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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八年，英使马戛尔尼伯爵抵达中国内地，他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封闭社会的典型。阿兰•佩雷菲特在记述此次出使的《停滞的帝国》一书中写道，中国的制度就像台球一样结实，“它是那么完整、精确、苛求，以致想不服从就会冒很大的风险。要摆脱它要么靠贪污舞弊，或者靠惰性——即什么都不干。”
1971年夏天，佩雷菲特率法国议会代表团来到中国，这是文化大革命五年来获准访华的第一个西方官派团体，让他惊讶不已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权对外国人十分不信任。他们只能扰乱中国的秩序；他们的好奇心十分危险；应当对他们严密监视……同样的集体反应……同样的俭朴。”
同期获准访华的另一个西方人——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也有同样的遭遇，他的摄影机必须朝着规定的方向——尽管他常常破坏规矩并为此受到惩罚。相形之下，马戛尔尼手下的画师威廉•亚历山大倒还有几分自由，目光的自由。他的画笔为我们留下的不仅有牌楼、战舰、长城（出自道听途说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官员、皇帝、兵丁和仆役，还有贩粮人、贩书人、纤夫、卖茶水的妇人、受审的妓女，以及“靠在树下的囚徒”。但即使这样，他也不过是中国社会的观望者。我们无从知晓那靠在树下的囚徒叫什么，什么职业，犯了什么罪，有没有儿女，他未来的命运又会怎样。
因此，一个能讲流利中文的美国青年，拿着北京公安核发的驾驶执照——上面印着他的中文名字，开着租来的中国汽车，在没有主人陪护的情况下，深入中国内地的城镇乡村，与有名有姓的普通人交谈，甚至长期交往，这样的情形，对四十年前的佩雷菲特和安东尼奥尼来说，绝对是不可企及的奢望。
彼得•海斯勒生于1969年，是埃德加•斯诺的密苏里同乡，1996年参加和平队来华，取中文姓名何伟，在四川涪陵教书——这段经历后以《江城》成书。2000年到2007年，他担任老牌文艺杂志《纽约客》的签约作者。《寻路中国》大致就是这七年来他在中国的见闻录。
全书分三部分，以时间为序，第一部“城墙”记述了何伟在中国西北和华北的行车游历，远至内蒙古西部、宁夏和甘肃；第二部“村庄”写的是安家于北京怀柔农村的日常生活；第三部“工厂”，则是写他对华东新兴工业城镇，主是浙江丽水的经年观察。
在这漫长行程的第一段路上，他似乎只是个自驾出行的背包客，对底层村镇的一切感到好奇，但并不深入。他记述了中国的道路、地图、葬礼、沿路无处不在的标语口号，乡村则被飞速前行的经济暂时抛在身后。“我在各个村庄停车的时候，看到的只有老年人，残疾人，还有就是年龄很小的小家伙。”
去年，英国喜剧演员里奇•杰维斯为天空电视台制作了一档旅游纪实节目《傻子出国记》，第一集选定中国，让主持人卡尔•皮尔金顿到北京与河南少林寺经历种种不可思议的异国奇遇，吃鸡的胚胎，赤手砍砖，点火烧腿的按摩。起初，何伟走马观花的好奇心大抵如此，但到后来几年，他在浙江的工作方式已经有了质的飞跃，或可与范立欣2009年的纪录片《归途列车》相提并论。
在丽水，何伟停留的时间更长，与普通人的交往更深。他择定了一个只有几十万元资本的胸罩调节环工厂，从两个老板在经济开发区内建厂开始，写它在当地小环境和全球化生产线上的命运。我们尤其看到了那些背井离乡，抛妻别子，乃至放弃学业，为了不高的薪水和模糊的梦想，进入工厂求生奋斗的农民，如罗师傅、小龙、老陶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小的只有十五岁，为了进厂做工，她拿了姐姐的身份证，撒了谎，并且用一种异乎寻常的坚定软磨硬泡，才得到了一份流水线上的工作。
到了这个时候，美国人海斯勒几乎隐身了。我们常常沉于工友们的生活，而忘记了叙述者的身份。何伟——这个最普通不过的中国名字，已经与他融为一体。只有在他脱离工友日常的悲欢，重返俯瞰的视角时，才会让人感到他的存在。
中国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产业的转移，在一个个拔地而起的经济开发区和开开关关的工厂中皆有实际的映照。然而，它又是那么不同，那么让人揪心。“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何伟写道，“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没有非盈利性组织和法律事务所，警察和政府干部的身影差不多同样难以见到。
我订阅《纽约客》已逾十年，看到的何伟第一篇文章——虽已是多年之前，却至今记忆犹新——讲他在怀柔农村遇到的名叫魏嘉的小孩，得了一种原因不明的血液疾病，腿上布满青紫色的斑痕，血小板数量降到危险程度，不停地流鼻血。何伟带他去儿童医院问诊，却因农民身份受到怠慢。必须要输血，但医院里没有人承诺能保证血液的安全。
这篇文章带给我的痛苦和焦灼，如今在阅读此书时再次复现。幸运的是，我从书中知道那孩子已经转危为安，健健康康地回到了学校，并且听从电脑测字的建议，改了新名。只是由于家庭经济的好转和对垃圾快餐的偏爱，他变得白白胖胖，多跑几步就要气喘了。
