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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公元32年-92年)，字孟坚，扶风(今陕西成阳)人，东汉著名史学家。他继承父亲班彪的遗愿，著述《汉书》，历时二十余年完成初稿，死后由其妹班昭及同郡马续完成《天文志》和八表。《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共百篇，一百二十卷，分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记载自高祖刘邦至王莽二百余年间的历史。是研究西汉历史的重要资料。《艺文志》系据刘向父子的《七略》、《别录》著录而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六略，共收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每种之后有小序，每略之后有总序，分别简述先秦学术思想之源流与演变。
《汉书·艺文志》的结构体系
《汉书·艺文志》是据刘欲《七略》增补、删削而成的。西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奉诏领校秘书，整理群籍。他们不仅遍校图书，而且还给图书分类编目。首创图书分类目录。在校理工作中，刘向汇集众书序录而成《别录》，刘歆将所校之书分类编排而成《七略》。《七略》共把图书分为六类，每一类为一略，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另有《辑略》一篇，总论群书，合称《七略》。六略之下又分种，即大类之下分小类，其中《六艺略》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诸子略》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种；《诗赋略》分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歌诗五种；《兵书略》分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种；《数术略》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种；《方技略》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总计三十八种。每种之下再分列书名、篇数、作者等内容，并作概略的介绍说明。班固将《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改编为《汉书·艺文志》。沿用了《七略》的六分法，把天下图书分为：1.《六艺略》，著录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图书，这些都是儒家经典或与儒家经典有关的著作，它们被安排在最突出的位置，单独为一略，体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家经典在政治上学术上的指导作用。2.《诸子略》，著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著作，西汉去古未远，诸子书保存颇多，而西汉后期虽尊儒学，但对诸家学说基本上还是兼收并蓄的，不像后世那样极端。所以诸子列第二大类。3.《诗赋略》，著录了辞、赋、歌诗等五类文学作品。4.《兵书略》，著录了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类军事文献，包括了战略思想、战术技巧各个方面。5.《数术略》，著录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图书，这里既有天文、历法、数学、物理方面的科学知识。也有荒诞不经的迷信，如占卜吉凶、相宅看风水之类的名堂。6.《方技略》，著录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著作，大体上是医学科学及方士巫术两方面的杂拌。以上六略三十八类，共著录了当时可以看到的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图书。
班同将《七略》重新剪裁、编次，散《七略》中的“辑略”，即关于全书学术源流的综述于其他的六略中，删去各书叙录，门类条例一依《七略》，改写成《艺文志》一卷列入《汉书》，因此，《别录》、《七略》虽然亡于唐末五代，我们今天仍能从《汉书·艺文志》一窥《七略》之遗。《七略》分类体系有较严密的系统性，大纲、子目比较清楚，先分略，再分种，有大类，有小类，同类之书约略以时代之先后为层次，如杂家，虽知孔甲似非黄帝之史，亦列于篇首。余皆以次序列，最后始为汉代之书。在分类技术上，灵活而又巧妙地运用了_按图书内容标准和按图书形式标准进行分类的两种方法，大类下子目的建立，都有一定的分类标准，不是杂乱无章地堆砌。
