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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黄根明，生于一九四九年农历十月，与共和国同岁。我七岁时，在店子底村开始上了四年初小，十一岁时，到了西黄水村上了三年高小。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到阳曲一中上的初中，因为文化大革命，直到一九六八年才毕业。一九七四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九一年开始当村支书，一直到二OO八年换届才退下来，现在还在村里兼着支委。
店子底村得名于“商店”的“店”字，因为茶马古道从村边经过，往东能到寿阳，往南能到榆次，连通的地方很多，别看我们村地处阳曲县的边缘地带，当年可算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了。现在，从我们村到台骀山、乌金山开车只需要半个小时。
村子里高峰时人口有一千二百多，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咱们村也和其他许多村一样，农民的日子好起来后，好多人都搬到生活条件好的地方住了，现在户籍上还有七百多人。村里有一段时间也十分萧条，但是近十年因为咱村的红色旅游一直在发展，村子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说起来，还是党的政策好，不仅村子好起来了，而且咱农村人也越来越有尊严，现在咱穿上西装皮鞋，谁还能看出咱是个农民？
1
说起改革开放，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民的好日子真正是从这时候起才又向好的方向转变的。特别是一九八一年村里实行包产到户后，各家各户种地的积极性一下就高了，这是一个飞跃。我家当时一下子分了三十多亩地，我和我老婆两口子没日没夜地在地里劳动，都不觉得累，反而越干越起劲儿，你说怪不怪？
我們村地理位置有很大的优越性，因为这里是乡里的“南山坡”，日照时间比较长，所以苹果、葡萄产量大、品质好，多少年来远近闻名，家家户户基本都有果树、葡萄树。所以，我们村的日子起色很快。尽管说这么多年来，小米白面价格翻了几倍，但是果葡的价格却是变化不大。你想，八十年代果葡都能卖到一块多，是多高的价格？当时普通一个人一年才能挣回家多少钱，也就是三十多块钱吧。但是因为家家都有果葡地，家家都出去卖水果，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很快的。
咱们村现在都没有水浇地。村子在黄土丘陵，地都在半山上，大都是坡耕地，不用说用水要想办法节省，就是吃水也得想办法节省。
过去吃水都靠担水，家家户户都一样。我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要起来担上水桶到井上挑，有时凌晨两点就得出去担水。村里面担水的人很多，井轱辘你摇了我摇，经常会因为用的人太多而发生争抢吵架。如果过了五月，就赶上枯水期，井里的水更少了，村里人不得不到十里开外的西黄水村去挑。我担了四十多年快五十年的水，这段日子想起来都怕。为解决吃水问题，村里家家都挖有旱井，并配有水渠。为了能最大量的储水，旱井尽量要挖得够大。我家里的旱井就很大，里面十大几二十平方，放着梯子才能供人上下。遇到下大雨，雨水通过水渠就聚到旱井里。有的年景下雨量少，雨水也少，还会出现因为抢接旱井水邻里闹矛盾的事。因为雨水就那么点，住在高处的先接了去，住在低处的就接得少了或者接不到。谁家也怕自己的旱井接不到水，一年到头，都指望着旱井里的水生活呢！
缺水造成极度节约着用水。洗碗水都不敢倒了，第一遍的水都舍不得饮牲口，要澄下以后再用来洗碗，直到不能再用了才喂牲口喝。二O一三年，最后一个自然村通上了自来水，那天，那个村有个老汉抱着他家的自来水管子都哭了。那可是发自内心的眼泪，老汉一辈子了，没有见过也没有想到过哗哗的水都能到了自己的院子里呀！他流的泪，是他受了一辈子缺水的痛苦，也是他再不受这种苦的高兴，他是实心实意地感激现在社会的好呀。
2
刚改革开放时，说实话，日子还不是很好过。
那时候白面很缺，现在健在的老人们还讲，过去是“白面第一用来供神，第二用来蒸馍馍，第三用来待客办事筵，平时吃白面就是造孽。”现在咱们吃大米觉得很平常，但是这要是在八十年代，要想吃上大米要走七八十里上百里，到晋祠、王村、吴家堡，用我们的小米、红枣换人家的大米，一斤半小米换一斤大米，二斤红枣换一斤大米。辛辛苦苦换来的大米，平时是舍不得吃的，大过年拿出来，做成四个小盘盘，供神供祖宗。
生产队时候，每年过年一人能领二斤白面，家里才难得蒸一次白面馍馍，白面本来不多，馍馍也不敢蒸大的，每个人能分上几个小馍吃就很满足了。当然也不能全都做了白面馒头，还要剩下些白面，搅上玉米面，发好，再包上些豆馅做成“团团”吃。后来白面大米才逐渐容易买到，也能用自家种的葵花换。现在白面、大米能随便吃，有的年轻人还要嘴上“烂白面、烂大米”的说，还随意浪费，吃不了倒了，这才是造孽了。我说，现在有白面、大米吃，不是你个人挣下的，是好社会、好时代给的。