魏嘉和魏家的故事，构成了《寻路中国》第二部分“村庄”的主干。这家的主人，也就是何伟的房东魏子琪，本来穷困失意，终因个人精明和时代的发展，成了村中先富起来的人。2002年（马年）铺好了北京通往本村的公路，第二年（羊年）是汽车年，北京的有车一族开始在周末和假期前往乡间，第三年（猴年）便成了建设之年，村民们开始修建农家餐馆用以待客。
中文媒体普遍将何伟写作《纽约客》“记者”，但正确的称呼应该是“签约作者”，以区别于自由撰稿人和投稿作者。事实上，除了西摩•赫什，我不知道这份杂志还有谁能被称为新闻意义上的记者。《纽约客》有相对固定的文风，首要的便是对故事性的强调。这便要求作者的贴近感和丰富的细节。说实话，在何伟为《纽约客》工作的那些年里，除了几个原本就是中国人的作者，我再没见过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贴近中国。他的的确确把怀柔三岔村的魏家瓦房，当成了他在中国的家。
最后，我要说一句大俗话：何伟，常回家看看。
（作者为《中华读书报》编辑）
《反常识经济学》
作者：[美] 加里•S. 贝克尔、理查德•A. 波斯纳，李凤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4月
贝克尔，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波斯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法官之一。本书汇聚了两位大师最具创新性的文章。
《现代中国的历程》
作者：黄仁宇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1年4月
本书辑录了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美国、德国以及港台地区发表而未收入大陆《黄仁宇全集》的论文、随笔、书评等14篇文字。
《我为什么还抑郁？》
作者：[美] 吉姆•费尔普斯，屈文生、邢彩霞译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年时间：2011年5月
你是否为了自己的情绪问题遍访名医，却仍旧不见好转？本书作者将教会你如何找到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钱的历史》
作者：[英] 凯萨琳•伊格尔顿、乔纳森•威廉姆斯，徐剑译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6月
本书仔细考查了世界范围内的货币历史，远及人类所知最早的支付记录，近到当今的无现钞货币，并且将视野置于广阔的经济与社会背景下。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
作者：胡德平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1月
这是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思考中国改革思想史的专著。
1971年夏天，佩雷菲特率法国议会代表团来到中国，这是文化大革命五年来获准访华的第一个西方官派团体，让他惊讶不已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权对外国人十分不信任。他们只能扰乱中国的秩序；他们的好奇心十分危险；应当对他们严密监视……同样的集体反应……同样的俭朴。”
同期获准访华的另一个西方人——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也有同样的遭遇，他的摄影机必须朝着规定的方向——尽管他常常破坏规矩并为此受到惩罚。相形之下，马戛尔尼手下的画师威廉•亚历山大倒还有几分自由，目光的自由。他的画笔为我们留下的不仅有牌楼、战舰、长城（出自道听途说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官员、皇帝、兵丁和仆役，还有贩粮人、贩书人、纤夫、卖茶水的妇人、受审的妓女，以及“靠在树下的囚徒”。但即使这样，他也不过是中国社会的观望者。我们无从知晓那靠在树下的囚徒叫什么，什么职业，犯了什么罪，有没有儿女，他未来的命运又会怎样。
因此，一个能讲流利中文的美国青年，拿着北京公安核发的驾驶执照——上面印着他的中文名字，开着租来的中国汽车，在没有主人陪护的情况下，深入中国内地的城镇乡村，与有名有姓的普通人交谈，甚至长期交往，这样的情形，对四十年前的佩雷菲特和安东尼奥尼来说，绝对是不可企及的奢望。
彼得•海斯勒生于1969年，是埃德加•斯诺的密苏里同乡，1996年参加和平队来华，取中文姓名何伟，在四川涪陵教书——这段经历后以《江城》成书。2000年到2007年，他担任老牌文艺杂志《纽约客》的签约作者。《寻路中国》大致就是这七年来他在中国的见闻录。
全书分三部分，以时间为序，第一部“城墙”记述了何伟在中国西北和华北的行车游历，远至内蒙古西部、宁夏和甘肃；第二部“村庄”写的是安家于北京怀柔农村的日常生活；第三部“工厂”，则是写他对华东新兴工业城镇，主是浙江丽水的经年观察。
在这漫长行程的第一段路上，他似乎只是个自驾出行的背包客，对底层村镇的一切感到好奇，但并不深入。他记述了中国的道路、地图、葬礼、沿路无处不在的标语口号，乡村则被飞速前行的经济暂时抛在身后。“我在各个村庄停车的时候，看到的只有老年人，残疾人，还有就是年龄很小的小家伙。”