《汉书·艺文志》音乐文献记载
《六艺略》。其中“乐”类共有六家，六家中的《乐记》有大约一半篇幅流传至今，构成《礼记》的一篇，并被收为《史记·乐书》，历来受到重视。“乐”类中的《雅歌诗》和《雅琴》则已散佚。“乐类”首先罗列六部著作：《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雅歌诗》四篇、《雅琴赵氏》七篇、《雅琴师氏》八篇、《雅琴龙氏》九十九篇，随后撰小序如下：《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这段小序在简要回顾古代雅乐的情况后，着重地叙述汉代主要乐类著作的来源，揭示其流变经过，辨析其版本的异同，使读者对当时政府大规模的求书运动及求得的乐类著作有了一个概貌性的了解。
《诸子略》。从先秦到汉初的这十种学术思想派别，历史上通称“十家”，不计小说家时又称“九流”——“九流十家”之称源于此。其中儒、道、墨三家的音乐思想历来受到重视；其他法、杂等家也有涉及音乐的。
《诗赋略》。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五种。古代诗赋常和音乐有关，其中有的入乐，有的原来入乐而后脱离音乐成为独立的文学品种，也有的虽不入乐但富于音乐性。《诗赋略》所载作者或连同其作品有的时而见于今人古代音樂史等著作。如屈原的楚辞等。所载“(汉)高祖歌诗二篇”，或包括著名的《大风歌》，是可以歌唱的，属楚声，见《史记·高祖本纪》。《诗赋略》之尾载有吴、楚、燕、代、齐、郑、洛阳、河南等各地“歌诗”。以及和“歌诗”相对应的“歌声曲折”或“歌诗声曲折”。现代音乐史学者大多认为，“声曲折”的原貌虽已散佚不可考，但其为古代乐谱无可怀疑。有些学者还把这一记载和宗教音乐、少数民族音乐的某些传世记谱法联系起来研究。如道教“步虚”曲线形乐谱、西藏佛教寺院的“央移”曲线形乐谱等。
《兵书略》。阴阳家名下载有“师旷八篇”(佚)。师旷是春秋时期晋国的有名乐师。据《左传·襄公十八年》载，师旷“歌南风。南风不竞”，从而判断楚国兴兵必然无功。所谓“歌南风”的“歌”据晋代杜预注，是指吹律。由此可见，先秦对音乐功能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吹律管可以预测军事吉凶。这种观念又见于《史记·律书》。所以，古人认为音律与军事成败有关。
《数术略》。包括天文、历法的篇目，在五行家部分甚至还直接把五行、五星和律 历之数联系起来。在古代，天文律历合一的思想由来久远，延续漫长，十分明显。
《方技略》。由于联系到阴阳五行、度量权衡等等，有时也会联系到方技书目，如明末朱载堉的《律学新说》的某些篇章。
《汉书·艺文志》的训诂
《汉书·艺文志》所载图书目录，有“诗赋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关于“歌诗”，其序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如：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即称为“声曲折”，可以看做与“歌诗”(文字)对应的乐谱。但是在音乐界——也只在音乐界。却又认为这乐谱形式(符号)类似于极晚出现的道藏《玉音法事》中所记的弯弯曲曲的线条，是所谓“曲折谱”。刘再生先生曾作文力辨其非，追本溯源，梳理流变，否定了声曲折是曲折谱的说法。音乐是时间艺术，旋律无形可象。看不见，摸不着，古人只能用可见的曲折形来形容旋律的高低变化，并用以指称旋律，成为名词。“曲”是很早即见这样使用的词，而且一直沿用到现在。“折”如此使用没有“曲”普遍，时间也不如“曲”长久，但在汉魏晋宋之际，还是可以看到的。“曲”和“折”用在旋律上意思相同，故单让使用和复合使用并无内涵的区别，用今语解释，“曲”、“折”、“曲折”都是曲调的意思。阮籍著名的《乐论》，有“雅颂有分，故人神不杂；节会有数，故曲折不乱”句，“曲折”即为曲调。“声曲折”在“曲折”前加“声”字限定。强调不是指其他的“曲折”，而是“声”的“曲折”。“声”的训释按理应泛指乐声(五声、七声)，但这里似乎存在一种语词的习惯使用法，即单指“歌声”。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请观千周乐。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晋·杜预注：“此皆各依其本国歌所常用声曲。”(《十三经注琉》第2006页，中华书局，1980年10月出版)又《魏书·乐志》：“至于谣俗、四夷杂歌。但记其声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魏书·乐志》第284页，中华书局点校本)这些“曲”、“折”前面所加限定词“声”字，皆指歌声。因此，“声曲折”译成今语，就是歌曲的曲调。所以“声曲折”本身并不存在“曲譜”的含意，只是在确实可信所记录的内容是“声曲折”(或“声曲”、“声折”、“曲折”)时，才能断定那是曲谱。《汉书·艺文志》里的“声曲折”之所以是曲谱，就是因为从书名可知书巾内容是“声曲折”，即歌曲的曲调——记录曲调的，自然是曲谱了。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至今一直是而且将来仍将是认识中国古代音乐面貌的主要依凭，但只有经过正确阐释的古代文献，才能告诉人们历史的真实。
