儒家价值观不是糟粕，那些被误以为是封建愚昧的思想，其实有很宝贵的价值。他给出两句在大家心中可能被认为是最“封建愚昧”的话——“存天理，灭人欲”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作为例子。朱教授认为这两句话听起来是错的，但实际上却是对的。
“存天理，灭人欲”是让人们懂得节制欲望，它不是禁欲主义。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朱教授引朱子的话说：“父母爱儿女，天理也；溺爱，人欲也。”存天理、灭人欲，灭的不是正当合理的欲望，而是过分和不合理的欲望。人人都想吃饱穿暖，这是天理，但有的人在富起来后，追求奢侈，纵欲无度。社会腐败与龌龊，难道不是由于过度的人欲引起的吗？如果大家都能控制欲望，不贪不占，社会风气不就会变好吗？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是对的。”朱教授说，“古代有三不孝：陷父母于不义，不能养育父母，不娶无子，绝祖嗣。根据统计结果，上海近4成女性不愿生孩子，如果年轻人都不生孩子，我们的民族要如何延续？”他指出，前段时间，法律规定孩子必须“常回家看看”。央视街头采访，一位老人说，法律不应该管“常回家看看”的事，孩子来不来看他无所谓，但法律应该规定“30岁不结婚的就该判刑”。朱教授认为，这位老人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反映出婚姻和延续的重要性，这正是孝道的体现。
朱教授虽然是学术大家，但在此次讲座中通过生动的例子和幽默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儒家价值观，鼓励人们要发掘儒家价值观“隐而不显”的内涵。朱教授指出：“中华文化可以补西方之缺，正如梁漱溟先生的观点，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它代表着人类的未来。”
现在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有关传统文化的学习班，许多学校也开设了传统文化课程，这体现出中国开始重视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前奏。“儒学”正从被批判、被边缘化的地位开始走向主流。越来越多像朱杰人教授这样具有深厚学术功底的专家学者在公开宣传儒家思想，在做种种恢复传统的试验。因此，奋斗在教学一线的广大教师，切不可轻视自己肩上的重任，不可人云亦云，要在这股轰轰烈烈的社会大潮面前，把握好自己的方向，把最优秀的品质传给后代，这是每个人都应好好思考的问题，关乎民族未来命运的转折。
文化复兴，此其时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孙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