以前村里遇上娶媳妇、过寿等大事待客才能上“三月盘”，就是三个大盘子，有一盘杂烩菜、一盘豆腐和一盘炖肉。炖肉也不是现在的炖肉，就是普通的猪肉，上点“红红”（红曲）做出来。吃菜也少，主要是天旱，地里就不能种菜，一年四季土豆丝加老咸菜。真是不敢想象，社会发展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结婚办事也能上“十凉十热”，鸡鱼也上得起，过去有钱也买不到这些。到了现在，在吃上更不用说了，过去有钱人能吃上的咱老百姓也能吃到，有钱人吃不上的咱老百姓还能吃上，你能说社会不好？就是菜哇，家门口种上一溜地，黄瓜、豆角、茄子、西葫芦、西红柿，想种什么不行？夏秋两季吃也吃不完，给邻居们送，给城里的孩子们送，咱农村人吃上还愁啥，这要在过去还能有这福？
这是吃的一方面，再说穿。过去穿衣的紧张程度现在人是想不到的，可能你也听说过“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句话吧？这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一点儿都不夸张，一件衣服都是老大穿了老二穿，也不分男孩衣服、女孩衣服，能有一件衣裳穿在身上就很不错了，哪能顾上它合身不合身了。情况到了一九八三年以后有了好转。村里面已经开始时兴起这四样东西：上海表、翻毛皮鞋、蓝大衣和飞鸽车。用这四样装扮起来，当时那是很时髦的呀。我记得当时穿戴着到乡里，不仅其他村干部，连乡政府的干部都很羡慕，都在夸“南山坡的青年，真帅了呀！” 3
住房问题是农村人的一等大事。村子里过去大都是住窑洞，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几眼烂窑一住就是几辈子。虽说这窑洞冬暖夏凉，但那居住条件哪能和现在的单元楼比？还是因为过去人家穷呀，掏土窑的成本最低，这是主要问题。刚进上世纪八十年代，咱们村还没有批宅基地。那时家家户户人都多，一家子有个三男五女，十大几口人很平常，但是住的都是些不知道多少年前的老窑。真是“只增人口不增房，家家户户都挤扛”。
一九八四年，村里第一次批了宅基地，我记得当时我们村一下子批建了十五户新地基，就在当年，村里一下就冒出来八十多间崭新的窑房，村子的面积也扩大了一倍。我家也是在那一年批建的，当时我和大家一样，也是盖了五间展展的新窑，每一间都是八尺宽九尺高，真叫个亮堂了。我们一家当时高兴得不得了，家里还是毛墙毛地的，就心红地搬进去了，住进去了还高兴得睡不着觉。过去一到晚上横七竖八一炕人睡觉的日子算是过去了。到了二OOO年左右，社会发展加快，慢慢地，村子里的人开始往外搬，有的在县城下了户，办了农转非，再往后，在市里、县里买楼房的就多了。这真是一个飞跃。
另外一个飞跃，还是想说说教育。我小时候上学那阵，家穷，物资缺乏，连书包都没有。所谓的书包，就是用毛巾一对折然后缝起来做成，也没有书写的纸，你可能想不到用什么写吧？是用石板，一个学生一块，用硬笔往上写。放学后放到书包里，这种石板经常会把书包顶烂。有时这种石板都不够用，将一块石板一折两半，家里俩娃一人半块用。直到后来我到西黄水上高小后才有了纸本子。到外村读书有一个苦处，就是要走上好久才能到学校。店子底离西黄水村十来里地，为了不至于迟到，我每天都得早早起来，還要自己准备好午饭带上。过去没有饭盒，自己就用陶瓷罐子当饭盒，头天晚上焖上半罐小米，第二天早上在小米上面夹上一两块老咸菜，然后用一根绳子和书包拴在一块，搭到肩膀上就走了。
第三个飞跃，是家里的一概用度。现在你看，出行连自行车都不用骑了，最差也是骑电动车，现在好些人家都有小轿车，田间地头还有各种农业生产车辆。这些年，年轻人结婚要用车队，用什么车打头，用什么车收尾，讲究着呢。要知道过去有什么？到地里是毛驴拉车，娶媳妇有个自行车就是好人家了。说起来也不怕你笑话，我妈是我爸用毛驴娶回来的，我老婆是我用自行车推回来的。过去家里用的东西有什么，真是少得可怜，无非就是些桌子和箱子，让现在的孩子看见，就叫家徒四壁了。记得是一九八四年，村里才有了第一台电视机，我记得那是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天线架了很高，人还得经常上去转一转天线方向，不然就是满屏雪花点，或者有了图像，哗哗响，没声音。我记得当时演《霍元甲》，每天晚上那家人的院子里都聚着好多人等着看。现在咱家里，电视都看上LED的了，有线电视也通上了，打开一看多少个台哪，看不过来。而且农民家里也普遍用上冰箱、电磁炉了，小孩子也玩起了电脑上网。
这些年，身上穿的衣服变化也很大。上世纪八十年代，可能一直到九十年代，村里基本上还是买上布料找裁缝做衣服，一个人一年能穿两身新衣服很不错了。那时缝纫机是抢手货，当然咱们村算富的，买缝纫机，都是捡蜜蜂、蝴蝶、飞人这些好牌子买，“太行”的都不要，嫌不好。现在谁还在这些上计较。衣服不用打补丁不用自己做，被子不用自己缝，家里放个缝纫机还嫌它碍事呢。再后来二十一世纪，市场上的各种衣服用度，真是眼花缭乱，平时想穿什么买什么，谁家的衣柜里不是塞得满满的，穿也穿不过来，改革开放发展到现在，彻底终结了缺衣少穿的年代。
4
要说对咱农民感触最深的，要数国家取消农业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感恩”。因为“皇粮国税”是在骨子里的，延续了多少代多少年，现在国家把和农民直接关联的农业税、三提五统全都取消了，这真是一个划时代的壮举。
农业税取消以前，农民是有负担的。我记得从一开始，当时一袋白面十五元的时候，按人头，一个人得交四十多元，这里面包括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一袋白面五十元的时候，发展到一个人一年要交一百二十元。