《汉书·艺文志》的结构体系
《汉书·艺文志》是据刘欲《七略》增补、删削而成的。西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奉诏领校秘书，整理群籍。他们不仅遍校图书，而且还给图书分类编目。首创图书分类目录。在校理工作中，刘向汇集众书序录而成《别录》，刘歆将所校之书分类编排而成《七略》。《七略》共把图书分为六类，每一类为一略，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另有《辑略》一篇，总论群书，合称《七略》。六略之下又分种，即大类之下分小类，其中《六艺略》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诸子略》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种；《诗赋略》分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歌诗五种；《兵书略》分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种；《数术略》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种；《方技略》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总计三十八种。每种之下再分列书名、篇数、作者等内容，并作概略的介绍说明。班固将《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改编为《汉书·艺文志》。沿用了《七略》的六分法，把天下图书分为：1.《六艺略》，著录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图书，这些都是儒家经典或与儒家经典有关的著作，它们被安排在最突出的位置，单独为一略，体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家经典在政治上学术上的指导作用。2.《诸子略》，著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著作，西汉去古未远，诸子书保存颇多，而西汉后期虽尊儒学，但对诸家学说基本上还是兼收并蓄的，不像后世那样极端。所以诸子列第二大类。3.《诗赋略》，著录了辞、赋、歌诗等五类文学作品。4.《兵书略》，著录了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类军事文献，包括了战略思想、战术技巧各个方面。5.《数术略》，著录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图书，这里既有天文、历法、数学、物理方面的科学知识。也有荒诞不经的迷信，如占卜吉凶、相宅看风水之类的名堂。6.《方技略》，著录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著作，大体上是医学科学及方士巫术两方面的杂拌。以上六略三十八类，共著录了当时可以看到的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图书。
班同将《七略》重新剪裁、编次，散《七略》中的“辑略”，即关于全书学术源流的综述于其他的六略中，删去各书叙录，门类条例一依《七略》，改写成《艺文志》一卷列入《汉书》，因此，《别录》、《七略》虽然亡于唐末五代，我们今天仍能从《汉书·艺文志》一窥《七略》之遗。《七略》分类体系有较严密的系统性，大纲、子目比较清楚，先分略，再分种，有大类，有小类，同类之书约略以时代之先后为层次，如杂家，虽知孔甲似非黄帝之史，亦列于篇首。余皆以次序列，最后始为汉代之书。在分类技术上，灵活而又巧妙地运用了_按图书内容标准和按图书形式标准进行分类的两种方法，大类下子目的建立，都有一定的分类标准，不是杂乱无章地堆砌。
《汉书·艺文志》音乐文献记载