去年，英国喜剧演员里奇•杰维斯为天空电视台制作了一档旅游纪实节目《傻子出国记》，第一集选定中国，让主持人卡尔•皮尔金顿到北京与河南少林寺经历种种不可思议的异国奇遇，吃鸡的胚胎，赤手砍砖，点火烧腿的按摩。起初，何伟走马观花的好奇心大抵如此，但到后来几年，他在浙江的工作方式已经有了质的飞跃，或可与范立欣2009年的纪录片《归途列车》相提并论。
在丽水，何伟停留的时间更长，与普通人的交往更深。他择定了一个只有几十万元资本的胸罩调节环工厂，从两个老板在经济开发区内建厂开始，写它在当地小环境和全球化生产线上的命运。我们尤其看到了那些背井离乡，抛妻别子，乃至放弃学业，为了不高的薪水和模糊的梦想，进入工厂求生奋斗的农民，如罗师傅、小龙、老陶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小的只有十五岁，为了进厂做工，她拿了姐姐的身份证，撒了谎，并且用一种异乎寻常的坚定软磨硬泡，才得到了一份流水线上的工作。
到了这个时候，美国人海斯勒几乎隐身了。我们常常沉于工友们的生活，而忘记了叙述者的身份。何伟——这个最普通不过的中国名字，已经与他融为一体。只有在他脱离工友日常的悲欢，重返俯瞰的视角时，才会让人感到他的存在。
中国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产业的转移，在一个个拔地而起的经济开发区和开开关关的工厂中皆有实际的映照。然而，它又是那么不同，那么让人揪心。“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何伟写道，“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没有非盈利性组织和法律事务所，警察和政府干部的身影差不多同样难以见到。
我订阅《纽约客》已逾十年，看到的何伟第一篇文章——虽已是多年之前，却至今记忆犹新——讲他在怀柔农村遇到的名叫魏嘉的小孩，得了一种原因不明的血液疾病，腿上布满青紫色的斑痕，血小板数量降到危险程度，不停地流鼻血。何伟带他去儿童医院问诊，却因农民身份受到怠慢。必须要输血，但医院里没有人承诺能保证血液的安全。
这篇文章带给我的痛苦和焦灼，如今在阅读此书时再次复现。幸运的是，我从书中知道那孩子已经转危为安，健健康康地回到了学校，并且听从电脑测字的建议，改了新名。只是由于家庭经济的好转和对垃圾快餐的偏爱，他变得白白胖胖，多跑几步就要气喘了。
魏嘉和魏家的故事，构成了《寻路中国》第二部分“村庄”的主干。这家的主人，也就是何伟的房东魏子琪，本来穷困失意，终因个人精明和时代的发展，成了村中先富起来的人。2002年（马年）铺好了北京通往本村的公路，第二年（羊年）是汽车年，北京的有车一族开始在周末和假期前往乡间，第三年（猴年）便成了建设之年，村民们开始修建农家餐馆用以待客。
中文媒体普遍将何伟写作《纽约客》“记者”，但正确的称呼应该是“签约作者”，以区别于自由撰稿人和投稿作者。事实上，除了西摩•赫什，我不知道这份杂志还有谁能被称为新闻意义上的记者。《纽约客》有相对固定的文风，首要的便是对故事性的强调。这便要求作者的贴近感和丰富的细节。说实话，在何伟为《纽约客》工作的那些年里，除了几个原本就是中国人的作者，我再没见过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贴近中国。他的的确确把怀柔三岔村的魏家瓦房，当成了他在中国的家。
最后，我要说一句大俗话：何伟，常回家看看。
（作者为《中华读书报》编辑）
《反常识经济学》
作者：[美] 加里•S. 贝克尔、理查德•A. 波斯纳，李凤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4月
贝克尔，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波斯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法官之一。本书汇聚了两位大师最具创新性的文章。
《现代中国的历程》
作者：黄仁宇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1年4月
本书辑录了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美国、德国以及港台地区发表而未收入大陆《黄仁宇全集》的论文、随笔、书评等14篇文字。
《我为什么还抑郁？》
作者：[美] 吉姆•费尔普斯，屈文生、邢彩霞译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年时间：2011年5月
你是否为了自己的情绪问题遍访名医，却仍旧不见好转？本书作者将教会你如何找到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钱的历史》
作者：[英] 凯萨琳•伊格尔顿、乔纳森•威廉姆斯，徐剑译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6月
本书仔细考查了世界范围内的货币历史，远及人类所知最早的支付记录，近到当今的无现钞货币，并且将视野置于广阔的经济与社会背景下。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
作者：胡德平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1月
这是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思考中国改革思想史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