收粮工作是镇村干部们每年都要完成的头等大事，过去老百姓讲我们就是“催粮交款，结扎上环”的，确实是，村干部实在不好当，尽是得罪人的营生。我们先按人头算好各家应交的税款，再将交的粮折成税钱，粮交不够的人家补交钱款。我记得二○○二年时还交过公粮，到了二○○五年就不交了。更重要的是，国家不但不和农民要税钱，反而还要反哺，一开始时一亩地补助五元，现在补到了八九十元，这一出一进的变化，咱农民从中受的益可真不小。
减轻了农民负担，咱老农民的钱包也慢慢地鼓起来了。刚改革开放时，咱村还是生产队时代。大家都是挣工分，男劳力一天算12分，女劳力一天算8分。一年核算下来，最多一个劳力3000分，每个工分八分钱，一年累死累活也就挣二百多块钱。
现在种地都是机械化，而且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一亩地花上二十元，地里就一次性犁好耙好，从机耕到机收，省下了多少劳累，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有了精力外出打工挣钱，收入更多样化了。
能自由地外出打工挣钱，对于农民来说，这可真是一个飞跃。过去一家子里如果出个工人，那村里人羡慕得不得了。现在咱们村里有差不多一半人都在外打工，自己经商的也占一大块，主要是卖水果的，发展得好的在太原都有了水果商店，再下来就是当小工子，搞建筑，一个小工子一天也得200元吧，尽管辛苦些，但细细算算看，一年下来，挣的钱也不少吧。当然，手里有了钱，好多事情都好干多了。比如咱们村好多人一辈子没有出过村，2016年我组织我们村的53个人上了一趟北京，一个老人很感慨，到处跟人讲：“没想到，就咱这八辈子的老农民，也能上北京走走转转了。”
所以，改革开放的这四十年，广大农民都是直接的受益者。
5
近几年我们村迎来的这次大发展，要从发展红色旅游说起。二○○七年，县里的国税局和我们村“结对子”搞帮扶，那阵子我还在村支书任上，当时的局长刘强对我们村的红色历史很感兴趣，具体了解了解放太原战役时，发生在我们村的光荣历史。当时，南面的风格梁上有一场恶战，国共双方伤亡都很大，我们这一带的民兵、百姓都积极参与“支前”，“支前”就是支援前线的意思，他们做饭、送饭、运送武器弹药、挖战壕、救伤员、抬担架，和解放军一起为解放太原城立下了汗马功劳。刘局长觉得这是我们村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就建议可以在村里搞一个“支前”纪念馆，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光荣历史。在他的努力下，店子底村的“支前”纪念馆很快就一点一点建起来了。尽管他后来调到了市里，又到晋城、长治任职，可是还一直关心我们村里的发展，每年有时间就回村里来，还经常打电话询问村里发展的情况。 二○○八年，店子底村当年的“支前”事迹在《山西日报》见报，这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二○○九年是村里发展的一个高峰。市里组织了一次“红歌唱响店子底”的大型活动。当时，有十个红歌团，十辆大巴车到村里，场面很震撼，我记得当时参加的团有山西大学的、黄河少儿的、燎原的、政协的。这一年的四月二十二日，村里举办了解放太原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各级领导都来参加了，县政府领导致辞，还邀请到了二十多个省市书法家，六十多家媒体，场面十分壮观，可能就是从那时候起，咱们店子底村的“支前纪念红色游”就真正传扬出去了。
二○一五年，村里又创意了“再走支前路”活動。当然这个创意最早要追溯到十年前的秋天，当时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郭红拴还在县经贸局工作，我和他谈过这个事，他提出可以在“支前”路上再动些脑筋。后来他到县委党校主持工作后，一直没有忘记这事，来过村里很多次，我们组织了许多村里的老人们回忆当年的情形，记录下许多史料，在二○一五年将这个创意变成现实，当年就在村里建成了县委党校的一个现场教学点，并开始试走“支前”路。
后来我们这个教学点的教学项目逐渐完善，目前已发展成了七个环节，具体说就是：现场讲课———参观支前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重走支前路———平台感悟———吃支前饭———现场唱红歌。平心而论，店子底现在的“支前旅游”工作能搞这么好，县委党校是出了大力的，搞成了学员教学点，这里的人气才越来越旺，每年的五四、七一、国庆这些重大节庆日都是高峰期。节日前后的一个月时间，村里的接待就不断，一天最多来过二十多个团，真是人山人海。咱们村子出名后，平时来的散客也非常多，当然现在交通也方便了，开上小车，从太原上来只要半个小时，来了转一下看一看，也不耽误多少时间。
我主要是参与“重走支前路”这个环节。带游客们一路上山，经过路上的一个小凉亭时，大家停下来歇一歇，我就表演一段自己创作的快板书，名叫《支前路上》，我是这么说的：听听支前教育课，唱唱红色革命歌，走走当年支前路，我们来到旱岭坡。旱岭坡，旱岭坡，旱岭坡上故事多，千万儿女支前去，门板木料运上坡。旱岭坡，旱岭坡，旱岭坡是英雄的坡，十二条骡子拉大炮，大炮炸烂了乌龟的窝。我在这儿还要穿插讲一些当年支前时发生的一些故事，包括我们当时运送1300门大炮上山的场景，这些史料上都有记载。然后再继续说快板：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红旗插到太原城，军民高唱胜利歌。
6