《六艺略》。其中“乐”类共有六家，六家中的《乐记》有大约一半篇幅流传至今，构成《礼记》的一篇，并被收为《史记·乐书》，历来受到重视。“乐”类中的《雅歌诗》和《雅琴》则已散佚。“乐类”首先罗列六部著作：《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雅歌诗》四篇、《雅琴赵氏》七篇、《雅琴师氏》八篇、《雅琴龙氏》九十九篇，随后撰小序如下：《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这段小序在简要回顾古代雅乐的情况后，着重地叙述汉代主要乐类著作的来源，揭示其流变经过，辨析其版本的异同，使读者对当时政府大规模的求书运动及求得的乐类著作有了一个概貌性的了解。
《诸子略》。从先秦到汉初的这十种学术思想派别，历史上通称“十家”，不计小说家时又称“九流”——“九流十家”之称源于此。其中儒、道、墨三家的音乐思想历来受到重视；其他法、杂等家也有涉及音乐的。
《诗赋略》。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五种。古代诗赋常和音乐有关，其中有的入乐，有的原来入乐而后脱离音乐成为独立的文学品种，也有的虽不入乐但富于音乐性。《诗赋略》所载作者或连同其作品有的时而见于今人古代音樂史等著作。如屈原的楚辞等。所载“(汉)高祖歌诗二篇”，或包括著名的《大风歌》，是可以歌唱的，属楚声，见《史记·高祖本纪》。《诗赋略》之尾载有吴、楚、燕、代、齐、郑、洛阳、河南等各地“歌诗”。以及和“歌诗”相对应的“歌声曲折”或“歌诗声曲折”。现代音乐史学者大多认为，“声曲折”的原貌虽已散佚不可考，但其为古代乐谱无可怀疑。有些学者还把这一记载和宗教音乐、少数民族音乐的某些传世记谱法联系起来研究。如道教“步虚”曲线形乐谱、西藏佛教寺院的“央移”曲线形乐谱等。
《兵书略》。阴阳家名下载有“师旷八篇”(佚)。师旷是春秋时期晋国的有名乐师。据《左传·襄公十八年》载，师旷“歌南风。南风不竞”，从而判断楚国兴兵必然无功。所谓“歌南风”的“歌”据晋代杜预注，是指吹律。由此可见，先秦对音乐功能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吹律管可以预测军事吉凶。这种观念又见于《史记·律书》。所以，古人认为音律与军事成败有关。
《数术略》。包括天文、历法的篇目，在五行家部分甚至还直接把五行、五星和律 历之数联系起来。在古代，天文律历合一的思想由来久远，延续漫长，十分明显。
《方技略》。由于联系到阴阳五行、度量权衡等等，有时也会联系到方技书目，如明末朱载堉的《律学新说》的某些篇章。
《汉书·艺文志》的训诂
《汉书·艺文志》所载图书目录，有“诗赋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关于“歌诗”，其序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如：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即称为“声曲折”，可以看做与“歌诗”(文字)对应的乐谱。但是在音乐界——也只在音乐界。却又认为这乐谱形式(符号)类似于极晚出现的道藏《玉音法事》中所记的弯弯曲曲的线条，是所谓“曲折谱”。刘再生先生曾作文力辨其非，追本溯源，梳理流变，否定了声曲折是曲折谱的说法。音乐是时间艺术，旋律无形可象。看不见，摸不着，古人只能用可见的曲折形来形容旋律的高低变化，并用以指称旋律，成为名词。“曲”是很早即见这样使用的词，而且一直沿用到现在。“折”如此使用没有“曲”普遍，时间也不如“曲”长久，但在汉魏晋宋之际，还是可以看到的。“曲”和“折”用在旋律上意思相同，故单让使用和复合使用并无内涵的区别，用今语解释，“曲”、“折”、“曲折”都是曲调的意思。阮籍著名的《乐论》，有“雅颂有分，故人神不杂；节会有数，故曲折不乱”句，“曲折”即为曲调。“声曲折”在“曲折”前加“声”字限定。强调不是指其他的“曲折”，而是“声”的“曲折”。“声”的训释按理应泛指乐声(五声、七声)，但这里似乎存在一种语词的习惯使用法，即单指“歌声”。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请观千周乐。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晋·杜预注：“此皆各依其本国歌所常用声曲。”(《十三经注琉》第2006页，中华书局，1980年10月出版)又《魏书·乐志》：“至于谣俗、四夷杂歌。但记其声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魏书·乐志》第284页，中华书局点校本)这些“曲”、“折”前面所加限定词“声”字，皆指歌声。因此，“声曲折”译成今语，就是歌曲的曲调。所以“声曲折”本身并不存在“曲譜”的含意，只是在确实可信所记录的内容是“声曲折”(或“声曲”、“声折”、“曲折”)时，才能断定那是曲谱。《汉书·艺文志》里的“声曲折”之所以是曲谱，就是因为从书名可知书巾内容是“声曲折”，即歌曲的曲调——记录曲调的，自然是曲谱了。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至今一直是而且将来仍将是认识中国古代音乐面貌的主要依凭，但只有经过正确阐释的古代文献，才能告诉人们历史的真实。