1949年解放太原城时，我还没出生，但是我父亲、我爷爷他们老一辈是经历过的，我小时候就常听我母亲讲起支前时候发生的那些故事，老母亲今年八十七岁，还经常念叨过去的事，老人们讲的那些故事我都深深地印在心里了。我的爷爷为解放军带过路，我奶奶护理过伤员，我父亲抬过担架、挖过战壕，我妈妈当时只有十六七岁，也为部队烧水，当时是两个姑娘烧一口锅，帮助部队搞后勤。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支前事业为店子底村留下了一笔取之不尽的宝贵遗产，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当年老一辈人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我们村里搞起支前红色游后，县里每一届的书记、县长都来咱们村，给了村里好多扶持政策。咱们村还来过中央的领导，省里的领导、市里的领导。现在全国、全省有支前光荣史的村子有多多少，要是咱们没有先一步搞起来，别人哪能知道还有店子底这么个村子呀。现在我们店子底有这么多的荣誉，有这么大的发展变化，真是叫人感慨呀。
7
发展起来的红色旅游，确实让店子底村得到了巨大的实惠。
最直接的就是村容村貌大变样。交通方面，北山通道修成后，店子底村的交通一下便利了很多。从二○一五年开始，县里多次给村里投资，咱们村的“支前红色游”项目规模不停扩大。在村口，修了红色广场和停车场，在村里，配了两个高标准的旅游厕所，都是水冲式厕所，很漂亮的小木房结构。在“支前”纪念馆旁边新建了红色讲堂，阶梯式结构，容纳二百人听讲没问题，还给配了音响、投影，有了现代化教学用具。还在临街上建了支前市场，村里的人可以在市场上卖自家的农产品，不管是刚采的果子，陈年的咸菜，还是秋收的粮食，小米呀玉米呀豆子呀，好像只要是咱农民的产品，旅游来的人都稀罕，见什么都买，一天赚个一二百块不愁。在“支前”路起点处县里投资建设了“支前农家乐”，解决了客人们吃饭的问题。以前吃“支前”饭是在山上，说是“支前”饭，其实饭菜质量比当年解放军吃的好多了，有一碗杂烩菜，有玉米面窝窝头，有馒头、包子，还有绿豆稀饭，都是管饱吃。但那是在野外，卫生条件实在有限。现在有了“支前农家乐”，可以坐在家里吃，不怕风不怕雨，吃得更干净卫生。
去年秋冬到今年，县里又投资重修了支前纪念馆，我把现在的支前馆叫作第二代，沙盘也上了墙，灯光背景都上了档次。又租了两个院子，扩大了规模，这两处院子也布了展。当时为了租院子，我先动员我的两个兄弟，让他们把不住的空院子拿出来，因为咱是干部，做甚事也得在先。我小舅子的房子也空着，我动员他，他不愿意，为这，他到现在都不理我。我觉得以后他肯定要后悔。
现在村里的旅游建设，县里还在支持，你看戏台跟前还在建设，另外还在和村里人谈租院子的事，准备再扩大几个院子，恢复过去的彭绍辉将军指挥所、战地医院等实景场面。
这是县里给村里硬件的投入，二○一七年春季，县里还给拍了一部四十多分钟的主题电影，叫《支前红流》，再现了当年的支前场景和战争场面，上千人的出场，投资不会小吧，后来到了当年秋季，中央电视台拍的纪录片《解放太原纪实》也开始在村里展播，这些又丰富了村里红色体验的内容。我心里估算了一下，连电影加上这么多硬件建设，县里给店子底保守估计也投了上千万元了，这是县里为村里人办的好事，咱们都记着呢。
当然，村里红色旅游发展壮大，特别是村子的发展改观，主要是近五年以来发生的事，我已经从正职上退了下来，接任的石狗拴书记他们一直在积极联络协调，县委也非常支持。我现在是支委，就是想一心一意支持现在两委的干部们工作，无论是献计献策，还是亲力亲为，都没有二话。就说我当导游吧，带领前来店子底接受红色教育的学员们走“支前”路少说也走了二百五六十趟了，都是实实在在搞服务，尽管说今年七十岁了，但我觉得身体还行，还能为村里的发展服务，觉得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反过来说，现在当村干部的待遇比以前强多了，以往村里给我们“小干部补助”（指村里面副职干部，包括支委，村委）每年四千元，从二○一七年开始，国家增加了转移支付，我们能拿到八千元的补助，很不错了。我另外还负责支前纪念馆的一些日常管理，包括接待团体、讲课等，每年还能领到三千元的补助，待遇确实提高了很多。
8
现在党和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我还是希望村里两委班子能团结一致，借这些好形势好政策，把“支前红色旅游”这个事业发展得更大更好。另外，咱们村虽然小，但我总结有九种文化，除了“支前”文化，还有抗战文化、晋商文化、古建文化、农耕文化、田园文化、民俗文化、轩辕文化、堑沟文化。我最希望的就是能将这些方面的文化能发掘整理出来，让我们村的文化旅游再上一个新台阶，那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也就了了。
店子底村得名于“商店”的“店”字，因为茶马古道从村边经过，往东能到寿阳，往南能到榆次，连通的地方很多，别看我们村地处阳曲县的边缘地带，当年可算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了。现在，从我们村到台骀山、乌金山开车只需要半个小时。
村子里高峰时人口有一千二百多，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咱们村也和其他许多村一样，农民的日子好起来后，好多人都搬到生活条件好的地方住了，现在户籍上还有七百多人。村里有一段时间也十分萧条，但是近十年因为咱村的红色旅游一直在发展，村子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说起来，还是党的政策好，不仅村子好起来了，而且咱农村人也越来越有尊严，现在咱穿上西装皮鞋，谁还能看出咱是个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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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改革开放，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民的好日子真正是从这时候起才又向好的方向转变的。特别是一九八一年村里实行包产到户后，各家各户种地的积极性一下就高了，这是一个飞跃。我家当时一下子分了三十多亩地，我和我老婆两口子没日没夜地在地里劳动，都不觉得累，反而越干越起劲儿，你说怪不怪？
我們村地理位置有很大的优越性，因为这里是乡里的“南山坡”，日照时间比较长，所以苹果、葡萄产量大、品质好，多少年来远近闻名，家家户户基本都有果树、葡萄树。所以，我们村的日子起色很快。尽管说这么多年来，小米白面价格翻了几倍，但是果葡的价格却是变化不大。你想，八十年代果葡都能卖到一块多，是多高的价格？当时普通一个人一年才能挣回家多少钱，也就是三十多块钱吧。但是因为家家都有果葡地，家家都出去卖水果，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很快的。
咱们村现在都没有水浇地。村子在黄土丘陵，地都在半山上，大都是坡耕地，不用说用水要想办法节省，就是吃水也得想办法节省。
过去吃水都靠担水，家家户户都一样。我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要起来担上水桶到井上挑，有时凌晨两点就得出去担水。村里面担水的人很多，井轱辘你摇了我摇，经常会因为用的人太多而发生争抢吵架。如果过了五月，就赶上枯水期，井里的水更少了，村里人不得不到十里开外的西黄水村去挑。我担了四十多年快五十年的水，这段日子想起来都怕。为解决吃水问题，村里家家都挖有旱井，并配有水渠。为了能最大量的储水，旱井尽量要挖得够大。我家里的旱井就很大，里面十大几二十平方，放着梯子才能供人上下。遇到下大雨，雨水通过水渠就聚到旱井里。有的年景下雨量少，雨水也少，还会出现因为抢接旱井水邻里闹矛盾的事。因为雨水就那么点，住在高处的先接了去，住在低处的就接得少了或者接不到。谁家也怕自己的旱井接不到水，一年到头，都指望着旱井里的水生活呢！
缺水造成极度节约着用水。洗碗水都不敢倒了，第一遍的水都舍不得饮牲口，要澄下以后再用来洗碗，直到不能再用了才喂牲口喝。二O一三年，最后一个自然村通上了自来水，那天，那个村有个老汉抱着他家的自来水管子都哭了。那可是发自内心的眼泪，老汉一辈子了，没有见过也没有想到过哗哗的水都能到了自己的院子里呀！他流的泪，是他受了一辈子缺水的痛苦，也是他再不受这种苦的高兴，他是实心实意地感激现在社会的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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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改革开放时，说实话，日子还不是很好过。
那时候白面很缺，现在健在的老人们还讲，过去是“白面第一用来供神，第二用来蒸馍馍，第三用来待客办事筵，平时吃白面就是造孽。”现在咱们吃大米觉得很平常，但是这要是在八十年代，要想吃上大米要走七八十里上百里，到晋祠、王村、吴家堡，用我们的小米、红枣换人家的大米，一斤半小米换一斤大米，二斤红枣换一斤大米。辛辛苦苦换来的大米，平时是舍不得吃的，大过年拿出来，做成四个小盘盘，供神供祖宗。
生产队时候，每年过年一人能领二斤白面，家里才难得蒸一次白面馍馍，白面本来不多，馍馍也不敢蒸大的，每个人能分上几个小馍吃就很满足了。当然也不能全都做了白面馒头，还要剩下些白面，搅上玉米面，发好，再包上些豆馅做成“团团”吃。后来白面大米才逐渐容易买到，也能用自家种的葵花换。现在白面、大米能随便吃，有的年轻人还要嘴上“烂白面、烂大米”的说，还随意浪费，吃不了倒了，这才是造孽了。我说，现在有白面、大米吃，不是你个人挣下的，是好社会、好时代给的。
以前村里遇上娶媳妇、过寿等大事待客才能上“三月盘”，就是三个大盘子，有一盘杂烩菜、一盘豆腐和一盘炖肉。炖肉也不是现在的炖肉，就是普通的猪肉，上点“红红”（红曲）做出来。吃菜也少，主要是天旱，地里就不能种菜，一年四季土豆丝加老咸菜。真是不敢想象，社会发展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结婚办事也能上“十凉十热”，鸡鱼也上得起，过去有钱也买不到这些。到了现在，在吃上更不用说了，过去有钱人能吃上的咱老百姓也能吃到，有钱人吃不上的咱老百姓还能吃上，你能说社会不好？就是菜哇，家门口种上一溜地，黄瓜、豆角、茄子、西葫芦、西红柿，想种什么不行？夏秋两季吃也吃不完，给邻居们送，给城里的孩子们送，咱农村人吃上还愁啥，这要在过去还能有这福？
这是吃的一方面，再说穿。过去穿衣的紧张程度现在人是想不到的，可能你也听说过“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句话吧？这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一点儿都不夸张，一件衣服都是老大穿了老二穿，也不分男孩衣服、女孩衣服，能有一件衣裳穿在身上就很不错了，哪能顾上它合身不合身了。情况到了一九八三年以后有了好转。村里面已经开始时兴起这四样东西：上海表、翻毛皮鞋、蓝大衣和飞鸽车。用这四样装扮起来，当时那是很时髦的呀。我记得当时穿戴着到乡里，不仅其他村干部，连乡政府的干部都很羡慕，都在夸“南山坡的青年，真帅了呀！” 3
住房问题是农村人的一等大事。村子里过去大都是住窑洞，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几眼烂窑一住就是几辈子。虽说这窑洞冬暖夏凉，但那居住条件哪能和现在的单元楼比？还是因为过去人家穷呀，掏土窑的成本最低，这是主要问题。刚进上世纪八十年代，咱们村还没有批宅基地。那时家家户户人都多，一家子有个三男五女，十大几口人很平常，但是住的都是些不知道多少年前的老窑。真是“只增人口不增房，家家户户都挤扛”。
一九八四年，村里第一次批了宅基地，我记得当时我们村一下子批建了十五户新地基，就在当年，村里一下就冒出来八十多间崭新的窑房，村子的面积也扩大了一倍。我家也是在那一年批建的，当时我和大家一样，也是盖了五间展展的新窑，每一间都是八尺宽九尺高，真叫个亮堂了。我们一家当时高兴得不得了，家里还是毛墙毛地的，就心红地搬进去了，住进去了还高兴得睡不着觉。过去一到晚上横七竖八一炕人睡觉的日子算是过去了。到了二OOO年左右，社会发展加快，慢慢地，村子里的人开始往外搬，有的在县城下了户，办了农转非，再往后，在市里、县里买楼房的就多了。这真是一个飞跃。
另外一个飞跃，还是想说说教育。我小时候上学那阵，家穷，物资缺乏，连书包都没有。所谓的书包，就是用毛巾一对折然后缝起来做成，也没有书写的纸，你可能想不到用什么写吧？是用石板，一个学生一块，用硬笔往上写。放学后放到书包里，这种石板经常会把书包顶烂。有时这种石板都不够用，将一块石板一折两半，家里俩娃一人半块用。直到后来我到西黄水上高小后才有了纸本子。到外村读书有一个苦处，就是要走上好久才能到学校。店子底离西黄水村十来里地，为了不至于迟到，我每天都得早早起来，還要自己准备好午饭带上。过去没有饭盒，自己就用陶瓷罐子当饭盒，头天晚上焖上半罐小米，第二天早上在小米上面夹上一两块老咸菜，然后用一根绳子和书包拴在一块，搭到肩膀上就走了。
第三个飞跃，是家里的一概用度。现在你看，出行连自行车都不用骑了，最差也是骑电动车，现在好些人家都有小轿车，田间地头还有各种农业生产车辆。这些年，年轻人结婚要用车队，用什么车打头，用什么车收尾，讲究着呢。要知道过去有什么？到地里是毛驴拉车，娶媳妇有个自行车就是好人家了。说起来也不怕你笑话，我妈是我爸用毛驴娶回来的，我老婆是我用自行车推回来的。过去家里用的东西有什么，真是少得可怜，无非就是些桌子和箱子，让现在的孩子看见，就叫家徒四壁了。记得是一九八四年，村里才有了第一台电视机，我记得那是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天线架了很高，人还得经常上去转一转天线方向，不然就是满屏雪花点，或者有了图像，哗哗响，没声音。我记得当时演《霍元甲》，每天晚上那家人的院子里都聚着好多人等着看。现在咱家里，电视都看上LED的了，有线电视也通上了，打开一看多少个台哪，看不过来。而且农民家里也普遍用上冰箱、电磁炉了，小孩子也玩起了电脑上网。
这些年，身上穿的衣服变化也很大。上世纪八十年代，可能一直到九十年代，村里基本上还是买上布料找裁缝做衣服，一个人一年能穿两身新衣服很不错了。那时缝纫机是抢手货，当然咱们村算富的，买缝纫机，都是捡蜜蜂、蝴蝶、飞人这些好牌子买，“太行”的都不要，嫌不好。现在谁还在这些上计较。衣服不用打补丁不用自己做，被子不用自己缝，家里放个缝纫机还嫌它碍事呢。再后来二十一世纪，市场上的各种衣服用度，真是眼花缭乱，平时想穿什么买什么，谁家的衣柜里不是塞得满满的，穿也穿不过来，改革开放发展到现在，彻底终结了缺衣少穿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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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对咱农民感触最深的，要数国家取消农业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感恩”。因为“皇粮国税”是在骨子里的，延续了多少代多少年，现在国家把和农民直接关联的农业税、三提五统全都取消了，这真是一个划时代的壮举。
农业税取消以前，农民是有负担的。我记得从一开始，当时一袋白面十五元的时候，按人头，一个人得交四十多元，这里面包括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一袋白面五十元的时候，发展到一个人一年要交一百二十元。
收粮工作是镇村干部们每年都要完成的头等大事，过去老百姓讲我们就是“催粮交款，结扎上环”的，确实是，村干部实在不好当，尽是得罪人的营生。我们先按人头算好各家应交的税款，再将交的粮折成税钱，粮交不够的人家补交钱款。我记得二○○二年时还交过公粮，到了二○○五年就不交了。更重要的是，国家不但不和农民要税钱，反而还要反哺，一开始时一亩地补助五元，现在补到了八九十元，这一出一进的变化，咱农民从中受的益可真不小。
减轻了农民负担，咱老农民的钱包也慢慢地鼓起来了。刚改革开放时，咱村还是生产队时代。大家都是挣工分，男劳力一天算12分，女劳力一天算8分。一年核算下来，最多一个劳力3000分，每个工分八分钱，一年累死累活也就挣二百多块钱。
现在种地都是机械化，而且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一亩地花上二十元，地里就一次性犁好耙好，从机耕到机收，省下了多少劳累，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有了精力外出打工挣钱，收入更多样化了。
能自由地外出打工挣钱，对于农民来说，这可真是一个飞跃。过去一家子里如果出个工人，那村里人羡慕得不得了。现在咱们村里有差不多一半人都在外打工，自己经商的也占一大块，主要是卖水果的，发展得好的在太原都有了水果商店，再下来就是当小工子，搞建筑，一个小工子一天也得200元吧，尽管辛苦些，但细细算算看，一年下来，挣的钱也不少吧。当然，手里有了钱，好多事情都好干多了。比如咱们村好多人一辈子没有出过村，2016年我组织我们村的53个人上了一趟北京，一个老人很感慨，到处跟人讲：“没想到，就咱这八辈子的老农民，也能上北京走走转转了。”
所以，改革开放的这四十年，广大农民都是直接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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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们村迎来的这次大发展，要从发展红色旅游说起。二○○七年，县里的国税局和我们村“结对子”搞帮扶，那阵子我还在村支书任上，当时的局长刘强对我们村的红色历史很感兴趣，具体了解了解放太原战役时，发生在我们村的光荣历史。当时，南面的风格梁上有一场恶战，国共双方伤亡都很大，我们这一带的民兵、百姓都积极参与“支前”，“支前”就是支援前线的意思，他们做饭、送饭、运送武器弹药、挖战壕、救伤员、抬担架，和解放军一起为解放太原城立下了汗马功劳。刘局长觉得这是我们村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就建议可以在村里搞一个“支前”纪念馆，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光荣历史。在他的努力下，店子底村的“支前”纪念馆很快就一点一点建起来了。尽管他后来调到了市里，又到晋城、长治任职，可是还一直关心我们村里的发展，每年有时间就回村里来，还经常打电话询问村里发展的情况。 二○○八年，店子底村当年的“支前”事迹在《山西日报》见报，这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二○○九年是村里发展的一个高峰。市里组织了一次“红歌唱响店子底”的大型活动。当时，有十个红歌团，十辆大巴车到村里，场面很震撼，我记得当时参加的团有山西大学的、黄河少儿的、燎原的、政协的。这一年的四月二十二日，村里举办了解放太原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各级领导都来参加了，县政府领导致辞，还邀请到了二十多个省市书法家，六十多家媒体，场面十分壮观，可能就是从那时候起，咱们店子底村的“支前纪念红色游”就真正传扬出去了。
二○一五年，村里又创意了“再走支前路”活動。当然这个创意最早要追溯到十年前的秋天，当时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郭红拴还在县经贸局工作，我和他谈过这个事，他提出可以在“支前”路上再动些脑筋。后来他到县委党校主持工作后，一直没有忘记这事，来过村里很多次，我们组织了许多村里的老人们回忆当年的情形，记录下许多史料，在二○一五年将这个创意变成现实，当年就在村里建成了县委党校的一个现场教学点，并开始试走“支前”路。
后来我们这个教学点的教学项目逐渐完善，目前已发展成了七个环节，具体说就是：现场讲课———参观支前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重走支前路———平台感悟———吃支前饭———现场唱红歌。平心而论，店子底现在的“支前旅游”工作能搞这么好，县委党校是出了大力的，搞成了学员教学点，这里的人气才越来越旺，每年的五四、七一、国庆这些重大节庆日都是高峰期。节日前后的一个月时间，村里的接待就不断，一天最多来过二十多个团，真是人山人海。咱们村子出名后，平时来的散客也非常多，当然现在交通也方便了，开上小车，从太原上来只要半个小时，来了转一下看一看，也不耽误多少时间。
我主要是参与“重走支前路”这个环节。带游客们一路上山，经过路上的一个小凉亭时，大家停下来歇一歇，我就表演一段自己创作的快板书，名叫《支前路上》，我是这么说的：听听支前教育课，唱唱红色革命歌，走走当年支前路，我们来到旱岭坡。旱岭坡，旱岭坡，旱岭坡上故事多，千万儿女支前去，门板木料运上坡。旱岭坡，旱岭坡，旱岭坡是英雄的坡，十二条骡子拉大炮，大炮炸烂了乌龟的窝。我在这儿还要穿插讲一些当年支前时发生的一些故事，包括我们当时运送1300门大炮上山的场景，这些史料上都有记载。然后再继续说快板：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红旗插到太原城，军民高唱胜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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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解放太原城时，我还没出生，但是我父亲、我爷爷他们老一辈是经历过的，我小时候就常听我母亲讲起支前时候发生的那些故事，老母亲今年八十七岁，还经常念叨过去的事，老人们讲的那些故事我都深深地印在心里了。我的爷爷为解放军带过路，我奶奶护理过伤员，我父亲抬过担架、挖过战壕，我妈妈当时只有十六七岁，也为部队烧水，当时是两个姑娘烧一口锅，帮助部队搞后勤。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支前事业为店子底村留下了一笔取之不尽的宝贵遗产，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当年老一辈人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我们村里搞起支前红色游后，县里每一届的书记、县长都来咱们村，给了村里好多扶持政策。咱们村还来过中央的领导，省里的领导、市里的领导。现在全国、全省有支前光荣史的村子有多多少，要是咱们没有先一步搞起来，别人哪能知道还有店子底这么个村子呀。现在我们店子底有这么多的荣誉，有这么大的发展变化，真是叫人感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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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起来的红色旅游，确实让店子底村得到了巨大的实惠。
最直接的就是村容村貌大变样。交通方面，北山通道修成后，店子底村的交通一下便利了很多。从二○一五年开始，县里多次给村里投资，咱们村的“支前红色游”项目规模不停扩大。在村口，修了红色广场和停车场，在村里，配了两个高标准的旅游厕所，都是水冲式厕所，很漂亮的小木房结构。在“支前”纪念馆旁边新建了红色讲堂，阶梯式结构，容纳二百人听讲没问题，还给配了音响、投影，有了现代化教学用具。还在临街上建了支前市场，村里的人可以在市场上卖自家的农产品，不管是刚采的果子，陈年的咸菜，还是秋收的粮食，小米呀玉米呀豆子呀，好像只要是咱农民的产品，旅游来的人都稀罕，见什么都买，一天赚个一二百块不愁。在“支前”路起点处县里投资建设了“支前农家乐”，解决了客人们吃饭的问题。以前吃“支前”饭是在山上，说是“支前”饭，其实饭菜质量比当年解放军吃的好多了，有一碗杂烩菜，有玉米面窝窝头，有馒头、包子，还有绿豆稀饭，都是管饱吃。但那是在野外，卫生条件实在有限。现在有了“支前农家乐”，可以坐在家里吃，不怕风不怕雨，吃得更干净卫生。
去年秋冬到今年，县里又投资重修了支前纪念馆，我把现在的支前馆叫作第二代，沙盘也上了墙，灯光背景都上了档次。又租了两个院子，扩大了规模，这两处院子也布了展。当时为了租院子，我先动员我的两个兄弟，让他们把不住的空院子拿出来，因为咱是干部，做甚事也得在先。我小舅子的房子也空着，我动员他，他不愿意，为这，他到现在都不理我。我觉得以后他肯定要后悔。
现在村里的旅游建设，县里还在支持，你看戏台跟前还在建设，另外还在和村里人谈租院子的事，准备再扩大几个院子，恢复过去的彭绍辉将军指挥所、战地医院等实景场面。
这是县里给村里硬件的投入，二○一七年春季，县里还给拍了一部四十多分钟的主题电影，叫《支前红流》，再现了当年的支前场景和战争场面，上千人的出场，投资不会小吧，后来到了当年秋季，中央电视台拍的纪录片《解放太原纪实》也开始在村里展播，这些又丰富了村里红色体验的内容。我心里估算了一下，连电影加上这么多硬件建设，县里给店子底保守估计也投了上千万元了，这是县里为村里人办的好事，咱们都记着呢。
当然，村里红色旅游发展壮大，特别是村子的发展改观，主要是近五年以来发生的事，我已经从正职上退了下来，接任的石狗拴书记他们一直在积极联络协调，县委也非常支持。我现在是支委，就是想一心一意支持现在两委的干部们工作，无论是献计献策，还是亲力亲为，都没有二话。就说我当导游吧，带领前来店子底接受红色教育的学员们走“支前”路少说也走了二百五六十趟了，都是实实在在搞服务，尽管说今年七十岁了，但我觉得身体还行，还能为村里的发展服务，觉得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反过来说，现在当村干部的待遇比以前强多了，以往村里给我们“小干部补助”（指村里面副职干部，包括支委，村委）每年四千元，从二○一七年开始，国家增加了转移支付，我们能拿到八千元的补助，很不错了。我另外还负责支前纪念馆的一些日常管理，包括接待团体、讲课等，每年还能领到三千元的补助，待遇确实提高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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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党和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我还是希望村里两委班子能团结一致，借这些好形势好政策，把“支前红色旅游”这个事业发展得更大更好。另外，咱们村虽然小，但我总结有九种文化，除了“支前”文化，还有抗战文化、晋商文化、古建文化、农耕文化、田园文化、民俗文化、轩辕文化、堑沟文化。我最希望的就是能将这些方面的文化能发掘整理出来，让我们村的文化旅游再上一个新台阶，那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也就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